3.2　西方历史和文化维度中的工匠精神

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社会，工匠精神的产生都离不开手工业的发展。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技艺经验是工匠精神产生的技术基础。追溯西方工匠精神的基因，可以从回归西方文化的源头开始。在西方文化中，德语用handwerk指代匠人的劳动，法语则是使用artisanal，工匠（artisan）一词的本义源自拉丁语中的“ars”，意为“聚拢、捏合和进行塑形”的体力劳动，后来慢慢演变为“技能、技巧、技艺”的意思，英语中craft的含义更加广泛，由此可见匠艺的内涵随着劳动形式的拓展而逐渐丰富。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工匠精神的形成发展是人们对工匠劳动观念认知不断解放、工匠劳动价值评价不断提高以及工匠传统影响不断外化的历史渐进过程（李宏伟、别应龙，2015）。

3.2.1　工匠精神的思想文化基础

在古希腊神话中，工匠神赫菲斯托斯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火神、雕刻艺术之神与手艺异常高超的铁匠之神，作为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中的一员，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向赫菲斯托斯致敬的荷马式诗歌流露出对匠人的歌颂，“他跟随眼睛明亮的雅典娜，把各种匠艺传遍全世界”（赫西奥德，《荷马式诗歌及荷马学》，第447页）。总体来说，西方早期的工匠精神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追求美的观念（熊璐，2018）。

古希腊人相信工匠的价值与精神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技能也理应代代相传。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人们认为物质产品是有生命周期的，会腐朽、衰败，哲学和理论则能相对葆有永恒的生命。人们的关注点逐渐向后者转移，开始逐渐鄙夷劳动，不再对匠人怀有敬意，工匠们的地位逐渐降低。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1933）中提到，“在各个行业，设计师比工匠更值得尊敬，他们懂得更多，也更为聪明……”在中世纪，工匠的地位虽然处于奴隶劳动级别体系的最高级，但其社会地位没有实质的改变。

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的先驱者马丁·路德提出的“天职”（calling）概念改变了传统教义对于劳动价值与工作伦理的认识，让人们认为参加劳动是服从上帝的一种自然表现，并能加强对上帝的忠诚。对于工匠们来说，劳作是一种满怀虔诚、敬畏之心的自我拯救（马克斯·韦伯，2010），他们在劳作中越发地耐心和细致，把提高技艺水平当做是对上帝忠诚度的一种展现。经过宗教改革对整个社会的思想洗礼，劳动不再有高低贵贱之分，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文艺复兴的三杰为代表的一些大师巨匠在这一时期横空出世，工匠开始成为“艺术家”，宗教改革所引发的劳动理念变化使工匠群体的地位从根本上得到了提高，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马克斯·韦伯，2010）。

3.2.2　行会制度下工匠精神的发展

从 12 世纪上半叶起，“由许多独立作坊组成的联盟”（罗伯特·洛佩斯，1971），即最初的行会逐步建立起来，成为按行业划分的手工业工匠的集合（李宏伟，2015）。手工作坊作为匠人们从事生产的空间，是封建社会城市中手工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在作坊里，掌握技能与经验的师傅是制定标准和指导训练的人，他们传授匠艺，并决定学徒或见习工如何擢升。而行会的宗旨则是维护技术标准、保护手工艺人免受技术变化的影响并保护他们免受封建制度过重的压榨（《中世纪劳动史》，第96页）。

在中世纪的行会中，由师傅、见习工和学徒组成的三层等级结构体现了师傅的权威与严格的晋升制度。学徒经过7年左右的学习，在顺利通过考核以后才能变为见习工，之后再经过5到10年的时间，去各地的师傅手下学习、提高技艺，直到能拿出一部体现其水平的作品，才能被认可并升级为师傅。知识输送是行会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据资料显示，14世纪的欧洲，在布鲁日到威尼斯一带的作坊里，子承父业的大约只占一半；到了16世纪，这个比例进一步下降，大约只有1/10（桑内特）。在这些中世纪的作坊里，职业的荣誉大于爱，技能的传授成为根本，他们想方设法将他们的匠艺传给下一代，并因此使技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此同时，手工业行会的成立促进了行业内的技术分工，明确了行业内的技术标准、工艺流程与成品质量，这些都大幅度推动了工匠们技艺水平的提高，并使工匠们逐渐养成了精益求精、以质取胜的理念。行会制度的实施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工匠精神由内在向外化转变提供了社会动因（李宏伟、别应龙，2015），对技艺专注、对产品负责、对职业忠诚的工匠精神也基本形成。此后，西方社会传统的工匠精神逐渐发展演化为两类主要的风格代表，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更擅长科技和制度创新的工匠精神，另一类是以德国为代表的以精益求精为突出表现的工匠精神。

3.2.3　工业革命浪潮中的工匠精神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以科学知识武装的自然哲学家、实验主义者，逐渐成为技术革新的主力军，同时由于机器的便捷、高效、低价，资本家们纷纷选择了机械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工匠们被迫走出作坊，变成工场车间流水线上的计时计件工，工匠这一群体逐步衰落，与此对应，以此为基础的工匠精神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落。直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生产技术和市场需求日新月异，柔性制造模式逐渐取代刚性制造模式，对工人的创新素养和专业素质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契合了工匠精神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理念，工匠精神又重新走向复兴的舞台。

贝尔纳·斯蒂格勒（1999）在《技术与时间》中提到，虽然现代化大机器的投入使产品批量生产成为常态，但并没有抹杀人的价值，反而更加凸显了技术背后人的重要性。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拥有信仰的技术才能产生真正的生产力与创造力，工匠精神的价值弥足珍贵。

总的来说，西方社会对于技术劳动一直抱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态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物质文明的繁荣；另一方面，对所谓“劳动之兽”，即一种只满足于不断完善工作，只想把工作做好的状态的畏惧始终存在。作为一位实用主义者，理查德·桑内特在《匠人》一书中提到要调和两者的关系，即要强调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对工匠精神而言，则要在“为了把事情做好而做好”的欲望之中找到间歇，去思考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只有这样，工匠们才不会在自己的技艺中迷失，进而实现工匠精神的发展。 hO9qc9sAFrWdmVmd+leKUy0TAq1i5/dwriohXLx8Wh2JXfh1SMyGj7CqkTe3SA7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