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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选题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扶植汪伪政权的决策过程，也简单论及同时期日本侵华的宏观战略及其政治变化。本书以战时日本中央政策文件为中心，论述日本对汪政策形成与演变的背景，以及围绕对汪政策产生的博弈与论争。
汪伪政权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扶植成立的最重要的伪政权，也是日本侵华政策的重要载体。对日汪关系的研究，其偏重点往往在于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分析日汪间的协定、条约等，探讨日本通过汪伪政权对侵略权益的确认，与占领区经济、文化政策等。而笔者在查找史料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如下几点：
一、作为在全面抗战期间被日本“承认”的“中国中央政权”，汪伪政权的相关资料，在日本较为丰富，其中有相当部分，尚未得到充分的利用。
二、日本的对汪政策，并非一成不变，与之相反，在短短的数年中，日本对汪政策屡有反复，变动激烈，这说明日本的侵华大方向虽然是统一而确定的，但在具体操作层面，是有分歧与变动的。
三、在日本的相关史料中，对照公开舆论报道、档案文献、当事人记录等不同方面的史料，发现对事件的立场与记录，往往是不尽相同的，甚至会出现矛盾之处。考察这种矛盾出现的原因，以及其背后的动机，相信有助于揭示日本对汪政策演变的深层原因。
四、对比日本不同部门的相关档案，可以发现其在对汪政策的立场上存在不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各自利益的不同，其博弈还较为激烈。如果不考虑这些会直接影响日本对汪政策的变数，就很难解释日本对汪政策演变的原因。
五、即便是同一份文件，其草案与定案往往也有着较大的区别，要深入研究日本当局的决策背景，也要倒推各方案定案之前，各不同相关方提出的不同草案，了解各方的态度。
综合这些要素，笔者认为要考察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政策，仍然有着较大的研究空间，而文献中的矛盾之处，与其演变的深层原因，也激发了笔者的关注和兴趣。在日本访学期间，除了收集相关史料，也了解到中日两国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也进一步促使笔者希望能在站稳反侵略立场的前提下，通过分析日本文本资料，结合相关研究，考察日本对汪伪政权政策的主体思路及其发展演变的来龙去脉。
日本对汪政策，乃至对华政策的演变，经过了多次反复。日本在确定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决心在占领区扶植傀儡政权作为中国“新中央政府”后，很快又全面发动对国民政府的政治诱降工作。在成功诱使汪精卫投日后，日本又对汪精卫暂时“冷遇”；而确定了扶植汪伪政权的方针后，又再次迁延汪伪政权的成立及对其的“承认”事宜。在不同的内外形势下，日本对汪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变化，具有波浪式推进的特征。
综上所述，日本对汪伪政权的政策，事关多种因素，本研究希望讨论的内容是：一、概括日本不同阶段对汪政策的主要特征；二、挖掘影响日本对汪政策的因素和线索；三、分析日本对汪政策演变过程，探讨其深层原因和影响。本文还希望，能够从日本对汪政策的角度，考察其背后日本侵华的整体战略与不同部门在政策上的博弈，并尽可能地探讨史实细节的准确性，希望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国内对全面抗战期间日本对汪政策的研究，始自汪精卫投敌之后，多为对汪伪政权的批判性讨论。
然而，由于当时难以接触到日本决策文件的现实条件，以及强烈的政治倾向性的影响，相关研究落脚点多在汪伪政权本身，而系统性地考察日本的对汪政策的研究有所欠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汪伪政权的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繁荣。1986年5月，在北京召开了中日学者共同参加的“第一次汪伪政府问题学术研讨会”。1987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又编纂了《汪精卫汉奸政权的兴亡——汪伪政权研究史论集》，收集、总结了当时对汪伪政权的研究状况。
对汪伪政权的一个研究重点，是对汪伪政权相关人物的研究。尤其对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汪伪政权的首脑人物，对其投敌动机和具体行为的考证较多，传记文学的色彩相对较浓。
还有一部分研究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对占领区的经济状况进行了考察。
对汪伪政权从宏观角度的考察相对较少，但近年来以《汪伪政权全史》为代表，涌现了一批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
国内对汪伪政权的相关研究，与伪政权的建立过程与相关人物，以及沦陷区的经济、教育等内容，成果较多
，但对汪伪政权政治、军事方面的研究，仍然相对薄弱。相较于对汪伪政权的研究，国内对日本对汪决策的研究成果相对更为有限。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著作中，多数将研究重心放在日本长期的、整体的侵华政策上。
我国台湾地区收藏的民国时期档案资料较多，对汪伪政权史的实证研究，却起步相对较晚。较早的研究包括1980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吴学诚的硕士学位论文《汪伪政府与日本关系之研究》和1990年同校邵铭煌的博士论文《汪伪政府的建立和覆亡》。近年以来，围绕着“汉奸”问题，台湾地区学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日本对汪伪政权政策的系统性研究，据笔者目前所知还几乎付诸阙如。而对日汪关系的研究，主要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研究落脚点在汪伪政权方面，使用中文资料较多，使用日文资料相对较少。其次，对相关人物的行动研究较多，对其背后的政策因素，尤其是政策原件研究较少。最后，多数立足于日本侵华史的角度强调其侵略本质与结果，对其政策的演变过程与决策背景，研究尚未深入。
研究日本对汪政策，不能不关注日本学界。
日本学界对日本对汪政策的研究相对较早，在战时，对汪政策作为日本国家政策一部分，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虽然当时大部分的相关内容主要是报道及宣传，但部分如《外交时报》等研究性杂志中，也有不少就日本对汪政策的分析和解读，具有研究的性质。而一些战时出版的著作，如米内山庸夫的《支那的现实和理想》，也综合当时的战争形势来分析汪伪政权对日本的意义。
永松浅造的《新中华民国》从汪伪政权的角度出发，总结了汪伪政权外交、内政的概况等。
松本仓吉的《支那的新姿》将“和平支那”和“抗战支那”进行比较，讨论汪伪政府的发展办法。
相关著作宣传意味极强，但也包含部分对日汪关系、汪伪政府的分析。
在战后初期，不少对汪政策的当事人结合自身的亲身经历，根据对汪政策的文件、战后公开的相关史料等，围绕着政策得失进行探讨，兼有资料与研究的属性。
同时具有这种属性的，还有收录了大量文献资料的《战史丛书》。1966年至1980年，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纂了共102卷的《战史丛书》，基本涵盖了日军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的决策及其背景、过程，其中也包括对汪政策。
日本学界对日汪关系的关注重点，集中在对汪精卫及汪伪政权的评价上，很多研究倾向于将汪精卫塑造为悲剧人物。
日本学界彻底否定汪精卫的研究较少，对汉奸审判也多寄予相当同情。
古厩忠夫的《日中战争与我·上海》，则从日本对占领区政策的角度，主张汪伪政府自成立起，先天就是注定要为日军的战争体制所用。
就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的目的，日本学界一个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日本扶植汪伪政权是无法从中国脱身的权宜之计，在一开始，日本方面就很了解汪伪政权的孱弱，对其并未寄予太多期望。波多野澄雄的《大东亚战争的时代》一书中，提及汪精卫集团未能如愿占据中国西南，军部对其前途并不看好，而日本政府因其“不具有强力政府的品格”，而迟迟不愿对其正式“承认”。
波多野澄雄编的《太平洋战争》中的研究认为，日本为从中国战场脱身，寻求了3个办法：和平工作、扶植傀儡政权、南进。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的目的，在于让其获取力量，但一直没有成功，所以扶植汪伪政权的意义没能实现，并因此最终试图放弃汪伪政权，来进行“重庆工作”。
而在日学者刘杰的《日中战争下的外交》一书，也从日本侵华外交政策的角度，论及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着眼于对国民政府施加压力的动机。
也有观点认为，日本扶植汪伪政权的前后目的是不一致的，开始是作为结束战争的“和平工作”的一部分，后来转变为扶植在占领地的代理人。如户部良一的《支那事变和平工作的群像》，主要对日本进行的对华“和平工作”进行了剖析，认为汪工作原本作为“和平工作”，主要被寄予了结束战争的期望，但最终被迫失去了“和平工作”的意义，蜕变成了占领区内的“新政权”成立工作。
此外，也有非主流的意见认为，扶植汪伪政权，是尾崎秀实根据苏联意愿，通过近卫文麿来暗中推动的，诱使汪精卫出来组织傀儡政府，就可以迫使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堵死和谈道路，这样造成日本的最终战败和革命潮流的到来。
当然，日本学界还有大量著作，仅将日本的对汪政策，作为史实进行概要的总结，如上村伸一的《日本外交史·日华事变》简述了日本“和平工作”的失败、对占领地的“开发”、傀儡政权的树立，汪为中心的“和平派”的接触，汪的出逃和访日这一过程。
这样的叙事方式虽然相对平实客观，但多以某一方面的通史为主题，并非日本对汪政策的专著。
总而言之，日本学界对日本对汪政策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研究的态度上，对于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辩护多于谴责，对于汪伪政权，则同情多于批判，很多关于日汪关系的专著，都有着明显同情汪伪政权的立场倾向；二是在研究的范畴上，基本可分为研究汪伪政权本身与研究日本对华政策两个方面，前者多将重点集中在汪伪政权方面，对日本对汪政策的形成过程涉猎较少，后者则多着墨于日本整体的对华乃至对外政策，日本对汪政策仅为其中一部分而已，融合日汪双方的研究较少；三是在研究的方法上，多集中对政策结果的考察，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方面的博弈、政策相关文本的变化，即日本对汪政策的演变过程，仍然少有研究。
在欧美学界，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开始探讨战时傀儡政权的问题。
欧美学界近年来，对沦陷区的相关研究逐渐走向繁荣，但数量仍相对较少，其中也包括从外交史和政治史的角度研究沦陷区的傀儡政权。
在欧美的研究中，入江昭编纂的《中国人与日本人》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在这一部论文集“出版之后10年，西方几乎没有出现探讨沦陷区内的经验或者傀儡政权的重要著作”。
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学界对伪政权的研究，也开始迅速发展。在普遍肯定沦陷区研究价值的前提下，欧美学界的成果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偏重政治、外交史，将论述重点放在战时中日间的“和平工作”与傀儡政权，即“调解工作”与“合作政治”上；
[1]
另一类则倾向于社会史和文化史，研讨沦陷区的地方经验。
[2]
此外，美国学者王克文的《汪精卫、国民党、南京政权》，对研究汪精卫个人有所偏重，也在欧美学界有较大影响。
综上所述，目前对汪伪政权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对其政治史、外交史的研究，还有进一步加强的空间。而日本对汪政策的相关研究，重心仍集中在日本侵略史的角度，研究相对概略，就日本对汪政策的形成及演变的决策背景，从政治史角度进行的系统研究仍然相对不足，本书希望能对此有所补足。
本书以抗战期间日本对汪政策的政治、外交、军事档案为基本史料，结合当事人回忆及媒体材料等，拟按照时间顺序，围绕汪伪政权的成立和发展，考察日本对汪政策的演变过程，并希望进一步探讨日本对华的战争战略和政治策略。
本书希望在结论中，分析日本对汪政策演变过程的特点，通过日本对汪政策的多次变化，总结其演变的规律和内在的矛盾。并试图分析日本扶植伪政权在其对华战略中的位置和影响。
长期以来，抗战研究的重心在中共敌后战场，后来对国民政府正面战场的研究逐渐增多，近年来，对汪伪政府等傀儡政权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然而，多数相关研究仍着眼于傀儡政权本身、日本的侵略本质和侵华措施上，对其中央战略决策过程的研究有限。针对这种情况，本研究试图立足于日本当局决策的变化过程，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本研究尽可能地立足于外交、政治、军事档案等一手史料，以历史事件为锚点，倒推日本对汪政策最终形成前，各部门利益的差异、不同意见的博弈、不同方案的调整，来寻找其对汪政策变化过程的脉络。
二、在政策文件之外，本研究努力搜集当事人的个人资料，与其所作决策进行对比，从而了解其决策的考量，与多元的决策主体博弈的均衡点。
三、在不脱离日本对汪政策主线的前提下，本研究着力考察在日本对汪政策中，国际形势、日军总体侵华战略、日本对“重庆工作”等因素所产生的影响。
四、本研究试图综合运用部分媒体素材，利用日本社会舆论在对汪政策上的态度，从侧面考察日本对汪政策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反响。
五、本研究的时间段主要选择在中日进入战略对峙阶段后，政治外交上相对“常态化”的时期，对此，现有的相关研究尚不充足。本研究计划从日本整体对华政策角度，分析其诱使汪精卫投敌、成立汪伪政府的决策过程。
六、在日本对汪政策中，存在着多种矛盾。日本要扶植壮大汪伪政府，使其具有更广泛的合法性与权力，与加强对占领区掠夺，获取更大侵华权益，这是一对矛盾。日本要诱降重庆国民政府，与扶植、“承认”汪伪政府，这也是一对矛盾。在日本内部，日军要以满足战争需要为优先，重视战略、“谋略”等能在短期内迅速影响战争局势的手段，而外务省等政府部门长期侵略效益，强调政治、外交，这两种不同的倾向，也是一对日本决策中的内在矛盾。而日本当局内部，围绕“外政”和“外交”的矛盾，实质上是军部及其控制的兴亚院等部门，与外务省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这一系列矛盾，都影响着日本的对汪政策，在肯定日本当局内部对侵华大目标的一致性的前提下，本研究希望能从对这些矛盾的考察中，寻找日本对汪政策变化的线索。
本书采用传统文献史学的研究方法，注重综合档案、媒体材料和当事人的回忆等文本，结合历史情境，对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进行分析与解读。由于本书主要考察的是日本对汪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其演变，所使用资料以日文资料为主。
本书所使用的史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档案。
档案是本书立论的主要依据，本书主要以日本相关档案文件内容的变化，梳理日本对汪政策的推移线索。
1．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务省的战时资料得以公开，本文所利用的部分主要包括：与对汪政策相关的日本国策性文件，外务省自身的政策性文件，外务省与驻外使领馆的往来电报、与军部的往来文件等。据笔者同外交史料馆方面确认，日本处理对汪政策的重要机关大东亚省及其前身兴亚院，由于战后相关机构的撤除，其档案文件亦大部散失，仅存小部分保留于外交史料馆等机构。
2. 国立公文书馆。国立公文书馆收藏了日汪条约及其相关文件，汪精卫访日的礼仪性安排等档案。
3. 防卫省防卫研修所战史研究室。防卫省主要保存了战时日军的档案，与对汪政策相关的，包括御前会议及大本营的决策文件、中国派遣军相关文件、日军往来电报与情报，以及部分兴亚院文件等。
以上3处档案资料，多数已经在亚洲资料中心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可网络查阅。
4. 东洋文库。东洋文库除了向社会收购的54卷汪伪大使馆档案，与汪伪政权相关的一手档案相对较少，多为宣传出版物。
与汪伪政权有关的，还有偕行文库保留的日军各部队战史、国立国会图书馆的保存的侵华战争相关地图、图表等，与对汪决策有关的相对较少。
此外，一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也保留了部分文件资料。如重光葵保存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记录，参谋本部作战课井本熊男的作战日志，还有木户幸一、杉山元、小川平吉等人，均藏有部分档案资料，在战后得以出版。
在中国保存的汪伪政权资料，主要集中在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台北“国史馆”，其整理、出版的数量仍相对较少，关于日本对汪政策决策者，更几乎付诸阙如。相关资料例如复旦大学历史系黄美真、余子道等主编的“汪伪政权史资料选编”，包括《汪精卫集团投敌》《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国民政府“清乡”运动》等，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日伪政权与沦陷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之“抗日战争”第6卷），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的《汪伪政权》《日汪的清乡》等。
二、日记、自传、回忆录等资料。
即当事人留下的记录事件的文字资料。就制定对汪政策问题，从事“汪工作”的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田尻爱义、堀内干城，中央决策层的重光葵、近卫文麿、青木一男、东乡茂德、木户幸一等各相关人物的回忆录、日记、手记等各类文字资料，以及《周佛海日记》等，这也是本书与档案记录相对照，参考和引用的对象。
三、各类出版物。
日本东京大学与国立国会图书馆，藏有数量较大的媒体出版资料。本书所使用的部分，包括《朝日新闻》《外交时报》《改造》《文艺春秋》等。
[1]
David P. Barrett and Larry N. Shyu.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Timothy Brook， Collaboration：Japanese Agents and Local Elites in Wartime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John H.Bolye， China and Japan War 1937-1945：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2]
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arks M.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