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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是提升发展质量和创新能力的区域根基，也是稳固国内循环重要地位、增强在国际循环中带动能力的硬核支撑。江苏作为民族工业发祥地，其制造业规模、利润多年稳居全国首位，产业门类较为齐全、配套体系相对完备、集群发展特色鲜明、两化融合程度较高、开放载体不断完善，是我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条件最为成熟、需求最为迫切的地区之一。
“十三五”时期以来，江苏先后出台了《中国制造2025江苏行动纲要》《关于推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江苏省“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等系列文件，先进制造业发展迎来省市密集部署、相关支撑政策酝酿出台的窗口期，其局已开、其势已成、其兴可待。但对标“制造强省”和“世界级产业集群”的建设目标和要求依然任重道远，国内领先优势正逐渐削弱，亟需发掘更大的突破空间和增长潜力。为此，江苏“十四五”规划纲要再次提出全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战略部署。因此，在面对新冠疫情、经济下行、贸易摩擦、技术封锁、产业挤压等各种风险挑战时，江苏如何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下好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这招先手棋，打好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场主动仗，守正出新、行稳致远，为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江苏样板、贡献江苏力量，这既是江苏“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的实践选择，也是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新篇章的必由之路。
江苏制造业门类齐全，规模总量连续9年稳居全国第一，产值约占全国1/8、全球3%左右。世界500强企业有380多家落户江苏，高新技术企业超过3.2万家，年营业收入超百亿元工业企业148家（超千亿元企业12家），全国1/5以上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来自“江苏制造”。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和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分别达104家、113家，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374家。据赛迪研究院发布的《先进制造业百强市（2021）》，江苏13个地市全部上榜（全国唯一），其中苏州、南京入围前10，无锡、常州和南通入围前20。据《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2021）》显示，2021年先进制造业百强园区遍及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江苏省独占23席，占比接近1/4。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比重持续上升，多个细分行业发展水平领先全国。13个重点培育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物联网、高端纺织、集成电路、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节能环保、汽车及零部件（含新能源汽车）8个行业规模居全国第一（其中高端纺织集群规模超万亿元），前沿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高端装备、核心信息技术、新型显示5个集群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节能环保产业占全国比重达25%，光伏产业占全国比重近50%，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占全国市场份额超过30%。
江苏经济最大的资源是创新资源。2019年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44.4%，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0.6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接近2%，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专利申请/授权数量多年居全国前列，国家创新型园区数量、承担国家工业强基项目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2家（仅次于北京，占全国1/8），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17个）、国家级孵化器数量、面积及在孵企业数量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近年来，围绕网络通信与安全、材料科学、深海技术科学等优势领域，我省先后布局建设了紫金山实验室、姑苏实验室和太湖实验室。2016年起，在齿轮热处理、工业大数据元数据规范标准、高温超导电缆、先进传感器等领域相继组织实施了一批共性技术攻关项目。恒立液压经过进口替代、模仿创新和自主研发，实现了我国挖掘机高端液压油缸的技术突破，产品技术水平跃居世界前沿。2020年从重点集群产业链中梳理出175项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今年扩大攻关领域和范围，又发布了71项。制造模式加快转型，大规模数字化改造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平台中枢、安全保障作用进一步显现，累计建成智能制造示范工厂42家、智能车间1307家，培育重点工业互联网平台86家、标杆工厂95家，企业两化融合指数达63.2、连续六年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通过加快首台套重大装备、首批次关键材料、首版次软件等创新产品推广应用及首购首用“风险补偿”，使得创新技术产品推广应用有了新进展。
近年来，江苏先进制造业发展迎来历史性机遇，在各类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已建成的产业基地门类齐全（高技术产业基地、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特色产业发展基地、再制造业基地），链条完整，已经成为资本、技术、人才等产业发展要素的“磁力场”，并从点向块、带状发展特征明显，全省形成了沿沪宁线、沿江、沿海产业集群布局。近年来，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作已先拔头筹。2018年，在全国率先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的指导意见》，并基于规模影响力、辨识度、未来潜力及国际竞争力等维度从制造业27个细分领域中遴选出13个重点先进制造业集群，构筑了江苏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四梁八柱”与“航空母舰”。13个重点先进制造业集群营业收入占规上工业总量达到31.9%，集群中境内上市企业达到252家，占全省59%。2020年，随着第14个先进制造业集群“绿色食品”（以淮安、徐州、宿迁为核心）被纳入全省大盘子，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作已基本实现设区市全覆盖。集群规模、质态、创新及影响力等正稳步提升，在经济增长及转型发展中也肩负起“当主力、打头阵、挑重担”的大任。在2019—2020年国家工信部组织的全国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江苏有9个集群入围（两批次），总数占全国1/5，名列全国第一。2021年3月公布的最终决赛优胜者名单中，江苏共6个，与广东并列全国第一。在此基础上，强调产业创新导向，对支撑集群创新发展的188个各类新型研发机构给予重点支持。截至目前，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共建成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1586 家（其中国家级87家），并聚焦10个产业6个主攻环节梳理175项攻关清单，加大“卡脖子”技术和产品攻关。
先进制造业成本是劳动力素质、产业配套、基础设施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劳动力技能的提高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有效抵消工资上涨带来的成本增加；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等基础设施与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也是吸引高端要素的重要条件，完善的产业链配套能够使制造业企业保持更快反应能力，特别是在应对突发性事件中优势明显，比如新冠疫情冲击下江苏制造业快速的“复工复产”，并能全面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相较于传统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先进制造业对自然资源、区位条件、低技能劳动力等初级要素依赖性较低，更多受制于高技能人才支撑的创新。21世纪以来，随着国民教育水平提高，“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加快向“质量型”的“人才红利”转变，劳动力供给发生质的转变。与发达国家相比，江苏规模较大、成本优势明显的“工程师红利”，不仅为支撑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保障，而且使得同等质量下的产业具有更高性价比。例如，作为江苏首个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中国常州检验检测认证产业园，吸引了一批全球鉴定、测试、认证服务及安全标准制定领导企业的入驻。此外，随着江苏自贸易区的设立，不断推动重点领域扩大开放，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和制度成本，加强国际合作园区建设，协力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着力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等举措，为进一步集聚全球高端要素、支撑先进制造业集群国际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目前，江苏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作已基本实现设区市全覆盖，但已有集群大都是依托原有的产业基地（示范区）整合或拓展而成，这种“一区一特色”蔓延式集群布局制约了其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韧劲与后劲。而且，先进制造业集群内有部分明星企业已是一枝独秀，但集群内的其他配套企业未能很好地在各环节有效嵌入，知识、技术等要素的外溢效应无法在集群内得以释放，从众星捧月式互动逐渐演进为群星璀璨式协同的实践例证还比较鲜见，“主导产业+辅助产业”的特色优势和“龙头企业+配套企业”的集群生态没有普遍形成。总体而言，集群内关联产业（企业）发展的关联性、耦合性和相互渗透性不强，产业分工协作程度与粤港澳地区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一些诸如电气机械、纺织、汽车、通用设备制造等传统优势主导产业部门的外溢效应均不理想。在新冠疫情持续反复和中美战略博弈不断交织的影响下，这种产业链协同性的缺失使得集群企业协同优势难以发挥，更面临着产业链上游成本上升与产业链外迁的风险。此外，如云计算、大数据，全省各设区市均已建立云计算中心，总数超过100个，但有效利用率较低，目前发展态势较好的也仅南京、苏州、无锡和盐城等地，缺乏区域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生物医药，江苏有11个设区市均将之作为重点发展产业，但目前具备一定发展基础、形成集群的也仅有南京、苏州和泰州等少数地区。新能源汽车整车，9个设区市均将之作为规划发展重点，但实际具备产业基础的地区只有南京、苏州、扬州和盐城等地区。这一方面会在造成一定程度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并易引发新一轮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各地竞相提供优惠条件吸引大项目或大企业，有限资源错配到低效甚至是无效的领域中，难以形成差别化的产业竞争优势。
江苏制造业区域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但2018年江苏多年保持的区域创新能力全国第一位置被广东取代，企业研发经费占GDP比重、高企数量等主要指标被反超，建有研发机构的企业数和企业研发机构数分别少2289家和2876个。而且，政府部门的科技投入更倾向于投向关键（核心）技术，容易忽视对创新链的建设和创新生态的培育，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研发与应用之间存在“两张皮”现象。研发投入超十亿元、百亿元的企业较少，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研发投入仅为300万元，仅占主营业务收入1.07%（国外大企业基本在5%左右甚至达到10%以上）。与深圳创新的“6个90%”相比，江苏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仍有升级空间，产学研结合机制与切入点不够科学，成果转化效率不高。2019年，江苏全国500强民营企业平均研发强度仅排在全国第17位，掌握行业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关键设备的创新型企业数量偏少，在数字经济、集成电路等需要大规模、持续性研发创新且“强者通吃”等行业的头部企业还明显偏少。而且，“政产学研用”没有形成闭环，通过协同创新、集成创新形成新的黏合剂作用有待加强。其根源则在于面向产业的创新源头不足，可供转化的专利成果稀少，市场环境不够优化，以及有效的跨区域协作机制和竞合关系机制的缺失等。由于公开透明的低成本服务体系的缺乏使得企业运营成本很难降低，多数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力明显不够。此外，鼓励创新与包容失败的社会氛围尚未形成，一些创新的成功做法与先行模式未能得到很好的复制推广，很多企业对持续性自主创新未能形成稳定的预期。
一是先进制造领域领跑技术还不多。长期以来，江苏制造业发展侧重技术追踪和技术引进，基础研究能力相对不足，原始创新匮乏。同时，多数制造企业技术创新大多局限于产品、工艺的延伸、改善与提高，缺少独创性的成套工艺技术。对于“卡脖子”的重大科研任务和关键性技术，缺乏长期、稳定的联合攻关组织形式，关键技术研发力量分散，研发、设计、创意、策划等产业高端环节收入占比较低（高原多而高峰少）。目前，制造业集聚的省级以上开发区亩均产出仅为浙江的77%和广东的79%。二是重点制造业核心技术的对外依存度普遍较高。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中75%的高精密减速器、80%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50%的高端数控机床、80%的高端检测仪器，高端动力电池正极材料，软件和信息产业中操作系统、嵌入式软件及芯片，工程机械领域上游的发动机、高端液压件等核心零部件的精密度和可靠性与欧美还有很大差距，近期很难做到真正的自主可控。且在行业骤降期，发达国家通过限制供货、提高价格等方式压制产业发展，不仅降低了产业竞争力，甚至影响了产业安全。三是创新要素循环体系亟需全力打通。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领域，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关键材料，缺乏系统性布局和长期战略谋划，存在创新资源重复配置和低效使用。同时，我省一些重点产业集群的专利申请量及授权量在全国并不占优势，与同行业的一些国际巨头相比更是九牛一毛。
据赛迪研究院发布的《2019中国先进制造业城市发展指数》，TOP50城市中江苏就占据10席。但总体来看，这只是一种先发先至、数量累积的基础性优势，由于产业转型升级偏慢和品牌效应不突出进而难以形成决定性优势。一是江苏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虽在全国居于首位，但2020年仅4家企业入选《财富》世界500强名单（比广东少10家，在全国排名第十）。2019年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江苏有47家，全国省份总数排第4位，较北京、广东和山东分别少了51家、12家和3家。江苏企业平均营收规模886.7亿元，不及北京、上海和广东；二是在集成电路、化纤、钢铁、纺织服装、船舶制造等领域企业和产品具有一定国内知名度，但却缺乏世界知名企业与品牌。在以物联网、纳米新材料、节能环保等为代表的新兴行业中，缺少一批发展快、实力强、商业模式新的标杆企业，更缺少集研发、工程总包、设备制造、运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龙头企业，领军企业以及国际品牌数量的匮乏直接制约先进制造业基地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以占比最高的装备制造行业为例，很多细分行业在系统内有一定知名度，但全球竞争力与国际影响力乏善可陈；三是虽然集群企业基础制造能力较强，但大多数产品仍集中在一些低附加值的零部件和配套产品上，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很多都是作为全球跨国公司或国内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分公司）而存在。而且，由于缺少具有较强牵引作用和整合能力的品牌终端产品，难以形成上下游配套、专业化分工、规模化产出产业链，进而导致对上下游产业链整合及市场资源吸附的能力较弱。一些曾经享誉全国的知名品牌，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技术产品升级不快、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品牌保护意识不强等因素，相当一部分尽失往日的辉煌。据2019年《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江苏仅30个制造业品牌入围，少于广东（61个）、山东（40个），浙江（36个）。从品牌价值看，江苏入选制造业品牌总价值与广东、山东差距较大。排名前10的品牌，江苏一个也没有，排名前50的只有一个苏宁，远远低于广东、山东、浙江等省份。
一是我省先进制造业企业间的定期交流平台与常态化合作机制较为滞后，跨域（界）共建制造业联合创新中心还寥寥无几。众多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骨干企业长期满足于立足本市、本省，沿江拓展、跨国扩张的意愿和动力不强，跨地区兼并重组、股权投资、企业生产网络构建和向内（地）开放的意识与程度等均远低于浙江和上海。二是虽然13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占全省制造业比重超过45%，但高端科技服务、个性化服务、工业设计、大数据服务、智能制造与运营管理、整体解决方案服务、现代供应链等新业态新模式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高，生产性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关联渗透、相融相长的生态还没有普遍形成，附加值高生命周期长的生产性服务业存在短板。三是虽然近年来江苏的“两化融合”成效显著，并在推动企业发展提质增效、引领行业转型升级中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但众多制造业企业将智能制造作为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方向并积极开展互联网提升计划，但普遍都是雷声大雨点小，5G应用赋能智能制造新场景的进程不快，数字化转型情境下产业链和供应链融合创新发展进程乏善可陈，供应链服务体系与跨界供应链生态圈打造的成效不明显，供应链平台稳定性不够。2019年江苏仅有3家企业入围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榜前50强，这是江苏的相对短板；四是具有国内一流水准，能够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较少（多数为行业级和企业级），只有2家入选工信部“2020年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而广东有4家），已有平台更多还是拘泥于工业制造流程的特定环节，综合配套与集成创新能力欠缺。这也直接导致了近年来江苏“独角兽”“瞪羚”企业的孕育及发展情况并不可观。
一是江苏制造业基地（园区）点多、面广、量大，总体上看，主要职能部门推进基地建设工作有效抓手不多，当前主要是以指标考核的方式来指导区域集群工作显得过于简单（形式大于内容），条块之间政策协调为集群赋能的管理机制亟待构建。而且到了省、市一级，针对性的政策利好也只是“洒洒花露水”，再加上主管部门重审核轻服务的工作惯性，在国际化拓展方面的主动帮扶意识也不够，普遍认为企业国际化纯粹是一种市场行为，因而大都采取被动式的事后管理与服务模式，因此，很多有条件的地方在申报先进制造业集群时积极性并不高。二是省级层面关于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以及国家层面的集群竞赛都是以城市为载体，并主要采用“核心区+协作区”的分工模式，由于地域空间结构相对松散、跨度相对较大，在实践操作和组织推进层面都不理想。现阶段，部分先进制造业集群是两个或三个市联合推进集群建设，比如，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是南通、泰州、扬州联合推进，生物医药和新型医疗器械是泰州、连云港、无锡联合推进，节能环保是以南京、无锡（宜兴）、盐城联合推进，但由于缺乏顶层体制机制设计，市与市之间明显缺乏互动协调。三是我省先进制造业（集群）企业间的定期交流平台与常态化合作机制较为滞后，集群内外各主体之间在协同创新及资源整合方面未能真正形成合力。而且，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链接作用，通过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等手段促进上中下游产业跨领域融合的实际动作不多、成效不明显，这明显不利于区域产业共同体打造（大中小、产供销与上下游）；四是近年来，省相关主管部门均设立了专项资金支持产业科技创新，但这些扶持方向存在重叠，尤其是在激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上缺乏协同政策。同时，一些中心城市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重塑和国际化营商环境改革探索方面略显滞后，使得国际（创新）资源导入时面临诸多障碍。此外，先进制造业集群与区域文化的深层次融合也未得到应有重视，这与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相比逊色不少。
一是超越集群地理边界和行政边界重合的思维，跳出特色产业集聚区、特色化城市单一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的路径，在全省交通枢纽一体化背景下，鼓励地理位置、经济、文化等方面接近的产业集群加强经验交流和合作，实现临近集群间的产业互联、业务互通、资源互助、信息互用，以区域间大协同提升集群生产率、市场占有率和集群竞争力。二是新冠疫情后，全球产业链呈现出在纵向上逐步缩短，横向上逐步向空间集聚的特点。江苏先进制造业基地在提升其国际分工地位的同时，应加快对基地建设的关键产业、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关键企业的区域化和本地化布局，以产业链为纽带，在上下游产品企业间建立配套协作机制，并出台相关鼓励政策，着力提高本地配套协作率，完善产业链条，提升集群产业链、供应链的弹性、韧性和安全性，形成具有根植性的区域特色产业，有效畅通产业内外循环。以电子制造相关产业为例，配套零部件80%应在本地供应，在1—2小时的半径内就能通达的地区生产。三是江苏先进制造业集群动态竞争优势的提升，应深度构筑在融合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布局和长三角制造业协同发展规划基础上。现阶段，应高度重视苏锡常毗邻地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等样板内产业天然形成跨市集群，联合上海、浙江、安徽等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纺织、汽车等领域合作共建一批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一是大力实施“531”产业链递进培育工程、深入推进“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完善产业链图谱，建立科学系统的产业链评价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竞争择优、星级评价、动态优化、卓越提升等方式在产业链优势领域精耕细作，并适时引入产业链“链长制”。二是以产业链溯源及其技术评估为基础，全面梳理产业链短板，可考虑按照完全受制于国外、与国际先进有差距、已有研发基础三种类别，初步建立起重点产业领域“卡脖子”技术突破清单，预判攻关时间及其机会窗口。在有限资源投入情况下，应坚持“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分类梯次推进，并充分发挥新型举国（省）体制优势，激励更多市场主体、有效资源参与到产业链关键环节攻关上。三是抢抓国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机遇，争取更多国家级科技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布局江苏。当务之急，应放大我省两个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作用，并组建以产业基础性技术研究为重点，以创造原创性成果为导向的江苏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研究院（功能上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形成差异），争取在产业链关键节点形成一批国产化替代原创成果，大幅提高产业技术自给率和安全性，切实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四是应充分发挥引航企业、制造业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的主导作用，支持企业主导的创新联合体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和终端装备。同时，要把增强企业创新能力作为关键工程来抓，重点在研发机构、人员和投入上下功夫。也可尝试设立本土创新型企业培育专项资金，资助行业排头兵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创建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前瞻性技术与核心关键技术研发。
一是大力实施“百企引航”“千企升级”计划，建立优质企业培育体系，并尝试从资金、法律等方面支持有条件的本土终端产品制造商通过兼并、收购、联合、参股等形式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兼并重组及投资合作，扩大在产业供应链的影响力。同时，可鼓励优势企业参与国内外行业标准的修制订工作，扩大优势企业在行业标准化领域的“主导力”和“话语权”，从而向国家争取一些重大项目的标准制定权和审定权。在这次国际合作应对新冠疫情过程中，也突显了国际国内标准差异性所带来的矛盾。二是对于一些研发密集型行业而言，从产品研发到市场成熟的周期较长，需要持续性的大量研发资金投入，有时靠单个企业的投入是杯水车薪。可学习上海、广东等地的经验，逐步加大先进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减免税这两项创新优惠政策宣传力度，强化政策落实的技术指导。同时，鼓励各类引导基金和社会资本参与企业研发创新投入。也可尝试设立本土创新型企业培育专项资金，资助集群行业排头兵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创建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开展前瞻性技术与核心关键技术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三是深入实施商标品牌战略，支持（市、区）建立商标品牌培育指导站，优化商标品牌融资和资产运营，形成区域性主导产品和主导品牌。对于部分着力于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行业而言，应以打造国际化品牌为目标，重点依托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世界物联网大会、中国纺织业“走出去”大会、中国国际纳米技术产业博览会等国际交流平台（载体），为新型电力装备、物联网、高端纺织、纳米新材料等集群品牌建设牵线搭桥，在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中讲好江苏的“品牌故事”。同时，鼓励集群与世界500强企业进行深度对接，密切跟踪国际、国内产业龙头发展动向。针对一些有条件、有实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应积极打造品牌产业大会（展览展示、高层论坛与专业性会议等），汇聚国际业内权威人士和前沿成果。
一是加快智改数转行动，引导企业广泛应用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加快改造提升，并积极向国家争取一些行业性工业云平台和数字经济平台在江苏落户，重点扶持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和布局制造业数字化软件研究，培育一批制造业数字化龙头企业、平台机构，全力打造制造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示范区。二是把产业数字化作为打通跨区域与跨国合作的重要抓手，通过工业云和工业大数据分析，实现上下游企业采购、生产、检测、物流、销售、服务等全流程数字化，推动工业互联网串起产业链上下游，增强产业链各企业间的信息互通和高效协同，培育形成5G与工业互联网融合叠加的创新态势，争创国家级产业链发展集聚区和国家级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同时，大力引进数字化专业人才，提升数据利用能力，切实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努力形成高效协同的数字化运营新生态，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三是以数字化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创新发展。这需要处理好三方面关系：（1）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基础，构建智慧物流新生态，打造数字化供应链服务体系。（2）以产业链安全为底线提升供应链协同能力，增强供应链平台的稳定性。（3）以社会化服务为方向，打造跨产业和突破企业边界的供应链生态圈。四是鼓励并支持金融机构充分利用自身数据优势，主动赋能企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整体水平和竞争力。可借鉴我国集成电路基金发展方面的教训，尝试建立“数字经济”发展基金（省级），着力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尽快形成新兴产业地标，努力将已有先进制造业基地打造成为这些未来发展新动能的话语引领者和场景培育地。
一是产业“添绿”。一方面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支持江苏沿海地区建设可再生能源发展示范区，支持宿迁、盐城、泰州里下河地区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创建生态经济示范区，提升生态碳汇能力。同时，大力发展环保产业、绿色技术、绿色金融，开展绿色创新企业培育行动。另一方面，积极采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能源、资源、环境管理水平，深化生产制造过程的数字化应用，赋能绿色制造。此外，应依托长三角碳研院、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扬子江生态文明创新中心等平台，建立完善绿色低碳技术评估、交易体系和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积极谋划打造国家级绿色产业科技创新平台。二是科技“强绿”。加强科技创新力度，加快低碳零碳负碳重大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并进一步整合科教优势资源，强化“产学研”融合，提升绿色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利用率，形成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在这过程中，既要发挥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政府也应发挥系统协调、政策引导、标准约束、公共研发等服务功能，提供良好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培育一批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绿色企业技术中心，创建一批绿色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并通过行业中介构建绿色标准评价与监督机制，督促相关企业改善环境绩效。三是金融“助绿”。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相关财政制度，与金融机构合作，展开对高耗能制造企业的支持工作，并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政策，对有潜力却没有资金支持的企业加大财政补贴、提供税收优惠和绿色信贷产品，降低企业在转型过程中的成本压力，对转型效果显著的企业给予物质和精神鼓励。另一方面，在一些条件相对成熟或阻力相对较小的地区试点推行碳税、环境税等，这既能充分调动地方政府改善环境执法的积极性，也能降低污染减排、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成本。多措并举，确保我省在绿色低碳转型中始终走在前列。
一是要充分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的有益经验，以江苏省工信部门为主导，联合沪、浙、皖设立“长三角先进制造业一体化”发展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具有共性的制造业技术攻关、创业孵化、人才引进等项目。提高政策执行的协同性，强化制造业质量控制、食品安全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的执法联动。由“一市三省”工信部门牵头，联合财政等相关部门探索设立先进制造业基地培育发展基金，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向先进制造集群中重点企业/项目/平台建设。探索建立区域间利益共享合作机制。二是充分发挥江苏省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的链接作用，搭建产业间信息交互和技术协作平台，通过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等手段促进上中下游产业跨领域融合。推动江苏先进制造业与上海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共同推进科技研发、工业设计、商务会展、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价值链向中高端延伸。三是围绕江苏重点先进制造业集群内龙头骨干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相关院校科研资源合力共建长三角制造业创新中心，开展共性关键基础技术研究、技术转移扩散和首次商业化应用及创新公共服务，争取每个集群拥有1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同时，推动建设长三角制造业创新联盟，推动制造业创新中心成员间及长三角其他创新中心、创新载体间的资源和技术共享。推进建设“一市三省”制造业协同创新公共平台建设、形成科创要素的对接和流动机制、科创园区（孵化器）互融互动体制机制。
一是学习华为、海尔等优秀企业海外扩张的经验做法，鼓励和促进省内部分行业领军型企业一定要有整合国际上关键技术的魄力和能力，敢于和善于在国外设立研发中心，或并购国外先进研发机构。大胆使用国外优秀人才（应给予部分税费减免），建立对接国际的人才引入平台，鼓励高技术人才跨境执业、季度执业，并健全国际化高技术服务人才评价体系。二是鼓励和促进有条件的江苏制造业企业围绕提升国际竞争力制定合理的国际化经营战略，整合更多的国际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建立对接国际的技术引入平台，加大重点实验室和高端学术研究平台的引进扶持力度。同时，积极协办上海国际进口商品博览会，并支持南京成为“世界智能制造大会”“中国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的永久性会址。此外，在国际对接主体选择方面，应聚焦于科技大国和关键小国，切实解决项目本土化以及落地后的服务协同问题，注重运营管理团队组建、国际化社区打造。三是推广苏州—宿迁工业园合作模式，加强园区综合配套能力建设，形成特色鲜明、用地集约的产业承接功能区。同时，鼓励我省部分条件较为成熟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积极参与境外合作园区建设（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RECP成员国为重点），推动新型电力（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高端纺织等集群重大装备及优势企业“走出去”，并从资金、法律等方面支持有条件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开展跨地区、跨行业、跨国兼并重组及投资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一是充分发挥“制造强省建设领导小组”作用，强调“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建设的整体联动与相互赋能，并注重各项政策举措的系统集成与一体推进，使科技创新成果、产业（企业）需求及国际竞争力提升之间紧密衔接，再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体制机制新优势。二是出台针对性产业链图谱并编制招商地图，以避免现有集群产业发展方向不明确，招商乱、乱招商等“拾到篮子都是菜”的现象。以主导产业制来约束先进制造业基地（集群）之间的无序招商，用差异化政策来调控不同集群之间招商环节恶性竞争，用主导产业彰显集群特色。同时，应强化产业链“链长制”的引导效应与治理功能，通过设立跨行政区划的政府间合作机构或中介组织，对链主型企业与核心配套企业建立常态化服务机制及异地对接沟通机制。三是供需两端发力并以需求管理的导向，通过政府首购首用、用户端补助等，实现产业的精准扶持。同时，可考虑由工信部门牵头，联合财政等相关部门探索设立先进制造业基地培育发展基金，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投向基地中的重点企业/项目/平台，并推进专项扶持资金使用效果的第三方绩效评估，发挥专业机构的评估优势，倒逼监管方式创新。切实精细化、差异化先进制造业基地考评细则，并适时增加基地自评和互评等考评内容。
一是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对标国际先进水平，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改革工业生产许可制度，建立“负面清单+准入标准管理”的协同准入制度。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大力破除各类隐形壁垒，推广“不见面”审批和“最多跑一次”审批等新模式。通过给企业“减负”、实现为经济“蓄能”，通过帮企业“克难”、达到给发展“除障”，极力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二是利用国家级新区（高新区）与江苏自贸区（各片区）联动契机，努力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新标杆。这方面可进一步复制推广苏州工业园区的全国首个高端制造全产业链保税模式。三是鼓励科研人才到企业创新创业，建立以企业为承担主体的科技项目支持机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方式发布攻关任务，引导企业向应用基础研究等创新链前端延伸，并尝试采用“公司+联盟”的新模式，推动知名科研机构和上下游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创新联盟；四是尊重企业家的创新意愿，并提供尽可能的跟踪反馈服务，真正激发企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并尽快拿出更好更灵活的举措吸引海内外优秀企业家到江苏来创业兴业，使江苏成为企业家集聚高地。
一是在广域空间上应紧密结合江苏“1+3”重点功能区战略，尽快形成以原有基地（园区）为点，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创走廊）、沿海经济带为主轴线，以四大都市圈为面的整体联动空间布局，基本形成跨江融合、南北联动、江海河湖统筹发展格局。这其中重点是要解决好“中心—外围”城市之间的辩证关系。现阶段，中心城市主要布局中心区重点布局总部经济、研发设计、高端制造、销售等产业链环节，重点突破创新经济、服务经济、绿色经济，周边城市推动制造业联动升级，共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二是在局域空间上应立足于全球价值链分工内向化、水平化、区域化收敛趋势，以补链、强链、延链、串链为突破口，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依托产业技术创新联盟、集群发展促进机构等中介组织，加大对重点产业链缺失环节的招商力度，注重产业链供应链的区域化、本地化布局，构建“空间相对集聚+功能深度耦合”的全球产业链集群。三是围绕省重点先进制造业集群，着力消除行业和市场的“玻璃门”和“弹簧门”，强化集群培育工作的地区协同，明确责任部门和分工，以及本地重点任务、目标和措施及时落实到每个企业和项目。同时，加强集群建设目标任务督促检查和考评，加强跨地区、跨行业的动态跟踪分析，再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平台新优势。
一是高度重视培养引进用好各类人才特别是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并聚焦产业链安全和技术攻关需要，编制重点产业创新人才指引，用活海外人才机构、协会、基金等各类引才资源，着力引进更多短缺性高层次创新人才，建设创新人才“蓄水池”，努力在创新高原上打造更多高峰。在此基础上，应积极探索“技术高管”“产业教授”等复合型人才培养制度。二是考虑到高薪引进模式不可能解决企业产业链的人才匹配问题。应加大产业链中后端人才（团队）的本土化培育工作力度，针对先进制造业发展急需的熟练技能工人出台普惠性鼓励政策，并进一步完善技术技能评价制度，健全高技能人才政府补贴制度，畅通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互认通道。三是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手段推动人才资源互认共享、社保一体化等工作，并鼓励推动科技工作者多点执业，推广“星期六工程师”。在公共研发平台中可引入“项目经理”负责、多元化入股等模式，积极探索弹性薪酬、创新要素价值收益分配、股权期权分红等更加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改革创新，再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的人才新优势。
一是现有各项专项基金在渠道不变、使用格局不变的前提下应确定一定比例优先支持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并在贷款额度、期限及利率等方面予以倾斜。同时，对于一些前期投入大、运营成本高的企业，可在能源价格、项目招投标、土地综合利用、税收等方面给予一定支持（尤其是对那些产品标准被认定为全国行业标准的企业或积极实施名牌战略的企业）。二是对中小微企业而言，一方面商业银行要主动深入了解“产业链/供应链、市场主体”双保计划的实施情况，尤其是对正常生产经营的中小企业要不压贷。对符合国家政策，技术含量高，市场有前景的项目要不惜贷。对出现担保、联保风险，且已承担担保责任的企业不抽贷。另一方面要加快创造更加开放、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环境，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确保国家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信贷政策落实情况，并深化金融改革创新，大力推进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和“知识产权”投资等，支持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创新。三是加强企业与金融业的合作，增加金融担保机构数量以分散风险，推动企业在海外业务的顺利开展，增强企业“走出去”能力，并充分发挥政策性或成立产业基金等政府支持和引导作用，推动社会资本流向优质企业。
一是改革以行政区划为主推动产业发展的模式，依托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创新中心等中介组织或机构，支持其承担集群内产业咨询、技术交流、展会策划、国际合作、公共培训等服务功能，促进集群内各成员主体跨区域的共同协作，实现集群竞争力整体提升。二是推广无锡物联网促进中心等地方探索的初步经验，以市场化为原则，鼓励各地以服务功能建设为导向，因地制宜建设符合当地实际和产业特征，服务水平高且资源整合能力强的一批集群促进机构。也可考虑将政府的部分公共服务功能适当剥离出来，从而为集群企业发展提供咨询、沟通、监督、公正、自律、协调等多样化服务。三是集群促进机构应定位于一个专业化的第三方赋能机构，要善于进行技术集成嫁接与资本化运作，着力提升研究、咨询、诊断能力，要牵头制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年度推进计划和考核工作，建立集群发展逐级统计和定期报送制度，构建可考核、能量化、动态性的集群运行质态评估体系，解决那些市场与政府都不易解决的问题。同时，集群促进机构的组织运行需要专业化团队来做支撑并吸收行业协会、智库、企业家代表等成员、制定柔性的激励约束机制，从而提高集群促进机构的专业权威和社会地位。
课题号：21WTA-003
承担单位：南通大学、江苏长江经济带研究院
课题负责人：陈晓峰
课题组成员：成长春 金 飞 吴小松 周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