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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均谱》和《群经均谱》是段学的发端，初研古音并为他赢得学术声誉的最初成果，标志着他由举业走向了学术道路。两部“韵谱”经历了33岁初撰、34岁继续修订、36岁初成且得钱大昕序、38岁时京师向戴震请益、41岁归入《六书音均表》这一跨时多年的过程。
关于作谱的缘起，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二十八年癸未 四十一岁”条有一些线索，是受秦蕙田与戴震谈音韵的影响：
是年春，先生入都会试不第。为王君涵斋作《诗比义述序》。涵斋，癸未进士王栗人宽之父也。不第后，居新安会馆，一二好学之士若汪元亮、胡士震辈，皆从先生讲学，玉裁与焉。是时秦文恭公闻江慎修先生及先生之论元与魂、痕，当依《三百篇》析为二；殷韵当从唐人与真同用；上声拯韵、去声证韵，当分出独用，奏请刊正韵书，荐先生与钱君晓征任其事。纯皇帝以相沿已久，未允也。先生深明音韵，其论韵之文，有《书玉篇卷末声论反纽图后》，有《书刘鉴切韵指南后》，有《顾氏音论跋》，有《书卢侍讲所藏宋本广韵》，盖皆成于是年。其夏，遂出都矣。
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初出都回家后，他细读《毛诗》，认识到顾炎武、江永分韵的未尽当之处，遂分为十七部，与弟弟玉成撰成《诗经均谱》和《群经均谱》各一帙。其自撰《声类表序》说：“丁亥，自都门归里，取《毛诗》韵字，比类书之，诚画然分别，因又知萧、侯、尤之为三，真、文之为二，支、脂、之之必为三，二百六韵之书，总之为十七部，其入声总为八部，皆因《毛诗》之本然。已乃得崑山顾氏《音学五书》、婺源江氏《古韵标准》读之，叹两先生之勤至矣，后进所得，未敢自以为是也。”
我国系统的古音学研究始于宋代吴棫（约1100—1154），他在“叶音说”需有标准的原则指导下，以《广韵》206韵为出发点，讨论韵部之间的“通”“转”关系，据其系联，可以粗略归纳出13个上古韵部
，其主要成果见于《毛诗叶韵补音》与《韵补》。吴氏所述并不完备，但对古韵做了初步探索，为后世古音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明代陈第（1541—1617），有了历史的眼光，提出了“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总体思路，对“叶音说”提出批评，明确了古音、今音之别，以诗骚文本材料研究古韵，以古还古，其成果见于《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顾炎武（1613—1682）接受了陈第的观点，撰写《音学五书》，即《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建立了以考据学为基础的古音学体系，清代古音学研究与此一脉相承。他分古音为10部，成为后世讨论的一个重要基础。戴震的老师江永（1681—1762），上承顾炎武，又针对顾氏“考古之功多，审音之功浅”的缺点，进一步离析《广韵》206部，辅以审音功夫，撰写《古音标准》，将顾氏10部修正为13部。戴震参与了《古音标准》的考定工作，段玉裁受其影响，由此涉足古音学研究并取得极大的成就。
段氏分古音为17部，其古音学体系实奠基于此，陈绍棠认为“惟此二书仅按字归类，极简略，非今见于《六书音均表》之本也”
。段玉裁在应试的同时，有了不带功利目的的从学之心，遂拜戴震为师，二谱即为最初的学术成果。其拜师之由，最初与从学音韵有较为直接的关系。
两谱后来得到程晋芳赏识、邵晋涵录副本、钱大昕作序，向戴震请益而得指导，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再考古韵时认可段氏支脂之三分之说为“确论”。段玉裁不断精研、修改，此时已在川任职，至乾隆四十年成书，四十一年最终刊刻改入《六书音均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