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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在今江苏中部、北部生活着的主要是夷人。夷，又称夷方，甲骨文中称“尸方”，原是指居住在我国东方的一些古老的民族。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夷人指生活在中国中东部的各个民族，傅斯年先生说：“凡在殷商西周以前，或与殷商西周同时所有在今山东全省境中，及河南省之东部，江苏之北部，安徽之东北角，或兼及河北省之渤海岸，并跨海而包括辽东朝鲜的两岸，一切地方，其中不是一个民族，见于经典者，有大皞少皞有济徐方诸部，风盈偃诸姓，全叫作夷。”
狭义上的东夷则主要指今山东全境及邻近的江苏、安徽等地的古夷人，比较著名的有奄、薄姑、徐夷、淮夷、莱夷等部落，他们是大昊、少昊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遗存，崇拜太阳，以鸟为图腾，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东夷诸多部落中，在今江苏境内生活的主要有徐夷、淮夷。徐夷主要居住在今淮河以北、微山湖以南的徐宿地区，淮夷则主要居住在淮河以南、长江以北的淮扬地区。以徐夷、淮夷等为代表的东夷，在夏商周时期力量强盛，他们作为中原王朝的附属国，时降时叛，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颇为微妙，如《竹书纪年》云：“（夏后相）元年，征淮夷、畎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
《后汉书·东夷传》云：“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后，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浸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
由此可见，中原王朝强盛之时，他们便世服王化，而一旦中原王朝衰落，他们便乘势而起，不再服从中原王朝。到了商朝末年，殷商王朝衰落，东夷部族乘势崛起，双方矛盾加剧，帝乙、帝辛父子均多次征讨东夷，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甚至持续了两百六十日
，可见双方斗争之激烈。周朝建立之后，东夷集团与武庚、管叔、蔡叔等群起作乱，成王以“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康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
。徐夷僭号为王，并且率领九夷西伐宗周，使得穆王不得已而命徐偃王主东方诸侯，可见此时徐夷势力是非常强盛的。徐夷后为周、楚联军所破，势力一落千丈，到春秋时期，此地渐渐为吴国所有。在今江苏南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当地的原居民是荆蛮，商朝末年，周王子泰伯与虞仲来到此地，不仅给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还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大大加速了该地的开发，并最终在西周初年形成了吴国。吴国最初只是长江中下游的一个小国，不与中原诸侯国交往，直到吴王寿梦之时，才开始与中原诸侯国通使，并慢慢强大起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其全胜之时，领土已包含了今江苏的绝大部分地区。
东夷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有大量领先于中原民族的地方，如蚩尤以铜制作兵器，舜帝的仁德治国等，都说明东夷文化水平之高。然而可惜的是东夷文化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其中的大多数方面不为中原民族所知。如春秋时期，东夷人建立的郯国的国君郯子来到鲁国访问，鲁昭公向其请教东夷杰出的部落领袖少皞氏为何以鸟名官。郯子详细地向其解释了其中的原因，并指出其官职与中原诸侯国官职的对应情况。春秋时期，东夷国家仍然存在，而中原诸侯国的人们却已经不了解其文化了。幸运的是孔子对东夷文化有着相当浓厚的兴趣，并将其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吸收进入儒家学说。孔子是商民族的后裔，而商民族亦以鸟为图腾，属东夷人的一支，“殷商文化则是它（东夷文化）最繁荣、最先进、最直接的一支”
，这些在“文献史料、考古发掘史料及神话传说史料中都能找到相当多的证据”
。作为东夷人后裔的孔子，他广泛地学习东夷文化，曾向住在鲁国郊外的商奄遗民学习礼仪，即所谓的“礼失而求诸野”
；还曾向东夷国家郯国的国君郯子请教，即所谓的“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所以孔子接触到了大量的东夷文化，并对东夷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加以吸收与改造，使之成为儒家学说中的核心思想，使得东夷文化成为华夏文化发展的资源，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对东夷文化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仁义思想。东夷文化崇尚仁义，《后汉书·东夷传》曰：“《王制》云：‘东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万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山海经·大荒东经》中亦记载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君子之国”
，“其人好让不争”
。《说文》亦云：“唯东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
可见东夷人民仁而好生，天性柔顺，易于教化，有古君子之风。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便是舜，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
作为东夷人代表的舜，以仁义治理天下，以礼乐教化百姓，讲求孝悌，是儒家心目中理想的圣君。除了舜之外，东夷部落的杰出首领徐偃王也继承了东夷人崇尚仁义的传统，《韩非子·五蠹篇》云：
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
《后汉书·东夷传》亦云：
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淮南子·人间篇》亦记载有徐偃王的故事，其云：
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义，不可伐。”王孙厉曰：“臣闻之，大之与小，强之与弱也，犹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为文而不能达其德，为武而不能任其力，乱莫大焉。”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
诸书所记徐偃王事迹稍有不同，然都说徐偃王好行仁义，从而得到了东夷其他部族的拥戴与支持，声势浩大。至于徐偃王到底为谁所灭，《韩非子》云是楚文王，《后汉书》云是周穆王，《淮南子》云是楚庄王，三者都不处于一个时代。《史记》云：
（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综合各种史料，灭徐偃王者当是周穆王与楚王，然到底是哪个楚王，由于历史久远，又缺乏文字记载，战国秦汉间人就已经语焉不详。徐偃王天性仁义，不忍心看到人民在与周、楚的战争中死去，于是北走彭城，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徐偃王是东夷人民心中的圣君，所以其故事在汉魏晋时期一直在流传，如晋张华《博物志》云：
《徐偃王志》云：徐君宫人娠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独孤母有犬名鹄苍，猎于水滨，得所弃卵，衔以东归。独孤母以为异，覆暖之，遂
成儿，生时正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仁智，袭君徐国。后鹄苍临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偃王又葬之徐界中，今见狗袭。偃王既其国，仁义著闻，欲舟行上国，乃通沟陈、蔡之间，得朱弓矢，以己得知瑞，遂因名为弓，自称徐偃王。江淮诸侯皆伏从，伏从者三十六国。周王闻，遣使乘驷，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不忍闻言，其民为楚所败，逃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后遂名其山为徐山。山上立石室，有神灵，民人祈祷。今皆见存。
此文与《韩非子》《淮南子》《后汉书》等相比，明显具有神异色彩。其故事一直在徐夷后人之中传颂，这说明徐夷人民爱戴徐偃王。其后人并将各种具有神异色彩的传说赋予徐偃王，使得徐偃王仁政爱民的形象更加饱满。东夷国君以仁义来引导其民，故其民仁而好生，天性柔顺，易于教化，有古君子之风。孔子在接触东夷文化的过程中，看到了仁义思想在政治教化中的价值，于是将其继承下来，并将其改造成为儒学的核心思想之一，用以教授弟子。孔子对仁义非常看重，《论语》中提及“仁”的条目有59条，提及“义”的条目有16条，并且孔子从不将“仁人”轻易许人。《论语》中被孔子许以“仁”的只有微子、箕子、比干、管仲、伯夷、叔齐几人，孔子甚至谦虚地表示“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由此可见“仁”在孔子思想和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礼乐文化。东夷人民的礼乐修养也很高，舜就善弹琴，《史记》《孟子》多处有舜弹琴的记载。如象谋杀舜之后，“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
，可见舜和象都能鼓琴。《孟子》亦云：“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舜曾任命夔典乐以教胄子，《尚书·尧典》云：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是舜时的典乐官，具有非凡的音乐才能。他响应舜的号召，以乐舞来教化百姓。传说中舜所作的乐曲叫“韶”，《尚书·益稷篇》有“箫韶九成，凤皇来仪”
的记载。“韶”乐在夏商周三代都在流传，孔子也非常喜欢“韶”乐，故在齐闻“韶”后，“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谓之“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侑》）。值得注意的是，鲁国虽保存周礼最为完备，却并未保存有“韶”乐。孔子到了齐国才听到了“韶”乐，齐国所统治的区域也是东夷人所居之地，而齐国之政“因其俗，简其礼”，较多采用东夷人的礼俗。齐国仍有“韶”乐，鲁国却无，说明“韶”乐一直在东夷人民中世代流传。相传为舜所作的乐曲还有《南风歌》。《礼记·乐记》云“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
，歌辞最早见于《尸子》，其《绰子篇》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孔子家语·辩乐》篇亦载其辞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此歌辞虽未必为舜时之旧，然舜具有较高的音乐修养，则是春秋战国时人所公认的。另外，在鲁国祭祀乐曲中，也有用到东夷人的音乐，《礼记·明堂位》云：
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罍；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纂；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昧，东夷之乐也；任，南蛮之乐也。纳夷蛮之乐于大庙，言广鲁于天下也。
鲁国本为周公封地，鲁国所在之地原本为东夷人的土地。《左传·定公四年》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商奄也是东夷部落中的一种。鲁国在祭祀周公时用到东夷人的乐曲“昧”，虽目的是以征服者的口吻宣扬鲁国的声威，然也在侧面反映出东夷人有着较高的礼乐修养。郯子是东夷人建立的郯国的君主，他也具有较高的礼乐修养，曾为鲁昭公解释少皞氏以鸟名为官的原因及其官职与中原诸侯国对应情况。孔子曾向其问礼，并感叹道：“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礼乐文化也是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周公曾制礼作乐，但周礼其实也是在殷礼基础上有所改造而形成的，如孔子所说“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商代也是东夷人建立的国家，周礼脱胎于殷礼，那么周礼自然保存着较多殷礼甚至是东夷之礼的内容。孔子对礼乐文化非常重视，并以此来教育弟子，其弟子具有较高礼乐修养者为数不少。至后代，《礼》《乐》成为儒家六经之二，成为儒学核心内容。
第三，丧葬之礼。东夷人善居丧，东夷先民少连、大连就是孔子敬仰的贤人。《礼记·杂记下》云：“孔子曰：‘少连、大连，善居丧，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忧，东夷之子也。’”
据此，东夷在少连、大连之时，仍行三年之丧。三年之丧似乎起源很早，如宰我云“三年之丧，期已久矣”（《论语·阳货》）。据《史记·五帝本纪》，尧去世，舜便率群臣行三年之丧，而舜正是东夷人。春秋战国时，三年之丧在鲁国似乎已并不通行，而在东夷文化中却一直传承着。孔子对丧葬之礼很重视，当宰我认为三年之丧时间太久时，孔子严厉地批评他云：“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论语·阳货》）孔子赞赏“东夷之子”坚持三年之丧，坚决维护三年之丧的礼仪，这也成为儒学重要内容之一，并被后世所遵守。
综上所述，东夷人民崇尚仁义，善居丧，有较高的礼乐修养，有君子之风，孔子看到了东夷上述文化在世俗教化中的作用，因此将其吸收，并融会贯通，使其成为儒学的核心思想内容。故有学者认为，孔子“接受东方传统的仁道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为儒家的中心理论”
。可见东夷文化对孔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另外，东夷文化也正是借助儒家文化才为后人所知，从这方面说，孔子也是东夷文化的功臣。
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学，不仅与产生于古代江苏地域的东夷文化关系密切，而且江苏地域古代一些著名人物，也在早期儒学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是早期儒学中某种精神的人格化形象。吴泰伯和吴公子季札就是其代表。
泰伯，又称太伯，周民族先祖古公亶父（周太王）之长子。据《史记·周本纪》《吴太伯世家》记载，古公亶父有三子，曰泰伯、虞仲（仲雍）、季历。三子中，季历最贤，深得古公喜爱，后季历生子名昌，而昌有圣瑞，古公甚喜，常说：“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
泰伯深知其父想要把王位传给季历，并最终传给姬昌，于是与虞仲（仲雍）一起离开岐山，跨越商王朝的土地，不远万里来到吴地
。据《吴越春秋》记载，古公生前也曾令季历让国于泰伯，然而“三让不受”，故后世皆云泰伯三让天下。《琴操》曾记载有泰伯不受国之语，其云：“吾生不供养，死不饭含，哭不临棺，不孝之子，焉得继父乎？断发文身，刑余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除焉，何可为君矣。”
泰伯认为自己在古公生前不能奉养，死后不能尽孝，乃不孝之子，又加之自己断发文身，乃戎狄之民的装扮，不可为君。《琴操》所记载的泰伯话语虽未必为实录，其中或有后人添加、改造的成分，然而其中所体现的仁孝的精神是契合于泰伯的。泰伯为了成全父亲的心愿，东奔入吴，这本身就体现了仁孝的精神，这也是周民族的一个重要的美德。泰伯入吴之后，“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
。他不仅给吴地人民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也把周民族的仁、义、孝等美德带到了吴地，大大促进了吴地的开发。
泰伯三让天下的高尚美德，得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士人的敬仰，如目睹了春秋时代“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在提及泰伯之时，曾高度赞扬地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至德”即最高的道德，该词在《论语》中只出现了两次，另一次出现在孔子评价周文王时，其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周文王是孔子所敬仰的圣王，孔子对泰伯的评价与之相同，可见泰伯在孔子心中的地位之高。至西汉，司马迁在目睹了西汉多位皇子、诸侯王为了权力明争暗斗后，也感叹泰伯让国的高尚品德，故以《吴太伯世家》作为“世家”之首，这也是对泰伯这种“三以天下让”德行的高度肯定。西汉时期的大儒董仲舒也在《春秋繁露》中说：“泰伯至德之侔天地也，上帝为之废适易姓而子之。让其至德，海内怀归之。”
董仲舒曾在江都国为相，江都国治所在扬州，此地在春秋后期亦属吴地，并且距离泰伯生前所居之地无锡梅里不远。董仲舒一定明白吴人对于泰伯的感情，故有“其至德海内怀归之”之语。东汉末的蔡邕也在《琴操》中说：“（泰伯）率以仁义，化为道德，荆越之人，移风易俗，成集《韶》《夏》，取象中国，乃太伯之化也。”
蔡邕曾在吴地亡命十余年，他的这句话也点出了泰伯的仁德对于吴人风俗的影响。
由于泰伯在吴人心中有着崇高的威望，泰伯死后，人们立泰伯庙来祭祀泰伯，历代吴地的循吏也注意发扬了泰伯的仁德，以此来教化百姓。早期的泰伯庙当为民间所立，见载历史的最早的官方所立泰伯庙始于东汉时期，宋范成大撰《吴郡志》云：
至德庙，即泰伯庙。东汉永兴二年，郡守麋豹建于阊门外。《辨疑志》载：吴阊门外有泰伯庙，庙东又有一宅，祀泰伯长子三郎，吴越钱武肃王始徙之城中。《纂异记》又云：吴泰伯庙在阊门西。皮日休诗云“一庙争祠两让君”，盖并祠仲雍，旧矣。今庙在阊门内，东行半里余，门有大桥，号至德桥，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
据此可知，官方开始立泰伯庙始于东汉永兴二年（154）。依旧例，官方所立必是为了顺应当地风俗，也有以泰伯来教化百姓的目的，可以推测此时民间祭祀泰伯的行为一定非常盛。又从《辨疑志》《纂异记》等书记载来看，泰伯庙一直都存在，虽然其位置稍异，然祭祀泰伯的行为一直没有中断。吴人祭祀泰伯的行为一直在延续，清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到当杜少卿等人商量要立泰伯祠之事时，庄绍光说道：“这千秋大事，小弟自当赞助效劳。”
以“千秋大事”来许立泰伯祠，可知泰伯在吴人心中的分量。虽然《儒林外史》乃小说，然吴敬梓久居南京，对江南人对泰伯的敬仰之情也知之甚深，所以才会在《儒林外史》中细致地描写立泰伯祠以及祭祀泰伯之事。相传农历正月初九是泰伯的生日，为了纪念泰伯，“十里方圆的村民赶游泰伯庙，焚香参拜泰伯。千百年来泰伯庙节场一直是江南新的一年中最早，又是最大的乡村节场之一”
。相传泰伯病逝于农历三月三日，这一天当地的百姓都会纷纷上山采集白色的鲜花来献于泰伯墓。又相传泰伯酷爱种麻，所以附近的百姓们在祭扫泰伯墓时都会在腰间束一撮宁麻，而这一习俗一直延续到了今日。此外，梅里百姓“还把三月初三定为泰伯的忌日，每逢这一天（后改清明节），家家户户置办酒肴赴泰伯墓地进行隆重祭奠，缅怀颂扬泰伯”
。至今天，泰伯依然是吴人信仰中的圣人。泰伯文化既是吴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儒家文化精神在江苏地域社会文化中的一个独特而具体的表现。
吴公子季札是又一位产生于江苏地域的早期儒家人格典范，他不仅是早期儒家谦让、诚信精神的代表，而且对早期儒家礼乐精神及其中所蕴含的“中和”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季札的事迹在早期儒家经典《左传》《礼记》等书中都有记载。
吴公子季札本吴王寿梦第四子，因其封地在延陵（故址在今江苏丹阳境内），故又称延陵季子。其长兄曰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四人之中，季札最贤。于是寿梦常欲以为后，季札却说：“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礼，而行父子之私乎？”
寿梦后命长子诸樊摄政当国，并告诫诸樊要传位于季札。诸樊为其父寿梦服丧毕后，欲传位于季札，季札坚决不从，固辞云：“曹宣公之卒也，诸侯与曹人不义曹君，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节矣’。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原附于子臧之义。”
曹子臧亦是一位不贪图君位的公子，季札对他非常尊敬，并以子臧的事迹自勉。诸樊不得已立为吴王，并约定吴国王位施行兄终弟及制，欲传位于季札。于是诸樊、餘祭、餘眛皆轻死为勇，欲早日传国位于季札。餘眛卒时欲传位给季札，季札再次逃跑，吴人不得已立公子僚为王。几年之后，公子光刺杀吴王僚之后，希望季札能够继承王位。季札再次推脱，之后返回延陵，最终在封地去世。
司马迁对季札这位吴国的贤人极其崇敬，所以在五千余字的《吴太伯世家》中，与季札有关的事迹占了三分之一，并在最后评论道：“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季札何以能得到司马迁如此倾心呢？这是因为季札的行为契合了儒家理想君子的人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德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在《论语》中出现了四十次，德行科在孔门四科中居于最高地位，同时德也是君子的基本修养之一，如孔子云：“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季札三让君位的行为，本身就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谦让、仁爱的美德。孔子曾以“至德”来赞许三让王位的季札远祖泰伯，而在弑君已经常见的春秋晚期，季札却多次拒绝唾手可得的王位，这更是君子谦让之德的最高境界。季札辞让王位，所表现的其实不仅仅是兄弟之间的孝悌仁爱之德，也包含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非斗博爱的精神，并且具有维护宗庙社稷之制，避免不必要的政治斗争和社会动荡的意义。春秋时期各国统治集团内部以及各国之间为了权力和利益而进行的争斗异常激烈，父子兄弟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往往不惜兵戎相见，普通民众也因统治者发动的不义战争遭受涂炭。因此季札三让王位，具有以身垂范，提倡仁爱，反对争斗的意义。他的这种精神更明显地体现在他晚年救陈这件事上。据《左传》记载，鲁哀公十年（前485），楚国因为陈国与吴国交好而出兵攻打陈国，季札不顾年迈带着吴国的军队前去救援弱小的陈国。季札对楚国大将子期说：“二君不务德，而力争诸侯，民何罪焉？我请退，以为子名，务德而安民。”
季札批评了吴国、楚国两国君主不务德，却致力于争霸诸侯，给无辜的人民带来灾难，因此他主动提出自己先退兵，希望楚国一方也能务德而安民，避免不必要的战争。他这种做法跟他再三辞让君位以避免争斗的仁爱情怀是一致的。尽管后代人也有少数人从季札让国导致的后果的角度来批评季札
，但季札仁爱、谦让的品德还是得到了多数人的充分肯定。另外季札受到后人赞颂还因为他诚信守诺的精神。他出使北方诸侯国时，经过徐国，徐君很喜欢季札的剑，但并没有说出口。而季札也觉察到徐君喜欢自己的剑，心中暗自许诺要把剑赠送给徐君。当时他有王命在身，需要带着剑出使各国，不能马上相赠，就打算完成使命回来时再赠送。然而，等到季札归来又经过徐国时，徐君已经去世了。于是季札把自己的宝剑系在徐君的冢上离去。他的侍从认为徐君已经去世了，没有必要再将剑给徐君了，然而季札却说：“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
季札信守自己的承诺，尽管只是个并未说出口的承诺，将宝剑留在了亡故的徐君的坟墓上。这种兑现“心许”的诚信，实际上是一种比兑现语言承诺或书面契约更高层次的诚信，体现了一种没有外部约束的主体道德自觉。所以他的精神深深打动了徐人，徐人嘉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脱千金之剑兮带丘墓。”
今江苏徐州、宿迁一带仍有不止一处季札挂剑台遗址，可见季札诚信精神的广泛深远影响。总之，仁义、谦让、诚信，都是儒家君子所应具有的高尚的美德，季札让国、和解、赠剑的事迹，恰恰充分显示了这些崇高的君子美德。
季札在诗歌和音乐上的造诣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得到了时人的称赞。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季札出使鲁国。鲁国当时被认为是保存周代礼乐最完备的国家，如鲁昭公二年（前540），当韩宣子来鲁国观书后就云“周礼尽在鲁矣”，此事刚好在季札观乐之后四年，而韩宣子的看法也代表了当时人的看法。季札到了鲁国之后请观周乐，该事被《左传》完整地记述了下来，季札之评论也成为今所存最早的对《诗经》和礼乐的批评文章：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季札对《诗》的各部分及其乐舞逐一给予评价，其评语虽然简明扼要，但内涵却十分丰富。限于篇幅，我们不能在此具体深入讨论，但其诗乐思想最主要的精神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以乐舞观政、声音之道与政通的诗学政治观。季札能在听乐观舞中体会乐、舞所蕴含的精神，并从这种精神中看出各国政治之兴衰，例如《周南》《召南》，他认为这是周王朝始建之时的状况，人民都勤劳无怨，一派勃勃生机、昂扬向上的精神，这与“二南”中某些诗的精神是符合的。《召南·采蘩》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涧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宫。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还归。”
诗的主人公为了给公侯采祭祀所用的蘩，夙兴夜寐，尽职尽责，甚至不言还归，然却没有一丝的怨言，而这种精神只有在王朝初创的时候才有，而在末世时，人民对于暴政往往怨声载道，自然不可能有这种音乐。采诗观风、赋诗言志本是周王朝礼乐制度的重要内容，《诗经》被周太史编辑成书也是这个目的。季札的这种思想也跟周王室的礼乐思想相一致，也是后来儒家诗学和美学思想的重要源头。《礼记·乐记》曰：“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乐记》很精确地总结了周王朝的礼乐思想，这与季札的礼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是以中和为美的诗学审美观。中和为美是儒家审美观的重要特征。这种审美观与儒家“允执厥中”“和而不同”的哲学观和社会政治观密切相关。中和为美的思想贯穿在西周的礼乐思想之中。季札中和为美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评价《颂》时，“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从这十四个某而不某的句式中可以清楚看出“中”的思想在季札的美学思想中很突出，在他看来只有做到“中”，才能“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最终达到盛德的境界。顾易生、蒋凡两位先生在《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中也认为“季札用‘忧而不困’来赞美《邶》《鄘》《卫》风，用‘思而不惧’来赞美《王风》，用‘乐而不淫’来赞美《豳》风，用‘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等十四个分句来赞美《颂》，显然是《尧典》中‘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等观点以及《诗·唐风·蟋蟀》‘好乐无荒’和赵孟所谓‘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等语的发展，表现出对中和之美的强烈向往，为孔子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前驱，而且比其前人和稍后的孔子所说丰富得多”
。可见季札的诗乐观可以说是早期儒学“中和”美学思想的源头。近几年来，吴国青铜器大量出土，其中有多个青铜乐器，如者减钟、吴王光残钟、配儿钩鑃等，在这些青铜乐器铭文中，“‘和’始终是吴国诗乐观中最核心的思想观念”
。
最后，“季札在听到各地区的诗乐时，都给以赞美，虽然分别指出其不足，已足以反映他对乐调与诗歌风格多样化的欣赏，而不偏取一格”
。的确，从季札的评论文字可以看出，季札并不鄙薄某一地之风。尤其是郑卫之风，在当时一直是淫声的代表，孔子也曾认为“郑风淫”，而季札似乎并不鄙薄郑卫之风，他评价卫风“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其中赞美的味道颇足。而对郑风，只是说“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季札认为郑国的诗歌音乐过于细腻琐屑，并从中听出郑国之政已经使得郑国人民不堪重负，可能国家要先灭亡了，但他仍然以“美哉”称赞郑声，并无特别鄙薄的态度。
季札在鲁国观乐舞时所发表的这些评论以及其中所包含的诗学和美学思想，对后来孔子和儒家的诗学和美学影响很大。我们只要将季札的评论与《毛诗序》以及近年发现的上博简《孔子诗论》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其间的联系。
除了诗乐方面的修养外，季札对周代的礼也是很精通的。礼是后来儒家学问的一个重要方面，据传孔子曾专门去向老聃问礼。而据《礼记·檀弓下》记载：季札曾出使齐国
，归来时，他的长子死于嬴博之间，于是就地安葬。孔子听说后，认为季札是吴国之习于礼者也，于是带领弟子前去观看葬礼。季札长子之墓穴深不至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揜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
因为死在路途之中，季札长子的葬礼极其简单，没有厚重的陪葬品，坟墓之上也没有高高的封土，但却也都合乎礼的基本要求，细节上也充分表现出他对长子不幸去世的哀痛之情。所以孔子赞赏道：“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季札安葬自己的儿子居然值得孔子带着弟子前往观摩学习，由此亦可见季札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礼乐修养是儒家君子人格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季札在这方面所显示出的礼乐修养完全合乎儒家君子人格的理想，他可以说是一位在儒学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儒家的君子不仅应该是具有内在美德的智者，也应该是聪明睿智能够洞察世事的智者。在早期儒家经典的记叙中，季札正是这样一位智者。《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季札出使各国的言行，除了在鲁国观周乐之外，还记载了他在鲁、齐、郑、卫、晋等国会见各国政治人物，对所在国政治形势和有关人物的处境进行分析，提出忠告和建议。这些分析和建议充分表现出季札的睿智和先见之明，说明他是一位能够敏锐洞察世事，具有政治智慧的智者。如他在鲁国告诫叔孙穆子要善于择人，警示他可能会遭遇灾祸。在齐国他对晏婴提出忠告，叫他“速纳邑与政”以免于难。在郑国他告诫子产说郑国当时的执政者奢侈，恐怕不久会有灾难，并且预言子产将会成为执政，同时提醒他执政后要“慎之以礼”。在卫国他会见蘧伯玉等人，预言“卫多君子，未有难也”。季札在从卫国前往晋国的途中投宿于卫国大夫孙文子的封地戚，听见孙文子在卫献公去世尚未下葬的情况下还在奏乐，便向孙文子提出严厉警示，说他现在的地位“犹燕之巢于幕上”却不自知，吓得孙文子此后“终身不听琴瑟”。在晋国，他会见了韩、赵、魏三家大夫，预言晋国将来的政事将集中掌握在这三家，勉励他们好自为之
。按照《左传》的记载，季札当时针对各国情况所发出的预言，后来许多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验。尽管《左传》的语言叙事也许带有某种夸张的文学色彩，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季札在早期儒家文献中就是一位富有政治洞察力的智者，甚至可以说就是一位“先知”。难怪我们在新发现的上博简《弟子问》中看到孔子赞叹“前（延）陵季子，其天民也乎”
！孟子也尝自谓是“天民之先觉者也”，认为老天生下他们，就是要“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孟子·万章上》）的，而季札也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先知先觉特征的“天民”。
总之，季札以谦让为本，遵守礼义，信守承诺，洞察世事，见微知著，不仅具有吴国传统美德，又精通中原诸侯国的礼乐文化；不仅颇有儒者的谦谦君子之风，更有关怀世事、洞察政局的君子智慧。所以司马迁写《吴太伯世家》时用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篇幅来写季札，并且在最后赞曰：“延陵季子之仁心，慕义无穷，见微而知清浊。呜呼，又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
！今人吴恩培先生在《吴文化概论》中也指出：“季子以仁为本，以礼定位，入世而不求私利，济世而不危及自身，都体现了儒学的基本精神。季札是儒家的先驱，吴地应是儒学的策源地之一。”
季札之所以会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修养，除了有来自远祖泰伯的影响外，还有来自中原文化，尤其是鲁文化的影响。吴国自从其父吴王寿梦开始才有了可靠的历史，此时也才开始与中原诸侯国通使。据《吴越春秋》记载，吴王寿梦元年（前585），“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还与鲁成公会于钟离，向鲁成公问周公之礼乐，成公为寿梦“陈前王之礼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
。据《史记》记载，吴王寿梦二年（前584），楚国逃亡大臣申公巫臣从晋国出使吴国，吴王寿梦非常高兴，于是乃通吴于晋。申公巫臣还教吴国人使用战车，帮他们训练军队，并派遣儿子狐庸担任吴国的行人，于是吴国逐渐走向强大。吴国力量强大之后，开始攻打周边国家，并且积极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与中原各诸侯国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吴国与中原诸侯国通使之后，与鲁国的通使最为频繁，因二者都是姬姓诸侯国，距离较近，又交通便利。可以想象，两国通使的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季札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他本身就具有泰伯那样美好的德行，又受到鲁国礼乐文化的熏陶，加之聪明好学，思维敏捷，因此季札之博闻强识不仅在吴国人物中首屈一指，即使放在周王室各个诸侯国中，也毫不逊色。
季札的仁德之心以及谦虚退让的态度，引起了后世无数人的敬仰。有关他的事迹的记录也成为儒家文化记忆中的一个部分。《后汉书》曾记载，东汉时，任延任会稽都尉时，“静泊无为，唯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
。另外延陵还建有季子冢、季子祠、季子庙、季子碑等，并且相传其碑文“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十个古篆就是孔子书写的。季札第一次访问鲁国的时候，孔子年尚幼；而他第二次出使北方各国时，孔子已经带着弟子慕名去观摩季札安葬儿子的礼仪。可见季札的来访，及其所展现的人格、学问，对孔子一定有着重要的影响。季札作为在儒学形成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的人物，也一直受到后人的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