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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江苏地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独特的文化区域。它横跨长江南北，一直都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汇与糅杂的一个地区。它地处华东一隅，在历史上并非总是居于整个大中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但在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中，它不仅从来没有缺席，而且还以自身的地域文化特色，时常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和文化的多元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而又重要的贡献。江苏儒学的发展历史及其特色，也与江苏地域文化的这种特点相呼应。作为在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学和儒家思想传统，对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儒学的发展也是各有特色。这本《江苏儒学史》就是试图对儒学在江苏地区历史文脉中的发展和传承做一简要的勾勒，对江苏儒学史上的代表人物、突出成就进行论述，并试图对江苏儒学的地域特色及其与江苏地域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探究。
江苏地域横跨长江、淮河，其北部地区与作为儒学发源地的鲁文化圈相邻，与之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关系密切。春秋末年孔子在鲁国开创的儒家学说，在其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过程中，就与处于江淮沿海地区的东夷文化以及江南地区的吴文化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关系。
早在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形成之前，在今江苏地域就曾出现过一些对儒学的形成和早期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和事件。商朝晚期迁居江南开创了东吴文化的吴泰伯，曾受到孔子的高度称赞。《论语·泰伯》篇记载孔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泰伯仁孝谦让、清廉守信的人格由此成为代表某种儒家精神的典范，对后来儒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春秋时期的吴公子季札，则是又一位产生于江苏地域的儒者先贤，对早期儒学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他不仅具有高尚的美德，是早期儒家谦让、诚信精神的代表，而且具有深厚的礼乐和诗学修养。《左传》中所记载的季札访问鲁国“观诗”并发表对“诗三百”各部分的评论，是现存早期儒家经典中最早的诗评，具体阐发了诗歌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儒家诗学观，对后来孔子和早期儒家的诗学和礼乐精神，特别是其中所蕴含的“中和”美学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孔子曾向东夷人建立的郯国的君主郯子学习东夷文化，早期儒家仁义礼乐学说也吸收了某些东夷文化的因素。在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后，孔门弟子中的子游（言偃）、澹台灭明等，都曾在江南地区传授儒学。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儒家学说在江苏地域也有一定程度的流传与影响。
汉代是儒学在中国文化中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得以确立的时期，而这种地位的确立，与起源于今江苏丰沛地区的彭城刘氏皇族的关系十分密切。汉武帝刘彻崇尚文教，独尊儒术，其所任用的文臣亦多有来自今江苏地域者，如来自江南的吴人严助、朱买臣等。他们皆以文学与儒术得到汉武帝的青睐，为武帝说《春秋》、言《楚辞》。而彭城刘氏皇族中的刘向、刘歆父子对儒学经典的整理传授做出了巨大贡献。两汉时期，儒学以官方经学的形态呈现，而在今江苏地域范围内，特别是在与齐鲁地区相接的苏北一带，也涌现出了不少以儒家经典传授闻名的硕儒经师。
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原板荡、外族入侵、战乱爆发的时期，江南就往往成为上层人士和文化精英的避难退隐之地，这在客观上对保存和延续中华文化血脉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两汉之际，北方士人逃避战乱纷纷南下，不少人在江苏地域定居；东汉时期，著名文人梁鸿、蔡邕等就曾到吴地隐居避乱。中原士人的南下与东迁，促进了江苏地区文化的发展。到了东汉时期，江苏地区已然成为儒学重镇，产生了大批儒家学者，如唐固、包咸、皋宏、高彪、高岱等，并且出现了一些儒学世家，例如吴郡的陆氏家族、顾氏家族等。这里既有一批凭儒学入仕的儒家官吏在此任职，也有不少坚守儒家道德人格的儒家隐士在此隐居。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所以到了三国鼎立时期，东吴便成为魏、蜀、吴三国中儒学色彩最浓的地区。较之魏、蜀两国，孙吴政权更加重视儒学教化，所用之臣也多以儒学晋身者，如张昭、顾雍、诸葛谨、阚泽、唐固、谢承、程秉等。
两晋之际，更有一大批北方士族渡江南下，侨居江左，给江苏地区文化注入了新的发展因素。其中不少人对玄学清谈导致西晋灭亡的教训进行反思，如范宁、戴逵、孙盛、王坦之、袁宏、范宣等人，都对中朝玄学浮虚相扇、儒雅日替的情况加以批评，从而扭转学术风气，重新敦崇儒学，使儒学在东晋统治下的江左地区得到了新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局很不稳定，东晋与南朝官方虽不时也会推出崇儒兴教的措施，但实难对儒学的发展提供稳定而持续的政治支持。然而这一时期江南的儒学却仍然在士人群体和一些儒学世家的传承下获得了长足的进展。有许多儒学素养深厚的士人，以不同方式传承着儒学传统及其精神，推动着儒学的发展。像荀崧、袁瑰、范太、王俭那样的儒臣，利用在职时的权力，倡导儒学；更有像雷次宗、刘瓛那样的名儒，不任官职，却被皇帝请到京师开馆讲学，为王者师；而孙盛、徐广、臧荣绪等史官，则通过史书的编纂，延续儒家的春秋大义；还有像戴逵、周续之、顾欢那样的儒家隐士，以自身高尚的道德品行，为世人垂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凿，江苏地区与中央王朝和北方在经济上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也促进了江南地区社会文化的进一步繁荣，使儒学在江苏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运河沿岸的主要城市，都出现了不少儒学大家，其中尤以江南地区荟萃的名儒为多，如吴郡陆德明、朱子奢、陆质、施士匄，句容许淹、许叔牙，丹阳施敬本，吴县沈氏父子，义兴蒋氏父子等，皆通儒硕学，名列史传。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儒学史上重要的转型和复兴时期，传统儒学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以新的面貌实现了复兴。在这一儒学转型与复兴的历史过程中，江苏地域的儒学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宋初江苏地区产生了开宋代理学新风气的“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其儒学思想对后来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宋代江苏地区的儒学在《易》学、《春秋》学领域成就突出，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儒家学者，如彭城刘牧、吴县朱长文、江都李衡、丹阳都絜、高邮孙觉等。明代的儒学突出表现为阳明心学的流行，而明代心学的早期萌动，实际上在明初作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在南京时期的儒学思想中已见端倪。宋濂在其《六经论》一文中已倡言“六经皆心学也……圣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则众事无不正”
。此说已揭示出明代儒学之“心学”传统的致思取向与核心精神。“泰州学派”作为明代儒学发展的一个独特流派在江苏地区形成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明末以苏南人士为核心的“东林党人”则以儒家传统中敢于担当的弘毅精神挺身而出，轰动朝野，对明末清初儒学风气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
清代独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使清代儒学朴学之风大兴，在儒学典籍的整理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江苏地区的学者在清代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做出了其他任何地区都无法比拟的重要贡献。当时江苏地区书院、刻书与藏书都蓬勃发展，历年科举全国考中状元的人数中，江苏籍人士所占比重超过五分之二。徐世昌所编《清儒学案》共计介绍清代学者1169人，其中江苏籍学者就有359人，几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作为清代儒学新形态的朴学之代表的乾嘉之学，即以江苏学者为主体并以江苏地域为中心，扬州、高邮、常州、吴县等地都出现了一些世代相传的儒学名家大师和儒家学者群体。当时江苏学术几占天下学术的半壁江山。江苏地区这种儒学兴盛和人才辈出的情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直到今天这一地区仍然是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江苏儒学不仅历史传承绵延不绝，而且取得的成就也非常突出，对整个中国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古代江苏地域产生了不少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要人物。从孔子门下专擅“文学”的大弟子言偃（子游），汉初帮助刘邦改变了对儒家学说成见的儒生陆贾，东晋的范宁、梁代的皇侃、唐代的陆德明、宋初的胡瑗、明代的王艮、清代的顾炎武，直至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张君劢、钱穆等，这些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大儒，都出生于江苏地域。此外一些出生地或籍贯并非属于江苏地区的重要儒学人物，例如王安石、王阳明、戴震等，生平也与江苏地域关系密切，可以说是与江苏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是古代江苏地域的学者贡献了一大批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著作。例如东汉时期，江南人包咸所作的《论语章句》，是汉代《论语》章句学的代表性著作，虽然后来已失传，但对后人影响深远。出生于江南的梁代大儒皇侃，曾为多种儒家经典作“义疏”，其《论语义疏》是现今完整流传下来的南北朝时期的唯一义疏体著作。唐代吴郡陆德明所作《经典释文》，是儒家经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为儒家经义注释的统一奠定了文字学、音韵学的基础。唐代彭城刘知几所著《史通》不仅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史学理论著作，在儒学史上也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开启了“六经皆史”的儒家经学史学化的研究导向。宋代江苏地区学者在《春秋》学、《易》学领域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作为明清之际中国三大思想家之一的昆山人顾炎武所著《日知录》，也是中国儒学史上的一部巨著，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经世致用的儒学精神。而清代乾嘉时期江苏地区更是学术大师云集，儒学著述层出不穷。
三是江苏地域也是中国儒学史上一些有影响的重大事件的发生地或重要学派的活动中心。自东晋时期中原士族向江左迁移，六朝故都所在的江苏地域就逐渐成为文人和儒生的汇聚之地，此后江苏地域便一直是大中华多元文化格局中一个举足轻重的文化中心，也成为中国儒学史上一些引人注目的学派的活动中心与事件的发生地，如明代的泰州学派、明末的东林党人事件、清代的常州学派、乾嘉学术中的扬州学派、吴派等。
总之，两千多年来儒学在江苏地域历史传承中绵延不绝，代有传人，大师辈出，成果累累，构成了江苏历史文脉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江苏的儒学不仅历史悠久，成果卓著，而且也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区儒学的鲜明地域特色。而这种地域特色的形成，与江苏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江苏地区独特的地理、人文、社会环境与江苏儒学发展的关系，有以下这些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典型水乡地理特征对江苏儒学发展的影响。江苏东临大海，境内多江河湖泊，北有洪泽湖、高邮湖，南有太湖，其他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河流纵横交错，有长江横穿东西，又有大运河纵贯南北，水域面积占比之大，为全国各省区之冠。水是江苏的社会经济命脉，也孕育了江苏文化的特质，可以说江苏地理文化是以水文化为主导，平原文化、山文化为衬托。以水为主导，也使得江苏人文地理与周边其他一些省份形成区别。水具有自由、灵动、活泼、开放、融会贯通、向下渗透等特征。正所谓“智者乐水”，水文化是智者的象征。江苏人聪明灵慧、开放包容的文化气质使得儒学崇尚知识和智慧的一面在江苏地区呈现得更为突出，也促进了江苏儒学与时俱进、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精神的发展。
二是高度发达的都市文化与江苏儒学的相互关系。江苏地区都市形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传说大禹治水后定九州，江苏地域就占有徐、扬二州，至今徐州、扬州仍沿用为江苏境内重要城市的名称。其中徐州为古彭城之地，已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为江苏境内最早形成都市的地方。京杭大运河的开通，进一步促进了江苏境内运河沿岸都市文化的发展，使江苏很早就成为中国都市文化高度发达的地区。大运河在江苏境内所经过的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再加上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经济发达，人口众多。都市的繁荣，生活的便利，有利于吸引包括儒家士人在内的各种人才的到来，也为书院讲学、学术交游、刻书印刷等儒学相关活动提供了方便。
三是江苏商业文化与儒学发展的关系。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江苏地区的手工业及其产品的贸易就已经比较发达，特别是冶炼和锻造技术闻名天下。由于大运河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江苏地区内外水路交通十分发达，极大地便利了江苏地区及其与外部的商品贸易。江苏又有连云港、盐城、南通等沿海港口城市，自古与海外就有经贸往来，受到海洋商业文化的影响。这些都促进了江苏地区商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这种商业文化影响下，江苏地区的儒生不仅不轻视商业，而且往往能将治生与讲学兼顾，儒与商结合，促使儒商精神形成。而商业活动发达带来的社会经济利益，也使得江苏地区的儒生可以不必完全依附于皇权国家政治体制，并从社会获得保持其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的经济支撑。
四是闲暇雅致的江南生活方式与儒学发展的关系。都市文化和商业文化的发达，又逐渐培育了江苏地区，特别是淮扬和苏南地区那种闲暇雅致的生活方式，而儒家士大夫阶层又正是这种生活方式最为典型的体现者和倡导者。这种闲暇雅致的生活方式不仅非常直观地体现于雅致的园林设计、考究的烹调饮食、精致的艺术追求等方面，也体现于一些儒家士流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中。江南儒林中多有儒学世家、退隐朝官、大家贵族，不乏既有钱又有闲的人物，他们的儒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仕途经济、官场利禄的功利目的，从事学术研究不仅是他们实现人生不朽价值的途径，也是他们闲暇雅致生活方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生活状态也有助于他们以非功利的心态钻研学术，追求尽善尽美，将学问做到极致。
上述江苏地域文化背景，为儒学在江苏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条件与环境，对江苏儒学地域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约的影响。概括来说，江苏儒学的地域特色主要表现在如下这些方面。
首先，相比较而言，古代江苏地域的儒学更多地具有民间与士人的自发性，而官方主导色彩相对较少。儒学在中国古代是一种与王朝政治关系十分密切的意识形态，它的思想主导地位与统治者的官方扶持也是分不开的。但是如果把儒学仅仅看作是一种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或者把儒学仅仅看成是政治儒学，则可能忽视其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中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实际上，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的儒学发展中，官方主导和介入因素的程度也有所不同。由于江苏地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大部分时间并非整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故相比较而言，儒学在江苏地域特别是江南的发展中，官方直接主导的因素并不是很强。相反，我们在这一地域的儒学发展过程中却可以看到更多士人阶层的自发性与民间广泛的渗透性。从吴泰伯逃离中原开化吴地开始，江南这个地方，就带有从政治权力中心逃逸和退却的象征意义。即使江南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某个偏安的朝廷所在地，相对于占据了中原的更强大的政治、军事实体而言，江南也仍然带有某种退却的意味。江南地区的儒林中，历来颇有一些“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
的人物，他们似乎对仕途与官场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却也是儒学精神和儒家人格理想的忠实践行者。此外，江苏地域一些世家大族非常重视家族后人的儒学教育，影响至整个社会，儒学几乎成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进而使得整个地区民间社会文化素养、教育程度都比较高。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江苏地域经济日益发达，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使民间儒学可以保持一种超然于王朝政治体制的主体性。江苏各地书院林立，私塾教育也比较普及，民间有许多非官方的典范性儒生，一方面教授门徒，讲学明道，传播儒学，另一方面也以自身的人格为世人垂范，或通过民间组织践行儒家社会理想。元代蒙古人入主中原，科举被废，汉族士人仕途受阻。远离北方权力中心的江南一带遂成为儒生与文人的藏身退隐之地。当时在江浙等地，有不少书院仍在进行民间的儒学讲授，传授斯文。所以到了至元二十三年（1286），程钜夫在向元世祖建议兴建国学、复兴儒学时，便提出要到江南去求贤。
明代在江苏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泰州学派人物，大都也是布衣儒者，他们的儒学以平民化、大众化为特色，下沉于民间，走基层路线，注重平常日用、社会实践。明末清初出生于昆山的大儒顾炎武，终身并未入仕，也可以说是一位布衣学者。又如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武进的“舜山先生”是镜（字仲明）也是一位民间儒者的典型，他放弃举业，终身不仕，专心于为己之学，以静坐读书、教授生徒为业，但在地方上却享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这些具有深厚儒学素养的知识分子的传承和坚守，使得儒学作为一种悠久的文化传统在江苏地域的社会文化中延续，并深入影响到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使得江苏地域的儒学带有明显的民间色彩。江苏地域的儒者在与王朝政治体制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以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践行儒学兼济天下、改造社会的责任。
其次，江苏地域的儒学更具有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色彩。这既体现于对不同学派思想的包容与吸收，也体现于不同学术门类之间的贯通与联系，还表现为南北学术风格的交融与综合。就不同思想观点的兼收并蓄而言，江苏地域的儒者似乎相对较少有门户之见。例如汉代陆贾的思想，虽然以儒家为主，但其中也吸取了某些法家、道家、阴阳家乃至纵横家等各家学说的成分，比较讲究变通，反对泥古不化，主张因世而权行。东晋时期江左的儒学更多与玄学结合，相互交融，与北方儒生恪守汉代章句训诂的传统不同。南朝儒学家一方面崇儒抑玄，维护儒家的价值和立场；另一方面也并不排斥对玄学家成果的吸收，借鉴玄学的哲理来增强儒学的思辨性。江南士族出身的葛洪，自幼熟读儒家经典，著有《抱朴子外篇》，所论皆为儒家社会政治观点，但他同时又是一位道教丹鼎派大师，且兼通医药学，可以说是一位外儒内道的士人。南朝不少儒生皆能出入儒佛之间。刘宋时，在京城讲学的大儒雷次宗就曾师从佛学大师慧远。梁代刘勰所著《文心雕龙》，以儒家之道为本，以圣人孔子为师，以儒学经典为宗，但同时又体现出思想糅合的特征，兼采道、玄与佛学思维之精华，从而构建出一个博大精深的儒家文论思想体系。宋代范仲淹的思想，也是以儒家思想为本体，但并不排斥释道之学，对佛家道家思想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清初苏地的儒者，无论朱学学者或王学学者，都较少有褊狭之气，大抵皆有融合程朱陆王的气象。在所谓“汉学”与“宋学”之间，江苏儒学者也多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者，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
。清代乾嘉学术中吴派的代表人物惠栋尝记其父惠士奇之语曰：“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其一，非学也。”
清代扬州学派的儒学，也以调和汉宋、融合经子，并且综合吴皖为其特色。清代后期江苏学者丁晏也倡导对汉、宋之争采取融通态度。清末民初出生于江南的学者吴雷川，从小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但却能将儒家思想与基督教精神结合，发展出带有儒家色彩的中国基督教神学，堪称是一位儒家基督教徒。就不同学科门类之间的贯通而言，江苏地域也多有能贯通经史子集，兼擅辞章考据与义理的儒家学者。江南儒士，往往皆具多才多艺的兼才特点，而非单一擅长儒术。例如西晋时出自江南的陆机，既“伏膺儒术，非礼不动”
，同时又以文章冠世，在文学、书法方面都卓有成就。南朝时期许多江南文人学者，都是经史兼通、儒道合一，既以儒学立身，又以文学见长。如刘勰便既是一位崇经重道的儒者，也是一位思想邃密的文学理论家。唐代前期中原地区的儒者多精研三礼，直接为朝廷制礼作乐的政治需求服务；而江苏的儒家学者，则多有儒学与文史兼通的大家通才，使儒学向文学、史学领域渗透。如江淮地区以李善等人为代表的“文选学”，把儒家经学的学术方法与文学研究相结合；彭城刘知几，既熟读儒家经典，“上穷王道，下掞人伦”
，同时也是一位史学家和史学理论家。清初江苏的儒家学者，在性理之学外，亦精研经学、史学乃至朝政典章，并且普遍有与经世致用之学结合的趋向。清代乾嘉时期江苏诸儒的学术范围，往往贯通经学、史学、子学、音韵、金石、碑刻、天文历算、舆地等诸多领域。就南北学术风格的交融而言，前人尝评论南北学术特色不同云：“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
；“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由于江苏是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汇之地，所以古代江苏地域的儒学，也呈现出南北学术风格杂糅的特点，既具有南方学术的清简精致，又不失北方学术的深厚广博，可谓得南北学术之长。像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规模宏大，内容广博，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精致，思想上的深刻。又如唐代吴县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亦能兼采南北义疏之学，为群经遍注音义，既重汉学郑注，又重玄学王注；既能证之以实，又能运之以虚；具有融通儒道、汇合南北学风，承袭和发展汉魏经学传统之特点，为南北经学的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对隋唐及以后的学术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再次，江苏儒学似乎更具与时俱进、善于变通、敢于创新的精神，在中国儒学史上的一些关键时期，江苏地域的儒者的学术起到了引领儒学发展新方向的作用。如隋唐之际吴人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在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独辟蹊径，通过注音的方法来注释儒家经典，并能打破儒家经典与其他经典之间的界限，博采汉代经学和魏晋玄学注疏之长，既注重名物训诂，又长于辨析名理，开辟了儒家经典注释的新路径，堪称唐代儒家经学研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著作，为孔颖达等人主持编订《五经正义》奠定了基础。唐代吴郡人陆淳（陆质），也是一位开辟儒家经学研究新方向的代表人物。他精通《春秋》学，其所著《春秋集传辨疑》等书突破唐代官学义疏的藩篱，大胆创新，反对专守章句训诂，敢于挑战“春秋三传”的权威地位，在《春秋》学研究方面可谓独树一帜，开创了所谓新《春秋》学派，为后来宋儒疑经风气的先声。彭城刘知几著《史通》，一方面认同孔子秉笔直书、善善恶恶的儒家史学精神的实质，另一方面又敢于对孔子作《春秋》提出质疑，破除汉代经学家附加在儒家经典上的神秘权威，开“六经皆史”之先河，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道路。宋代，被称为“宋初三先生”之一的泰州胡瑗，也是一位开儒学新风气的人物，他的《易》学、《春秋》学研究，都为构建宋代新型儒学做出了贡献。他对儒家经典的阐发，敢于突破前代的注释，发表新见。例如《周易口义》中就记载了其经常对孔颖达的疏提出质疑和批驳。南宋时期苏州叶梦得的《春秋》学，对“三传”及前人注疏进行大胆的质疑与辩驳，提出许多新鲜的见解。而明清之际昆山顾炎武，突破宋明以来儒学专注于理气性命玄谈的风气，开学术新风，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经世致用，对有清一代学术新范式的形成起到了引领作用，被梁启超誉为“清学的开山之祖”
。清代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新的学术思潮实际上也是在江苏地域发生的，许多江苏学者对新的学术方法的形成有开创之功。例如扬州学派焦循的《易》学方法以注重“实测”为特色，它既包含一种以“实测经文传文”为对象的过程研究法，也包含援引西洋测天之法进行实证的科学精神，可以说是对传统儒家经学研究方法的一种拓展与创新。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思想传统和江苏文化精神这两者之间实际上呈现为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建构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如前所述，江苏独特的地域文化背景，对江苏儒学地域特色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作为江苏历史文脉中的一个重要精神传统，儒学的基本思想、核心价值，对整个江苏文化乃至江苏人的精神风貌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分布广大。中华民族文化既有鲜明的同一性和强烈的文化认同，同时其内部又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色、民风民俗、人民气质也是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正是这种内部的多样性与特殊性从总体上构成了我们中华文明既悠久厚重又丰富多彩的内涵。因此探讨和发现各地区文化的地域特性，也是中国文化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一个地区的文化特色、精神气质，往往比较直观地呈现于历史遗迹、城市建筑、衣食住行、民俗风情、工艺美术、表演艺术等许多方面，也会隐约地流露在人民的言谈举止、交往方式乃至性格气质上。当然，就江苏地域文化本身而言，其内部亦有细微差异，苏南苏北文化亦有不同，苏南文化更加精致、细腻、秀气，苏北文化中则多一些豪爽与侠义。但从整体上与其他不同地域文化进行宏观比较，也还是可以归纳出一些江苏文化的总体特色。例如有人就把江苏人的总体性格特点概括为“温婉清雅，聪明稳重，憨厚实在，外柔内刚，开放包容”
。在文化不同层面的具体呈现之上，江苏地域亦更有一种内在的人文精神。正是在这种内在人文精神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传统对江苏文化特质乃至江苏人精神气质形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概括儒学基本思想、核心价值与江苏人文精神气质之间的相关性。
儒家学说具有浓厚的实践理性精神，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脚踏实地、讲求实用、立足社会现实、关注人类生活世界的学问。尽管在儒学历史传统中也有不同的致思倾向，或偏重于“尊德性”，或偏重于“道问学”；或强调天理和外在秩序的超越性，或更强调良知与本心本性的主体性，但就总体来说，儒家学说是强调“道不远人”“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学问，以面向现实、解决社会人生的实际问题为宗旨的。具体表现就是对超验的、终极的、形上的玄理倾向于存而不论，不作深究，如孔子之不语怪力乱神，罕言性与天道，而是把为学和致思的重点更多放在个人的修身养性、社会的伦常日用、当下的道德政治实践等现实问题上。这在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层面常表现为在学说上主张经世致用，在学风上提倡实事求是、务真求实的实学精神，在社会实践中以务实的态度来面对和处理当下现实事务。这种精神在江苏儒学中有更为明显的表现。如陆贾就曾强调“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
，也就是说研究学术要切合当下现实，要对解决现实问题有用。宋明时期江苏地域的儒生虽然在学术上也善言心性之学，但专门空谈性理的却并不多，大多数儒学人物为学的落脚点还是在经世致用，他们留下的文集中往往都有许多策问、政论或公文类的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鲜明的实际针对性。泰州学派的王艮等人物立足于基层民众，重视学问的实际功用，强调“百姓日用是道”，具有强烈的践履和济世的精神。明末江南的东林学人，也是不满于王学后人的空谈心性之学，转而关注社会现实问题，提倡实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清代江苏儒学的总体特征，一言以蔽之就是实学或朴学，同时清代江苏儒者大都非常重视经世致用，强调学问要“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
。儒学的这种重实践、讲实用的精神，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就是关心现实生活，把儒家之道落实于平常日用，较少有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玄想，也不太会过于沉迷于宗教性的精神生活，而是以安逸、稳定、快乐、富足的现实生活为人生目标，热爱并享受当下的现实生活。因此，江苏地区的民众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比较精致、优雅、考究的具体表现，孔子在饮食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品位，在江苏地区特别是扬州、苏州等地的饮食文化中，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曲艺、绘画、园林、盆景、花卉这些现实生活享受和乐趣方面，江苏人也很舍得花时间和精力来细心打理，精雕细琢。
儒家学说从其形成之初即强调“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以传承前代文化传统为己任，后代儒者也特别重视“道统”的延续问题，但这绝不等于说儒学就是一个封闭和保守的思想体系。儒家文化与世界上其他一些主要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犹太教文化或佛教文化相比较而言，显然更具有包容与变通的精神。《易经》充满变通的思想，强调“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肯定变通与革新的价值；《大学》强调“日新”精神；孔子倡导“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反对独断与固执。因此可以说儒家思想内在地包含了开放包容、灵活变通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体系具有开放与发展的可能性。尽管在整个儒学发展过程中也曾出现过僵化、固执、保守的情况，但就江苏儒学和儒学精神在江苏文化中的具体表现而言，它们更多呈现出来的却是儒家思想中灵活变通、开放包容的特色。其所以如此，与江苏地域所处的特殊文化地理环境有一定关系。江苏地域在大中华版图上处于南北之中，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汉文化、吴越文化在此汇聚。同时江苏又处于东部沿海地区，内陆农耕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也在此相遇。故江苏地域在历史上既是南北文化交融之地，也是中国内陆文化接受外来海洋文化影响、走向外部世界的前沿地带。自六朝时期开始，江苏地区与日本和东南亚地区就有贸易往来。而历史上本属于江苏的上海，更是成为中国近代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象征。正像江苏的儒学发展具有南北交融、兼收并蓄的特点一样，江苏文化在整体上也是博采南北之长，具有交融互补、开放创新的特点。江苏境内不同地区吴韵汉风各有特色，却也交相辉映，并行不悖；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文教、艺术等文化的各方面也能全面发展，综合平衡。在价值取向上，江苏人既崇尚诗书礼仪、仁义道德，又不排斥仕途经济、经商谋利。对外来的文化、外部的影响，江苏人也没有明显的排外心理，往往来者不拒，包容接纳，同时加以吸收，为我所用。正因为如此，江苏也是我国现代工商业最早发达的地区之一。而江苏境内近现代许多成功的商人、企业家，在取得成功、发财致富后，又不吝出资兴办教育，回报社会，体现出义利兼顾的儒商精神。江苏境内多河湖水网，而较少崇山峻岭，故其民智民风更倾向于孔子所说的“智者乐水”“知者乐”的特征。水文化之所以为江苏文化的特征之一，不仅是因为江苏境内多水网密布的鱼米之乡，随处可见“小桥流水人家”，也是因为江苏民风表现为一种智者乐水、以柔克刚、灵动善变的文化品性。江苏人大多聪明伶俐，乖巧灵活，会用智谋，能与时俱进，善于变通，不封闭保守，不固执僵化。这种文化精神使得江苏人在遇到新的局面时，能够与时俱进，抓住时机，开拓创新。同时江苏地域也有着较长的海岸线，长江在这里汇入大海，陆地农耕文化与海洋商业文化在此交汇。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中外交流事件，如秦代徐福入海求仙、唐代鉴真东渡日本、明代郑和三下西洋等，都是从江苏出发的。这也使得江苏人眼界比较开阔，心胸比较开放，比较容易接受外来的新鲜事物，故江苏社会文化的发展往往能与时俱进，引领新的潮流。
中道精神、中庸之德是儒家学说的精髓，也是儒家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在江苏文化中也体现得比较突出。早期儒家从上古圣王的政治传统中继承了“允执厥中”“执两用中”的智慧，并将其发展为儒家的中庸之道。其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处理任何事务时，善于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辩证、全面地看待问题，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力求平衡矛盾，照顾各方诉求，避免过犹不及，避免极端与过激。儒家认为中庸之道既是一种哲学思维方法，也是君子品格的一种极高境界。这种中道哲学反映在文化上就表现为一种稳健笃实、温柔敦厚的文化特色，又促成了一种中庸平和的民风。江苏人与其他某些地区的人相比，较少有火暴脾气，心态比较平和，性情比较温和，遇事谨慎，善于忍耐，不轻易动怒发火，较少以暴力解决问题。江苏人的饮食，无论是淮扬菜系还是苏南菜系，都比较清淡，偏甜，不追求过分麻辣或香浓的重口味，而追求一种比较含蓄、令人回味的鲜美；江苏的戏曲表演艺术大抵唱腔细腻缠绵，曲调平和抒情，表演活泼含蓄，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美学观。江苏人为人踏实稳重，做事比较稳妥，安于稳定正常的生活，一般不会铤而走险。江苏历代产生的文人、状元、官吏，以及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等等可谓代不乏人，举不胜举，但造反起义的首领，或征战天下的枭雄之类的人物，却是屈指可数。江苏地区的社会经济通常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相对稳定和持续的发展。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历史大变局，中原鼎沸，群雄逐鹿，而江苏地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凭借比较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发展总的来说比较稳定。尤其是唐代以后，江苏地区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就不断提高，明清时期，江苏粮、盐等经济命脉物资的产量已经居全国之首。这当然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与江苏地区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稳健踏实的民风也有一定的关系。江苏人以“中道”为常道，不走极端，平稳坚韧而不激进，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深受传统儒家哲学中道精神影响。但是，这种中道精神、中庸品格又绝不是“乡愿”，绝不是没有原则的老好人主义。江苏人外柔内刚，内心是有血性、有原则、有底线的。特别是在天下兴亡、国家存灭的重大历史关头，江苏人亦能表现出可贵的勇气与刚烈的气节。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历史上也就看到南宋末年陆秀夫蹈海殉国的悲壮，明末东林党人敢为天下担当大任的勇气，明清之际扬州人民在史可法领导下拼死抵抗的惨烈……由此可知，江苏人所坚持的正是《中庸》里所说的那种“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坚强，是“国有道，不变塞焉；国无道，至死不变”
的真正君子之中庸。
这本《江苏儒学史》按历史阶段分章对儒学在江苏地域发展的历史进行论述。本书所谓“江苏”以今天江苏省行政区划范围为大致的基础，历史上在此区域内或覆盖此区域范围的州、郡及以下行政区划都算作江苏地域。其范围主要包括以徐州、宿迁、淮阴为中心的楚汉文化区，以扬州、泰州、淮安为中心的淮扬文化区，以南京、镇江为中心的宁镇文化区，和以常州、无锡、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区；贯穿大运河沿线城市的大运河沿线文化带，以连云港、盐城、南通为一条线的苏东沿海文化带。本书所谓“江苏区域”就大致以这四个文化区域和两条文化带的范围为基础。本书所谓“儒学”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包括历代学者对儒家学说与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阐释和发展的成就，有关儒学经典的整理、注释、研究、教学和传播活动，代表儒家文化精神并在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践履儒学原理的著名人物的事迹等。全书以出生在江苏地域或与江苏地域有密切关系的儒学人物及其儒学著述、儒学思想为重点，以点带面，梳理儒学在江苏地域的发展脉络，并力图探讨江苏儒学发展与江苏地域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注意把江苏儒学放在整个中国儒学发展的背景下加以考察，通过与其他地区儒学发展的比较，论述江苏儒学的成就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