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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春秋末年诞生之后，很快便传入今江苏各个地区。稍后孔子弟子子游、谵台灭明等继续在此传播儒学，使得儒学在江苏各地得以扎根并成长。西汉时期，儒学首先在治所位于今江苏北部的楚国走向繁荣。在西汉王朝政治的儒学化进程中，今江苏北部诸郡国由于距离儒学的诞生地鲁地较近，儒学相对来说更为发达；而今江苏中部、南部诸郡国则相对落后。但到了东汉时期，随着郡国教育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儒学教育被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此背景下，今江苏北部诸郡国与中部、南部诸郡国的儒学都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尤其是南部的吴郡儒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那里不仅诞生了多位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力的学者，而且开始出现在中古史上有着巨大影响力的一些儒学世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吴地儒学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西汉时期，今江苏北部包括楚国的大部（此指削去鲁国、东海郡之后的楚国），东海郡的一部，沛郡的小部；中部、南部包括泗水国、广陵国的全部，临淮郡的大部，会稽郡、丹扬郡的小部。西汉时期，这些郡国的儒学发展情况不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从时间上来看，西汉初期，楚国儒学发展一枝独秀；西汉中后期，各郡国的儒学普遍得到发展。西汉初期，中央政府为了休养生息，以黄老之学来统治天下，儒学遭到冷遇，而拥有相当权力的诸侯王则抓住机会，笼络人才，在王国内大力发展文教事业，以增强自己的实力，楚国就是其中的代表。楚元王爱好儒学，任用儒生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以儒学来培养接班人，使得楚国儒学走向繁盛，在汉初儒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与此形成对比，沛郡、临淮郡、会稽郡等郡由于缺少儒学大师传道，儒学不甚发达，也较少有有影响力的儒生出现。七王之乱后，诸侯国的权力被大大削弱，王国原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特权也被一一取消，诸侯王逐渐丧失了对王国的实际治理权，并被置于严格的监视之下。汉武帝时期，汉廷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立五经博士，在中央建立太学，在郡国建立学校，儒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楚国儒学在全国的地位尽管有所衰落，但是经师仍然层出不穷，而东海郡、沛郡、临淮郡、会稽郡等郡国的儒学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有影响力的儒生开始出现。
第二，从地理上看，处于今江苏北部的楚国、东海郡、沛郡儒学较为发达，经师频出，经学世家开始出现。而处于今江苏中部、南部的泗水国、广陵国、临淮郡、会稽郡、丹扬郡的儒学不如北部兴盛，不仅在此传道的经师数量不多，而且本地所出的有影响力的学者也很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明显的不同，主要原因是位于今江苏北部的楚国、东海郡、沛郡经过长时间的开发，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再加上离儒学的发源地鲁地较近，儒学传入较早且流传时间较长；而南部的泗水国、广陵国、临淮郡、会稽郡、丹扬郡则经济稍为落后，且离鲁地较远，儒学在此的影响力较弱。鉴于二者有着明显的不同，本节将其分开进行论述，详情如下：
西汉时期，楚国儒学较为发达。汉五年（前202），刘邦击败项羽之后，封韩信为楚王，都下邳（今江苏徐州邳州市东），管辖东海郡、会稽郡、泗水郡、薛郡、陈郡。次年，韩信被废，刘邦二分楚国，封其弟刘交为楚元王，王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元王立二十三年薨，子郢客嗣位为夷王，立四年卒，子刘戊即位为王。景帝三年（前154年），削楚国东海郡、薛郡，刘戊暗中联结吴国谋反，失败后自杀。七王之乱被平定后，景帝封楚元王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至四世孙刘延寿时，其因欲勾结广陵王谋反被迫自杀，国除。黄龙元年（前49），宣帝封自己儿子刘嚣为楚王，至王莽时国绝。楚国辖区在七王之乱后大大缩小，只剩下彭城周边七个县，在这七县中，彭城（今江苏徐州）、留（今江苏徐州沛县东南）、吕县（江苏徐州铜山）、武原（今江苏徐州邳州）四县在今江苏境内。
西汉时期楚国的儒学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儒学与政治相结合，儒学政治得到实践的机会。楚元王是楚国的第一代王，他少好书，曾拜当时著名的大儒浮丘伯为师，后随刘邦征战四方，汉六年（前201）被封为楚王。楚元王喜爱儒学，对儒学非常重视，并将其运用到政治领域，他对楚国儒学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以儒学来培养接班人及后代。从楚元王开始，楚国历代统治者都要学习儒学，为了培养接班人，他让太子郢客到长安从浮丘伯学习儒学；夷王郢客在位时，让太子刘戊从穆生、白生、申培公问学。可见以儒学来培养接班人在楚国已成为定制。楚元王诸子皆读《诗》，儒学成为其家传之学，如刘辟彊、刘德、刘向、刘歆等皆有较高的儒学修养。另一方面，楚元王开始大量任用儒生来参与政治。楚元王刘交到任后，很快便以少时同学穆生、白生、申公三人为中大夫，中大夫主要掌议论，对于朝政得失有较大的发言权。武帝太初元年（104），中大夫改名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在汉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楚元王以穆生、白生、申公三位儒生为中大夫，显示出以儒学来治理楚国的愿望。穆生、白生、申公三人，先后辅佐刘交、刘郢客、刘戊三代楚王，时间先后达四十七年之久
。他们的长期辅佐，不仅使得楚国一直保持着儒学政治，而且还为楚地培养了大批的儒生。
第二，《鲁诗》学特别发达。《鲁诗》学的创始人是申公，名申培，鲁人，曾为《诗》作传，号为《鲁诗》。申公少时曾与刘交、穆生、白生俱事荀子弟子浮丘伯受《诗》。汉初高祖过鲁时，曾以弟子身份从师入见于鲁南宫。楚元王刘交到任后，与穆生、白生一起担任中大夫，前后在楚国任职达四十七年。楚王戊二十年，申公受辱，归鲁讲学，弟子自远方而至受教者千余人，为博士者十余人。申公一生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楚国度过的，对楚地《鲁诗》学的兴起与兴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申公之后，楚地治《鲁诗》者层出不穷，较为著名的有薛广德
、唐长宾
、龚舍
等。其中薛广德、唐长宾乃申公三传弟子，龚舍又是薛广德的弟子，而龚舍已经是西汉末年哀帝时人，可见终西汉一代，楚国《鲁诗》学一直长盛不衰。申公亦长于《穀梁》学，曾授《穀梁》学于瑕丘江公，《穀梁》学在楚地也有流传，如申章昌，字曼君，楚（治今江苏徐州）人，受《穀梁》学于丁姓，丁姓受之于江公之孙，而江公则受《穀梁》学于申公。申章昌后为博士，官至长沙太傅，徒属甚众。
第三，经学世家开始出现。西汉时期，楚国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经学世家，如楚元王刘交家族、楚王刘嚣家族、韦孟家族。楚元王爱好《诗》，作《元王诗》，其诸子皆读《诗》，这为其家族的经学传统奠定了基础，后来其家族出现了刘向、刘歆，在西汉的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黄龙元年（前49），宣帝立其子刘嚣为楚王，嚣生衍，衍生纡，纡生般，“自嚣至般，积累仁义，世有名节”
。韦孟家族爱好《诗》，韦孟，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曾为楚元王傅，后又傅元王子夷王刘郢客及孙刘戊。刘戊荒淫无道，韦贤作诗讽谏，并徙家于邹。韦孟四世孙韦贤，少笃于学，通《礼》《尚书》，以《诗》教授乡里，号称邹鲁大儒。昭帝时征为博士，进授昭帝《诗》。宣帝时赐爵关内侯，拜丞相，封扶阳侯。韦贤少子韦玄成，字少翁，少好经术，修父业，以明经擢为谏大夫，宣帝时与诸儒杂论同异于石渠阁，元帝时先后任太子太傅、御史大夫、丞相。玄成兄韦弘之子韦赏亦明《诗》，哀帝时封大司马车骑将军，列为三公，赐爵关内侯。韦氏一家数人因明经而贵显，故当时邹鲁谚曰：“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
除了《鲁诗》之外，《尚书》在楚地也有流传，并出现了著名学者龚胜。龚胜，字君宾，楚（治今江苏徐州）人，受《尚书》于著名经师陈翁生信。龚胜初为郡吏，曾三举孝廉，一举茂才，后被哀帝征为谏大夫。胜为谏大夫期间，数“言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风俗薄，灾异数见，不可不忧。制度泰奢，刑罚泰深，赋敛泰重，宜以俭约先下”
，充分发挥了其谏官的职责。任谏大夫二岁后迁丞相司直、光禄大夫，因忠直常常被人排挤，出为渤海太守，后辞官归家。哀帝复征为光禄大夫，胜常称疾，数使子上书乞骸骨。后王莽秉政，胜亦常乞骸骨，终于在元始二年（2）归老乡里。胜初还乡里，郡二千石官吏初到常至其家，以师事之。王莽篡汉第二年，遣使者拜胜为讲学祭酒，胜称疾不应征；又拜胜为太子师友祭酒，使人奉书安车驷马迎胜，胜坚辞不就。使者以印绶加胜身，胜俱推不受，使者只能作罢。王莽并不甘心，使使者与太守五日一问起居。然胜俱不为所动，对来人说：“吾受汉家厚恩，亡以报，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谊岂以一身事二姓，下见故主哉？”
于是他就向家人交代了自己的后事，然后便开始绝食，十四天后死去，时年七十九岁。龚胜一生忠直，至死不受王莽官职，清人唐晏感叹云：“龚胜大儒也，传伏生《尚书》，以经学为谏书，惜班氏一字不能传之。……胜之至死不受莽命，此亦从经术中来，岂浅儒所解乎？”
除了楚国之外，西汉时期东海郡和沛郡也有不少传授儒家经典的经师。东海郡北接齐地，西接鲁地，是儒学较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其经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受齐学影响较大。关于齐学的定义与内涵，学术界尚有诸多争议
，然普遍以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杨朝明先生认为“从广义上讲，鲁地产生的学术就称为鲁学，齐地产生的学术就是齐学。狭义的鲁学和齐学则是指汉代经学内部的两个不同学派”
。齐鲁两国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差异，其学术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儒学从鲁地传入齐地之后，受到齐学的影响，呈现出与鲁学不同的面貌。《齐论》《齐诗》《公羊传》就是齐地经学的代表。东海郡与故齐之地相接，受到齐学影响很深，因此产生了多位齐学大师，如翼奉、严彭祖等。翼奉，字少君，东海下邳（今江苏徐州睢宁）人，治《齐诗》，与萧望之、匡衡同受《齐诗》于后仓。元帝时，诸儒荐之，元帝数次召见，以奉为中郎，后为博士，谏大夫。齐学驳杂，阴阳学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齐地经学也受到阴阳学的影响。其中《齐诗》“四始”说的“理论基础来源于阴阳家学说”
。因此《齐诗》学者都喜言灾异，如治《齐诗》的夏侯始昌就“明于阴阳，先言柏梁台灾日，至期日果灾”
。翼奉亦明于阴阳之术，当郡国多大水、地震时，翼奉即上书曰灾异，用阴阳学说解释自然灾害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对统治者提出警示。翼奉作为《齐诗》学者引阴阳学入《诗》学，显示出与其他三家诗不同的面貌，后来的“《诗纬》则是在翼奉《齐诗》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
严彭祖，字公子，东海下邳（今江苏徐州睢宁）人。少师事《公羊》学名家眭孟，而眭孟则是《公羊》学大师董仲舒的再传弟子。宣帝时，严彭祖为博士，曾参加石渠阁会议，严彭祖为人廉直，不事权贵，曾有人劝说他曲意以媚世，他说：“凡通经术，固当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从俗，苟求富贵乎！”
可见其廉直的性格。他所传的《公羊》严氏学在西汉后期、东汉时期流行不辍。直到何休《公羊解诂》出，《春秋公羊严氏传》的流传渐稀，并终至亡佚。
属于沛郡的沛县（今江苏徐州沛县）、丰县（今江苏徐州丰县）是汉朝刘氏皇族的诞生地，刘氏尊崇儒术，其家族中爱好儒学者为数不少，除刘邦、刘交、刘向、刘歆外，河间献王刘德亦热爱儒学，对汉初儒籍的保护与流传作出了较大的贡献。除了刘氏家族外，沛地经师众多，各经都有著名学者出现：《易》学方面，西汉时期《易》学主要有施、孟、梁丘三家，其中施氏《易》的创始人施雠，字长卿，是沛（今江苏徐州沛县）人。此外，沛人戴崇及其子戴宾都擅长施氏《易》，沛人邓彭祖擅长梁丘《易》，沛人翟牧擅长孟氏《易》。在施、孟、梁丘三家《易》学之外，高氏《易》的创始人高相，也是沛（今江苏徐州沛县）人，“其学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
。高相授《易》于其子高康，康后以明《易》为郎，后被王莽所杀。高氏《易》未得立于学官，只在民间流传。“新莽之际，灾异盛行，故其学盛行了一阵，至东汉，学即衰微”
，最终亡佚于西晋。
《尚书》学方面，沛人唐林、唐尊曾传夏侯《尚书》于沛郡。唐林，字子高，受《尚书》于许商，是夏侯《尚书》创始人夏侯胜三代弟子。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尚书令，数次上疏谏正，有忠直清名。唐尊与唐林齐名，字伯高，受《尚书》于张无故。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饮食，又以历遗公卿”
，王莽地皇元年（20），为太傅，封平化侯。
《春秋》学方面，沛人蔡千秋，字少君，受《穀梁春秋》于鲁荣广，是申公三代弟子。宣帝好《穀梁》学，韦贤、萧望之等大臣亦建议宣帝兴《穀梁》学。宣帝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宣帝愍《穀梁》学之绝，遂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之学习。千秋之弟子尹更始等在石渠阁会议中得到了宣帝及太子太傅萧望之等人的支持，从而使《穀梁》学得到了更多大臣的认同，促使《穀梁》学大盛，并最终在宣帝时被立为博士。
《礼》学方面，西汉时期在沛郡传播《礼》学的主要有庆普、庆咸、闻人通汉等人。庆普，字孝公，沛（今江苏徐州沛县）人，受《礼》于后仓，官至东平太傅，是庆氏《礼》的创始人。庆普族子庆咸，亦传庆氏《礼》，受《礼》于庆普，官至豫章太守。闻人通汉，字子方，沛（今江苏徐州沛县）人，受《礼》于后仓，与庆普为同门。通汉曾以太子舍人的身份论学于石渠阁，官至中山中尉。
相较而言，西汉时期在今江苏中、南部的临淮郡、泗水国、广陵国、会稽郡、丹扬郡等地区，因经济与江苏北部诸郡县相比稍为落后，人口较少，又距离儒学发源地鲁地较远，儒学在此的影响力稍弱，但也有一些儒家学者在此任职、传播儒学。
例如精通《鲁诗》、古文《尚书》的孔安国就曾任临淮（治今江苏泗洪）太守。孔安国乃孔子后代，受《诗》于申公。武帝时为博士，曾将古文《尚书》献于朝廷，适逢巫蛊之祸，未得立于学官，只在民间流传。
西汉时期苏南地区也产生过一些具有儒学素养的名臣，如武帝时期的重臣严助、朱买臣即出自吴地。严助，本姓庄，因避汉明帝刘庄之讳，《汉书》改其姓为严，吴（治今江苏苏州）人。其上武帝书曾征引《春秋》，曰“《春秋》天王出居于郑，不能事母，故绝之。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臣助当伏诛”
。可知严助曾学过《春秋》。严助深得武帝信任，曾受命发会稽兵以救东瓯，先后任中大夫、会稽太守等职。后因与刘安交好受牵连被诛。朱买臣，字翁子，吴（治今江苏苏州）人。朱买臣少家贫，好读书，在严助的推荐下获得了汉武帝的接见，曾为武帝说《春秋》，言《楚辞》，先后被拜为中大夫、会稽太守、主爵都尉、丞相长史等职。买臣因与张汤有隙，曾告张汤阴事，后张汤自杀，武帝亦诛买臣。
东汉时期，今江苏地域的地理有所变革，主要有四郡三国。其中沛郡更改为沛国，大体范围不变。东海郡范围缩小，但属于江苏的县没有变化。楚国更为彭城国，大体范围不变。泗水国与临淮郡的西部合并为下邳国。广陵国与临淮郡的东部合并为广陵郡。丹扬郡更名为丹阳郡，大体范围不变。会稽郡中分出吴郡，主要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地区，辖有十三城，属于今江苏范围的有丹徒（今江苏镇江）、曲阿（今江苏镇江丹阳）、毗陵（今江苏常州）、无锡（今江苏无锡）、吴县（今江苏苏州）、娄县（今江苏苏州昆山）、阳羡（今江苏无锡宜兴）。
东汉时期，朝廷在文化政策上继承了前代的做法。东汉历代皇帝对经学都很重视。章帝还亲自主持白虎观会议，召集朝臣和儒生对儒家经典进行学术讨论，以达到统一经学的目的。另外东汉朝廷在中央还扩大了太学规模，顺帝以降，太学生甚至达到了三万人，使得郡国的人才进一步向中央集中。在地方，郡国的学校教育进一步规范化，主要以经学教育为主，为当地培养出大量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今江苏地域的诸郡国儒学发展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各郡国儒学发展的差距在缩小，北部的彭城国、东海郡、沛国儒学发展已不如西汉之盛，而中部、南部的广陵郡、下邳国、丹阳郡、吴郡儒学比之西汉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吴郡，所出儒生数量甚多，其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吴郡之地原属会稽郡，治所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吴县所在的太湖流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降水充足，本是会稽郡中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两汉之际，北方战乱不休，士人大量避居会稽郡，如《后汉书》云“更始元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
。大量北方士人避居会稽郡，不仅使会稽郡有了多士之名，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文化，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任延在东汉初年来到吴地任职，对于吴地文教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任延，字长孙，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年十二，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更始元年（23），任延时年十九，即被任命为会稽都尉。到任后，先遣馈礼祠延陵季子，后以师友之礼聘请有高行者董子仪、严子陵、龙丘苌者等，还遣吏赈济贫者，慰勉孝子，使得郡中风气大变，贤士大夫开始争相为官。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七岁通《春秋》，后博览五经，和帝永元中为会稽太守，表用郡中有德行的处士顾奉、公孙松等，于是“郡中争厉志节，习经者以千数，道路但闻诵声”
。许多像任延、张霸这样具有儒学修养的士大夫大量来到吴地任职，促进了吴地的开发以及文教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吴地儒学的兴盛。东汉时期，吴郡儒学兴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有影响力的大儒不断涌现，如包咸、皋宏、高彪、高岱等。皋弘，字秦卿，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少有英才，与桓荣相善。初，《欧阳》博士缺，光武帝欲以桓荣为博士，荣让曰：“臣经术浅薄，不如同门生郎中彭闳、扬州从事皋弘。”
桓荣是龙亢桓氏的奠基者，与彭闳、皋弘同受《欧阳尚书》于朱普，在当时影响很大，但他却自认为不如皋弘，可见皋弘经学修养亦很高。皋弘时任扬州从事，后在桓荣推荐下，被光武帝拜为议郎。高彪，字义芳，吴郡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彪家本贫寒，少游太学，有雅才却讷于言。尝欲从马融问大义，融不接见，乃遗融书曰：“承服风问，从来有年，故不待介者而谒大君子之门，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不图遭疾，幽闭莫启。昔周公旦父文兄武，九命作伯，以尹华夏，犹挥沐吐餐，垂接白屋，故周道以隆，天下归德。公今养痾傲士，故其宜也。”
融惭而追之，彪却去而不顾。后举孝廉，试经第一，除郎中，校书东观，数奏赋、颂、奇文。后彪迁内黄令，灵帝敕同僚临送，并诏东观画彪像以劝学者。彪居官有德政，后卒于官。彪子岱，字孔文，善《左传》，受性聪达，轻财贵义，曾被太守盛宪举为孝廉。后郡守许贡要加害盛宪，高岱帮助盛宪逃脱，徐贡便抓了高岱的母亲，试图加害高岱。高岱救出母亲后，隐于余姚。孙策任会稽丞时，欲与高岱论学，友人提醒高岱“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
，岱以为然。与孙策谈论，高岱或答不知，孙策怒而杀岱。
第二，儒学世家开始出现。儒学世家的出现是一个地区儒学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东汉中后期，在整个中古时期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儒学世家吴郡陆氏、顾氏开始形成。据《陆氏谱》，陆氏始祖是齐宣公之子达，其孙皋迁居楚，陆贾是皋之孙
。其家族的一支在陆烈去世之后，定居在吴郡吴县。陆烈曾任吴令、豫章都尉。去世之后，“吴人思之，迎其丧葬于胥屏亭，子孙遂为吴郡吴县人”
。经过多年经营，到了东汉初年，陆闳笃行好学，聪明有令德，美姿容，建武中曾任颍川太守、尚书令等职。陆闳之孙陆续，聪明孝顺，以高行入《后汉书·独行传》。续子稠，广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乐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学，不慕荣名，连征不就。褒子陆康，字季宁，少仕郡，以义烈称，以恩信为治，历任武陵太守、桂阳太守、乐安太守、议郎、庐江太守等职。后忠正而不附逆袁术，被袁术部将孙策攻破城池，壮烈而死。陆康子陆绩（187—219），字公纪，少与虞翻、庞统等名士友善，被孙权辟为奏曹掾，后出为郁林太守。绩博闻强识，注《周易》，释《太玄》，作《浑天图》。陆绩的《易》学著作有《周易注》，《隋书·经籍志》录为十五卷，两《唐书》录为十三卷，今存辑本；《周易日月变例》，《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六卷，并题云虞翻、陆绩撰，今已佚。陆氏以儒学传家，自东汉初年到东汉末年，代代修习儒术，注重节操，最终在三国时期，出现一朝二相五侯十将军的局面，宗族势力达到顶峰。吴郡顾氏在东汉初年有顾综，“辟有道，历御史大夫、尚书令、殿上三老。汉明帝袭三代之礼，正月上日践辟雍，严设几杖，乞言受悔焉。吴丞相雍，其裔孙也”
。顾综位列三公，向汉明帝传授三代之礼，可见其礼学修养很高。吴郡顾氏普遍重视礼学，当是世代家传之学。另一著名人物顾奉，早年拜著名大儒程曾为师，常居门下学习《严氏春秋》，和帝永元中因德行被张霸举荐，任颍川太守。吴郡顾氏在东汉中前期可考的人物主要有以上两位，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该家族重视儒学，尤其是礼学。到了三国时期，吴丞相顾雍使得吴郡顾氏正始步入世家大族之列。顾雍（168—243），字子叹，尝从蔡邕学琴，得到蔡邕的夸奖，后官至吴丞相。
第三，儒学与吴地隐逸之风。“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从孔子开始就是儒家士人的处世原则。孔子曾多次将称赞那些在天下无道时坚守道德原则，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故有学者认为，孔子在中国早期隐逸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而隐逸文化也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吴地自古便有隐逸之风，吴太伯就是为了躲避王位的继承权而奔吴隐居，季札多次拒绝王位之后也隐居在吴地。二人虽非儒家士人，然其立身行事讲求仁义忠孝与谦退，与儒家所倡导的价值观是一致的。到了秦末，泰伯后代甪里先生，姓周，名术，字远道，不愿意与秦王朝合作，隐居在商山，是当时一个著名的隐士。王莽代汉后，吴地隐居的士人更多，主要分为两个群体：一是来到此地隐居的北方士人。王莽统治时期，北方战乱不休。吴地由于距离北方较远，政局稍微安定，再加上此地土壤肥沃，雨水充足，风景优美，是个理想的隐居之处，因此来此避居的士人很多。更始年间，任延来此为官，这些士人尚未北归，他大量任用这些人为官。梁鸿也在东汉初期来到吴地隐居。梁鸿，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兴平）人，少时受业太学，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成家后先是与妻子隐居在齐鲁之间，后至吴隐居，死前要求葬于吴。友人慕其清高，将其葬于要离冢旁。东汉末年，朝政昏暗，北方战乱较多，前来避祸的大儒就更多了。如大儒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开封）人，为躲避灾害，曾亡命江海，远迹吴、会长达十二年；步骘，字子山，临淮淮阴（今江苏淮安）人，遭世乱乃避居江东，与广陵卫旌一起昼勤四体，夜诵经传；彭城人张昭（字子布）、严畯（字曼才）等也先后来到吴地，他们甚至还在东吴的统治集团中形成了势力庞大的淮泗集团。二是为表示气节隐居不仕的吴地士人。如上文所说董子仪、严子陵、龙丘苌者、顾奉、公孙松等，原都隐居不仕，后为郡中长官礼贤下士的精神所感动，才出仕。除了以上人物外，还有陆璯、陆著等。陆璯，字仲芳，毘陵（今江苏常州）人。陆璯明《京氏易》《尚书》，辟郡主簿，旬日即以病辞，隐居在会稽山。陆著，字文伯，吴人，桓灵之时，州府交辟不就，惟事栖遁，并在将卒之时告诫子弟云“吾少未尝官，遁世四十余年，汝等必矜义，勿苟仕浊世”
。因此子孙三代不仕，有盛名。臯伯通，字奉卿，有贤行，梁鸿隐居吴时曾客其家。何敞，抱道隐居，吴大旱，太守庆弘遣户曹致谒，奉印绶使守无锡。敞不受，叹曰“郡界有灾，安得怀道”
。于是跋涉至无锡，直到灾情过去才离开。敞后被举方正，皆不就。从以上人物可以看出，吴地隐逸之风颇为盛行，有些是主动选择归隐，有些是避祸归隐。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基本上都是儒生，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文青云先生将之称为典范性隐逸，并云：“尽管有时道家甚至法家的影响也很强，但这种世风基本上是儒家的。”
东汉时期除了吴地之外，江苏境内其他地区还产生了一些儒学人物，如彭城国（治今江苏徐州）的儒生刘恺（字伯豫），下邳淮浦（今江苏淮安涟水）的儒生陈球（字伯真），广陵国（治今江苏扬州）的儒生徐淑（字伯进）、张纮（字子纲）、刘瑜（字季节），丹阳郡（治今江苏南京）的儒生唐固（字子正）等，他们当中不少人在进入三国时期后，仍然活跃于东吴所在的江苏地区。
包咸的《论语章句》是东汉时期出自江苏地区的儒家学者所著的一部在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包咸（前7—65）
，字子良，会稽曲阿（今江苏镇江丹阳）人。少为诸生，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习《鲁诗》《论语》。右师细君，姓右师，属以官为姓，名细君，生平信息均不详。王莽末年，战乱四起，包咸去归乡里，在东海郡内为赤眉军所得。咸晨夜诵经自若，赤眉军异而遣之。包咸因立精舍于东海，在此招收弟子，讲授经学。东海郡在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而包咸要从长安回会稽曲阿，自不必绕道山东，故其立精舍讲学之地点当在今苏北地区。光武帝即位之后，包咸归乡里，后被举孝廉，除郎中。建武（25—56）中，包咸入授皇太子，而从“显宗以咸有师傅恩”
来看，此皇太子当指刘庄，非刘彊。刘庄在建武十九年（43）被立为皇太子，光武帝为了加强对皇太子刘庄的教育，于是让包咸教授《论语》，桓谭教授《尚书》。包咸后又历谏议大夫、侍中、右中郎将、大鸿胪等职，永平八年（65）在大鸿胪的任上卒，年七十二，《后汉书·儒林传》有传。包咸子福，亦善《论语》，曾以《论语》入授和帝。
《论语章句》是包咸在教授皇太子刘庄的过程中撰写的，大体撰写于建武十九年（43）之后的数年之间，东汉时期与周氏《论语章句》一起被列为学官。包咸《论语章句》在汉魏时期一直流传不辍，直到何晏《论语集解》出后，流传渐稀，《隋书·经籍志》已不著录，大约已经亡佚。包咸《论语章句》虽然已经亡佚，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大量引用包咸《论语章句》佚文，清人马国翰、王仁俊及近人龙璋皆有辑本共存佚文约一百九十九条
。纵观包咸《论语章句》佚文，其注文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
第一，包咸《论语章句》是汉代《论语》章句学的代表性著作。两汉注经形式，“立名虽繁，而通行之体例，则不外乎传、注、章句三者”
。章句即指离章辨句，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都是不分篇章，更无标点来断句，因此汉代经师治经的首要任务就是分篇为章，析章为句。所以在西汉初期的经学草创时期，伴随着各种经典文献的大发现、大汇合、大整理、大诠释，章句学的使用价值得以突显，故而迅速走向繁盛。到了“西汉末年，章句学发展至烂熟，运用章句学梳理分析经典文本的篇章结构及句读工作，一代又一代，该做的和能做的几乎都做了，并且不知做过多少遍了”
。因此经学开始由章句分析走向名物训诂，章句学开始走向没落。两汉时期的章句学发达，各种儒家经典都有经师为其作章句。《论语》虽非五经，然亦是两汉儒生必修的儒家经典之一，东汉时有包咸、周氏等人为其作章句。周氏之名只见于何晏《论语集解序》，何晏已经不知其真实姓名。《论语集解》也没有引用周氏佚说，故今可见有佚文存世的汉代《论语》章句学的著作唯有包咸《论语章句》。从章句学角度来看，包咸《论语章句》的注经方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重义理而不废训诂。与清人之学强调字—句—章的治学路径不同，汉人强调的是章—句—字的治学路径，首重分章，次重句读，最后语词训诂。包咸《论语章句》由于全书已经亡佚，分章方面的特点已经无法考知，只能从后两个方面来考察。通过对这一百九十九条佚文进行考察，可以看到包咸《论语章句》最重句意疏解，有一百二十四条佚文是在根据文意进行疏解，属于发挥义理的内容，如“子曰：‘学而不思则罔’。包氏曰：‘学而不寻思其义理，罔然无所得之也’”（《为政》）。有四十一条佚文既进行句意疏解，又对重点语词进行训诂，属于将发挥义理与语词训诂融为一体，如“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包氏曰：‘易，和易也。言礼之本意，失于奢，不如俭也；丧，失于和易，不如衷戚也’”（《八侑》）；有三十六条佚文只进行语词训诂，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包氏曰‘诸夏，中国也；亡，无也’”（《八侑》）。对比可见，包咸《论语章句》继承西汉经师的治经方法，最重义理的发挥，同时也不忘训诂，能够将二者结合起来，所以何晏等人在撰写《论语集解》时非常重视该书，大量引用该书佚文。
二是“本言”为主、“微言”为辅的诠释方法。关于中国古代经书的诠释方法，王钧林先生提出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本言”，了解经典文本中作者究竟在此说了什么；第二阶段是“微言”，发明经典文本中作者隐含于文本之中的言外之意和一些题中应有之义；第三阶段是“参言”，在“微言”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经典文本的意义创造；第四阶段是“立言”，受经典文本的启发，代圣贤立言
。章句学主要是停留在前两个阶段，包咸《论语章句》则主要以了解作者的“本言”为主，如：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语；令色，善其颜色，皆欲令人说之，少能有仁也。”（《学而》）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包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成也。”（《学而》）
包咸的这两条注文均是在理解孔子与有子话语的基础上对其所作的解释，语意没有延伸之处，其注释属于“本言”这一阶段，而大多数包咸注文都属于这种情况。“微言”作为更高阶段的诠释方法，包咸在注文中也会用到，如：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包氏曰：“归于正。”（《为政》）
子曰：“君子不器。”包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于君子，无所不施也。”（《为政》）
孔子说《诗经》三百首，可以用“思无邪”来概括其特点，并没有进行详细解释。包咸认为孔子的意思就是《诗经》可以感人之性情，使之归正，不偏邪。孔子认为君子不能像器物一样，他同样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包咸认为器物的特点是在某一方面为人所用，而君子具有多方面的才能，并不靠一才一艺为人所用。以上两例都是《论语》中的话语比较含蓄，包咸在理解字义的基础上，注重发掘话语中作者隐含于文本之中的言外之意和一些题中应有之义，属于“微言”这一阶段。相比较而言，“本言”之注在包咸佚文中最为常见，“微言”亦是包咸所用的一种重要诠释方法。
第二，包咸《论语章句》为考察汉代《鲁论》及鲁学特点提供了材料。西汉时期的《论语》传本主要有《古论》《鲁论》《齐论》三种，这三种传本篇章、文字皆有少许不同，各有自己的传授体系。元帝时，张禹以《鲁论》为底本，删去了《齐论》比《鲁论》多出的《问王》《知道》两篇文字，并兼采《齐论》学者解说，重新整合了《论语》的文本，当时号为“张侯《论》”，在《论语》流传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因张侯《论》的巨大影响，包咸《论语章句》便以张侯《论》为底本。何晏《论语集解序》云“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
，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可见包咸《论语章句》属于《鲁论》系统。《鲁论》属鲁学的重要经典，而鲁学在西汉宣帝之后，渐渐取代齐学，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如传《鲁论》的韦贤、韦玄成、张禹等均官至宰相，萧望之、夏侯胜等均官至太子太傅。两汉之际，“天下散乱，礼乐分崩，典文残落”
，建武五年（29），刚刚平定天下的光武帝刘秀便幸鲁地，使大司空祠孔子，大兴儒学，而鲁学也借此“走出相对封闭的经学范围，一跃而成为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选择，一大批研习鲁学的文人学者得到重用”
。包咸在西汉后期便从右师细君习《鲁诗》《鲁论》。东汉建立之后，包咸作为《鲁论》的经师，得到了光武帝的赏识，担任起为皇太子讲授《论语》的重任。包咸的《论语章句》在内容方面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强调经世致用。经书作为保存古代政治、文化制度的载体，包含了大量前代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教训，因此汉儒在治经的过程中，强调经世致用，注重发挥经书中能为当世所用的价值。包咸作为皇太子刘庄的老师，负担着教育未来皇帝的重任，因此包咸讲授《论语》很注重发挥经书在经世致用、治国理政方面的价值，如：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包氏曰：“为国者，举事必敬慎，与民必诚信也。”“节用而爱人”。包氏曰：“节用，不奢侈，国以民为本，故爱养也。”“使民以时。”包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晨务也。”（《学而》）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包氏曰：“荘，严也；君临民以严，则民敬其上也。”“孝慈则忠”。包氏曰：“君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则民忠也。”“举善而教不能则民劝”。包氏曰：“举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则民劝也。”（《为政》）
孔子的话语本就是在讲诸侯国君应如何理政治民，包咸在为刘庄讲授的过程中，更着重发挥这方面的内容。包咸注文中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可见包咸也是有意识地以《论语》来培养国之储君。
二是注重礼乐教化思想。礼乐教化思想是周代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孔子在教授弟子时，很注重以礼乐来教授弟子，包咸在注孔子这些话语时，也很注重发挥孔子的这些思想，以此来教育刘庄，如：
子曰：“兴于诗”。包氏曰：“兴，起也，言修身当先学诗也。”“立于礼”。包氏曰：“礼者，所以立身也。”（《泰伯》）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包氏曰：“易，和易也。言礼之本，意失于奢，不如俭也；丧，失于和易，不如衷戚也。”（《八侑》）
以《诗》来增加修养，以礼作为持身之道；重礼之精神，不重礼之形式，包咸的话语虽都是在理解孔子话语基础上所作的“本言”，但是对于礼乐在教化百姓方面的功能，其认识与孔子是一致的。
三是重视儒家伦理观。伦理观是儒家思想最重要的部分，孔子在总结前代伦理观的基础上提倡仁、义、忠、孝等道德伦理观念，思孟学派提出把仁、义、礼、智、圣“五行”作为儒家基本的伦理观，汉代董仲舒等提倡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作为儒家伦理的永恒原则。伦理观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汉代的经师们对此都非常重视，包咸注佚文中与伦理观有关的也非常多，如：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包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后仁道可成也。”（《学而》）
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包氏曰：“君能上孝于亲，下慈于民，则民忠也。”（《为政》）
“仁者安仁。”包氏曰：“唯性仁者，自然体之，故谓安仁也。”（《里仁》）
“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何用学稼教民乎？负者以器曰襁也。”（《子路》）
仁、义、忠、孝等伦理观是孔子的思想的核心，经过汉代官方儒学的教化，已经成为指导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准则，所以包咸注文中大量与伦理观有关的注文，都被何晏的《论语集解》所吸收。其实何晏提倡的玄学也是名教与自然的结合，伦理观作为名教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不可废弃。
四是重视典章制度的解释。经书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就是因为它记载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当后代需要重建政治、文化秩序之时，经书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包咸很注重对《论语》一书中的典章制度进行解释，如：
“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包氏曰：“方里为井，井间有沟，沟广深四尺，十里为城，城间有洫，洫广深八尺也。”（《泰伯》）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包氏曰：“瑚璉者，黍稷之器也，夏曰朔，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器之貴者也。”（《公冶长》）
包咸乃两汉之交人，此时距离先秦时代较近，先秦时期产生的大量典籍都还存在。包咸对《论语》中这些名物典章制度的训诂，是后人理解《论语》的重要材料，故大量为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所吸收。可见包咸的《论语章句》在《论语》阐释史乃至整个儒学史上都是一部有着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