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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儒学虽然在社会上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大师也都曾周游列国，积极宣扬儒家学说，但都以失败告终。此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各诸侯国国君都先后采用法家学说对社会进行改革，以图富国强兵，争雄称霸。最终由比较彻底实施变法改革的秦国统一了天下。统一天下之后的秦国仍然以法家学说治理天下，并在秦朝末年禁绝儒学，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灭顶之灾。幸而秦朝速亡，此一政策执行时间较短，加之许多儒者用尽各种方法来保存儒籍，使得儒学在汉初很快便恢复了元气。起自江苏地域的汉朝刘氏皇族统治者从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中逐渐懂得了“逆取顺守，文武并用”的治国之道，转而积极发展文教，并最终选择将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汉朝统治者对儒学的支持，使得儒学在汉代一步步走向繁荣，不仅为汉朝的长治久安作出了贡献，而且也为整个二千年中央集权皇朝的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刘邦（前256—前195），字季，沛县丰邑（今江苏徐州丰县）人，汉代开国皇帝。刘邦少年在魏国度过，入秦后为泗水亭长。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事起，刘邦从而响应，被尊为沛公，不久投奔项梁，被封为武安侯。汉元年（前206）十月，刘邦进军霸上，秦王子婴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秦亡之后，刘邦被封为汉王，后经过五年的战争，最终打败项羽，即皇帝位，成为汉代开国之君。
刘邦出身草莽，少时不事生产，好酒与色，有任侠之风。受此影响，他一直不喜欢儒生，如郦食其见刘邦之前，刘邦麾下骑士提醒他“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
。可见刘邦不仅不喜欢儒生、儒术，甚至连穿着儒服的士人都不喜欢，并且时常做出一些侮辱儒生的举止。郦食其谒见之时，“沛公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郦生”
。“倨”指伸开腿坐着，乃是一种极其无礼的待客方式，加之令两个女子洗脚，更突出了对郦食其的轻蔑。大儒叔孙通初降汉时，由于身穿儒服而遭到刘邦的憎恶，等到他换上楚服短衣，刘邦才一改之前的憎恶之情。汉初大儒陆贾在刘邦面前常常称说《诗》《书》，刘邦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
综上可知，刘邦本是草莽出身，自身文化水平不高，在称帝之前，紧张的军事斗争是其面临的头等大事，政治、文化建设尚不是当务之急，此时他还未认识到儒学在战后国家建设中的价值。
刘邦称帝之后，在大儒叔孙通与陆贾的影响下，逐渐认识到了儒学在政治、文化建设中可以起到的巨大作用，因此改变了前期对儒学的态度。叔孙通，秦朝博士，陈胜事起后，逃归项梁，后降刘邦，被拜为博士。叔孙通虽是儒学博士，但并非腐儒，而是通儒。他深知儒学在战争时期虽不能发挥很大作用，但其价值终究会被人们认识，所以一直在等待时机。汉五年（前202），刘邦平定天下，即皇帝位。叔孙通为刘邦设计了登基大典，儒学开始在汉王朝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汉初，由于刘邦及众大臣皆起于草莽，不懂朝廷礼仪，故群臣常常在朝堂之上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甚为刘邦所厌恶。叔孙通便采古礼及秦朝的礼仪，率领弟子们为汉王朝设计出了一套新的礼仪，并在汉高祖七年（前200）长乐宫建成之时得以运用。其结果是大臣皆尊卑有序，无敢失礼，刘邦观后大悦，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汉八年（前198），刘邦封叔孙通为太子太傅，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儒学的价值，有意识让未来的接班人刘盈也接受儒学的熏陶。汉朝初建，朝堂礼仪法度皆缺，叔孙通为朝廷制定出了一整套礼仪，又推荐了大批儒生担任朝廷官职，为儒学在西汉的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故司马迁赞之为“汉代儒宗”。
叔孙通以儒学的实际功用赢得了刘邦的信任，陆贾则以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使刘邦明白了儒学的重要价值。当刘邦表达出儒家经书《诗》《书》无用之时，陆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陆贾以前代兴亡之事为诫，告诉刘邦天下可以马上取之，却不可马上守之，夫差、智伯、秦朝就是例子，因此必须向汤、武学习，逆取顺守，文武并用。陆贾的谏言得到了刘邦的认可，他让陆贾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以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参考。经过叔孙通、陆贾等人的谏言，并且亲身感受到了儒学在国家建设中的巨大功用，刘邦渐渐地改变了对儒学的认知。高祖十二年（前195），刘邦过鲁，以大牢祠孔子，开中国古代帝王祭祀孔子的先河；还在鲁南宫接见了大儒浮丘伯及其弟子申培公。另外，《古文苑》中保存了几条刘邦《手敕太子文》，其一云：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刘邦自云少时遭乱世，不喜读书，也没有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直到登基以后，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认识到以前行为的不是，因此要求太子刘盈多读书。刘邦享国时间不长，再加上此时帝国初建，儒学尚未在其中充分发挥应有的价值。但刘邦开两汉帝王崇儒之先河，为儒学在两汉时期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汉高祖之后，惠帝仁爱，颇有儒者之风，然仅享国七年，大权又归于吕后。其间于儒学发展可称道者唯有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律”
，此举有利于儒学典籍的复出以及儒学的传承与发展。文、景二帝皆好刑名之学，以黄老之术治天下，不任儒生。然汉文帝时设立经学博士，虽其职能只是具官待问，但对于经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便招贤良，“议立明堂。遣使者安车蒲轮，束帛加璧，征鲁申公”
，又以赵绾、王臧等儒生为公卿，先后任用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为丞相，意欲倡导儒学。武帝的行为遭到了窦太后的反对，其试图任用儒生的举措并没有延续下去。不久赵绾、王臧均下狱自杀，窦婴、田蚡皆被免相。虽然窦太后的存在使得武帝尊儒的活动受到挫折，但武帝尊儒的决心并没有被打消。建元六年（前135），窦太后崩，制约武帝崇尚儒学的势力已经不存在了。武帝便开始大批征召儒学之士，对儒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武帝对汉代儒学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大量任用儒生，儒生开始大量参与国家政治。武帝初即位，便以赵绾、王臧等儒生为公卿，后又任用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为相。窦太后崩后，又任用毫无背景的大儒公孙弘为相。其中公孙弘为相所产生的影响最大。公孙弘（前200—前121），菑川薛（今山东青州北）人。少时为狱吏，后因罪被免。年四十开始学《春秋》，年六十被征召为贤良，后被免。元光五年（前130），公孙弘再次被征召为贤良。此次对策深得武帝赞赏，故拜为博士，后升为丞相，乃汉代第一个因儒学而升为丞相的人。公孙弘为丞相，不仅常延揽儒生，奖励后进，积极推动儒学的发展，而且其为相本身，对儒生有较大的激励作用。自此之后“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
第二，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独尊的地位得以确立。元光元年（前134），武帝令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亦被举荐，并奏上著名的“天人三策”，正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汉初废除“挟书令”后，各家典籍先后重出，治各家学说的学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而此时汉帝国崇尚黄老之学，黄老之学本就“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旨》），不排斥各家学说。故汉文帝所立的博士之中，不仅有经学博士，还有诸子博士，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环境相当宽松。建元元年（前140），武帝所征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中，不仅有儒生，还有治申、商及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足可见此时的思想界是比较混乱的。董仲舒从《春秋》中总结出大一统之道，其云“《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天地之常道，而如今师道异，人论异，百家指意异，导致法制常变，人怀异心，民无所守，所以主张非儒家之学说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以此来统一思想。董仲舒的谏言得到了武帝的认同，于是独尊儒家，诸子百家之学者皆失去了仕进的道路，其学者越来越少，流传渐稀，慢慢失去了社会影响力。
第三，立五经博士。博士之制，六国及秦皆有，汉初因之。《汉官仪》云“文帝博士七十余人”
。据王国维先生的研究，此时之博士“不尽用通经之士，如高帝二年即以叔孙通为博士，通非专经之人也。又文帝时，齐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五德传，文帝召以为博士，臣亦非专经之人也。盖犹袭秦时诸子百家各立博士之制”
。文帝之时，开始为经书置博士。《后汉书·翟酺传》云“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
，张生、晁错以通《书》为博士，申公、辕固生、韩婴以通《诗》为博士，胡毋生、董仲舒以通《春秋》为博士。此三经已明确有博士，但五经博士之制似乎仍未俱备。武帝建元五年（前140），始“置五经博士”
，《汉书·儒林传》亦云：“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寖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
可知，五经博士之俱备，应始自武帝。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后，开始大量招收博士弟子，朝廷又以利禄相招，传业者日渐增加，甚至“大师众至千余人”。这些都表明武帝立五经博士之举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发展。
第四，立太学。太学之制，起于西周，是当时统治者所立的高级教育机构，是贵族子弟学习文化的场所。早在文帝之时，贾山便建议文帝“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之道”
，然而此时诸事待兴，立太学等文教事业还不具备条件。武帝时，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积累，国力恢复，经济繁荣，已具备建立太学的条件。元光元年（前134），董仲舒提出“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董仲舒的这个主张深合武帝之意，元朔五年（前124），武帝下诏：“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咸荐诸朝。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崇乡党之化，以厉贤材焉”
。丞相公孙弘等应诏议定了具体计划，这样太学最终建立起来，为汉代儒学的发展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总之，汉武帝对儒学的提倡，使得儒学从诸子百家之中脱颖而出，成为汉帝国的统治思想，对汉代政治以及整个中国古代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武帝也因其对儒学所作出的贡献，得到学者们称赞。如两汉之交的桓谭云：“（武帝）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为汉家为最盛焉。”
东汉时期的史学家班固也称赞道：“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武帝时期的崇儒政策也影响到了此后的皇帝，他们普遍具有较高的儒学修养
，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如新立经学博士
，大大增加博士弟子人数
，使得博士选任制度由征召变为考试
，完善郡国学校制度
，等等，这些举措使得儒学与帝国的政治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起自江苏丰沛之地的汉朝刘氏皇族，不仅有身居帝位的最高统治者在政治上大力推崇儒学，其皇族成员中还产生了在儒学经典的研究和传播方面做出巨大成就的学者与经师。西汉初，高祖刘邦封异母弟刘交为楚王，都彭城（治今江苏徐州）。刘交爱好儒学，曾撰有《元王诗》，并以儒学来教育子弟，故其诸子皆读《诗》，这为其家族奠定了经学传统。刘交玄孙刘向及刘向之子刘歆皆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并对于儒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楚国彭城（治今江苏徐州）人，字子政，本名更生，刘德之子，刘辟彊之孙，楚元王交玄孙。刘交家族皆具有较高的经学修养，刘向之祖刘辟彊好读诗，论议冠诸宗室；刘向之父刘德修黄老之术，有智略，被武帝称为“千里驹”。刘向受父祖影响，也有着较高的经学修养，年十二，以父任为辇郎，既冠后擢为谏大夫。后因献《淮南枕中鸿宝苑秘书》而获罪，幸得不死。当时宣帝初立《穀梁春秋》，诏刘向受读《穀梁春秋》，并在石渠阁讲论。又拜为郎中给事黄门，迁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刘向因不满于外戚许伯、史高及宦官弘恭、石显等弄权，多次上书谏言，被废达十余年。成帝时，石显等服罪，刘向被拜为中郎，使领护三辅都水，后又升迁为光禄大夫，领校皇室所藏的五经秘书，任中垒校尉。当时外戚王氏专权，刘向数次以忠言谏成帝，成帝虽然赞成他的意见，但却无法削弱王氏的权力。后成帝欲以刘向为九卿，却为王氏所阻，终究未能成功。年七十二卒。刘向好言灾异，在学术上属于今文学派，但是他博览旁通，乃西汉时期的通儒，不为章句之学。刘向一生著述丰富，其中已亡佚的有《洪范五行传》《五经通义》《五经要义》《春秋穀梁传说》《别录》《说老子》《五纪论》等。今可见者有《列女传》《说苑》《新序》三种。
刘向之子刘歆（？—23），字子骏，少年时即通习《诗》《书》，善于写文章。成帝时为黄门郎，河平三年（前26），受诏与父亲刘向一同校理皇家秘书。刘向死后，他继承父亲的职务担任中垒校尉。哀帝时，王莽推荐刘歆担任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光禄大夫，继续整理五经秘书，以继承刘向留下的事业。哀帝崩，王莽执政。王莽少时与刘歆俱为黄门郎，故此时重用刘歆，推荐他担任右曹太中大夫、京兆尹等职，封红休侯。王莽篡汉后，更是拜刘歆为“国师”。但王莽地皇四年（23），刘歆却与王涉、董忠谋反王莽，事发后自杀。刘歆的著作主要有《七略》，是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而成，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刘向、刘歆父子的儒学贡献首先在于对儒家典籍的整理。先秦时期成书的儒家典籍，经秦末焚书，到了汉代已经“书缺简脱”，故需加以校订。其实在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活动开始之前，汉代宫廷已有校书活动。余嘉锡先生通过大量的例子说明“官校书籍自高祖时始”
，其后武帝、宣帝时亦有校书活动。然而这些校书活动似乎规模都比较小，如《别录》云：“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门郎张子乔正其字。”
此次所校只有《申子》中的《君臣篇》，其原因只是宣帝爱好此篇，也无意去校勘其他书籍。成帝时，刘向、刘歆所进行的校勘活动则规模巨大。《汉书·艺文志》云“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可见此次校书活动已遍及当时所藏各类书籍；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开始时间是河平三年（前26），成帝绥和元年（前8）刘向去世后，刘歆袭父职继续校书，最终完成时间当在“建平元年（前6）四月之后，刘歆求守河内之前”
。前后持续达二十年之久。刘向、刘歆父子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汉廷所藏典籍中有大量学官经书的古文写本，他们将之与学官或民间流传的经书相校，发现二者文本并不一致，如“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正因为学官或民间流传的经书文本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故需仔细加以校订，以制作出一个定本供学者使用。关于刘向、刘歆父子的校雠方法，民国时期孙德谦曾在《刘向校雠学纂微》中将其总结为二十三项，即备众本、订脱误、删复重、条篇目、定书名、谨编次、析内外、待刊改、分部类、辨异同、通学术、叙源流、究得失、撮指意、撰序录、述疑似、准经义、徵史传、辟旧说、增佚文、考师承、纪图卷、存别义。
归纳起来，他们所做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一属校雠学范畴，他们定书名，定篇章，校字句，订脱误；二属目录学范畴，他们对每一种书籍进行研究，记其篇数，撮其旨意，撰成《别录》《七略》，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效。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先秦两汉时期的儒家典籍基本趋于定型，而典籍的定型，对于书籍的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徐兴无先生所说，“就大汉帝国西京时代而言，武帝立五经博士、宣帝石渠阁会议、成帝校中秘书是奠定帝国文教的三大关键举措。而从文化学术史的意义上看，校书的影响更大、意义更深远，因为‘书于竹帛’是保证中国文化绵延不绝的物质载体”
。
其次，刘向、刘歆父子的儒学贡献还在于重新发现了一大批博士经学系统以外的儒家典籍。先秦时期的儒家典籍，经过秦火之后，民间所存无几，官方所藏又经过秦末战火，亦大量亡佚。汉兴之后，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大量民间所藏书籍被集中到宫廷之中，其中包含有大批博士经学系统之外的儒家典籍。“这些典籍中的文化思想并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评价和吸收，因而被博物馆化了”
。刘向、刘歆父子是西汉时期的通儒，他们出身于郎官系统，却不囿于博士教育系统家法、师法，当他们重新发现这些典籍时，抱着广学的目的，对这些典籍进行认真整理，并积极推动将这些典籍也列为学官。刘向、刘歆父子都是广学的倡导者，宣帝在将《穀梁传》立为学官之前，就下诏刘向受《穀梁》。几年之后，经过石渠阁会议，终将《穀梁传》立于学官。刘歆在校书的过程中发现了《春秋左氏传》《周官》《逸礼》《古文尚书》等先秦典籍，这些典籍因各种原因未被立为学官，然而刘歆却大好之，并且还接触到了这些典籍的民间传授系统，进而发现了学官经学的缺陷，故对这些典籍进行整理，希望也将其列为学官，以弥补学官经学的不足。如《春秋左氏传》，学者只传训诂而已，刘歆与尹咸共同校出之后，从尹咸、翟方进受《左传》，又“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
。刘歆认为《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亲见夫子，又与夫子好恶相同，而公羊、穀梁皆在左丘明之后，故为《左传》作注，欲将其立为学官。刘歆欲将《左传》等列为学官的上书遭到了诸博士的极力反对，刘歆因作《让太常博士书》以责之。刘歆在此文中认为：唐虞之道，三代相袭，然到了周代，礼乐不行，道术分裂，孔子始修五经，以纪帝王之道。孔子没而微言绝，经过战国、暴秦的统治，道术已经磨灭。汉兴之后，去圣帝明王已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于是汉廷希望通过尊崇五经来追摹古帝王之道。然而此时五经已经散乱不全，经师尚且不能一人独尽其经。所以官方必须抱着广学的目的，广校众经，将王官之学与私家之学相结合，以恢复古帝王之道。刘歆在此文中指责博士们“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
。其文言辞激烈，因此招致诸儒怨恨，他们反应强烈，反过来攻击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哀帝则对刘歆表示同情，为其辩护道：“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
刘歆因此而得罪执政大臣，为自保求出补吏。刘歆欲广学官的努力宣告失败。王莽居摄时期，在刘歆等的建议下，建立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舍万区，增加博士员，并征通晓《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等典籍者，还曾立《周官》为博士。然时间短暂，随着王莽的覆灭，其所建立的制度亦俱废。虽然《左传》等典籍在西汉时期没有被立于学官，但是经过刘向、刘歆父子的提倡，扩大了这些典籍的影响，它们在民间流传不断，并在后代先后被立于学官，成为中华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典籍。
刘向、刘歆的儒学贡献还包括撰写了大批儒学著作。刘向的儒学著作主要有《洪范五行传》《五经通义》《五经要义》《春秋穀梁传说》《列女传》《说苑》《新序》等。但就今可见的《列女传》《说苑》《新序》来看，其儒学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扬儒家学说。关于刘向撰写《列女传》的目的，《楚元王传》有详细的说明，其云：
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
刘向感于俗尚奢淫，王教不行，而赵皇后、卫婕妤等妃嫔皆逾礼制，于是采《诗》《书》中所载贤妃贞妇故事中可为后世法则的部分，以宣传儒家的伦理观，以戒成帝及后妃。《说苑》《新序》主要记述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逸闻轶事，其中主要以诸子言行为主。刘向的选择“标准无疑是要求无悖于儒家之道”
，这些故事也集中体现了儒家的哲学思想、政治理想以及伦理观念。
第二，保存了大量先秦两汉儒家的文献。《说苑》《新序》中的材料多来自古代佚籍，从今可见的出土文献来看，这些材料大都具有可靠的来源，其真实性已得到证明。两书中保存的材料多数可以与《论语》《荀子》《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书相参看，少数不见于它书，尤具重要价值，如《说苑·君道篇》云：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
孔子此语便不见于现存先秦两汉其他典籍，仅有此书保存了这条材料，具有重要价值。
刘向、刘歆父子都是西汉时期的大儒，他们一生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大量奏章、著作都集中反映了这一点。而他们对后世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的校书活动。因为他们的大规模校书，先秦至汉初的书籍得以定型，这对于书籍的保存与流传具有重要的价值，是使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重要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