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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末年，泰伯奔吴，以仁义教化吴人。吴人义之，立为吴太伯。至吴王寿梦时期，吴国开始与中原诸侯国通使，中原文化尤其是保留周文化最为完整的鲁文化开始传入吴国。吴公子季札就受益于吴文化与鲁文化的熏陶，其谦谦君子的形象、仁爱的精神、深厚的礼乐修养，使其成为一位契合儒家理想君子人格的贤人。季札是一位深受吴人喜爱的公子，其与儒家思想的契合，也为儒学在吴地的传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鲁哀公元年（前494），孔子五十八岁，吴国攻打越国，得到一枚“大骨”，因吴国无人能识，于是吴使来到鲁国向孔子请教，这说明孔子作为一个具有渊博的知识的智人，其名声早已传到吴地，而孔子对“大骨”的解释，赢得了吴使“圣人”的赞许，这都有利于儒学在吴地的传播。又同一年，孔子与子贡游于吴地，夫差以君王之身，微服前去观看，这说明此时孔子已赢得吴王的尊重。大约十多年后，子游由吴地北上，不远千里前往鲁国追随孔子学习儒学，这正可以看作是孔子和儒学在吴地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个结果。吴王夫差统治末年，子贡为了保存鲁国，前往吴国，说服吴王攻打齐国。子贡虽主要以霸王之道说吴王，其中也贯穿着儒学的精神，如其云：“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王者不绝世，以立其义。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
仁、义、智都是儒家的重要概念，也是后来思孟学派“五行”仁、义、礼、智、圣的三种。大概因儒学在吴地有着广泛的影响，所以子贡的游说过程非常顺利。此后，子游、澹台灭明两位孔门弟子都在吴地传播儒学，这更大大促进了儒学在吴地的传播。
孔子的弟子言偃，字子游，关于其生年及籍贯皆有两说：第一，《史记》云其是吴人，少孔子四十五岁；第二，《孔子家语》云其是鲁人，少孔子三十五岁。关于这两说哪个为真，前人曾有不少争论。我们认为当以《史记》之说为是，其原因有二：首先，“吴人说”于《礼记》有证。《礼记·檀弓上》云：“将军文子之丧。既除丧而后越人来吊。主人深衣练冠，待于庙，垂涕洟。子游观之曰：‘将军文氏之子，其庶几乎，亡于礼者之礼也，其动也中。’”
此处之“越人”当指包括子游在内前来吊唁的人。吴国为越国所灭，《礼记》称其为“越人”，亦属正常。《礼记·檀弓篇》是经过“孔子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先后写定一些章节，直到战国晚年，才有人参考《左传》《国语》和其他儒家文献，整理编纂成目前我们看到的面貌”
。此段文字极有可能就是七十子或其后学写定。其称子游为“越人”，这是吴人说的一个有力证据。除了《礼记》记载之外，吴地有很多与子游有关的名胜。如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云“今吴地有言偃冢”
，唐陆广微《吴地记》记载吴地有“言偃宅”“圣井”
“言偃桥”“信义桥”“文学桥”
等与子游有关的名胜，而鲁地则无此方面的名胜。其次，“鲁人说”证据不足。“鲁人说”于文献属于孤证，后人所主的依据是“吴之去鲁，远矣。若涉数千里而北学于中国，此不可多得之事。《传记》所记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无一言及之”
？崔述之语完全属于臆测。吴鲁虽远，然春秋后期两国交往频繁，而孔子此时在吴国已经有了很高的声誉，子游前往鲁地学习并非难事。综上所说，《史记》的记载较《孔子家语》可靠，子游属于吴人殆无可疑，其生年也当据《史记》，当在鲁定公三年（前507）。子游学成之后，曾任武城宰。在孔子死后，其又返回吴地传播儒学，对于儒学在南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子游之卒年，文献皆无记载，曹家俊先生发现《重修常昭合志》中曾有“殁于贞定王二十六年（前443）”的记载
，若依此，子游活了六十四岁。
子游属孔门十哲之一，列在文学之首，其礼乐的修养在孔门中属最高。《礼记·檀弓》篇保存有多条子游论礼之文献，从中可见他的礼学修养比曾子、有若都高，对礼的运用也更加灵活，如：
曾子袭裘而吊，子游裼裘而吊。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为习于礼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吊也？”主人既小敛，袒括发，子游趋而出，袭裘带绖而入。曾子曰：“我过矣！我过矣！夫夫是也。”
当时主人还没有小敛，按照礼的规定，应该袒外衣而露裼衣。子游就是这样做的，曾子却掩上裼衣，不使裘露在外边，这是不合于礼的。而主人小敛以后，子游才掩上裼衣，穿着绖服而入，终于使曾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可见当时礼的规定确实是比较烦琐的，甚至如孔子弟子曾子、有若也有违礼的时候。但《论语》《礼记》中却无子游违礼的行为，而孔子也从未批评过子游。子游“不仅领会礼之仪，更通晓礼之义和礼的内在精神，并能加以灵活运用”
，如其批评子夏门人之语：“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论语·子张》）子夏之门人只注重“洒扫、应对、进退”等礼之仪，对于礼的内在精神却不能深入理解，所以遭到了子游的批评。子游不仅通晓礼，而且还自觉将礼乐思想贯彻在政治实践之中，从而使礼乐的教化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如《论语·阳货》记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子游秉承孔子“道之以礼”的治理思想，以礼乐来教化百姓，并在自己的政治实践中认真落实，以期达到移风易俗，最终实现儒家治世的目标。即使在武城这么一个小地方，他也在不折不扣地实施儒家的政治理想。
大同、小康社会是儒家社会理想的蓝图。据梁涛先生的研究，“大同”“小康”指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大同”主要指“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施行禅让制；“小康”主要指“天下为家的现实社会”，指“大道既隐”的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时代，施行世袭制。
《礼记·礼运》详细地阐述了儒家的这一社会理想，以子游问、孔子答的形式来结构全篇，是儒家的一篇重要礼学论文。关于其作者，许多学者认为是子游自撰
。但这种宣扬“天下为公”的禅让思想实际上流行在战国中期，孔子时代尚不盛行，故其产生在战国时期的可能性更大。《礼运》的作者即便不是子游本人，也有可能是此时子游一派的儒者。
子游的思想在战国时影响很大。战国末年，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专门批评子游氏之儒“偷儒惮事，无廉耻而耆饮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贱儒也”
，可见此时信奉子游学说者为数不少。但荀子却认为他们嗜于饮食而无廉耻之心，偏离了子游所倡导的儒学精神，所以指责他们为“贱儒”。荀子为何如此指责子游氏之儒呢？新出上博简为我们提供了原因，《子道饿篇》云：
鲁司寇奇（寄）言游于逡楚，曰：“除乎！司寇将见我。”门人既除，而司寇不至。言游去，司〔寇〕“将焉往？”言游曰：“食而弗与为礼，是兽攻畜之也。偃也修其德行，以受兽攻之食于子，于偃违，于子损，于是乎何待？”遂行。至宋、卫之间，其一子道饿而死焉。门人谏曰：“吾子齿年长矣，家姓甚急，生未有所定，愿吾子之图之也。”言游……
“食而弗与为礼，是兽攻畜之也”，鲁司寇不以礼来待子游，子游觉得是被当作兽而蓄之，所以辞别鲁司寇，最终在鲁卫之间发生了儿子饿死的悲惨事件，但这并没有改变子游的决心。后面的文章遗失了，但必定是子游批评门人之文。子游生前既有门人为了饮食而改变内心之志，其死后这种情况只会变得更加严重，大概正是这些弟子败坏了子游氏之儒的名声，所以子游氏之儒后来遭到了荀子的激烈批评。子游的话语很容易使我们想到《论语·为政篇》孔子对其的教导，其云：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孔子除了讲究孝，还讲究敬，如若不敬，则与蓄养禽兽同，而子游也说“食而弗与为礼，是兽攻畜之也”，这与孔子是一脉相承的，可见子游在生活中，一直实践着孔子的教导。
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亦云：
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荀子在此批评思孟一系的儒者将“五行”学说归为传承自孔子、子游，可见在荀子看来，思孟一系的儒者所倡导的“五行”学说并不是传自孔子、子游。但思孟一系的学者之所以会有如此做法，大概是要借助孔子、子游的威望来扩大自己学派的影响力。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子游在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心中具有较高的地位。近人康有为、梁启超、郭沫若等人都认为思孟学派所传的正是子游氏之儒。
实际上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提供这样的证据，但郭店楚简的出土，使许多学者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郭店楚简中的儒学著作如《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等，一般被认为是思孟学派的著作，而其中《性自命出》一文，则被许多学者认为出自子游，其主要依据就是《性自命出》有一段话可以与《礼记·檀弓下》中子游的话语进行对读，如《性自命出》云：
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踊，愠之终也。
《礼记·檀弓下》云：
子游曰：“礼有微情者，有以故兴物者，有直情而径行者，戎狄之道也，礼道则不然。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矣。”
对读可知，二者句法相似，显然具有一定的关系。相比而言，《性自命出》句意更加完整，《檀弓下》似乎有脱文，导致语句不可解读。总之，子游与《性自命出》的确有很大的关系，《性自命出》即使不出于子游，也极有可能是其弟子之作。鉴于此，许多学者便认为思孟学派出自子游
。应该承认，子游是孔子之后礼乐修养最高的孔门弟子，子思又主要是在孔门弟子的影响下长大的，受其影响是很正常的。其实不止子游，子夏、子张亦“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公孙丑上》），他们都可能教导并影响过作为圣人之后的子思，至于影响有多大，以及思孟学派是否出自子游，还需要新的文献来证明。
但不论如何，出自江苏地域的吴人言偃子游，在孔门弟子中是一位对后来儒学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的关键人物。据说孔子曾说过：“吾门有偃，吾道其南。”
可见其对于儒学在江南地区的传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正如明代徐缙指出的：“迨言公北学，而孔子之道渐于吴，吴俗乃大变。千载之下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户礼乐，东南学道之宗实言氏启之。”
澹台灭明，姓澹台，名灭明，字子羽，鲁国武城人。其年龄少孔子三十九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一说少孔子四十九岁（《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澹台灭明是孔子晚年的弟子，是子游最先发现他的才能并推荐给孔子的。《论语·雍也》云：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
澹台灭明走路不抄捷径、不走小道，非公事不去子游之室，可见他是个不投机取巧，不搞歪门邪道，光明正大的坦荡君子，故而得到了子游的信任与赞赏。据《史记》记载，澹台灭明容貌甚丑，初侍奉孔子的时候，“孔子以为材薄。既已受业，退而修行，行不由径，非公事不见卿大夫”
。汉人包咸《论语章句》注曰：“言其公且方也。”
可见澹台灭明的前后举止一致，行为公正且方，具有古君子之风。另外澹台灭明还具有一颗仁爱之心。《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云：“贵之不喜，贱之不怒，苟于民利矣，廉于其事上也，以佐其下，是澹台灭明之行也。孔子曰：‘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夫也中之矣。’”
澹台灭明不以贵贱为喜怒，却以民事为重，苟有利于民，则努力去做，所以得到了孔子的赞扬。
澹台灭明学成之后，并没有留在鲁国，而是南下吴楚之地广泛宣扬儒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
（澹台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孔子闻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澹台灭明南渡长江，广泛接纳弟子，教授儒学，于是声名显赫于诸侯之间，连孔子都不得不感叹自己“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澹台灭明此后一直在南方讲学，为儒家思想在南方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澹台灭明所做出的贡献，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澹台灭明作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其塑像被安置在曲阜孔庙大成殿前西庑内从祀孔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739），被追封为“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升为“金乡侯”；明嘉靖九年（1530），改称“先贤澹台子”；明天启四年（1624），就附祀于费县关阳镇“二贤祠”；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费县关阳司巡检胡世祚把澹台灭明由从祀曾子和子游升为主祀，从而“二贤祠”又改名“三贤祠”。今苏州市吴中区东南有澹台湖，战国时期为陆地。相传澹台灭明南游至此，在此结庐讲学，传播儒家学说，唐陆广微《吴地记》云：“澹台湖在吴县东南十里。孔子弟子澹台灭明，字子羽，宅限为湖，湖侧有坟。”
后此地塌陷成湖，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先贤，于是把湖泊命名为澹台湖。
吴王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吴国被越国所灭，故吴之地为越国所有，越国将疆界北推到齐鲁边境。与吴国文化相比，越国文化不甚发达，越人断发文身，尚武轻死，这与讲究仁义的儒家文化大不相同。关于越国统治时期的吴地学术成果，传世典籍中未见。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湖北省荆州博物馆在江陵张家山发掘了三座西汉时期的古墓，其中编号M247的汉墓出土了兵书《盖庐》，当属此一时期的著作。盖庐即吴王阖庐，“盖、阖乃同音通假。典籍训‘何也’的盍字，或作盖、阖”
。阖庐是春秋晚期吴国君主，伍子胥是春秋晚期吴国名臣。《盖庐》大概便是战国时期吴地的学者拾掇伍子胥的言论而成
，极有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技巧家中《伍子胥》十篇中的一篇。《盖庐》共有竹简五十五枚，书题写于末简背面，共有九章，各章均以盖庐的提问开始，内容以申胥（伍子胥）的回答为主。《盖庐》主要涉及治国之道与用兵之道，其中又以用兵之道的内容最为丰富。《盖庐》内容驳杂，兵家、阴阳家、黄老道家、儒家等各家思想在其中都有一定的反映，这说明其作者已注意吸收各个学派的优点，从而为己所用。《盖庐》的作者也注意到儒家学说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如其云：
盖庐问申胥曰：凡有天下，何毁何举，何上何下？……申胥曰：凡有天下，无道则毁，有道则举。行义则上，废义则下。治民之道，食为大葆，刑罚为末，德正（政）为首。
《盖庐》的作者认为治理天下当合乎道义，要想合乎道义，就必须以德政为首，以刑法为末。德与刑的关系是先秦思想家热烈讨论的一个重点。儒家认为治国应当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如孔子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以德、礼来教化百姓，才能使百姓正直且知羞耻。《盖庐》的作者认同儒家的德政观，认为治理百姓，当以施德为首，以刑罚为末，这样才能达到“治为人长久”的功效。除了施行德政之外，还要去除不服管教的害民者，其云：
盖庐曰：天之生民，无有恒亲，相利则吉，相害则减。吾欲杀其害民者若何？申胥曰：贵而毋义，富而不施者，攻之。不孝父兄，不敬长傁者，攻之。不兹（慈）樨弟，不入伦雉者，攻之。商贩贾市，约买（价）强买不已者，攻之。居里不正直，强而不听□（里）正，出入不请者，攻之。公耳公孙，与耳□门，暴敖（鷔）不邻者，攻之。为吏不直，狂（枉）法式，留难必得者，攻之。不喜田作，出入甚客者，攻之。常以夺人，聚以无亲，喜反人者，攻之。此十者，救民道也。
《盖庐》的作者列举了十种
害民的行为，其中多种都是因为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观，如“贵而毋义，富而不施者”违背了义；“不孝父兄，不敬长傁者”违背了孝；“不兹（慈）樨弟，不入伦雉者”违背了悌；“常以夺人，聚以无亲，喜反人者”违背了忠；“居里不正直，强而不听□（里）正，出入不请者”违背了直。这些之所以是害民的行为，都是因为违背了儒家所提倡的义、孝悌、忠、直等伦理价值观。可见在《盖庐》的作者看来，儒家所提倡的伦理观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工具，所以对于违背儒家伦理观的行为，要坚决予以惩罚。《盖庐》的作者认为只有施行德政以及以儒家的伦理观来教化百姓，这样国家才能强盛，这是决定军事胜负的先决条件。儒家学说本就与吴地传统价值观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孔子创立儒家学派之后，其与弟子子贡、子游、澹台灭明等都曾入吴传播过儒家学说。孔子本人也曾赢得吴使“圣人”的赞誉，这都为儒家学说在吴地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进入战国之后，虽然吴地为越国所有，越人尚武争强，与儒家柔弱好文的价值观不同，但一个地方长期流行价值观并非武力可以轻易改变。《盖庐》的作者便把吴地流行的儒家的一些价值观融入军事领域之中，企图通过整理内务，以达到强国强军的目的。
战国时期，越国虽曾在勾践等几位越王的苦心经营之下，一度强盛，然终因内乱频繁，导致政局混乱、社会动荡、国力转衰，并在周赧王九年（前306）被楚威王所败。故吴之地又全部为楚国所占据。吴之地入楚国后，楚国并未立即设郡进行有效治理，直到楚考烈王十六年（前247），春申君黄歇献出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于是考烈王将江东之地分封给春申君。春申君在故吴之地设立都邑，疏通河道，抑制水患，促进了吴地的开发。春申君是战国晚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楚考烈王八年（前255），他曾带兵灭掉鲁国，任命大儒荀卿为兰陵（今山东枣庄兰陵）令。后春申君一度因听信谗言，使得荀子离楚归赵。但不久荀子又被请回，复任兰陵令，直到春申君在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去世后才被废。荀子在兰陵长期为令，被废后在此著书讲学，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其间大批学者来此求学，浮丘伯便在此时拜荀子为师。兰陵之地与今苏北之地相接，荀子长期在此推行教化，使得此地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儒学传播的中心地区。所以到了战国至秦时期，楚元王刘交、穆生、白生、申培等爱好儒学者都拜荀子弟子浮丘伯为师，当与荀子长期在此讲学有关。这四人乃是楚人、鲁人，所居都距兰陵不远，而江东之地与兰陵自春秋时期便有大道相通，吴鲁频繁通使便是证明。虽今所见文献之中，未有荀子前往江东的记载，但是荀子作为战国末年的大儒，又得到春申君的礼遇，其学说传入江东也是极可能的事，可惜此一时期文献残缺，具体已不可考。
除此之外，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江东人矫子庸疵曾受《易》于楚人馯臂子弘（弓），馯臂子弘（弓）受《易》于孔子弟子商瞿，可知战国时期，吴地的儒学也是一直在流传着，矫子庸疵便在《易》传播中占据着重要一环。可惜文献不足，战国时期吴地的儒学传播情况已不可确知。
先秦时期的江苏地域虽非华夏文化策源的核心地带，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江苏地域所在之吴、楚、越与北方各诸侯国之间的交流已日渐频繁。江苏地域作为圣人孔子诞生地鲁国的近邻，在儒学形成初期即与孔子和儒学有某种渊源关系，孔门弟子子游、澹台灭明在吴地传播儒学，在江苏地域撒下了儒学发展的种子。这些都为后来江苏儒学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