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上海海军陆战队与慰安所

日本海军战时增援的军舰和数个海军特别陆战大队均撤退回国，但为海军服务的慰安所制度逐渐进入了常态化。

1933年11月，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颁布《上海驻军外出人员须知》。该资料的原件现存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史料室。 拟定这份文件的是当时的日本驻上海海军特遣队的司令官。这一职位1932年6月6日至11月15日由衫坂二郎大佐担任，1933年11月15日至1934年8月15日由宇野积藏少将担任，目前尚没有可靠资料证明是衫坂还是宇野在任期内制定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涉及日本海军初期设立慰安所的重要文献。

这份资料主要有以下两大特点：

第一，《第一项注意事项》中的内容反映出日军高层对基层士兵在上海闹事、挑衅的关切与担忧。《第二项外出须知》中关于下等士官出行的规定，大体上参照了1933年4月1日颁布的昭和八年（1933年）第三舰队令第18号《驻上海军下等官兵外出（离舰）条例》的内容。其中，“下等官兵在外留宿地”一栏，明确写有“指定慰安所”的字样。由此可知，这一时期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已经引入“慰安妇”制度，即允许官兵去指定的慰安所。《须知》中明确列有“第一大星”“大正馆”“海乐”“曙”“浮舟”“都亭”“梅月”“千势登”“筑紫”“东优园”“上海”等具体的“指定慰安所”。最后两所“东优园”“上海”为下等士官所用。

第二，日本驻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引入“慰安妇”制度的原因在《第七项卫生》有所表示，是“防止性病传播造成部队战斗力下降”“防止日本军人闹事、挑衅事件发生”等。

在这个日本上海海军特种陆战队颁布的《上海驻军外出人员须知》中，已写明下士官兵可留宿的场所，第一个场所就是：下士官兵集会所。因此可以断定，下士官兵集会所至少在1933年11月时已存在了。据日本兵山中三平回忆称：

在陆战队，下班后除了去队内娱乐慰安机构外，军官们还去司令部旁的海军俱乐部，下士以下的士兵们大多都去密勒路的集会所。……下士官兵集会所以前在老靶子路，……但如今又有新建的地方，这里也是相当宽敞又设备俱全的三层楼摩登集会所。

这个日本老兵的回忆明确指出，当时，“日本海军俱乐部”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直接经营的校官慰安所，而“海军下士集会所”则是日本海军陆战队直接经营的海军下士官、士兵共享的慰安所。

山中三平说的“海军下士集会所”，在今上海虹口区峨眉路400号，是一幢当年日军特地新建的凹形建筑，平面布置也比较蹊跷，凹形之口不像一般建筑朝向马路的大门，而是朝向南边的黄浦江日军码头。凹形的西侧面才是大门，开在密勒路（今峨眉路）上。整个建筑和隶属的院子类似正方形，若作为正规的军人俱乐部似没有必要这样布置。是不是当时设计者有意隐喻凹凸、阴阳之意？今人已无法考证。该建筑的正门实际并不大，进门后有个10平方左右的门厅，类似旧时的娱乐场所的“售票窗口”，至今仍旧存在（见图1-11）。对比门厅两侧的墙砖，南、北两面墙体彩色砖完全一致，包括“售票处”窗口周围的墙砖，几乎是建造时的原始状态。此外，极其稀疏、结构简单的铁窗栅，材质颇佳，做工精细，不像常规形式的铁窗栅。这里就是日军购买入场券的接待室。

从集会所的内部房型布置来看，非常类似近代规模较大的旅馆。

为日本海军陆战队服务的慰安所和各种变相的慰安所，主要是由日侨或是受日本人指使的韩侨开设的，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得以发展，从而基本确立了日军性服务制的框架。

上海的日本人、朝鲜人经营的色情机构由来已久，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日两国矛盾激化，日本增加了驻扎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人员。于是，这些色情营业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在日本军队的支持下，朝鲜人经营的为日本兵提供性服务的风俗店集中在虹口地区（见表1-1）。

资料来源：《在支邦人人名録·上海》，第28版，1936年。赵炳淳（白川秀男）：《在支半島人人名録》第3版，上海：上海白川洋行，1942年。

这些经营者与日本人关系相当密切，他们在日本居留民团的领导下获得经营权，因此，其营业也被列入向日本海军开放“慰安”的慰安所的行列。1937年这类酒吧由6家增加到了8家（见表1-2）。

资料来源：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部編：《昭和十二年管内状况ノ内特高警察ニ関スル事項》，上海：在上海日本总领事馆警察部发行，发行年份不明。

有些酒吧就是接待日本兵的慰安所。“伦敦酒吧”是1936年朝鲜人经营的6家风俗店之一。最初的经营者叫姜汉朝，地址在虬江路97号。到1937年时“伦敦酒吧”已改由崔鸿绮经营，资本额为2000元。崔来自朝鲜京畿道京城府，酒吧地址也迁移到了海能路81弄48号。“心酒吧”也是1936年朝鲜人在上海经营的6家风俗店之一。经营者是韩汶礼，地址在虬江支路宝德里8号。1937年改由崔次礼经营，资本额为2000元。崔出身于朝鲜庆尚南道昌原郡。

南浔路上还有“贝贝酒吧”和“伯格斯酒吧”。“贝贝酒吧”是由朝鲜人赵秉铉设立的，至少在1936年已经存在，而且也是日军经常光顾的一个场所，地址为南浔路121号。赵秉铉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该酒吧的资本额为2000元。该建筑尚存。这个酒吧存在的时间不短，在1942年出版的《在华朝鲜人名录》（上海白川洋行版）里仍可以找到。上海虹口的退休警官傅升先生早在2000年1月就对其进行了实地调查。“贝贝酒吧”建筑底层砌有女墙，开有一小门，2层楼，仍保存着20年代的原貌。而南浔路135号的“伯格斯酒吧”，由朝鲜侨民朴正淳经营。资本额与“贝贝酒吧”相同。2000年这幢建筑是上海市永乐工贸公司。

海宁路322号的“少女酒吧”建于何时不详，但至少1936年就已存在。它是朝鲜侨民在日军指使下开设的、为日军及日本人提供性服务的机构。经营者为朴钟善，来自朝鲜平安南道平壤府，资本额为1500元。1937年迁至静安寺路安乐坊17号。安乐坊后为南京西路1129弄，弄内有80幢3层建筑的小洋房，房屋虽不甚华丽，但设施齐全，地理位置优越。17号在第3排支弄内。

“伊甸园酒吧”的经营者是朝鲜侨民吴铉淑，他的家乡是平安南道平壤府，酒吧地址在汉壁礼路35弄31号，后为虬江支路宝德里8号。虬江支路今仍称虬江支路，但在实地调查中未能找到宝德里，估计已被拆除。

“亚细亚酒吧”由朝鲜人朴日硕开设，资本2000元，这个酒吧早在1936年就是朝鲜人经营的6个风俗店之一。酒吧地址为汉壁礼路35弄31号，该处现为虹口区汉阳路37号，旁边为35弄公安里，可与吴淞路228弄及302弄相通。

房屋为上海的石库门建筑。此外还有一些慰安所。“乐酒吧”于1937年建立，经营者为朝鲜人金字济，来自京畿道仁川府。酒吧设在汉壁礼路37号。“卡茂麦”（かもめ）是海军士官食堂，虽然名为食堂，却也向日本士兵提供性服务。由高原惠一郎经营，设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志安坊7号。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上海的慰安所里，尚不称这些女子为“慰安妇”，通常叫“酌妇”。她们主要是日本女子和朝鲜女子。日本女子多出自山区的贫寒家庭，因此到上海来谋生。

这些朝鲜女子实际也是日本殖民扩张政策的牺牲品。因为日本殖民者占领并吞并了朝鲜，残酷剥削压迫朝鲜人民，致使朝鲜的城乡经济破产，民众背井离乡，有些女子为谋生而被迫出卖肉体。有个日本老兵在战后回忆到，1932年3月，他在上海服役时进入过慰安所。那个慰安所设在前线中国人的民居内，里面约有5到10个朝鲜“慰安妇”，年龄20多岁。当时日军士兵每月所得只有8日元，进去要1日元，如果在那里住上一夜，还得支付2日元。每到星期日，士兵们便带着预防性病的药，列队去慰安所，先是购买入场券，然后等待着轮到自己。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四楼抗日战争时期的展品中，有一块引人注目的厚实铜牌。铜牌长520毫米，宽120毫米，厚50毫米，上有铸字“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2018年馆方对展品做了如下的说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海军411医院捐赠。1914年，供日本海军消遣娱乐的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成立。原在惠民路，后搬至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交界处。这是上海海军411医院院内施工时被发现的俱乐部铜牌。”

上述铜牌说明源自2006年10月上海历史博物馆官方网站发布的胡宝芳研究员撰写的“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小考”一文。文中写道，“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铜牌”在海军411医院扩建工地的地下土层被发现。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原在“今惠民路保定路口。约在1934年后，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才搬到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当时俗称北四川路底）”。“在1914至1928年的《行名录》（《字林西报》出版社）中记载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地址是贝开尔路53号（即现在惠民路保定路口）。”

2018年春，在日本生活的中国人于先生经过两年的不懈努力，终于说动田中先生捐出他父亲的部分战争遗物。他父亲生前曾告诉他，战前他即来上海参军服务，工作地点就是虹口的海军俱乐部，具体干什么，其父不愿多言。时间久了，才透露原来他父亲的工作就是给“慰安妇”检查身体，地点就在上海海军俱乐部。那里属于较为高级的慰安所，估计是接待海军陆战队军官的，因此都是日本内地来的“慰安妇”。田中发现父亲有本书非常珍视，保存完好。一次，父亲终于打开了这本书，书页中竟夹着两只安全套。父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是上海时代的安全套。

原来，这两只安全套是田中父亲在上海海军俱乐部里使用过的。田中终于明白了。

现在，这两只橡胶的安全套，经过80多年岁月的风化，已成碎片，田中父亲将其存放在一只小瓶子里。这只小瓶子现在保存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里。

随着上海城市的更新，日本海军俱乐部建筑已拆除，新建筑为上海411医院院舍。

当年，这个“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往南，就是近在咫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官邸，其址今为多伦路215号。那是一幢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后被日军强占了的西班牙式花园别墅。这里北有毗邻的位于四川北路、东江湾路路口的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它是日军在上海的大本营（今四川北路2121号）。这座司令部建筑在1932年“一·二八”事件的次日被中国军队攻占，停战之后，日军拆除了旧有建筑，于1934年建成这个“最新式最坚固永久性”大本营，形成今日面貌，司令部四周采用坚固的墙壁，内设操场，一层安置防御武器，屋顶设立的瞭望台，使整栋大楼看起来很像一艘在中国航行的航空母舰。

从1932年初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前，上海因驻屯大批日本海军陆战队员，所以成为日军慰安所的集中地。 但比起后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大规模推广“慰安妇”制度，这还只是一个开端。 iUgjjrOMStjCG15phUUlbWD/cWXgixcTeijXfwGaKdP6VtrhysTWOJ2P3UyfAQ9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