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大一沙龙”的由来

“大一沙龙”最早名称是“大一”，它是日本人在上海较早建立的东洋风格的“贷座敷”。所谓的“贷座敷”，也叫“游廓”，是一种日本式的风俗营业店，这类店既向客人供应餐饮，也提供女子供客人狎游。上海的和式“贷座敷”所接待的客人，虽然说是不分国籍的，但实际上以日本人为主，既有日本士兵，也有日本普通侨民。“大一”的店名在1920年的《上海日侨人名录》中已有记载，最初“大一”由日本侨民白川经营，地点在属于公共租界的越界筑路区域的宝山路上。

在1920—1923年间，日本领事馆对在沪风俗店进行了调查，报告指出，为了躲避公共租界当局对废娼运动的检查，日商的“贷座敷”多设在越界筑路区域。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实施禁娼，1929年6月上海特别市政府公告宣布废除公妓，不准妓院公开营业，1930年3月20日，上海政府就日系风俗店问题向日本总领事馆提出交涉，要求日侨设在闸北地区的“大一”“三好馆”“永乐馆”和“小松”等四个卖淫场所，或转为正业，或移入租界。 在中方的施压下，日本领事馆被迫于1931年11月25日，将“贷座敷”内营业的“乙种艺妓”改称“酌妇”（即女招待），但仍然允许“贷座敷”继续营业。此后日商开设的色情店逐渐向虹口租界地区迁移。这个时候，“大一”由白川转让给了近藤ミツ。

在“大一沙龙”、“三好馆”等四家日本侨民经营的“贷座敷”里，1928年共有“酌妇”32人，到1930年下降为19人。 根据日本驻沪总领事馆警察署同一资料的统计，1930年在上海的艺妓及其他接客的日本妇女共有1290人，规模还真不小。其中有甲种艺妓173人，乙种艺妓（娼妓）19人，旅馆、贷席、料理店、饮食店合计有419人，舞女有164人，“洋妾”即专门接待欧美男人的有159人，私娼有346人。

前面已指出，在1932年1月，“大一沙龙”成为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批准的首批海军慰安所之一。根据我们的调查，“大一沙龙”没有慰安所的牌子，它除了接待日本海军军人外，也同时接待日本侨民，并逐渐形成体检制度，海军定期派遣军医对店中的女性进行体检。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酌妇”——“慰安妇”，无论是日本女性还是朝鲜女性，她们原来基本上都是娼妓，是从日本贫困山区招募来的年轻女子。

“大一沙龙”作为“海军指定慰安所”，其规模获得了扩张。 这一情况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一则档案的证实，日本在上海的海军慰安所在1932年初就已有记录。

东宝兴路125弄1号的建筑为二层西式砖木结构。最初，此处的日本“慰安妇”只有7人左右，由于这里地处北四川路（现四川北路）东侧，周边有不少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屯地，所以海军陆战队员相约而来，“大一沙龙”生意颇为兴隆。于是，经营者近藤夫妇便又从日本国内征募了20名女性，并逐渐吞并了后面相邻的两幢中国人的住房（今东宝兴路125弄2号、3号），那两幢房屋也是二层西式砖木结构建筑。近藤夫妇还购置了用来接送客人的汽车，在道路对面设立了停车库，车库地址为东宝兴路120、122、124号（该建筑于1997年被拆毁），形成一个规模颇大的慰安所。

根据1942年第33版《日人在华人名录》的记载（第271页），东宝兴路125号“大一沙龙”的经营范围为“咖啡贷席业”，经营者近藤美津子来自东京，还有两个电话号码：46940、02-62801。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上海“大一沙龙”等接待日海军官兵的慰安所已建立起较为严格的体检制度。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会同海军陆战队派出军医，对其中的妇女进行检查，每周有2次，患有性病者必须进行治疗，不可以接待客人。

1994年，笔者找到历史见证人——81岁的陆明昌，他住在东宝兴路108号，就在“大一沙龙”旧址的对面。陆明昌籍贯是江苏南通，“一·二八”事件前后，他从家乡到上海谋生，经人介绍入“大一沙龙”做杂务工。晚年的他对“大一沙龙”的布局仍记忆犹新，进大门后是个日本式庭院，上台阶入内，有个大酒吧，平时招待客人，可以喝酒跳舞。两个厢房、二楼的房间以及后面的二幢建筑均是“慰安妇”的住所。楼房的东侧有个小花园，中间是个喷水池，四周的空地就是露天的舞场（地点在今东宝兴路123弄前的空地），这里每晚都是莺歌燕舞，尤其是晚上7点以后最为热闹。自1937年八一三事变开始，“大一沙龙”已成为日海军官兵专用的慰安所，普通的日侨不再进来。里面的日本“慰安妇”们一般穿和服，都是来自日本贫困山区的女子。后来还有朝鲜年轻女子。日本医生每周都会来检查，一楼的4号房间就是“慰安妇”检查身体的体检室。“大一沙龙”的营业情况极好，因此，后来老板近藤就带着钱财跑回东京享受去了，“大一沙龙”便由老板娘近藤美津子一人支撑。约在1944年左右，老板娘死了，此后则由其儿子负责经营，直到战争结束。

在“大一沙龙”，陆明昌的工作是烧饭、收拾酒吧、搬运啤酒等。因为每天与日本人打交道，所以直到晚年他仍能讲一些日本话。陆明昌在这个慰安所整整干了14年，可以说是世界上在日军慰安所内工作时间最长的人了。他每月的工资只有6块银元，远低于当时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资，还时常遭到日本人的打骂，回忆这些痛苦的往事，陆明昌老人仍满腔怒火。1999年，陆明昌因瘫痪年久去世。

根据陆明昌等历史知情人的回忆，在战争的中后期，“大一沙龙”里面也有不少中国女人，她们遭受着日本兵的性奴役。

林铃娣1924年生，家住“大一沙龙”东侧，父亲是手艺高明的桶匠。1994年笔者访问71岁的林铃娣，虽然战争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她对“大一沙龙”慰安所还有比较清晰的记忆：“我父亲是桶匠。‘大一沙龙’我们叫它‘大一记’，老板娘经常来我家订购小木盆，这种小木盆是给慰安女与客人洗澡时放置毛巾和肥皂用的。一次定做总有10只，每只价钱是1日元。那时我只有十来岁，这些木盆每次都是我送过去的。但只能送到门口，不准进去。里面的女孩都穿着和服、木屐。里面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敢看。对面两幢房子（东宝兴路120号、122号、124号）原来是车库，是专供客人们停车用的。战争结束时，日本女人也很可怜。”林铃娣还说，上海人叫“大一沙龙”为“大一记”。实际上“大一记”是日语“大一”的发音，上海人听日本人这样发音，就模仿流传开来了。

林铃娣的家就在东宝兴路113号，抗战后期她已经结婚，丈夫王金鑫1922年生，是启东人，就是她父亲的徒弟。王金鑫入赘继承了岳父的手艺。王金鑫老人回忆说，当年“大一沙龙”除了小的木桶外，还需要大型的木桶，他也时常制作那种成年人能进入洗澡的大木桶。

上海的“大一沙龙”等4家海军慰安所是日本“慰安妇”制度的重要起点。第一，这些慰安所由日本海军高层指定建立，日本海军直接介入慰安所的管理，日本领事馆也会参与管理，尤其是固定的体检制度已经确立。第二，这些慰安所里的日本、朝鲜妇女被称为“酌妇”，尽管有人身束缚，但似乎仍有一定的收入。日本对华全面战争爆发后，日军“慰安妇”——性奴隶制度已非常完善，中国妇女也被征用到“大一沙龙”，完全处于被奴役、失去人身自由的状态。第三，就接待对象而言，从1932年“一·二八”事件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大一沙龙”同时接待日本军人和日侨，此后则专门接待日本军人，直到战争结束。

在日军中，“大一沙龙”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慰安所。我们在1937年8月15日于东京印刷的《上海街区图》中也找到了“大一”的位置，这张图是配给8月23日登陆上海的日本上海派遣军的。同样，在20世纪40年代印制的多种提供给日军的上海城市地图中，都可以找到这个慰安所的位置。种种证据表明，“大一沙龙”慰安所一直经营到战争结束，作为日本海军慰安所，它存在了14年，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日军慰安所。 N1YQ7XKZST5C07okFPExbkJ5M1/pLXmaqdfMJyjBrshSqXrEa0oSjLNBTWwU2mx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