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日本海军设立第一批慰安所

自晚清以来，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的最大基地。

上海成为日本第三舰队的常驻地，由来已久。1925年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司令部就设在虹口（今址为上海市东江湾路1号、四川北路2121号）。当时虹口地区是日本在海外最大的侨民居住地，人口数万人，且不断增加。此地除日本人开设的一般店铺之外，还出现了日本人自营的妓院。

日本人在上海的卖淫史，可以追溯到明治初期。在1868年到1882年之间，在沪日侨由数十人增加到近600人，其中女性约占三分之二。为了谋生，60—70%的日本妇女是以西洋人为服务对象的卖淫女。 上海最早的日本妓馆，是1877年在北苏州路上开设的东洋茶馆，老板是来自长崎的青木权次郎。 繁荣时期的东洋茶馆内有数十名日本女子，她们接待着各国的客人。由于生意兴隆，所以东洋茶馆又在熙华德路（今长治路）设立分馆，上海东洋茶馆的繁荣还刺激了日本国内娼妓业向海外的扩展。于是日本在华的娼业以上海为中心，逐渐向汉口、厦门、香港等地扩展。当然，生意最好的仍是上海，在沪日本娼妓不断增加，正如日本学者森崎和江在《娼妓》一书中所写的，1882年，在沪日妓已达800人。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和国力的增强，日本政府感到，本国妓女在上海街头搔首弄姿有损于国家的形象，因此，1882年日本驻沪总领事品川忠道建议日本各地的地方政府取缔娼妓来华，随后，上海日本领事馆进一步行动，将在上海的日本娼妓集中遣送回国。据记载，仅1884年至1885年间，就有五六百名日本娼妓被遣返，余下的二百来人则潜伏在公共租界里。但后来，因日本领事馆取缔不力，日妓又有所增加。1897年，日驻沪总领事小田切在向外务省呈交的《关于娼妓的状况报告》中，承认了这一点。进入20世纪后，日本对海外日妓的政策方向开始由取缔向管理转变。1905年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公布《艺妓营业取缔规则》，其中第一条就规定，艺伎营业须从领事馆领取执照，由领事馆进行管理。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日本式的公娼制度。

1907年7月，日本人经营的“贷座敷”在上海开张，这种“贷座敷”或称“女郎屋”，也称“游女屋”，是娼妓借店中的房间接客营业的场所。名义上“贷座敷”供应酒食、娼妓借他人场所自由卖淫，实际上，楼主因掌握着娼妓的卖身契而强逼后者卖淫。当时，日侨的社会组织——上海居留民团公开向“贷座敷”的娼妓征税，而且数字不小。如1908年，在上海的日本娼妓上缴的税款为4750美元，竟占了当年居留民团总收入的22.3%。 1928年，在上海拥有职业的日本人为13458人，其中娼妓有628人，占5%左右。

日本人开设的妓院与后来出现的日军慰安所在满足男性性欲这个目的上是一样的，可以说慰安所是妓院的一种延伸，但两者又有很大的不同。慰安所用于军事目的，是战争的产物，其在日本国家或军队的直接推动和管理下，有着较为严格的管理制度，“慰安妇”中的多数人是被胁迫强征或欺骗而来。而最初的慰安所就是由日本妓院改变而来的。

1932年1月，为了给常驻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官兵提供可控的、健康的性服务，日本上海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指定虹口的四家日本妓院为海军的特别慰安所，这四家妓院即宝山路上的“大一”、虬江路大富里5号的“小松亭”、狄思威路（今溧阳路）的“永乐馆”和在吴淞路松柏里的“三好馆”。 这四家既是日军在亚洲设立的第一批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久的日军慰安所。这一重要事实的认定，既有日本《外务省警察史》等历史资料为依据，又有中日两国学者们的研究相印证，也有1992年日本政府调查报告所确认。 fj6mQ0Sex7EcsTzZuQfYqFkpN43wxD4PUb/j6fC8cs4hjZqRlQGL0BmxJhwCbAp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