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日军慰安所在中国的分布

日军在中国的占领地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农村，军队规模从军、师团、联队到警备队、小分队，甚至于在前线的碉堡、炮楼里都设有慰安所。可以说日军与慰安所如影随形。

战争的初期，日军的慰安所分布在江南、东北一带的占领区，主要有上海、杭州、嘉兴、苏州、常州、镇江、南京、九江、芜湖、南昌和东北等地。不久，各地日军利用各种手段，大规模地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其活动日益规范化和合法化，强征中国“慰安妇”、设立慰安所的犯罪几乎遍及日军占领区。主要有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云南、海南、香港等地，在当时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也设有大量的慰安所，陈海洋的研究指出，台湾各种日军慰安所有130个以上。 在所谓的治安地区（也就是占领区），日军的统治秩序较为稳定，因此会设立各种类型的慰安所；在准治安地区（游击区），日军主要靠强掳村庄里的姑娘在炮楼、据点中设立临时慰安所；而在非治安地区作战时，日军则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在对战地中国女性强奸的同时，他们也会掳掠一些年轻女子与军队同行，这些女子便在一段时期里失去人身自由，成为日军的性奴隶。

（一）武汉积庆里慰安所

积庆里位于汉口中山大道中段南侧、六渡桥的东南部，由纵7横8多条巷道组成，两层砖木结构的60多栋房屋排列整齐，面积约13000平方米。东边三个出口通文书巷，还有两个出口接汉池里，主要进出口是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正对着济生二马路（今前进二路）。积庆里初名同善里，后取“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之意而改名。战前这里是中国人居住的街区，房屋全部是砖墙相围。日军占领后便在此设立慰安所，5个街弄的出入口都安装上铁门，由日军士兵站岗。

根据日军武汉兵站司令部慰安股长山田清吉的记载，日军认为，积庆里的规模、结构和地理位置，非常适合建立特殊慰安所，于是兵站司令部便决定在此建立一批慰安所。这些慰安所属于第11军，由汉口兵站负责管理，兵站本部设在江汉路左侧的第18码头，首任兵站司令是池田龙大佐；兵站主要干事是藤井源治中佐副官和高桥慰安系长（股长），他们二人合力，创建并完善了积庆里的慰安所体系。

兵站接收68户积庆里的住房后，第一步建立了12家慰安所，并在中山路入口砌有砖墙，设立岗亭（即“诘所”），由宪兵站岗守卫，其他通道则全部用砖头封闭。

积庆里慰安所的密集程度在日军占领区中非常少见。积庆里的幸存者河大娘回忆，积庆里有2家慰安所里面是日本“慰安妇”（当然，实际情况日本“慰安妇”的慰安所不止2家——笔者注）。积庆里入口靠左的是澡堂，右面是诊疗所。诊疗所是日本陆军设立的汉口特殊诊疗所，专门负责检查汉口的“慰安妇”身体，并治疗性病，负责人为长泽健一（后由宫崎菊雄和大泽义夫担任）。战后有很多日本老兵回忆，曾在积庆里玩乐过。其他均是朝鲜人的慰安所，接待的士兵就更多了。

仅仅过了一个月，即1938年11月底，积庆里慰安所已增加到30家，内有日本“慰安妇”130名，朝鲜“慰安妇”150名，共280名。慰安所的规则是士兵30分钟2日元，下士官30分钟1.5日元，将校和军队聘用人员1个小时3日元，并且允许将校留宿，价格是10日元。 1943年4月后又增加新规定，如支付储备券时，100元储备券汇率相当于日币18元，当时，进入慰安所的价格是士兵储备券30元、下士官50元、将校100元。这一年，积庆里有日本人经营的大阪清南楼（大阪）、东成楼（神户）、羽田别庄（广岛）、清富士楼、战捷楼、松本楼、胜已楼、松浦楼、杉本楼等9家慰安所；朝鲜人经营的慰安所11家，如三好楼、青山馆、三成楼、泰平馆、平和馆、花乃屋、武汉楼等。其中的大和馆慰安所是积庆里24号，老板是来自广岛的日侨二鹿静香，电话为21870。这些慰安所的建筑都是占据中国人的居所而改建的。

一个九州出生的日本女人与中国人结了婚，日军占领武汉后，她便与日军兵站联络，在积庆里1号开设了慰安所。里面的“慰安妇”有14到15人，是从汉口难民区里抓来的中国姑娘。 由于中国妇女的生活习惯不同，语言不通，日军更担心泄露军事机密。因此，约一个多月后，经营者决定将中国性奴隶清理退出，但并没有给她们以自由，而是把她们带到六合里的慰安所，继续充当日军“慰安妇”。

日军的武汉兵站司令部为管理慰安所，专门设立慰安股，由将校2人、下士官2人、士兵4人共8人组成。慰安股职责是管理“慰安妇”、监督慰安所运营，如积庆里慰安所的入口，有日本兵的步哨日夜守卫。此外，慰安股还负责食堂、酒家、演剧、放电影、迎送慰问团等事情。积庆里设有日本陆军汉口特殊诊疗所，给“慰安妇”治疗性病。各慰安所每日接待日军的人数、金额等，须每天向慰安股报告。在积庆里，还曾建有一座病故“慰安妇”供养塔，说明战时有不少“慰安妇”在这里失去了性命。抗战胜利后供养塔被拆除。 直到20世纪90年代，附近做晨操的大妈们对此塔还有记忆。

进入积庆里，两边的墙壁上便排列着“某某楼”“某某馆”的广告。慰安所贴着女性的照片。日本官兵评价说积庆里与日本内地的游廓吉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里的日本女子多是日本南方出生的人，还有很多是朝鲜半岛人。晚上只对军官开放。 日军的慰安股力求要将积庆里营造成日本红灯区的延伸，以使得日军官兵有一种亲近感。1943年，积庆里的“慰安妇”有300人以上（日本180人、朝鲜130人，还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妇女），她们平均每人每月要接待约150名日本官兵，合计每月接待约4.2万人次。

从日军占领武汉起，积庆里的慰安所一直经营到战争结束才关闭，这个拥有建筑80多栋、占地13000平方米的里弄，是亚洲日军慰安所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时在武汉周围地区的朝鲜人“慰安妇”共有2100人。日本投降后，慰安所人员被集中到中山路北与江汉路西的日军司令部军用宿舍，随后依次坐船运到上海，再遣送回国。实际上有不少朝鲜“慰安妇”幸存者留在了武汉，河大娘就是其中的一位。

河大娘生于1928年，故乡是忠清南道瑞山，家里非常贫困，尤其是父亲病故以后。1944年她16岁时，被骗到中国的工厂去做工，从平壤出发时坐的是汽车，经过丹东、天津到达南京，然后坐船到武汉。河大娘被送到金老板开设的慰安所，地点就在积庆里22号。她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君子，从此成为日军的性奴隶。河大娘回忆：在积庆里慰安所时，每天要接待5到10名日本兵，星期日至少是20—30个日本兵。幸运的是，这样的生活还不到一年，日本投降了。

积庆里的房屋在战后已进行了改造。受害者河大娘对夺取她青春和幸福的积庆里的所有一切都非常痛恨，打心底里感到厌恶。1998年，当我提出请大娘引路，去寻访积庆里慰安所遗址时，河大娘非常坚决地予以了拒绝，她说：“这辈子我再也不想去了，积庆里22号，你自己去吧！” 与河大娘有着相同经历而战后留在武汉生活的朝鲜女子，至少有40位。

战后，河大娘与一位武汉的电工结婚，抚育3位非自己所生的女儿长大，自己成长为武汉市优秀工人。2000年，河大娘作为原告，出席了东京的国际“慰安妇”民间法庭。2003年，在韩国热心朋友的帮助下，河大娘的弟弟接姐姐回韩国住了两年，大娘因为思念在武汉的女儿们而重返武汉。2016年2月，河大娘因骨折入住武汉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与陈丽菲教授寄去1万元治疗费，以示慰问。此后在韩国外交官的关心下，4月，河大娘被接到韩国治疗。当年10月，我到首尔的报勋医院看望大娘，当时大娘虽已有所恢复，但不能行走。2017年8月27日，苦难一生的河大娘在首尔病逝。积庆里的建筑在2019年秋完成了动迁，即将进行改造。许多武汉的专家、市民、媒体讨论、呼吁多年，希望能保全这个华中地区最大的慰安所建筑群。

（二）安徽芜湖凤宜楼慰安所

“芜湖自治会”成立后，投靠日军的汉奸们为满足日军欲望，四下搜捕年轻姑娘。这些姑娘有些是芜湖当地人，有些还是从宜兴等沦陷区逃难到芜湖的女子。汉奸们把这些姑娘分成两类，被送入慰安所的都是些年轻貌美的姑娘，她们无一幸免地被汉奸当作向日军献媚讨好的物件，承受着日军军官的蹂躏。而长得不怎么样的女子则均被控制羁押，饱受日军下等士兵的折磨。 不久，姬斌便将16名抓到的芜湖城内年轻漂亮的中国平民女子，全部关进芜湖下二街的凤宜楼旅社。姬斌之所以将凤宜楼旅社作为慰安所，是因为旅社原主人为避难已离开芜湖，将其定为慰安所，姬斌不用付出任何金钱上的代价。凤宜楼慰安所的门口专门设置日本士兵岗亭，为了防止慰安所内妇女逃跑而昼夜站岗。

1938年1月，凤宜楼慰安所正式营业，这是我们所知的安徽省境内伪政权为日军开设的第一个慰安所。2月，日军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在向该军参谋部等的报告中，统计了包括安徽芜湖和宁国在内的一些地区的慰安所情况，除了宁国因交通隔绝情况不明外，其他地区均已设立慰安所。档案记载，芜湖的“慰安妇”比上一旬增加了84人在芜湖的109名“慰安妇”中，有日本女性48人、朝鲜女性36人、中国女性25人。

1938年4月，日军往芜湖又送来一批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于芜湖寺码头等处开办慰安所，那里是日军进出的要道，因此生意兴隆。

当年曾被哄骗到芜湖凤宜楼旅馆慰安所的王氏，是目前已知的、愿意指证受害经历的安徽籍受害者之一。早在1951年，王氏就写了控诉材料：日军侵入芜湖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旧历十一月初八。日军一进城便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当时王氏将她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他人，自己孤零零地躲在剧院布景里，从早到晚动也不动，连大气都不敢出，靠着朋友在黑夜送来的冷饭菜艰难为生。王氏躲藏了近30天，终究还是被姬斌发现。姬斌先是恐吓王氏，接着又哄骗她说：“凤宜楼有人守卫，日本军是不会到那去的。”误以为姬斌是好人的王氏就这样被姬斌骗进慰安所。到凤宜楼旅馆后，王氏才发现那里根本就是淫窟，有七八十个类似王氏的姑娘也一同被关在凤宜楼旅馆里。她们整天承受着日军的侮辱，若是不服从，便以性命相威胁。在凤宜楼旅馆里，“慰安妇”们是没有人身自由的。 由于这段经历带给王氏伤痛太深，以致后来如有人问到她关于凤宜楼的事，她都绝口不提，甚至要求来访者不要公开她的姓名。

（三）云南龙陵董家沟慰安所

云南龙陵的董家沟慰安所，为日军56师团113联队开办。该慰安所地处龙陵县老城区中心的董家沟小河边，开办时间从1942年6月至1944年11月，历时近两年半。慰安所的房屋系日军强占董家沟田家大院，该民宅于1921年建造，占地842平方米，为两层砖木结构楼房，建筑面积367平方米，有大小房舍23间，这一建筑布局严谨，属典型的民国时走马串角楼四合院民居建筑，内部装饰精巧华丽，是当地有名的富家大院。

董家沟慰安所是日侨经营的，老板是被叫作阿云婆的日本女人，军医森山大实负责“慰安妇”的身体检查。1952年首批到达的“慰安妇”有23人，其中日本妇女10人，另外13人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年龄一般在20岁左右，每隔一段时间“慰安妇”就有些调换。这里所有的“慰安妇”都有日本名字，平时还要穿和服木屐，以迎合日军官兵的口味。慰安所的管理者还将“慰安妇”分三等。一等“慰安妇”是日本妇女，接待日军上级军官；二等的“慰安妇”来自朝鲜及我国东北等地，接待日军下级军官；三等的“慰安妇”是从当地强征、强掳来的妇女，接待士兵及军聘人员。董家沟慰安所的每个房间都有号牌，日军凭票入内。有老人说，1944年11月，日军从龙陵败退时，这里的“慰安妇”全部被日本兵押到观音寺脚下的汤家沟，然后被枪杀或强迫服毒自杀。在两年中，龙陵当地先后约有500名滇西妇女被掳掠做“慰安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