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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初，当日军准备进攻南京时，华中派遣军第10军军长柳川平助无情地命令士兵们：（在你们的面前）“山川草木，都是敌人！”上海派遣军也给下属部队发出了“一概都杀”的命令
。于是，在向南京进军的途中，日军已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根据1994年才解密的日本战争档案，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签发的给日本驻美大使的电报中说：“日军在南京及其他地方所犯的暴行……不少于三十万的中国平民遭杀戮，很多是极其残暴血腥的屠杀。”
这场日军在南京城乡进行的屠杀，历史学界后来定名为“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大屠杀之中，有令和平年代的人们无法想象的以女性为攻击目标的虐杀，实际上也是一场大规模的性暴力事件。第16师团的第9联队的辎重兵，战后反省：
南京战的时候或是在任何战争中，在第一线都没有慰安所。性欲旺盛的士兵一看到中国女性就那样了，马上就强奸或是轮奸，为了毁灭证据，结果都杀掉。如军官发现的话会受到惩罚，所以就瞒着上级犯罪，为了毁灭证据就把女性杀掉。我们是最低级的，四五个人去做的时候，我是那个放哨的人，然后有上级过来的话，咳嗽两声，然后装出一副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样子。我就是个放哨的人，我对那种事情不太感兴趣。
在战争中抓住了中国女人，要看女人的私密处的时候，就会说“屁看看”。这是一些在士兵之间说的话，中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要看看局部或是私密处的意思。这样的说法大家都知道的。性行为的时候说“最好”，中文有没有不清楚。好的时候说“挺好”“最好”，这是性行为好的意思，这都是士兵之间说的话。
参加11月至12月南京攻略战的都是性欲旺盛的士兵，找个女人就强奸或是轮奸，各种侮辱。结果是为了毁灭证据都杀死了。之后进入了上级的耳朵，变成了国际问题。因为受到了来自各国的严厉批判，南京战争结束后，增加了很多的“慰安所”“屁屋”。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旦发动了战争，占领了城镇，就会马上以女人为目标进行强奸轮奸等暴行。已经无法控制了，没有办法，陆军信息部门开始着手设立慰安所。从朝鲜半岛用铁路把朝鲜女性强制带到各战地的“慰安所”。
南京战在高峰期时，军队棘手，所以就出现了慰安所。1937年的南京之战，从卢沟桥事变过了3个月之后，在南京市内做了惨不忍睹的事情。在紫金山、女子大学的许多中国女人都遭到了宪兵队的强奸。在石家庄看到的，虽然规模很小，但也发生过。南京之战结束之后，发生了数不胜数的强奸、轮奸事件。因此，军队觉得很无奈，就急忙增加了慰安所。
关于南京地区日军慰安所的筹建，早在1937年12月28日，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在日记中记载过，“军队不法行为越来越多，……审议了第二课关于南京慰安所开设问题的提案”
。这段史料透露出日军高层完全清楚占领南京后日军的暴行，而他们的对策就是建立慰安所。当时上海派遣军已经确定第一批南京“慰安妇”的人选，并开始准备身体健康检查，军医部的渡边大佐在日记中记载：“送走丰岛大尉，和某某联系明天对78人进行梅毒检查。”
另一个日军文件记载：“此次在军部的了解下，于华中方面以慰安皇军官兵为目的，决定设立慰安所，拟以下列条件约招募五百名酌妇，事属至急，烦请办理。”
第一批就要招募500名，规模颇大。
于是，当日军刚占领南京不久，慰安所便迅速出现于中国首都的城乡各处。1938年2月，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向华中派遣军参谋部递交报告指出，南京已有141名“慰安妇”，1名“慰安妇”应对的士兵数是178名。
显然，“慰安所被认为是士兵所必需的设施”
。为了加强、协调日方各部门对南京慰安所的管理，4月16日，南京的日本陆军、海军与总领事馆举行联席会议，总领事馆方面出席的是花轮总领事、田中领事、清水警察署长、佐佐木警部补，陆军与海军方面出席的也均是高级首领，这足以表明此会议的重要性。这次会议作出如下规定：
1．陆、海军专属的军队慰安所与领事馆无关；
2．关于一般人也能利用的慰安所，其老板方面由领事馆之警察管理，对出入其间的军人、军属则由宪兵队负责；
3．必要时宪兵队可对任何慰安所进行检查、取缔；
4．将来军队也可将民间的慰安所编入军队的慰安所；
5．军队开设慰安所时，需将慰安妇的原籍、住所、姓名、年龄、出生及死亡等变动情况及时通报给领事馆。
由此可见，慰安所的管理与控制事务方面，日军与各领事馆分工明确，军用慰安所主要由军队管控，而民用慰安所主要归各地领事馆及领事馆管辖的警察署管理，所有的慰安所和“慰安妇”都要向各地领事馆通报详情、确认身份及建立档案。为了战争需要，满足日军的需求，外务省、各地领事馆与警察系统为各个慰安所的稳定经营提供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协作，有秩序、有组织地推进“慰安妇”制度的发展。日军与外事系统达成的这一成果，使得慰安所更加合法化。
于是，慰安所迅速地在南京城乡各处建立起来。所以日本兵山冈敏一的印象就是：“慰安所，南京到处都是。”
一名京都师团的老兵回忆：
南京附近。（慰安所）有很多。我们经常到处移动，在第一线，守卫南京。驻扎在南京城周边的城镇、村落。这时候从其他地方源源不断地送过来慰安妇。
老兵坂田贞一后来回忆了他所目睹的南京慰安所：
慰安所很早就有了。男人最初去的地方就是有女孩子的地方。下关有两处，城外有10处或12处。对岸的浦口也有三四处慰安所。因为没有专门照顾女孩子的机关，所以暴行更加严重。下关的慰安所里朝鲜人比较多，中国人从十二三岁到二十五六岁的都有。中国人有中国人待的房子，朝鲜人有朝鲜人待的房子。南京城内也有一处日本妇女的慰安所。
2-7 1938年1月，一家南京慰安所开张了，日军士兵们非常兴奋，争先恐后地在窗外张望。1938年2月，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在编辑纪念集时，就使用了这张开设南京慰安所的照片，这也表明了日军高层对慰安所的立场。
从南京的日军慰安所类型来分析，第一类就是日军直接建立和经营的慰安所，这类慰安所可以分为自上而下设立的和基层部队自行设立的两种。战时的中国报纸杂志曾揭露日军花费巨资来建立“军人慰安所”。
我们不妨来解析几个日军直接建立和经营的慰安所。
1．第33联队第2大队慰安所
在南京，日军自下而上建立慰安所的现象比较普遍，这表明一线部队非常积极地设置慰安所，同时也体现出军队高层的放任纵容。第33联队第2大队的士兵大泽一男回忆，在外面的慰安所还没有开设之时，第33联队已抓来几个女孩办起了慰安所。驻屯南京期间，不知从何时起，准尉动了个脑筋，把女孩分配给士兵，让士兵付钱。这是没有办法的、干了不好意思说的事。
所以士兵们只能付钱给长官。同一个大队的士兵西田泰雄也承认，1938年的“新年里我们也去过慰安所。是部队带来的，16师团的部队”
。可见16师团刚入城不久就建立了慰安所。
2．光华门附近的慰安所
第33联队第3大队的日本兵井户直次郎回忆，占领南京的时候，大部分的部队都带着“慰安妇”一起行动，他们部队就有30多名“慰安妇”，几乎都是朝鲜妇女。他所在的部队也设置过慰安所，不是设在中队，而是设在野田部队的联队里。在南京的驻屯地光华门附近也设置了慰安所。
3．女郎屋
一位老兵曾在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当兵，在76岁时他回忆，1937年12月12日晚上，20联队从中山门进入南京城内，此后一个月里，该部队在南京市内担任警戒。慰安所这个东西，过去是“女郎屋”的经营者在管理运作，数量有不少。当然慰安所是在军队指挥下展开经营的，“慰安妇”中有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
4．傅厚岗慰安所
战前的傅厚岗是南京的高档住宅区，一些国民党中委的公馆不仅有精致小楼，还有美丽的花园。日军占领南京后，汉奸乔鸿年等引导日军占领这里，并从金陵女子大学的收容所等处抢来约百名良家妇女，于是傅厚岗慰安所便开张营业了。时间是1937年12月22日，这时日军占领这座城市才仅仅9天。这个为军官服务的傅厚岗慰安所，由现役日军军官大西任主任，乔鸿年为副主任，开办慰安所的经费也是日军提供的。日军对乔鸿年全力为“皇军”服务很是满意，支付给乔的月薪达140日元。每日进出傅厚岗慰安所的，都是开着军用汽车来的日军军官，直到战争结束。
现在这幢房屋及其花园都完整地保存着。
2-8 图为滕听涛、滕三葆为收回被日军慰安所占领的铁管巷厂房提出的呈文。（南京市档案馆藏）
5．铁管巷慰安所
铁管巷慰安所在日本军官大西指使下，由汉奸乔鸿年等设立，地点在铁管巷瑞福里，是日军强行征用新金记康号营造厂的房产而设立的。里面的“慰安妇”也是由金陵女大难民收容所抓来的中国妇女充当。该慰安所为普通日本兵和下级军官服务，规定每小时收军票2元，不可过夜。1938年2月12日，房屋主人、新金记康号营造厂的老板滕听涛、滕三葆等曾上书日伪当局，强烈要求将房屋退还给业主。
但结果自然没有如愿。
6．清富士楼
一户彰晃是日本云祥寺的和尚，他几乎每年都来中国，他捐赠的这张慰安所照片（图2-9），是当年的日军卫生兵下士坂本多喜拍摄的，拍摄时间为1938年，战后一户彰晃与坂本多喜一直有来往，坂本于1991年去世。照片上可以看到，慰安所门口挂着一块门牌，这个清富士楼被认定为“兵站御指定将校慰安所”。尽管招牌“清富士楼”上面还有几个日文字有待考证，但“清富士楼”是一个日本军官专用的慰安所，应该是确凿无疑的。
2-9 日军在南京设立的清富士楼慰安所。
7．安乐酒店慰安所
安乐酒店慰安所位于南京繁华的商业街太平南路上，由日军军部开办，正式名称是“日军军官俱乐部”。日军中上级军官可以在这里吃喝玩乐，并专门有日本、朝鲜和中国“慰安妇”来陪伴跳舞与过夜。实际上这是一家由日本军方直接开办的高级慰安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家慰安所仍在公开营业。参与接收南京的中国南京警备司令官、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第74军第51师师长邱维达将军指出：“日军成立慰安所是公开的，当时南京就有好几处挂着牌子的慰安所，如坐落在太平南路的安乐酒店，就是日军的一个高级慰安所。”
8．松下富贵楼慰安所
这个慰安所位于常府街细柳巷福安里5号。战前这里原是一个李姓市民的住房，于1931—1932年修建，共有3幢建筑，前后2幢均为2层楼房，中间1幢是瓦房，建筑面积达1200多平方米。战争爆发后，日机不断轰炸南京，李家于1937年8月逃离南京。日军攻占南京后，宪兵队便将3幢房子全部用铁栅栏围起，在大门前竖起一块水泥牌“松下富贵楼”，所谓的“松下”就是慰安所经营者夫妇的姓。里面的“慰安妇”多是日本妇女与中国妇女。规模不小，40多间房间除一间办公外，其余都是“慰安妇”的房间。到这家慰安所寻欢作乐的是将、佐级的军官。附近居民曾亲眼看到，经常有日军军官开车前来，有时楼门前停有十几辆军车，松下夫妇时常到门口迎接军官们。四周的中国居民都知道，这家慰安所没有体检室，“慰安妇”们每星期都要外出去检查身体。慰安所时代的一些家具、日式浴缸、榻榻米等保存至今。
9．江浦汤泉镇慰安所
在江浦汤泉镇日军据点里，关押着中国和朝鲜的“慰安妇”，日军在据点里设立了慰安所。妇女们非常屈辱地被迫在衣服上缝上“大日本娼妇”的布条，以示与常人的区别，并防止妇女们逃跑。
在这里，“慰安妇”饭吃不上，觉睡不好，每天麻木地躺在慰安所的房间里，里面经常同时挤着三个日本兵。“慰安妇”们饿了通常只能在日本兵的腹下吞点饭团子。有的“慰安妇”躺下去，就再也未能爬起来。对于稍有不从或反抗的“慰安妇”，日军轻则施以饥饿惩罚，重则用军刀割其乳房、剁其手足，甚至让狼狗将她们一片片撕烂示众，借此威胁其他“慰安妇”。有的“慰安妇”不堪日本兵无尽头的蹂躏，自杀身亡。勉强活着的“慰安妇”则形同僵尸。若一旦患有疾病或精神失常，“慰安妇”则被赶到荒郊等死。
到1945年初时，这个慰安所里只剩下4个朝鲜女子了。
2-10 南京浪花楼日军慰安所，一队士兵正兴冲冲地往慰安所赶去。
第二类慰安所是日本侨民以及朝鲜人奉命开设的。日军占领南京后，即要求各地的日本娼妓业老板征召日、朝妇女，实际上也大量网罗中国妇女，以开设慰安所。
1．浪花楼慰安所
慰安所位于中山东路四条巷树德里48号，这里的建筑原是市民李树德所建之住宅，为两层西式别墅。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侨民河村依仗日军的势力，在此建立了浪花楼慰安所，估计房子是日军托付给河村的。日本兵拍摄了一张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门首立柱上，右面挂有浪花楼木牌，左面写着“下士官兵用兵站指定料亭慰安所”，而一队日本兵正兴冲冲地往里走去。树德里建筑遗址2004年还存在。
2．东云慰安所
在日军命令下，日本侨民千田开设了东云慰安所，地点在利济巷2号。这里的建筑为国民党中将杨春普于1935—1937年间所建，有4幢楼房，形成田字形状。青砖黑瓦的两层建筑，一幢房屋就有30个房间，其中一楼有14个小房间，二楼有16个小房间，可见规模不小，至少有数十名“慰安妇”，以朝鲜女子为主。虽经历了70多年的风雨，这几幢民国建筑基本保存良好。利济巷14号的原住民杨秀英（1909—2003.11.2）接受调查时回忆：
我家一直住在利济巷，住的多数是日本人，当时左右隔壁都住着日本人，有的开店，我向他们学会了讲日语。利济巷49号有四座房子，是日本人住的，不是窑子。利济巷18号原房主姓杨，叫杨春普，故叫“普庆新村”。日本人侵占南京时，姓杨的逃走了，房子被日本人占据开慰安所，叫“东云慰安所”。日军慰安所有一个大铁门，门朝南开。这慰安所是日本人开的，里面的“慰安妇”是日本女人，穿日本和服。利济巷2号，是朝鲜慰安所，“慰安妇”是朝鲜人，穿朝鲜服。2号慰安所的老板叫千田，经常到我小店来买烟酒，所以知道是朝鲜“慰安妇”窑子。
2003年，朴永心老人重返南京，确认了在该慰安所2楼19号房间受难的事实。经过各方长期的努力，终于在2015年12月建成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3．故乡楼慰安所
这个慰安所又名“安乃家”，位于利济巷18号，它紧邻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这里原是杨春普建造的“普庆新村”的主体部分，有相同式样的二层楼砖木结构洋房8幢。日军占据南京后即在此建成慰安所。里面都是日本籍“慰安妇”，主要接待日军军官。当地居民曾亲眼看到，那些日籍“慰安妇”都穿着日本和服与木屐。穿着军装的日本人一般都是晚上来，周末人更多。慰安所门口挂着“安乃家”的牌子，门口有日本人收钱。周边的南京居民称它为“日本窑子”。2000年初，住在周边的以卖米为生的张万宣接受学者调查时回忆：“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是日本人开的。来此的嫖客是日本军人，买票入内。卖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都是日本人，穿日本衣服。”张传铭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2003年1月，72岁的他作证指出：“日本投降时我十多岁，知道一些事。当时我家左右隔壁都住着日本人，利济巷16号是日本人开的池田洋行。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18号里面女人都穿和服。”
我们先来考察由南京伪政权编印的《南京指南》，上面刊载了9个慰安所（见表2-1）。
表2-1 南京的部分日本陆军慰安所
资料来源：“维新政府”行政院宣传局新闻训练所编辑：《南京指南》，南京新报社，1939年，第93页。
2-11 汪精卫伪政权出版的《南京指南》书影，里面刊载不少慰安所信息。（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藏）
1．大华楼慰安所
大华楼慰安所亦称“大观楼慰安所”，位于白下路219号。原建筑现已拆除，在原址上建起了“太平洋保险公司”大楼。
2．青南楼慰安所
该慰安所又名菊水楼慰安所，在大行宫以南，地址为太平南路文昌巷19号白菜园大院。当年有8幢规格一样的二层别墅洋房，以及另外几幢式样不一的二层、三层洋房，总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片洋房群落的四周，围以高墙与铁丝网，大铁门两边的门柱上写着“菊水楼”，里面的“慰安妇”多来自菲律宾、朝鲜和中国。菊水楼慰安所是南京南部地区规模最大的一家慰安所。来这里“游乐”的都是日军将、佐级军官。
2000年初，曾住在科巷的潘纪文老人对来调查的学者说：“东白菜园与西白菜园的洋房内有日军慰安所，有中国妇女包括台湾妇女，还有朝鲜妇女。”
3．满月慰安所
又作鼓楼饭庄，由伪政权奉日军之命而设立，具体情况尚需进一步调查。
4．上军南部慰安所、上军北部慰安所
1938年初，在日军的指使下，王承典、乔鸿年与孙叔荣等人在南京开办多家慰安所，如在城西铁管巷瑞福里（即四达里）设立“上军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设有“上军北部慰安所”。乔鸿年自任这两家慰安所的总主任，另一个汉奸唐力霖担任副主任。
这两家慰安所的“慰安妇”都是中国人。
5．鼓楼慰安所
2-12 南京鼓楼饭店慰安所之旧屋，从规模来看，里面的“慰安妇”数量不会很少。（苏智良1999年摄）
这个慰安所的主体建筑在鼓楼饭店，也被称鼓楼饭店中部慰安所。有日本老兵回忆，在1938年2月初到南京时，他就去过鼓楼慰安所，入内只见十七八岁的可爱的姑娘们正在烤火。
市民钱永和1909年生在南京，他对高兴祖教授和笔者回忆：当时我经常开车接送日本官兵到这个慰安所里去，因此知道一些内幕。原来这里有个鼓楼饭店，旁边是鼓楼教堂，教堂主要是供附近鼓楼医院的教徒做礼拜用的。日军占领南京后，就在鼓楼饭店开设慰安所。里面的“慰安妇”规定都要穿和服，日军军官坐汽车前来，日本兵则坐黄包车。慰安所的大门朝东，规模非常大，房子至少有5进，也就是有5幢建筑，都是2层的楼房。
6．人民慰安所（两所）
1938年4月12日，已参与开办多家慰安所的乔鸿年接受日军特务机关的“委托”，以“上军慰安所主任”的身份，向“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孙叔荣、工商课课长王承典呈文，申请在南京城南闹市区夫子庙一带再开办一家新的慰安所——“人民慰安所”。乔鸿年的呈文如下：
呈为分设人民慰安所，仰祈鉴核，准予备案事
窃所顷奉南京特务机关委托，为繁荣夫子庙市面，振兴该区商业，调剂全市人民生活计，指定在夫子庙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址，及市府路永安汽车行原址暨永安里全部房屋，分设人民慰安所二处，业已修理，一俟工竣，即行开幕。除已分别呈报各主管机关外，理应备文呈报，仰乞鉴核，准以备案，并加以保护，是为德便。谨呈
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会长孙
上军慰安所主任 乔鸿年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王承典深知日军的意图，所以不敢怠慢，立即批示：“照准并转警务厅派员前往查看。”仅过了一夜，第二天即4月13日，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专为此事发出第239号训令，内容如下：
南京市自治理委员会训令 第239号
令警察厅
案据上军慰安所主任乔鸿年呈称：窃所奉南京特务机关委托，为繁荣夫子庙市面，振兴该区商业云云，仰乞鉴核，准予备案，并加以保护等情。据此。合行令该厅长饬属派员前往调查，具报核办。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三日
此后，所谓的“人民慰安所”就这样正式挂牌营业。“人民慰安所”的2处地点，分别在贡院东街2号海洞春旅馆和市府路永安里。
20世纪90年代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来到夫子庙调查人民慰安所，通过居委会找到当地居民张友保，张友保的舅舅曾在海洞春旅馆当会计。据张友保回忆，他的舅舅的确跟他讲述过，海洞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是一家慰安所，叫人民慰安所。据学者2000年初的调查，李甫老人当时90岁，住在贡院街15号204室，他回忆：“贡院街海洞春旅馆原是韩姓老板开设，韩老板在日军占领南京前即逃走。旅馆由汉奸乔鸿年在海洞春旅馆原址开设人民慰安所，里面的妓女都是中国人。”
在报刊广告中留下了海洞春旅馆慰安所24名女子的名单。
1938年8月20日的《南京新报》刊有《人民慰安所检验结果，七妓患花柳症》的报道：“卫生处兹以人民慰安所送请检查之妓女仅十六人，兹查尚有林鸿声、孙金銮、丁霞飞、陈天红、王丽君，江桂花、素娟等七人，未遵送检。日前，曾函警厅催令该妓来所检验。该处昨据第四诊疗所报告，检验结果，该妓林鸿声等七人，均患花柳脓液症。除令其停止接客外，并函警厅转饬该管警局严加取缔云。”
目击证人白芜在1938年11月25日出版的《今日之南京》一书中记载：“（南京）慰安所是非常多的，汉奸利用流民之多，无依的女孩子之多，强迫收容了来卖淫。有一个流氓汉奸乔月琴主办了几个慰安所，自任总主任，另以一唐少霖任副主任，在铁管巷四达里设有‘上军南部慰安所’，在山西路口设有‘上军北部慰安所’。在夫子庙海洞春内设有人民慰安所。这些女同胞逐日受到无数次的凌辱，日日寸桀其灵魂。”
1939年第4期的《浙江妇女》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南京慰安所里》的文章，作者任重冒险潜入人民慰安所，看到了里面的一些情况，文章这样写道：
第一号的门帘掀起，是一个脱了鞋的日本军官。第二号的布帘掀起，是一个搂着妓女的伪警官。第三号的门开着，三个日本兵围着四个妓女在抽纸烟，第四个第五个……十九号里门紧闭着，房内的声音透出房门，似乎是在哭泣，间或带了些怒骂的声音：
“益阿罗！”日语的咤声，接着是什物的倒塌声，“益阿罗”日本军官的皮带向妓女抽了几下，前前后后的客人都惊扰起来。
十九号的茶房给它打开，接着日军官斜戴着尖顶帽闯出来了，他气愤不堪，茶役垂下双手，恭敬地送出大门。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将自己亲眼所见的人民慰安所的真实情况描写了出来，可以看出在人民慰安所内有很多日本军人，不仅有普通士兵，也有日军军官。所谓的“益阿罗”，日语就是讨厌的意思。
2-13 图为南京的人民妓院的历史照片。由日本军人拍摄，时间应在1938年。该照片存放在一部由日本兵拍摄的相册中，2017年购自东京。出售该相册者是拍摄者的儿子，已将拍摄者的信息和照片清除，因此目前尚不清楚拍摄者的姓名和所属部队。（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藏）
从图2-13可见，“人民慰安所”也称为“人民妓院”，门牌11号。出入者很明显，都是日本军人，门内有2个日本兵，门前有4个日本兵，且笑逐颜开。
2-14 南京第四日支亲善馆的广告。（藏于美国贝德士档案，耶鲁大学神学院，章开沅教授提供）
7．日支亲善馆（四所）
金陵大学美国籍教授贝德士在1938年春，曾亲眼看到张贴在南京中山北路上的两大张日军慰安所的海报，上面写着：
支那美人，兵站指定慰安所
2-15 华中日军宪兵队司令大木繁送呈上级的江南各城慰安所、“慰安妇”数量统计的文件，现存于吉林省档案馆。
第四日支亲善馆
由此循河边前行600米
这个第四日支亲善馆在南京干河沿前街，位于中山路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今金陵中学）附近，按照常理还应有第一、第二、第三亲善馆。贝德士教授在《关于“慰安妇”的新闻发布稿》中转录了这张海报，并说明：“海报照片代表装点南京街道之一种象征模式。这种特殊招贴有两大种展示于中山北路，离广场不远。经调查属实，它正对着一所规模很大的女子学校，也靠近宪兵司令部。”对于日军在南京设立慰安所，贝德士愤怒地斥责说：“甚至连海报的语言都是中日淫秽的混合物，令每个有教养的中国人作呕，同时又是对于受过某些教育的普通日本人的冒犯。南京那些正派家庭所想到的由日本军队促进的这种‘友好关系’，最好别印出来。沦陷区居民知道，日军离开邪恶即无法存在，而且愈加增多。但他们希望应该多少考虑一下对于年轻一代心灵的影响，以及一个过去习惯于礼仪的社会的市容。”
综上所述，南京不仅是日军大屠杀的受害地，也是日军推行“慰安妇”——性奴隶制度的重要城市。而且，日军在南京建立、管理、运作慰安所的实践，对于其在军中推行这一制度，有着重要的示范意义和推广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