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上海派遣军建立慰安所

1937年8月，中日军队在上海展开淞沪会战，双方军队总量最后超过百万人。随后在日本上海派遣军、华中派遣军中枢机构的直接指挥下，日军迅速在上海、湖州、镇江、南京等地建立军队直营的慰安所。

日军占领上海后，就迫不及待地找女人。第36联队的一名上等兵后来回忆：

我就实话实说了。有警备的时候，一到晚上，到镇上跟大家说“这里治安很好，不会有危险的”……（我们）去钓女人，有警备的情况下。都说“不知道能不能活过明天”，打了3个月的仗，士兵减少，伤死以外只剩半数，这样一来剩下的士兵就会从内地过来。打仗3个月身体就变得皮包骨头，大家都需要进行警备。但是其中大多数是二十五六岁的青年，也有一些三十九、四十岁的人。年轻的（士兵）一到晚上就拿着枪去“夜游”，就是去强奸。晚上一片漆黑没有电，就这样也会去。那个时候的中国女人，都剪成光头，脸上抹着黑灰，但是大概是可以辨别的。士兵要是晚上一个人行动的话会被揍的，所以3个人一起，拿着枪就出去了。这样的人有很多，直接说的话，这是发生在上海罗店镇的事情。

当时松井石根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塚田攻任参谋长。方面军下达建立慰安所的命令，至迟在1937年12月11日。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在日记中记录：“从（华中）派遣军那里收到关于建立慰安设施的文件。” 从中可知，在日军13日攻占南京前，华中方面军就已向上海派遣军布置设立慰安所。另外在上海金山地区登陆的第10军，也收到了同样的命令。随后第10军参谋寺田雅雄中佐指挥宪兵队在浙江湖州秘密征集女性，设立日军慰安所，时间是12月18日。 目前还没有更详细的资料披露这个湖州慰安所的基本状况，很有可能这是一个日军宪兵队强掳当地女性建立的军队直营慰安所。

为了保证在上海的占领地区尽快开设更多的日军慰安所，上海派遣军参谋部命令参谋部第二课长长勇中佐负责此事。12月19日，参谋长饭沼守记载：“委托长中佐迅速开设‘女郎屋’。” 当月28日他又记录，“日本军的违法行为愈演愈烈，由第二课召集各部队负责人，传达参谋长的训诫令” 。这一资料表明，日军对占领地妇女的暴行已“愈演愈烈”，所以急需建立慰安所。1938年1月19日，上海派遣军的招募“慰安妇”工作在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为慰安此次中日事变出征的官兵，受到在上海陆军特务机关之请托，需要酌妇三千人，到上海派遣军内陆军慰安所从事酌妇工作。” 这个计划已准备从日本国内募集3000名女子了。

于是，上海的日军直营慰安所系统，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迅速建立起来。根据我们20多年来的实地调查，上海派遣军直接建立、管理的慰安所有万安路陆军慰安所、峨眉路400号海军下士集会所、第一师团丰田纺织厂慰安所、虹口行乐所、浦东旗昌栈陆军慰安所、千田部队慰安所、崇明庙镇日军据点慰安所等。

1910年1月7日，麻生彻男出身于福冈市博多区，他的祖上历代行医，1935年，麻生毕业于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专业为妇产科，毕业后麻生在母校医学部的附属医院担任妇产科医师。两年后中日战争爆发，麻生于9月7日应征入伍，随即被派往上海战场，当时麻生的身份是日本陆军卫生部的见习士官，隶属上海派遣军的第2兵站医院。

麻生彻男酷爱照相，经常拍摄照片并进行交流。上海千代洋行照相部主任田中新一看了他的摄影作品予以了肯定，于是，麻生从田中那里得到了日军报道部的臂章，这样，麻生便可以自由出入日军占领地。于是，在侵华战争中，麻生彻男拍摄了1300多张战地照片，其中自然包括战争中的女性——“慰安妇”。参加日军后，麻生彻男经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武昌—上海的战火旅程，因此战争结束后他将回忆录命名为“从上海出发，回到上海”。 20世纪90年代初，当“慰安妇”被世界民众和媒体所关注时，麻生公开了他拍摄的“慰安妇”专题作品，立即引起了人们和媒体的关注。上海杨家宅慰安所的系列照片，正是军医麻生彻男在上海的纪实之作。

上海杨家宅慰安所于1938年1月建立，它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日军自建自营慰安所的重要样本。 根据隶属上海派遣军的一位老兵证言，该慰安所是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也称第11兵站司令部）直辖的。 日本早期的战史研究者甚至认为，杨家宅慰安所是日军设立的第一个慰安所。 更重要的是，这个慰安所的日本军医的回忆和日本资深记者对其的追踪调查被完整记录保存。首先，第11兵站的军医麻生彻男参与了“慰安妇”团进行卫生检查与治疗等事务，时间是1938年1月2日，他不但直接用相机和文字记录了检查的全过程，并跟踪这些女性到杨家宅，后来负责杨家宅慰安所的体检工作，从而写下了杨家宅慰安所的诸多细节。其次，《每日新闻》的资深记者千田夏光历经十数年调查，将一名原日本“慰安妇”的亲身经历写成《从军慰安妇·庆子》，并于1985年出版。庆子来到上海后，正隶属于接受麻生彻男体检的104人的“慰安妇”团。庆子本人就是在杨家宅慰安所开始了不堪回首的“慰安妇”岁月。军医麻生彻男与艺名庆子的慰安女笹栗富士，两人尽管身份不同，却在1938年1月的上海，有过共同的刻骨铭心的慰安所记忆。

1937年12月，上海派遣军准备建立一个大型的慰安所，该军参谋部考虑其官兵主要来自日本的关西地区，因此认为征用关西的女子充当“慰安妇”，会更有效、更亲切些。于是该军致电日本关西各县的地方政府，告知本军将派遣人员去募集“慰安妇”，务必予以协助，并协力将“慰安妇”运往上海。

接到上海派遣军的请求电报后，关西的地方政府立即在福冈、长崎等各县设立“慰安妇”募集处。为了迅速而有效地募得“慰安妇”，负责上海派遣军给养任务的东兵站司令部派出石桥德太郎、田口荣造（化名）等军官和军队聘用人员前往关西。

12月23日，在军官的带领下，带着巨款的石桥德太郎等十二三人乘船到达长崎。他们与当地政府合作，参与在关西各地设立“慰安妇”募集处，征募条件是35岁以下的、没有性病的年轻女子。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慰安妇”这个词的含义，当有市民询问时，军官和石桥等人就哄骗说：“慰安妇”的工作就是在后方为日本军人烧饭、洗衣等。他们还高声招徕市民：谁愿意去，马上领取1000日元。

这天，艺名庆子的卖笑女郎笹栗富士，从工作地点福冈县博多区大浜镇118号的“朝富士楼”回家，路上见到了上海派遣军的“慰安妇”募集处，她立即被1000日元的高额预付金所吸引。因为庆子的父亲是位煤矿工人，因嗜好赌博而欠下巨债，不得不将亲身女儿抵押给了妓院。要知道在1937年的日本，这1000日元可是一笔巨款。

募集处的军官估量出年轻的庆子本来就是妓女时，立即坦率地给庆子算了一笔账：如果你到了前线每日接待5个士兵的话，大约4个月就可以自由回家了。庆子听了，颇受诱惑和鼓舞，这可比在“朝富士楼”所挣的多得多了。于是她便决定报名，加入“慰安妇”的行列。但是，头脑简单的庆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为了这1000日元，她竟要付出7年的青春和一生的幸福。

在关西地方政府的配合下，“慰安妇团”随即征发完毕。1937年12月31日的晚上10时，装载着庆子等104名女性的海运丸从长崎港启航。经过46个小时的航行，于1月2日晚上8时停靠在上海吴淞镇的码头。庆子等妇女下了船，随即登上了军用卡车。又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驶，卡车在一所学校前停了下来。庆子看到，这里四周是白色的围墙，大门上方赫然写着“上海市立沙泾小学校”。1932年成立的沙泾小学坐落在其美路（今四平路）上，拥有多幢平房教学楼，是东部上海市区的重要学校。 自淞沪战争爆发后师生均逃难离去，校园已空无一人。上海派遣军第11兵站司令部便将这里作为这些妇女的安顿之所。

到达沙泾小学后，日军命令妇女们集合点名，接着由中尉伊藤一男训话，他要求所有人严守纪律，不准逃跑。然后由石桥等带领进入各教室就寝。上海的腊月，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这些妇女每人只分到两条毛毯，在书桌拼成的临时床上躺下，外面有士兵们站岗。庆子将毛毯裹在身上，因为路途的疲乏，很快就睡着了，但没有多久，就因为太冷而被冻醒了。她听到了远处传来敲打做木器的声音。

麻生彻男1937年11月14日从北九州的门司港出发，并于28日到达上海，进入兵站医院，立即投入抢救伤员的工作。在写给其父的信中，麻生描述了战场恶劣的条件：“南京攻克前后，每日的伤病员达100人左右，护士都是生手，我们在没有任何暖气设备的房间里做手术。”

1938年1月2日下午，还在军队医院做手术的麻生彻男，突然接到兵站司令部的紧急命令：“为了设立陆军慰安所，即赴其美路小学校，对集结在那里的百余名妇女进行身体检查。” 麻生在战后回忆说，当他接到这道命令时，感到有些不解：陆军慰安所是什么功能？是为慰劳官兵进行文艺演出的场所吧？这些女子是来前线慰问士兵吗？如果是慰问士兵那为什么还要给这些女子做妇科检查呢？

军令如山，当天晚饭后，带着疑惑的麻生即率领助手军医1人、卫生兵7人，以及虹口福民医院 的护士2人共11人，赶到沙泾小学校。这时兵站特务部已经将一些检查器材运到了沙泾小学。但麻生清点后认为，准备工作很不充分，连必需的妇科检查台都没有。于是，他便与助手们一起，做了一个检查台。那天晚上，不少妇女被“咚”“咚”的敲钉子声和“吱”“吱”的锯木头声音所干扰，而久久不能入睡。

1月3日上午，麻生已经将沙泾小学的医务室改造成了妇科检查室。哨兵们便命令所有妇女依次排队，接受身体检查。于是，在白墙黛瓦的教室前，妇女们排起了长队。当庆子到达时，前面已经排着不少人了。根据麻生医生的回忆，日本的妇女对这种妇科检查，动作非常熟练，庆子的检查只用了10分钟。她记得军医边检查边问：

“过去患过淋病吧？”“是的。”庆子一点也没有隐瞒，因为她知道也无法隐瞒。“几次？”“也记不得了。”“好了，算及格了。”

根据麻生彻男的记录，有些日本妇女的检查花了20分钟。而朝鲜女子的检查大多只用了短短的几分钟。当天，104名妇女的体检便全部完成了。晚上，麻生彻男书写了给特务部的报告：“24名日本妇女的年龄在20多岁到40岁之间，她们过去患有花柳病，可以断定她们多是卖淫的；而80名半岛人 年龄约20岁，基本上是处女。”

当检查出曾患重度性病的多名日本女子后，麻生自己也颇为吃惊，因此他判断这些女性不会是后方来的演员；有些人的腹部有很长的刀疤，这显然患过重症花柳病。日军特务部随即要求麻生对日本女子中患有性病的个别人，进行了紧急治疗。

数天后，这些妇女被日军用卡车运往军工路的兵营，路上只行驶了30分钟。到了目的地，这些女子便被要求进行使用安全套的训练，至此，麻生彻男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要开设军妓院（他当时大概还不知道慰安所这个名词）。这时军官石桥德太郎才对妇女们宣布：过去我曾说过，你们到战场来是为了给官兵们烧饭洗衣，现在你们大约已经知道，真正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身体慰劳士兵，也就是满足士兵们的性欲。

接着士兵拿来了和服，命令朝鲜女子们脱下朝鲜服装，要日本妇女教她们穿和服，并规定：明天起里面不准穿内裤，一律只穿内裙。至此，那些还以为要来做饭洗衣的朝鲜少女们，也知道了未来等待她们的是什么了，不禁抱头痛哭。

1月13日，日本华中方面军 的东兵站司令部在杨树浦路等地树立了“杨家宅慰安所”的广告木牌。 杨家宅慰安所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由日军设立和管理的、有确切资料可资查证的慰安所。

杨家宅慰安所的大门口有宪兵守卫，日本兵进入慰安所后，接待室内负责管理的军人会出售2日元一张的入场券，并有专人发放安全套。于是，地处上海东北角的偏僻的东沈家宅 ，便成为日本陆军官兵最向往的地方之一。每天上午10时开始，日军士兵“一批接一批地杀到”，他们或步行，或骑马，或坐三轮摩托，或乘坐卡车开进慰安所，有时“慰安妇”房间的门前排起了长队。庆子回忆说：有的军人等不及排队，甚至从窗口直接跳进她们的房间里来了。 到了下午5时，军官们开着车从驻地赶来。在支付5日元后，他们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甚至再付点日元，便可以在慰安所里过夜。这点钱对于军官来说，并不是大问题。当时日军少尉军官的月薪为70日元，中尉为85日元，此外还有105日元和115日元战地津贴。因此，军官们非常向往杨家宅慰安所，他们希望能借此忘却战争的血腥和无情。

日军直营慰安所已开始建立准军事化的管理制度。杨家宅慰安所有以下几项制度和规定必须执行：

1．卫生检查制度

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对“慰安妇”实行严格的性病检查制度，以防止“慰安妇”感染性病，并将性病传染给日军官兵。慰安所内设有医务室，是军医麻生等专门给“慰安妇”进行体检的场所。最初，麻生彻男每周都来一次，每次都是带着卫生兵开着军车过来。除了给“慰安妇”治疗一般的病患之外，主要任务就是妇科检查。

2．安全套发放制度

为了严防感染性病，日军向官兵发放安全套。当时日军大本营将安全套作为战略物资而紧急赶运至前线。这些安全套的纸袋上不仅印有日军标志的圆和星，还有“突击一番”4个汉字。实际上，不少日军官兵嫌麻烦，加之安全套质量有点问题，比较硬，他们往往不愿使用安全套，在离开慰安所时又将安全套还掉了。尽管如此，根据日军的测算，仅上海地区每个月就需要4.3万个安全套。

3．“慰安妇”使用分配制度

按照旧时妓院的惯例，客人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女性。但在慰安所里是否允许挑选“慰安妇”，这在日军官兵中曾引起争议。这件事最后报送到上海派遣军高层那里裁决。将官们认为，设立慰安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解决官兵们的性欲，因此，只要是女人就可以，遂决定不能选择“慰安妇”。这一决定也成为后来大多数日军慰安所的一条准则。“慰安妇”庆子后来回忆：当日军官兵付钱后，便得到一张入场券，上面写着第某某号房间，或者被口头告知：你到某某号“慰安妇”的房间去。

4．慰安所管理细则

1937年2月3日，麻生彻男拍摄了一张贴在杨家宅慰安所接待室墙壁上的《慰安所规定》。该规定有印章和落款，上面明确写明“东兵站司令部”，显然这个规定就是东兵站司令部颁布的，从而给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留下了一份极为重要的物证。《慰安所规定》内容如下：

一、本慰安所只限陆军军人、军方聘用人员入场，入场者须持有慰安所出入许可证；

二、入场者必须登记并支付费用，才能得到入场券及安全套一只；

三、入场券的价格，下士、士官、军聘人员为2日元，军官为5日元；

四、入场券当日有效，在未使用前可退票，但如果已将票交给酌妇后，则一律不可退票；

五、购买入场券者进入指定的房间，时间为30分钟；

六、入室的同时须将入场券交给酌妇；

七、室内禁止饮酒；

八、完毕之后即退出房间；

九、违反规定及军风纪紊乱者须退场；

十、不使用安全套者禁止碰女人；

十一、入场时间，兵士为上午10时至下午5时，下士官及军方聘用人员为下午1时至9时。

从以上的规定，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日军慰安所有宪兵等军人站岗，只有军人和军聘人员持许可证才能入内；“慰安妇”必须严守纪律不准逃跑；军医每周检查“慰安妇”的身体状况以保证卫生安全；由军队给慰安所发放军用安全套以避免军人性病感染；慰安所内执行“慰安妇”叫号分配使用规则，不能自由选择女性；军人使用“慰安妇”的时间是半小时；慰安所内执行日军的军纪。很明显，杨家宅慰安所作为军队直营慰安所，具备了准军事机构的明显特征。

根据笔者团队的长期调查，在1938年底到1939年初之间，杨家宅慰安所里的日本、朝鲜“慰安妇”奉令跟随陆军部队向中国南方进发。后来，军方将慰安所交给了日侨间狩源治来管理。据知情者回忆，新来的老板戴着无框眼镜，年龄约30岁。从口音上辨认，中国“慰安妇”来自东北、浦东等地。 这样，这个军队专营的慰安所就变成了日侨经营的慰安所了。

综上所述，通过上海杨家宅慰安所的建立、管理、运营的过程，可以一窥日军直营慰安所的基本共同特征。无论是从“慰安妇”的募集、运输、体检到慰安所房屋的建筑，还是慰安所的管理、警卫，直到慰安所的规定，均由日军直接参与谋划、指挥和统属管理，这是有各种资料证明的历史事实。仅这一点，就戳破了日本政府长期宣扬的“慰安妇”是从业者带到前线去的，与日本国家、军队无关的谎言，而且杨家宅慰安所的早期经营者就是军队自身。同样，在中国其他地区及后来的东南亚日军占领地，日军均设有直营慰安所。日军之所以建立军队管理的直营慰安所，第一，是为了弥补指定的民间经营的慰安所数量上的不足；第二，日军高层担心民间人士管理的慰安所卫生检查有漏洞，企图通过推行直营慰安所，加强体检制度，来减少官兵的性病。第三，在日军官兵看来，军队自建的慰安所可以杜绝外人进出，可以杜绝情报泄露，安全性更高。第四，日军各部队自建的慰安所，使用自由度高，行事最方便。如果使用上级指定的慰安所，就会受到时间、纪律等影响，而本部队设立的慰安所，就不受任何限制了。所以，在日本实施的侵略战争中，各级日军部队自行建立的、形态各异的慰安所，曾遍及亚洲各地。 Hse3CGEiF3yyg923ZfxO4GjYoxX3aAZGreLAvcRi7J18W3dNDN8nsHPUPdKkvm7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