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卢卡奇
——纪念卢卡奇逝世50周年

张　亮

1971年6月4日，格奥尔格·卢卡奇（1885—1971）因病逝世，享年86岁。此时，卢卡奇已经被认为是20世纪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但在当时的“苏东”社会主义阵营，他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却依旧受官方立场质疑，依旧作为一个新“修正主义者”遭受批判甚至否定。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匈牙利国内政治的老“运动员”，卢卡奇对这种遭遇早已不以为意，但在内心深处，他真正念兹在兹的恰恰还是这一点：在去世半年前撰写的自传提纲的结尾中，他一方面强调自己“只是个思想家”，另一方面则重申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强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出路”。转眼间，50年过去了。在欧洲尤其是在卢卡奇的祖国匈牙利，卢卡奇的境遇似乎正好和50年前构成了一种镜像关系，右翼保守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质疑的不再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而是他的世界历史意义：2017年1月，布达佩斯市议会决定将卢卡奇雕像从市中心的公共场所移除；2018年，匈牙利政府关闭了卢卡奇档案馆，将卢卡奇手稿档案转移到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的某间密室。2019年10月，我前往布达佩斯郊区一座小型私人博物馆追寻被安置到此处的卢卡奇雕像，不巧碰上闭馆日。失望之余，我沿着围墙搜寻，希望遇到奇迹，不料真的找到一扇通向庭院的铁栅栏门，往里张望，看到卢卡奇塑像正淡然立在不远处的小径边上！真正的思想不惧怕黑夜，自然更不惧怕冷落。无论受到怎样的贬抑、排斥，历史都已经证明，卢卡奇是20世纪匈牙利奉献给世界文化的真正瑰宝，他的历史地位就在于其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一、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都曾表达过对同时代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满，感慨自己“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甚至不无恼怒地表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我们决不应否认，那些被马克思恩格斯批评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主观上都想秉承马克思主义真精神，但在客观上却未能达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要求。这说明，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空确定性被超越之后，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难的！我们不难发现，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越是有重大理论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其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一开始似乎越容易遭到人们的质疑：在自诩为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孟什维克眼中，列宁的政治和理论立场都是可疑的；在留学苏联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眼中，山沟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没有系统读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本本”的毛泽东只是一名拥有丰富革命经验的民族主义者，压根谈不上“理论”；同样，在第三国际以及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官方立场看来，卢卡奇始终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只不过有时候错的略少些罢了。也因为如此，具有重大理论贡献、在历史或思想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都会思考并回答同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言辞表达各不相同，但其精神实质却是相同相通的。

首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真知识”，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和“活的灵魂”的科学认识。作为一个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分三个层次：外层是马克思恩格斯直接阐发、可以在他们的著作文本中直接找到出处的观点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数量巨大，而且鲜活生动，具有时空确定性，其真理性会随着时空条件的变换发生改变；中间层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分析范式，这一范式生产出了外层的观点体系，并以抽象的而非具象的方式存在于后者之中；与中间层融合在一起的内层是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和“活的灵魂”，只有把握这一“活的灵魂”，才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时空确定性，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透过资本主义变动不居的新变化新现象，抓住其相对稳定的本质与趋势。之所以晚年恩格斯会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就是因为他苦恼地发现，马克思主义者通常只能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外层，仅仅看到可以直接看到的东西，即容易凝固为教条的观点体系，而无法透过教条发现非具象的哲学本质和“活的灵魂”。被第二国际“正统”长期压制的列宁对恩格斯的论述尤其感同身受，强调这样“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 。尽管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时的卢卡奇对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著作、具体观点的认识还比较有限，但当他接着列宁往下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 时，就已经决定性地超越了同时代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掌握了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或缺的“真知识”。

其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真本领”，也就是在新的时空确定性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进行理论创新或实践创新的能力。马克思主义不是用来膜拜的“教条”，而是能够学以致用的“行动的指南”，它既能指导马克思主义者科学地“解释世界”，也能指导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地“改变世界”。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只会熟练引用“教条”“本本”的空头理论家，而是能够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敏锐地发现问题、科学地分析问题、成功地解决问题的理论创新家或实践创新家。1918年12月，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此后即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活跃在20世纪的世界思想舞台上。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清楚地知道，自己所要解决的都是马克思无法提供现成答案甚至无从想象的新问题，因此，问题的解决并不取决于知道多少马克思的文本、词句，而在于能否“正确地理解马克思的方法的本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 ，也就是能否运用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像马克思那样去创新。在救世主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18—1929），他致力于思考并解决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现代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消极影响问题，创作出《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这一经典著作，在客观上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使诞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种具有20世纪西方特征的新形态。在备受争议的斯大林主义时期（1930—1945），他奋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德国及俄国文学史、青年黑格尔研究这三个马克思主义者未曾深耕过的领域，最终扭转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领域少有作为的局面。在批判的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45—1971），他回归哲学，先是致力于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当代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创作《理性的毁灭》，继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正面建构，在成功构建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之后，力图建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最终回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问题，留下《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这一宏大残篇。自1923年《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出版以来，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的卢卡奇批判者从未间断，不时掀起惊涛骇浪，仿佛马上就要让卢卡奇“魂神俱灭”，但100年过去了，这些批判者都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唯有卢卡奇依然故我。

最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真信仰”，也就是不以外部情势或个人遭遇为转移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悼念列宁的演说中，斯大林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 所谓“特殊材料”，指的就是共产党人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人在事上练，刀在石上磨。信仰是否坚定，关键看遭遇。在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曾为各国共产党的创立和早期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许多知识分子会因为各种原因选择退出甚至背叛。例如，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卡尔·柯尔施（1886—1961）1920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6年因理论和政治分歧被开除出党，之后即选择退出政治活动，移民美国，以学者名世。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成员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1896—1988）曾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33年被纳粹逮捕后叛党，之后移民美国，《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转向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冷战后成为麦卡锡主义的帮凶。相比他们，卢卡奇遭遇的不公正对待要大得多，也要多得多：先后因《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1923）、《勃鲁姆提纲》（1928）、《文学和民主》（1947）、匈牙利事件（1956）四次遭到党内严厉政治批判，甚至于1956年被开除出党，但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为了能够留在党内甚至不惜做屈辱、违心的自我批判；1929年、1933年，他先后被奥地利、法西斯德国驱除出境，但最终都选择流亡苏联，而不是西方！因为他坚信，“生活在最坏的社会主义里也比生活在最好的资本主义里强” 。如果没有这种“真信仰”，卢卡奇怎么可能经受如此巨大且不公的考验而忠贞不贰呢？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无意间开创的新传统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卢卡奇已经因《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牢固确立了自己在20世纪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在其去世后，这种崇高地位被概念化为20世纪四大哲学潮流之一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开创者，进而被人们广泛接受。但卢卡奇晚年对此并不认同。他一直拒绝再版自己的早期著作，当其德国出版人未经同意就再版《小说理论》和《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后，两人发生了争吵，他表示“我当时已不再把这两本书列入我的著作” 。不过，卢卡奇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无法决定自己的历史和著作，“应该由历史来决定是否可以谈一个人的生平著作。谁若想创造生平著作，那他从一开始就要说谎” 。最终，他决定出版自己的全集，以可控的方式再版《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等早期著作，具体做法就是撰写新版序言表明自己的立场：与自己的主观意图相反，《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在客观上开创、代表了一种自己并不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史内部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的根基的”。

如果我们把《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放回其赖以形成的卢卡奇生平经历中考察，就会发现：开创后来广泛流传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院体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确实不是卢卡奇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目的所在。

第一，卢卡奇是作为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职业革命家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卢卡奇最初的职业理想是做大学教授，最初目标是布达佩斯大学，1912年以后是海德堡大学。1918年5月，他完成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资格申请，但随即出人意料地离开海德堡返回布达佩斯，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1918年12月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后，卢卡奇很快被补选进入中央委员会，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在1919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苏维埃被推翻后的国内地下斗争时期以及1919年至1929年流亡维也纳的地下斗争时期，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政治作用。职业革命家的社会角色决定了卢卡奇救世主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18—1929）的理论作品从本质上讲都是政治性的，即都是写给革命同志看、服务于革命实践的：“不言而喻，这种学习一刻也没有脱离革命活动。当务之急是要使匈牙利的革命工人运动获得新的生命，并使其继续下去。” 至于这些作品是否会流入学院体系并产生影响，绝非卢卡奇创作时要考虑的。

第二，卢卡奇创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直接动机是为了回应当时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思想和政治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欧洲多国爆发革命运动，但都迅速遭到各国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失败，匈牙利、波兰、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的共产党人被迫流亡，维也纳是苏联之外最重要的流亡革命者聚集地。尽管处于流亡中，但维也纳的革命者们却“加强了我们关于世界革命即将到来，整个文明世界必将被彻底改造的信念”，同时也就下一步该怎么办产生了激烈的宗派主义争论，而这些宗派主义都“有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的抱负” 。作为匈牙利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之一，卢卡奇深刻介入当时的党内争论和国际争论，坚信自己的政治策略和理论立场都是正确的，并决意向共产党人的共同敌手第二国际修正主义传统发动攻击，“《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代表了当时想要通过更新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方法论来恢复马克思理论的革命本质的也许最激进的尝试” 。

第三，《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最大的政治和理论关切是党的组织建设这个实践问题。《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正文由八篇论文构成，其中六篇是卢卡奇于1919年至1922年间创作的，另外两篇即《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与《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是他专为该书而创作的，不过是在之前文章的基础上进行了完善。卢卡奇强调，虽然《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编排顺序不具有“系统的科学的完整性”，但具有“一定的实际联系”，“读者最好按照这个顺序来阅读它们” 。全书的终篇，同时也是最晚完成的一篇，是创作于1922年9月的《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在长篇大论地探讨了抽象思辨的阶级意识问题后，卢卡奇最终回到非常具体的党的组织建设问题上，亮出了自己的政治结论。有了正确的理论，共产党人的当务之急是确立正确的组织建设路线，因为组织是理论和实践的中介形式，对于解决理论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他看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党组织的关键任务就是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发的水平提升到自觉的高度。在当前阶段，党必须依靠纪律，享有有限的自由，通过革命逐步达到真正的自由，“因为共产党的产生只可能是有觉悟的工人的有意识的成果，向正确认识跨出的每一步同时也是把这一步变成现实的一步” 。

当然，从20世纪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确实超越了卢卡奇的主观意图，在客观上开创了全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那么，卢卡奇何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首先，《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在分析现代工人阶级为什么革命意识淡漠的问题时提供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使得人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解成为可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除了俄国十月革命外，欧洲其他国家那些如约而至的革命为什么没能取得胜利？卢卡奇认为，这既和党在理论和政治上的不成熟有关，也和现代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的变化有关，简单地讲，就是原本致力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未来的工人阶级变得不那么革命甚至趋向于认同资本主义体制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提供的分析思路是回到马克思的商品结构批判学说，“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的原形” ，即从商品的物化现象出发追问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消极影响，进而以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为中介，落脚于用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解放、武装工人阶级意识。就主观意图而言，卢卡奇真正关注的是工人阶级的立场选择问题，但他真正出彩的是引入韦伯、西美尔的思想资源，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物化意识的形成及其意识形态影响进行了开创性的批判分析，提供了一种新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随着异化、物化问题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时代之问，《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的开创性意义很快就呈现出来了，从而在学院哲学主流中获得巨大成功，尽管卢卡奇认为同时代学院哲学对其异化学说的理解其实是不正确的。

其次，《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挑战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统，为正在谋求突破后者思想桎梏的左翼阵营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德国哲学的发展出现重大转变，黑格尔成为一条“死狗”，新康德主义逐渐成为主流。伯恩斯坦、考茨基等第二国际理论家因为缺乏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在客观上迷失正确的哲学方向，沦为新康德主义的信徒，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上盲目追随后者：“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的政治正统性和理论正统性均遭到沉重打击，西欧的马克思主义者渴望突破第二国际正统，但也对第三国际传统心存疑虑。这时候，卢卡奇吸收列宁思想的部分精髓，在黑格尔主义基础上实现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再发现、再阐释，提供了一条既超越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又更具当代西欧特征的理论路径，有效满足了同时代西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需求。

最后，《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是在20世纪初期德语世界的学院思想主流中孕育而生的，其与正在广泛兴起的学院左派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卢卡奇出身于20世纪初期德语世界的学院主流，是一颗被寄予厚望的学术新星。作为卢卡奇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第一部大部头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充分吸收继承了卢卡奇此前的学院思想传统，是一部凸显学院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论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年轻的学院左派知识分子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如霍克海默、本雅明、阿多诺、马尔库塞等未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对于这些学院左派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感觉思辨、晦涩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恰恰符合他们的趣味和需要，更能打动他们的心灵，从而超越卢卡奇的主观意图，成为此后几代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院左派的“圣经”，产生了持久广泛的学术影响。

三、自觉在“运用”中开辟马克思主义学术新领域

1929年，奥地利政府下令驱逐卢卡奇，虽然它后来迫于国际文化界的压力解除了驱逐令，但卢卡奇还是决定离开流亡十年之久的维也纳，前往苏联。他先在莫斯科停留了两年（1929—1931），后移居柏林（1931—1933），参与德国作家协会的领导工作，纳粹上台后随即逃离德国，回到莫斯科，并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返匈牙利。对于这一时期的卢卡奇，学术界认识分化，评价不一：认同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学者通常高度评价卢卡奇这一时期的理论立场，肯定他知错能改，“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这一时期的卢卡奇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向斯大林主义做了被迫的妥协、屈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斯大林主义化了，因而导致其这一阶段的论著乏善可陈，甚至应当被否定；西方学界则以较少关注、避免直接评论这种轻慢方式，含蓄传达出了否定性的立场和评价。卢卡奇这一时期的论著的思想和学术影响力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在对这一时期卢卡奇进行客观的思想史评价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卢卡奇当时的生存状态和主观意图进行校验，以便确定恰当的评价标准。

第一，卢卡奇这一时期被迫退出现实政治，从一名职业革命家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191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大量匈牙利共产党人被迫流亡奥地利或苏联。应当怎样推进匈牙利的革命事业？流亡中的匈牙利共产党人出现了路线分化：兰德列尔·耶诺（1875—1928）、卢卡奇等以维也纳为基地的共产党人主张探索符合匈牙利本土实际的革命道路和革命战略，而贝拉·库恩（1886—1939）等以苏联为基地的共产党人则主张执行第三国际确定的路线与政策。最初，本土派的现实主义路线占据了上风，卢卡奇因此于1928年受托为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政治和社会战略纲领，即后来以《勃鲁姆提纲》为题而闻名的《关于匈牙利的政治经济现状与匈牙利共产党的任务的提纲》。不料，1929年会议期间，国际派在共产国际主要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的支持和授意下突然发难，指责《勃鲁姆提纲》具有反列宁主义的取消主义和修正主义倾向，最终导致国际派掌权，本土派被打倒，卢卡奇被宣告“政治性死亡”。经此一事，卢卡奇认识到自己“毕竟是书生”，不合适做职业革命家，因而决定从匈牙利现实革命政治中退出，回到自己前马克思主义时期就钟情的德国俄国思想史，重新追求自己的学术理想，做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

第二，卢卡奇部分出于思想的认同，部分源于客观的政治压力，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达成了一种有张力的“和解”。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1956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掀起了一股反斯大林主义、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浪潮，人们热衷于对斯大林时代进行抹黑甚至妖魔化，仿佛那是一个从来都一无是处、绝对黑暗的时代似的。尽管卢卡奇长期遭受第三国际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批判，甚至还被短期投入监狱，但卢卡奇对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评价并不偏激。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卢卡奇与苏联马克思主义达成了一种有张力的但非完全被迫的“和解”。首先，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卢卡奇就坚信，马克思主义、共产党是解决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危机问题的终极力量，这种力量类似宗教中的上帝，因此，共产党人无论何种情况都必须对自己的党保持忠诚。其次，在卢卡奇看来，和他自己一样，斯大林代表了俄国共产党党内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国际派对立的本土派，因此，斯大林坚持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取得重大胜利，坚决捍卫列宁主义，批判德波林学派、清算体现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普列汉诺夫传统，解散宗派主义的左派文学团体“拉普”，等等，都让卢卡奇感到认同、振奋，同时也寄予更多期待。再次，流亡维也纳期间不成功的革命实践结果让卢卡奇意识到，《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中的政治逻辑“崩溃”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自觉以斯大林主义为参照系反思、检讨自己的理论立场。最后，卢卡奇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方法论，斯大林主义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已经终结的绝对真理，这看似对立的两种立场却在一个问题上达成了非常奇妙的共识，即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世界观，因此，尽管马克思没有系统阐述过自己的美学、伦理学等，但这些学说都内在包含于马克思主义之中，只要开掘即可获得，绝不需要“从康德或任何别人那里去借用” 。

第三，卢卡奇当时的志业就是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影响。1929年至1931年居留莫斯科期间，卢卡奇在梁赞诺夫领导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阅读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全部文稿，以及正在出版过程中的列宁《哲学笔记》，思想受到很大触动：一是《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对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解读原来具有深刻而坚实的思想史基础，从而产生了一种阐明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的强烈学术冲动；二是产生了一种意愿，“想利用我关于文学、艺术以及文艺理论的知识，去建造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美学体系” 。也就是说，卢卡奇发现历史虽然向他关闭了政治实践这扇门，但却打开了马克思主义学术这扇窗，使他得以在一些马克思主义尚未有效覆盖的新学术领域施展自己的才能，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点，继续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发挥自己的作用。

既然这一时期卢卡奇的自我定位是学者，那么，我们就应当首先以学者的标准来评判他这一时期的工作。在我们看来，这一时期卢卡奇至少在如下三个学术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第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引构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体系。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期间，卢卡奇遇到正在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的青年苏联美学家米哈伊尔·里夫希茨（1905—1983），通过后者的工作，卢卡奇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有了比较系统全面的了解，从而坚定了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信心。许多研究者都察觉到，卢卡奇此时的文艺理论与后来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统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并猜测是卢卡奇被迫做了理论上的妥协，殊不知这恰恰是“里夫希茨和我（卢卡奇）的创造” 。第二，确立了德国俄国现代文学史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典范。从第一次居留苏联期间开始，卢卡奇就积极开展德国俄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此后近40年的时间里留下四卷以上的宏富论著，占其全集总篇幅的近四分之一。正是在这些论著中，德国俄国现代文学史的马克思主义批判典范得以基本确立。第三，对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在阅读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哲学笔记》后，卢卡奇就产生了重新研究黑格尔的念头。1931年至1933年在德国期间，卢卡奇看到了《耶拿实在哲学》（1931、1932），敏锐察觉到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在哲学思想发展方式上的类似性，也由此形成了一种明确而坚定的想法，即通过历史地研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形成与本质，揭示马克思与德国进步的思想传统的关系及其思想的形成与本质，最终于1938年完成《青年黑格尔》（1948年出版）一书，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研究新范式。

四、回归哲学之后的宏大探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卡奇选择离开苏联，回到匈牙利定居，随即进入议会，获得布达佩斯大学的教授职位，成为匈牙利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这时卢卡奇60岁。纵观卢卡奇的最后26年，有三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第一，无心政治却依旧关心政治并苦于政治。“历尽风波知险阻”，晚年卢卡奇已知天命，无意于庙堂。不过，他依旧关心政治，尤其是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早在《勃鲁姆提纲》时期，卢卡奇就认识到，匈牙利应当探索符合本土实际的革命道路和民主形式。随着东欧各国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卢卡奇也于1946年以后陆续发表《文学和民主》《民主和文化》等文章，阐发自己对人民民主的理解：一是主张直接民主，认为“人民民主制度到处有意识地、经常有机地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把直接民主作为实际生活的原则而重新发展到最高限度”；二是强调民主形式的民族性，“在我们的情况下要符合匈牙利社会的特点……在民族的意义上讲，应该继续发展那些能够回答我们特殊的匈牙利人民民主问题的东西”。卢卡奇这些显然正确的观点开始并没有引发太多的政治关注，但随着匈牙利政治建设进程斯大林化倾向的不断加剧，1949—1953年间，匈牙利国内掀起了批判卢卡奇的浪潮，20年代的老账和40年代的新账一起算，再次将卢卡奇定义为修正主义者。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卢卡奇的状况有所改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东欧各国的政治氛围迅速发生变化，曾经被压制的各种政治和文化争论重现。卢卡奇参与了当时的争论，后于1956年10月成为中央委员和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11月初，纳吉政府倒台，卢卡奇等人在南斯拉夫大使馆政治避难，后被驱逐到罗马尼亚，1957年4月返回布达佩斯，但被开除出党。此后，卢卡奇重新被定义为修正主义者，在国际国内遭到点名批判，失去了在大学任教的权利，并于1963年经历丧妻之痛。1970年，卢卡奇的政治境遇再次得到改善，重新入党，12月被诊断出癌症晚期，半年后辞世。

第二，回到并闻达于西方学院。在1918年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卢卡奇逐步脱离自己原本所属的西方学院主流，主要以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为平台从事理论和学术研究。这种相对隔绝的状况导致西方学院对1918年以后的卢卡奇所知甚少。1946年以后，卢卡奇开始恢复与西方学院的交往：1946年前往瑞士参加日内瓦国际讨论会，与海德堡时期的故交雅斯贝斯重逢并进行激烈论战；1947年遍访东欧和法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1949年前往巴黎参加黑格尔研讨会，结识加罗蒂、列斐伏尔、吕西安·戈德曼、梅洛-庞蒂等法国哲学家以及其他文学艺术界知识分子。随着交往的增加，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卢卡奇逐渐被西方学院所了解。1955年，梅洛-庞蒂出版《辩证法的历险》，把《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作为论战的中心，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卢卡奇与韦伯的师生论战关系。以梅洛-庞蒂引发的论战为起点，卢卡奇又回到西方学院的中心，越来越广泛地为西方世界所知。1962年，吕西安·戈德曼为卢卡奇《小说理论》的法译本撰写评论文章，指出卢卡奇已经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西方思想家之一。 1964年，匈牙利裔美国学者维克多·齐塔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异化、辩证法与革命》为书名出版。鉴于自己著作在西方广泛但无序的传播现状，1967年，卢卡奇最终决定在当时的联邦德国出版自己的全集。

第三，回归并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性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在相互碰撞中走向新的阶段。卢卡奇不可避免地介入了当时激烈的争论之中。1947年7月，卢卡奇撰写了《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文，对当时风头最劲的存在主义思潮作出了自己的哲学判断：存在主义和现代资产阶级思想一样，被打上了自发的虚无主义的烙印。这一时期，卢卡奇产生了重回哲学的想法。晚年卢卡奇的哲学研究有四个特点：一是马克思主义立场坚定，在许多基本问题的认识上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具有较强的兼容性；二是极强的对话性，力图在与同时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主流的批判对话中捍卫、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三是思考的奠基性，着力解决理性与非理性、审美活动的唯物主义本质、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基础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当代建构的根本问题；四是注重体系性建构，不管是《理性的毁灭》还是《审美特性》《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都是结构严整、体系宏大的鸿篇巨制。且不论成功与否，仅就工作量而言，晚年卢卡奇的哲学探索都是令人敬佩的！

1954年出版的《理性的毁灭》是晚年卢卡奇宏大哲学探索的第一个成果。在　1947年撰写《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卢卡奇萌生了写作《理性的毁灭》的想法，并在1951—1952年间完成了这一50余万字的著作，对黑格尔时代以降150年间德国哲学在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斗争中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全景式的宏大分析。必须看到的是，卢卡奇研究的是哲学史，要解决的却是现实问题，即为什么诞生过黑格尔、马克思的德国，会出现法西斯主义横行、产生“国家社会主义世界观”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卢卡奇遵循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教诲，力图在时代与时代精神（哲学）的辩证关系中去解答这一问题，强调之所以会出现非理性主义哲学，是因为存在孕育这种哲学的非理性社会，“因此，德国在哲学领域里走到希特勒那里去的道路，就成了我们的研究资料。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指出，这条实在的路程是怎样在哲学里反映出来的，作为德国走向希特勒去这一实际发展的思想映像的那些哲学论述，又是怎样帮忙加速这一进程的” 。进而，卢卡奇提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斗争是推动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的内在力量，两者的对立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的对立。基于这一哲学史观，卢卡奇对从谢林到海德格尔的德国现代哲学发展史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其论述之完整、规模之宏大，至今也难有人超越。不过，就像赫勒评论的那样，这一哲学史建构存在过强的目的论色彩，容易把问题简单化并形成偏见，尤其是对卢卡奇当年缺乏直接交往、研究和思考都不多的尼采之后的20世纪德国哲学，更是如此。

随着通向哲学的道路被《理性的毁灭》再次打通，卢卡奇开始考虑系统总结自己持续了50年的美学探索，目标是一个三卷本的《美学》：第一卷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美学运用，第二卷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美学运用，第三卷是前两卷的合题，即对具体艺术题材的哲学分析。不过，卢卡奇最终只完成了第一卷的写作，即1962年底完成、1963年出版的《审美特性》。《审美特性》是一部2卷本、130余万字的巨著，目的是“尽可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自己50年美学探索的思想结晶进行集大成的总结，重点“是从哲学上论证审美的构成方式；对美学特殊范畴进行推导并界定美学与其他领域的界限” 。50年前，青年卢卡奇的美学思考起步于新康德主义，致力于从主体的维度思考、解答艺术作品何以可能的问题。50年后，《审美特性》同样关注艺术和艺术作品，着力思考“审美关照方式是怎么产生”和“形式感如何产生”问题，但标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定反对主体建构论立场，坚持辩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在质上和量上占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是对现实审美反映的特殊本质的探讨” ，强调审美本质上是人类对自我意识的体验和表达，而艺术总是通过个体和个体命运的形式来表现人类，艺术的真实性只存在于作品整体性和生活整体性的关联之中。与《理性的毁灭》不同，《审美特性》出版后得到诸多学者的积极评价，有美国学者甚至据此认为卢卡奇的美学思考可以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媲美，卢卡奇是“美学方面的马克思” 。何也？一是因为卢卡奇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立场，在美学领域发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强音，因而得到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肯定；二是因为卢卡奇积极扬弃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机械教条因素，同时大声疾呼艺术要为人的全面解放服务，从而得到反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热烈认同；三是《审美特性》荟集了卢卡奇一生关于文学艺术美学的卓越思考，其思考之深刻、体系之严整，20世纪无人能出其右，从而超越哲学的党派之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尊重。

按照卢卡奇自己的计划，《美学》第一卷即《审美特性》之后，他应当写伦理学，然后是《美学》第三卷，最后是《美学》第二卷。但在1962年准备写伦理学的过程中，卢卡奇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应当首先为伦理学提供一种本体论的基础。经历丧妻之痛后，1964年，卢卡奇最终决定写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企图写出马克思主义本体论的原则” ，后于1964年至　1968年春夏，通过口授打字的方式完成了初稿，总计2篇8章。1968—1969年间，卢卡奇与自己的学生们就手稿进行了5次批判性讨论，结果遭到激烈质疑，促使他决定写一个简短的绪论概括自己的思想，最终扩展成为一个30万字的独立文稿。卢卡奇在最后的岁月里一直在修改《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文稿，进展非常缓慢，这篇文稿后因他的去世而成为一部宏大的未完成手稿。《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出版编排方式有两种：一是1976年匈牙利文的三卷版，即两篇和导论各自成册出版；二是德文全集版的两卷版，即导论和两篇合成两卷出版。1993年的中文版根据德文版翻译，分上下两卷，近130万字。卢卡奇很清楚，以存在为基础的哲学世界观建构是不合时宜的，但他坚持要基于自然本体论，以实践为基础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坚信，这符合马克思的精神：“遵照马克思的思想，我把本体论设想为哲学本身，但是是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哲学。” 卢卡奇最后10年的本体论建构，说到底，是晚年卢卡奇力图把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更加体系化的形式展现出来。

五、结束语：什么是对卢卡奇最好的纪念？

1935—1944　年间，当时居留苏联的卢卡奇的作品第一次被译介进入中国，此后又分别于1955　年以后、1978年以后，两次登陆中国，获得了不同的理论形象，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效应。与同时期进入中国的其他20世纪西方思想家不同，卢卡奇的著作与思想深刻参与到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学术形态的当代重塑过程中，已经像盐溶于水那样，融入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卢卡奇是匈牙利的、世界的，也是中国的。纪念卢卡奇，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和学术界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那么，应当怎样纪念卢卡奇呢？

首先是读其书。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学界就开始编译卢卡奇著作，80多年来，集腋成裘，翻译总量超过德文版《卢卡奇全集》的50%。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不过，卢卡奇著作编译的结构与质量，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中国学界对卢卡奇著作日益增长的研究需求。有鉴于此，有学界前辈提出编译中文版《卢卡奇全集》的设想。但在笔者看来，目前并不是编译中文版《卢卡奇全集》的成熟时机，一套覆盖全面、选目精当的多卷本《卢卡奇文集》或许是当前的最佳选择。笔者正积极致力于此，愿意为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卢卡奇作出自己的微薄贡献。

其次是承其道。我们纪念卢卡奇，就是要像他那样去做真正的而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卢卡奇总是能够在新的时空确定性中、新的学术场域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或学术创新？关键在于卢卡奇掌握了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真知识”、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本领”，进而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真信仰”，走出了一条成功的理论创新道路。卢卡奇许多具体理论观点的真理性或许已经改变，但他掌握的理论创新道路却是普遍的，依旧值得并需要我们去发掘和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