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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黑船来航”事件后，日本在感受强大西洋“文明”带来的震惊之中被迫开国，江户幕府进入末期。为对外交涉及师法西方，日本幕府及藩国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遣使欧美，1860年2月派出万延元年遣美使节团，1862年1月派出文久遣欧使节团。在遣使欧美之后，1862年5月，幕府第一次遣使中国，而目的地选择为上海。自1862年至1867年，日本幕府先后四次遣使上海，分别是1862年的“千岁丸”、1864年的“健顺丸”、1865年搭乘英国邮轮“北京号”、1867年搭乘英船“恒河号”的上海行。幕末日本遣使上海留下了大量的上海游记，除此之外，还有如岸田吟香等个人的上海居留日记，都为呈现当时的清末上海形象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
高杉晋作，生于1839年（天保10年），卒于1867年（庆应3年），江户时代长州藩士。自幼入汉学塾，1852年入长州藩校明伦馆，1857年入吉田松阴主办的松下村塾，1858年起游学江户，饱学汉学并受吉田松阴影响有了倾向于倒幕维新的思想。1860年返回长州。1862年随“千岁丸”使节团出使上海。后来，作为“尊王攘夷”志士活跃一时，曾建立“奇兵队”等，在指引长州藩走向倒幕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866年，为备战幕府的第二次长州征讨，经土佐藩坂本龙马等介绍，高杉晋作等推进的“萨长盟约”在京都建立，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倒幕运动的最终结局。1867年，确信江户幕府走向终结却未能看到“大政奉还”的高杉晋作病死于肺结核。
高杉晋作的上海游记分甲乙两部，甲部为《航海日录》《上海淹留日录》《续航海日录》三册，乙部为《长崎淹留杂录》《航海日录》《内情探索录》《外情探索录》四册，去除内容重复部分成为记录五种，故命名为《游清五录》。1916年由民友社以《东行先生遗文》为名初次公开发行。高杉晋作以汉文撰写《游清日记序》，原文抄录于下，以明其出行上海的基本状况和其作游记的目的。
予受支那行之命，告家君曰，儿性钝才疏、不计承此大命。且儿无兄弟，今远游于海外，无为家君膝下之养者也。家君曰，汝暗愚少年何以得当此大任，然君命一下不可如何也，汝勉强，不以我为念，而可以死奉君命矣，予因决策。发江户，到崎港，陪从幕吏某，游支那上海港。其间所闻见录为一册子，谓游清五录，航海日录、上海淹留录、外情探索录、内情探索录、崎阳杂录是也。初余发江户，欲紧随过庭之教，勉强以奉君命，而不计不幸罹疫疾。虽游中病不全痊，渐不能复平素，加之钝性疏才，遂至因循怠惰负君父之命。实不堪慨叹也。唯区区日记欲以备他日之遗忘。岂谓有益于国家乎。壬戌夏，墨生春风书于崎港客舍。
此书，或以汉字，或以国字，随便取笔，务记实事，不敢用意于文字，唯要使真知己、知幕府支那行之始末，为他日我邦外国行之鉴，不欲博示诸友人也。
探形势，查情实，智者之所难，非吾生之所及也。区区杂录，记所闻见耳。写山水之景，吐风雅之言，予所不敢好。乃托诗文诗家先生而已。默生又志。
由高杉晋作此序可见上海之行是受“君命”，也就是官方派遣，其请教于其父说明其尚礼重孝的性格。“性钝才疏”等措辞有自谦之意，其《游清五录》特别是《航海日录》所记详尽，的确是“务记实事，不敢用意于文字。唯要使真知己、知幕府支那行之始末”，也是“探形势，查情实”的记录，达到了“为他日我邦外国行之鉴”的目的。当然，如冲田一指出，其文也有舛误和武断之处，需要认真推敲使用。
中牟田仓之助，生于1837年（天保8年），卒于1916年（大正5年），受佐贺藩主之命随“千岁丸”出行上海。中牟田仓之助为佐贺藩士金丸文雄次子，后成为母弟中牟田武贞养子，随母姓。于佐贺藩校弘道馆学儒学，后入兰学寮学荷兰语，1856年入长崎海军传习所学习航海、算术、船具运用和炮术等。1859年因认为学习英语将成为海军实务之必需而开始学习英语。
中牟田仓之助“长于西洋学，对夷人索问诸事，且对航海之事等平素得意，然自己亦叹息短于诗文，难得要领。”
“中牟田懂航海技术，而且会一点英文，好像在查阅从长崎到上海航路的情况。”
纳富介次郎和高杉晋作对中牟田仓之助的描述与其成长背景吻合。中牟田后来参加日本海军，曾升任中将并官至海军军令部长。
根据中村孝也《中牟田仓之助传》可知中牟田上海行留下游记五种，分别是《长崎至上海航海日记》《长崎至唐国上海航海日记》《上海行日记》《上海逗留期间杂录》《公仪御役役唐国上海表中道台及其他接待文》，原文并未刊行。中村孝也所著传记虽有这些文本的介绍，但他可能是出于传记撰写的需要，在著作中任意把高杉晋作《游清五录》引入进行对比，导致单纯阅读中牟田仓之助著作变得十分困难。春名徹在《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体验：以<文久二年上海行日记>为中心》一文中述及，“承蒙中牟田家之好意，得以阅读《上海行日记》以下三册。……在此把最重要之《上海行日记》加注铅印以作介绍”
。如此，在该文后附上了《上海行日记》。
松田屋伴吉，长崎会所商人，生卒年不详。1862年随“千岁丸”赴上海，并记有《唐国渡海日记》。1922年3月，川岛元次郎在《商业与经济》上发表《开国以后最初的上海贸易》一文，第一次介绍了松田屋伴吉的著作并指出了其在商业贸易方面的史料价值。
《唐国渡海日记》从一个普通商人的视角记录了其随团赴上海的过程，重点记录了其出售和购买货物的清单、价格。另外，还详细记录了上海的商业状况、商业习惯等。除商业设施外，作者还游览了上海各处，尤其是对烟花巷的描写着墨不少。
峰洁，大村藩家臣，生卒年不详。据冲田一援引1942年1月16日《大阪每日新闻》报道
可大体了解其状况。“幕末之际，曾有勤王藩大村之家臣峰洁，通称‘传治’。食禄二十四石，通天文，学兰学，留有藩土实测、乡村记、红毛密告书以及天文学、兰学相关著作。”
峰洁的见闻录言及航海途中状况、上海地形风土、清朝制度等，对于上海街道情形做了细致的描写。
名仓松窗，生于1822年（文政5年），卒于1901年（明治34年），幕末明治时期的幕臣、汉学家、儒学家、大陆浪人、官吏。石川兼六著《名仓松窗传》对其介绍，原文为汉文，摘抄如下。
名仓松窗。名信敦。字先之。松窗其号。又号予何人。……父信芳。奉滨松藩主井上公。从公移奥州棚仓。生松窗。幼颖悟。年甫十一。任为吏。……文久元年。复游江户。慨然有感时事。就诸名家修兵法。明年春。航海游清国上海。海外之游。以是为始。其夏归朝。十二月特命赐世禄七十石。……明年冬。再游西洋。是为第二航。元治元年七月归朝。……庆应二年十二月。府特命赐游清印章。明年正月。率商民游上海及金陵。是为第三航。四月归朝。
根据春名徹对该文的介绍，名仓在幕末两次出使上海。1862年上海行，著有《海外日录》《支那闻见录》《沪城笔话》《沪城笔话拾遗》四种，1867年二度上海行，著《三次壮游录》。现在能收集到的仅《海外日录》《支那闻见录》两种。由于“千岁丸”上海行时使节团活动范围局限，《沪城笔话》《沪城笔话拾遗》所记内容应该与同船其他成员（如日比野辉宽等）所记“笔语”内容相似。而其二度上海行，即幕末第四次遣使上海所著《三次壮游录》收集不到，实感遗憾。如果能收集到，一则可以对比时隔五年的两次上海记录的不同，看上海的变化；二则可以看名仓在经历欧洲游后，对上海及清末中国的看法的改变，应该十分有意义。但是，春名徹亦言，“关于这庆应三年（1867年）之旅有《三次壮游录》，但我只见到京都大学誊写的内田旭的藏本的卷之三（笔语），即笔谈记录”
。后笔者查到其时在上海拜访过名仓的岸田吟香留下的《吴淞日记》，记录了当时上海的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遗憾。
纳富介次郎，生于1844年（天保15年），卒于1918年（大正7年），画家、工业设计家、教育家。自幼学习日本画，16岁时成为佐贺藩士，儒学家纳富六郎左卫门之养子。1862年作为根立助七郎的随从参加“千岁丸”上海行，为参与人员中最年少者。
“余亦病弱临危，幸有同乡中牟田亲切护理，悉心照料，才侥幸得生。……不遇此患，则扩大见闻。苦难之余，叹息不已。”
由于纳富到上海后，多数时间处于病中，所以杂记中也多为听闻。但也许正是其走上市街的机会比较少，所以其观察才更加认真，并且记录有条有理、颇得要领，虽年少但文章不显稚嫩。作为画家，纳富在文中插入了“乡勇图”“帐篷图”“流通货币图”等三幅图。
日比野辉宽，生于1838年（天保九年），卒于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高须藩士，曾入仕明治政府大藏省，1878年辞官后在京都过起儒雅生活。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没鼻笔语》和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都经由日本东方学术协会出版的《文久二年上海日记》第一次公刊。关于日比野辉宽的个人状况，引外山军治为该书所写《解说》如下。
辉宽为高须藩士，名掬治，号懽成，称伦次郎，讳辉宽。天保九年四月生于岐阜县美浓国下石津郡高须村，高须藩士原田錬斋之次子，出嗣同藩日比野家。……文久二年（二十五岁）游于清国，归国后再入门绿静塾。……后为大藏省官吏，十一年退官。翌明治十二年以来移住京都，始文雅之生活。四十五年殁，七十五岁。
日比野的上海纪行分两部，一部为日记体裁的《赘肬录》，一部为与在上海的某中国人笔谈的《没鼻笔语》。“《赘肬录》为上海行之详细日记，从长崎出发之事起，至渡海之艰难，再至到上海后使节及众从者之动向。上海城内外之实况自不必说，日常之事宜细心记录，此点甚为宝贵。其观察涉及方面之多、记述之详细，此二书优于高杉、中牟田记录之处颇多。”
《黄浦志》为1864年“健顺丸”上海行纪行文的结集。在日记体正文之后，附《见闻书》一章介绍上海概况，“此外还有较为详尽的有关通货、物产、关税等的介绍，这些有关上海的记叙虽有少许舛误，但较之‘千岁丸’一行的记述，有较大的补足，在某些领域也更为详尽，对上海的认识，似也更加全面”
。
岸田吟香，生于1833年（天保4年），卒于1905年（明治38年），新闻记者，实业家，教育家。幼习汉学，四岁能背《唐诗选》，被称神童。1853年赴江户，1856年赴大阪，继续学习汉学。1863年，为治眼疾拜访美国传教士詹姆斯·柯蒂斯·赫本
（James Curtis Hepburn，1815—1911），以此为契机开始帮助赫本编辑日本第一本日英词典——《和英语林集成》，同时期开始学习英语。1866年9月，为印行该词典渡航上海，1867年5月返回日本，其间所记日记即《吴淞日记》。1867年2月19日到3月16日期间，日本幕府使节团逗留上海，此间岸田吟香曾拜访名仓予何人。自1866年到1899年，岸田在上海断断续续居住了五年之久。岸田吟香于1864年创办《海外新闻》，被认为是日本民间报纸创始人之一。1874年作为《东京日日新闻》记者随日本军队赴中国台湾，发回大量随军报道，确立新闻记者地位。1875年，利用赫本传授的知识，成功研制眼药水，确立实业家地位。1877年在东京设立乐善堂，1880年在上海设立乐善堂支店。1886年，援助荒尾精建立汉口乐善堂，从事中国情报收集活动。
《吴淞日记》共六册，“现仅存第三册、第五册、第六册，第一、二、四册下落不明。不过，其中第二册曾于昭和六年经圆地与四松整理发表于《社会及国家》，并配原画为插图，由此推测该册应存在于某处”
。第二册为1867年1月6日（庆应2年十二月朔日）至2月4日（十二月三十日）期间的日记，第三册为同年2月5日（庆应3年正月元日）至3月10日（二月五日）期间的日记，第五册为同年4月5日（三月一日）至5月3日（三月二十九日）期间的日记，第六册为同年5月4日（四月一日）至5月7日（四月四日）期间的日记。《吴淞日记》为岸田吟香私人日记，与幕府使节团成员担负使命的记录有所不同，不受制约，行文自由，记录个人生活及思考。其对1867年上海城市及社会生活的观察，对清末上海形象研究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书所选幕末游记版本如下：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选择日本民友社《东行先生遗文》1916年版；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和日比野辉宽的《赘肬录》《没鼻笔语》，选择日本全国书房《文久二年上海日记》1946年版；松田屋伴吉的《唐国渡海日记》，名仓松窗的《海外日录》《支那闻见录》，选择1997年小岛晋治主编、日本人文书房出版的《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峰洁的《船中日录》《清国上海见闻录》，选择春名徹《峰洁的上海经历——<船中日录>和<清国上海见闻录>》[《调布日本文化》（8），1998年3月25发行，第27—100页]一文的附录；
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行日记》，选择春名徹《中牟田仓之助的上海体验—以<文久二年上海行日记>为中心—》[《国学院大学纪要》（第35卷），2007年3月15日发行，第57—96页]一文的附录；《黄浦志》选择新村出《元治元年幕吏的上海视察记》[《商业与经济》5（2），1925年2月1日发行，第126—163页]一文中的附录；岸田吟香的《吴淞日记》（第二、三、五、六册），选择山口丰编、日本武藏野书院发行的《岸田吟香<吴淞日记>影印与翻刻》2010年版。
[1]
按，未见《黄浦志》单独发行版本。语言学家、文献学家新村出（1876—1967）整理并添加注释以《元治元年幕吏的上海视察记》为题，在长崎高等商业学校编辑出版的《商业与经济》中登载该作，“绪言”写有“原书题曰《黄浦志》。底本一册乃帝国图书馆之藏本，京都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有其誊写本。”一句。新村出：「元治元年に於る幕史の上海視察記」，『商業と経済』第五年第二冊，1925年2月，第126頁。
另外，多见以使团正使山口锡次郎为《黄浦志》编者或作者的情况，如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主页（http://shanghai⁃yanjiu1.sakura.ne.jp/mysite2/index.html）刊登的文献目录中便是如此。本书中涉及该著作注释时依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