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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尤其在《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和甲午中日战争发生的影响下，日本官民大量进入中国，所留下的游记数量众多。
1871年，李鸿章在天津与日本钦差伊达宗城签署《中日修好条规》，历史上第一部中日条约诞生。其时随行者之一的满川成种于次年，也就是1872年受日本“开拓使”
派遣进入长江流域考察。其目的，一则确认日本商品，尤其北海道海产品与中国市场的相适性，二则实地考察各开放口岸贸易环境，为建立贸易公司实现日本商业利益最大化提供基本情报。满川在1873年编著的《支那通商必携》中写道：“互市贸易乃富国之要务，强兵之根源。……溯扬子江而上，过江西湖北之地，观闻内地情状，可观之处颇多。当今正乃有志之士奋起之时，若着力此贸易之道，则于国而言必大有裨益也。”
《支那通商必携》由三编组成，第一编介绍清末中国十五个开埠通商港口情况、可广开销路的日本物产、销售地及税则等；第二编介绍上海租界及界内规则，包括租地、租房、租仓库等规定，涉及雇佣中国人及租用车船的费用，特别记录了推销日本海产品的方式；第三编记录了自上海至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地的里数并绘制地图，而且详细记述中国物产的各省产地名称。满川是明治政府在与中国正式签订条约后派出的考察者，其以贸易兴国的目的十分明确。该书不仅提供给开拓使，还于1875年就交付给日本文部省，这对日本人把长江视为“支那之富源”认识的促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讲师小栗栖香顶，1873年开始为了解中国佛教状况进而输出日本佛教，曾赴上海、北京和五台山考察。1873年7月，小栗栖经上海赴北京，寄居清慈庵而师事附近的龙泉寺僧本然，学习北京话并讨议佛法。在其近一年的中国生活中，不仅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和学习笔记，还完成了《北京纪事》《北京纪游》等书稿。《北京纪事》所记之事始于1873年7月起程长崎至上海，截至同年12月底留居北京的所见所闻，文体为北京话口语体。《北京纪游》的祖本是小栗栖日记《八州日历》第31册至38册（明治6年七月一日至明治7年九月一日），为汉文文言体。虽然内容主体围绕北京，但两者都有上海相关记录。1876年7月，小栗栖再渡上海，“在英租界北京路499号，开设‘真宗东派本山本愿寺别院’，即中国人所称的‘东洋庙’”
。在那之后，近代日本佛教主动进入中国大陆的行动就不曾断绝。
岩仓使节团于1871年12月23日至1873年9月13日，历访与日本缔结条约的欧美十二国。《米欧回览实记》由使团书记官久米邦武编纂，1978年刊行，共100卷（5编）。其中第五编《欧罗巴大洲之部 下》中“第一百卷”为“香港及上海之记”，记录了自1873年9月2日至9月4日在上海的相关情况。2日的记录中写到长江入海口的宽阔壮观及海岛的情况，“扬子江入海口处流势浩瀚，宛如观海”
。接着又写到了上海的行政隶属及开埠通商、租界设立及进出口贸易的情况。3日记录的是去上海县城的情况，记述了城内的商业街、城隍庙的详细状况，并记录了时任上海知县陈副勋招待的“非洋非和”的晚宴情形。4日，前往造船厂参观，记录了造船厂的员工、外国人雇员、学校设立、轮船和枪炮的生产情况。一行于9月5日离开上海，虽然仅仅三天，然而记录十分详细，里面掺杂的基于欧美与清末中国、日本与清末中国比较的心理值得细细考察。
曾根俊虎生于1847年，为日本幕末武士、明治海军军官。1873年，为《中日修好条规》换约，曾作为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的随从来到中国。曾根俊虎曾前后六次来到中国，到达广东、香港、上海、天津、辽东等地，主要从事谍报活动。1874年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台湾，9月曾根俊虎被派往上海，目的是筹措军需物品并搜集情报。《清国漫游志》是其1874年12月11日至28日，从上海到杭州的游览记录。11日从上海出发，经龙华港、青浦县、朱家角、西塘、嘉兴府、石门县等，16日到达杭州。在杭州参观名胜，并从净慈寺僧人处了解了有关“长毛贼”太平天国运动的详细情况，并从僧人手上获得1858年以洪秀全及诸王名义发布的檄文复刻本。20日离开杭州，28日回到上海。书中记录游览各地的地形、物产及行政官名，还有偶得诗文等。
《北支那纪行》分前后两篇。前篇收录“天津总说”“纪行”“杂记”以及“别录江苏浙江二省纪行”四部分。前篇是1875年曾根俊虎再次被派往中国时的情报收集记录。别录部分与《清国漫游志》实际上是同一次旅行记录，只是所记文字或详略有所不同而已。1876年至1878年，曾根又被派往中国收集情报。《北支那纪行》后篇就是1876年4月9日至6月10日间，始于上海止于天津的旅行日志。《北支那纪行》中详细记录了曾根经过各地的气温、道路、桥梁、旅社、物价及各地点间的距离，其作为情报收集记录的性质十分明显。曾根俊虎在1883年《清国漫游志》出版序言中，借其友人之话阐述了出版目的。“夫日清者非辅车相依之国乎？然则岂可欧美视之乎？谙人情风土者于和战两时为上策，若知我不知彼，则通商失利，交战取败，订盟招疑矣。”
可见，作为“兴亚家”的曾根俊虎，其著述虽冠以为日中“辅车相依”之名，实则是通过谙熟中国以达到日本与中国通商获利、交战取胜且订盟不致招疑的目的。
明治政府大藏省商务局1879年出版的《商务局杂报》第二十七号全文刊载了局长河濑秀治的《清国公出报告书》。“明治十一年四月，余奉命公出清国，巡查上海、汉口、宁波、香港及广东诸港。”
报告中，“上海之部”包括上海港记、上海外国人居留地政事、纹银金块及铜钱解说、度量衡之事、银行及金融融通之情况、仓库、银行金融、与日本贸易相关的进出口产品情况等，另外特别写到居留上海的日本商人的状况。上海部分记录最为详细，汉口部分也同样着墨不少。这与汉口在中国中部的重要位置有关。“内地进口商品均经由此港而向前述各省散布，故此交易量极大。此港于贸易之上所占重要紧要之地位亦因此而生。”
河濑秀治进而列出1877年日本输出到汉口的产品数量以资证明其言不虚。在“汉口出口商品略解”中，记述了茶、煤炭、蚕丝、烟叶等多种商品的生产、产地、用途及交易情况等。
竹添进一郎（1842—1917），日本明治时代著名的外交家、汉学家。1874年前往东京进入日本政府修史局，后转入法制局。同年末，竹添以随员身份陪同驻华公使森有礼赴中国，这主要得益于其良好的汉学功底和能文善诗的文学素养。竹添随森有礼在天津等地滞留一段时间后，于1876年1月进入北京。但其在尚未完全适应任职地及工作环境后，便因外务机构人员简编而失去工作。竹添趁此机会实现了其前往中国内陆川陕地区旅行的愿望。1876年5月2日从北京起程，经涿州、正定、顺德、邯郸、彰德府、新乡等地至洛阳，然后经函谷关入陕，横跨秦蜀栈道险阻进入四川，后顺长江而下，过三峡，8月21日抵达上海。此次旅行的见闻录即为《栈云峡雨日记》。虽着墨不多，但顺长江而下，对于武汉以下也有所述及。
冈千仞（1833—1914），是日本幕末明治至大正初期著名的儒学者、汉学家。1877年末中国驻日使馆开设，冈千仞于翌年初始即与何如璋、黄遵宪等使馆官员密切交往。1879年又与访日报业人士王韬结下深厚友情。“日国人才，聚于东京，所见多不凡之士，而鹿门尤其佼佼者。”
获得王韬如此高的评价的“鹿门”便是冈千仞，而其与王韬的交往也直接促成了他的中国之行。此行自1884年5月9日从东京起程，翌年4月18日返回日本，历时三百余日。其自序中记录了相关行程。“岁在甲申五月，航上海，游杭苏，闻法虏构难，归上海。是秋游北京，穷居庸、八达之胜，南经保定，出于天津，归上海。次春游广东，不幸感瘴毒，就治香港，疗养十旬，至四月东还。”
《观光游记》及其续纪等即为其此次游历的收获。《观光游记》是一部格调高雅的汉文体游记，由《航沪日记》《苏杭日记》《燕京日记》等十卷组成，近十万字，是近代日本人所著汉文体中国游记中最长的一部。游记虽冠以“观光”之名，但着眼并不在山水而在清末中国社会，是一部考察记。冈千仞以严厉的目光审视了当时的中国，对清末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痛加抨击，这与竹添进一郎的《栈云峡雨日记》有鲜明的不同。
小室信介（1852—1885），是一名政治运动家、报社记者。他为实地考察中法战争状况，1884年8月27日离开东京，同年11月2日返回长崎，在中国逗留两个多月。其中在上海逗留一月左右，9月24日至天津，10月4日经通州入北京游览，10月19日离开北京经天津返回上海，在上海逗留至10月31日。在其所著《第一游清记》中，记录了中国当时各色人物对中法战争的反应，记录了当时中国报纸对中法战争的报道状况，并指出报道真实度极低。另外，还记录了他所谓中国人自私自利的性格以及城市市容的不洁、道路之差、乞丐之多等状况。
尾崎行雄（1858—1954），是日本著名政治家，有日本“宪政之神”“议会政治之父”的称号。作为报知新闻社记者担负观察中法战争并撰写相关报道的任务。《游清记》是他以日记体裁写成。他于1884年9月4日到达上海，同年11月6日离开上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上海的报纸以及与王韬等当地学者和报社人的交往，多方面了解了中法战争的状况，也透过上海对清末中国的状况进行了描述。另外，在上海期间还曾和岸田吟香、曾根俊虎、小室信介等中国游记作者会面。
《支那时事》的作者高桥谦，是岸田吟香全面支持、荒尾精主导建立的日本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的重要成员。1884年，高桥谦来到中国。首先在上海逗留四个月而略通中国风俗，之后考察长江一带，先后游历了通州、江阴县、镇江府、南京、芜湖县、安庆府、九江府、庐山、武汉三镇。旅居汉口一年有余。汉口乐善堂建立于1886年，高桥谦在汉口的一年与此事紧密关联。之后，高桥谦考察长江上游各地，途经新堤镇、沔阳、岳州府、沙市、南昌府、夔州府、万县、忠州等地，进入重庆。汉口乐善堂作为本部，后来在北京（积善堂）、重庆、长沙设立支部。其中，高桥谦被任命为重庆支部长。所以，高桥谦进入重庆建立乐善堂支部、从事间谍活动的目的是明确的。之后，他重返上海并且启程漫游南方各省内地，游历了嘉兴府、杭州府、徽州、景德镇、饶州府、南昌府、吉安府、赣州、南安、韶州府、佛山镇、广州府等地。该书前半部为“纪行”，后半部为地理、历史、制度等相关概述。在“纪行”部分中，除上面所列到的地名外，沿途通过的村落与中小市镇也一一列举，更详细记下了彼此间的距离、地形、物产、人口、政情、风俗、古事等。如此详尽的记录，皆因其军事目的。“南起百粤，北至燕赵，而西远游于巴蜀，与其人士亲近交往，于其风俗人情亦深入观察。”
《支那时事》初版发行于1894年9月4日，正是甲午中日战争期间。在其序言中，作者写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期盼”，话语中表现出对日本胜利的毫不怀疑。“唯望事后我帝国能更主动密切彼此关系，采取日支两国国民唇齿相助、辅车相依之政策，此乃著者祈愿之所在。”
此言不免冠冕堂皇，让日本人广为了解中国状况，从而配合战争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
黑田清隆（1840—1900），是幕末武士、明治陆军军人和政治家，1888至1889年任日本首相。“汝今欲游历清国地方，清国乃我同盟之最邻近之地，且方今正与法国交战之中，经历中见闻之事状宜逐一上奏。”
1885年2月，黑田接受上奏中法战争见闻的命令，获明治天皇准许前往中国游历。1885年3月6日从横滨出发，同年9月5日返回。行程中到访香港、广东、澳门、西贡、新加坡、福州、澎湖岛、淡水港、鸡笼港、上海、天津、大沽、北京、宣化、张家口，之后返回上海，逆长江而上，经镇江、安庆至汉口、宜昌。黑田清隆根据此次实地考察撰写了游记《漫游见闻录》，游记分上下两篇，主要从贸易角度对所到各地进行了记录。卷末录有日记，内容主要涉及漫游期间的气候、气温、出行工具、同行者、到访之处、所见之人、所做之事等。
安东不二雄（1871—1939），是东邦协会会员，职业不详
。东邦协会成立于1891年，一开始时，很多南进论者、亚洲主义者、贸易立国论者混杂其中，后来渐渐发展成为亚洲主义、国粹主义性质的团体。“迄今为止，远在数千里外之彼岸欧美各国之情势，多为邦人所知，无论善恶，事无巨细。然于一衣带水之西邻旧交国之情势，虽与我邦利益最为紧要相关，却无法引起我同胞之注意。”
安东漫游中国并作实记的目的就在于引起日本人对中国的更多关注，同时也为日本人了解中国、为日本商业、航路扩展提供便利。安东1891年9月从东京出发，到中国后主要在长江流域漫游数月，记录了当地实情和财富来源，1892年夏返回日本。其著作《支那漫游实记》的内容包括对中国各省面积、人口、政府收入、贸易额的概述，还包括对各地服饰、饮食、房屋、商店组织、交易方法的见闻，另外论及中国各贸易港口的地势特征，最后是关于婚丧祭祀等民俗学性质的记述。
原田藤一郎，生卒年不详，1892年1月11日从北海道小樽出发前往大陆，在之后的一年八个月的时间里，进行了四次旅行。为有益于实业家和外交家的工作，原田依据旅行见闻和考察的资料写成《亚细亚大陆旅行日志并清韩露三国评论》。四次旅行中，前两次为到中国旅行。其中第一次旅行漫游上海、镇江、瓜州、扬州、清江、水阳、沂州、济南、德州、天津、北京等地。在上海逗留至3月26日，长达50余天，因此该书第一部分即为《上海港的概况》。该书日志部分记录途中体验和观察，评论部分则涉及当时中国商业、工业、物价、风俗、农业、行政官、陆军、水军、对外政策、道路、通货以及洋烟之害等，并指出日本没有寻求中国开放港口是日本外交的失策。
1895年10月，日本政府农商务省牵头对中国工商业和通商口岸进行考察，同时号召各府县派员前往，由此形成了多份考察报告。甲午中日战争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终，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且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商埠，并且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时维明治二十有八年十月六日，我爱知县名古屋市商业会议所召开总会，决定派遣商业视察委员前往我帝国依《马关条约》所获清国新开港互市场，即江苏省苏州、浙江省杭州、湖北省沙市及四川省重庆市等四港。盖消耗数亿万资财、赌上数十万生灵所得战胜之荣誉，若于商战之上输上一筹则徒招外邦耻笑耳。吾等当知，若如此，则至大之光荣遂归于泡影也。故此，我会议所率先体认商业视察之必要，以他日经营者筹措从事日清贸易之时不错于方针策略为要。由此而为事谓商业军之侦察也。”
高柳丰三郎当时是名古屋商业学校的校长，受名古屋市商业会议所派遣，其言语中透出日本作为甲午中日战争胜者的“自豪”和在之后商战中“抢占先机”的意图，“商业军之侦察”一词准确表达出其考察的性质和目的。
中村作次郎是古董商人。1898年4月12日从东京新桥出发，在朝鲜逗留数日后，进入中国。先后去过芝罘、大沽、天津、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游览名胜并寻访日本人居留地。而其最重要的目的是考察各地的古董店并寻找自己喜欢的古董。其考察结论是，中国很少日本人喜欢的宋、元、明时的古董，而多是清朝时期的古董。作品《支那漫游谈》对上海的描述主要集中在日本人居留地和茶馆上。
西本愿寺当时的新门主大谷光瑞和武田笃初（西本愿寺内部机构教学参议部总裁）等人，1899年1月19日，从神户出发，踏上了到中国巡游之途，并于当年5月返回神户。归国后，以随员本多惠隆为主执笔所记游记称作《清国巡游志》。所记内容的约五分之一，是向中国推广佛教之课题的解说和新门主中国巡游的意义，剩下的是旅行日志，部分兼为地志，插入照片颇多。巡游地点，首先是香港、九龙、广东、上海、杭州、南京、武汉三镇的航路，接着坐马车从汉口至信阳、开封、卫辉、顺德、保定等。进入北京（3月15日—4月7日），游览长城，访问名山名园后，4月24日踏上归途，路过天津、大沽和上海。推广佛教是他们考察的主要目的，与诸多在中国的佛教界日本人会面。另外，还会见所到之处的日本人高官，并且访问各地名胜古迹。
内藤湖南，名虎次郎，“湖南”是其号。内藤湖南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东洋史学家，曾任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教授。1899年，内藤湖南在中国游历近三个月，当时的身份是报社编辑，次年出版游记《支那漫游燕山楚水》。作者1899年8月30日离开东京新桥，9月5日从神户离开日本，经芝罘、大沽，漫游顺序为天津、北京、天津、上海、杭州、苏州、上海、武汉、南京、上海，同年11月29日返回神户。在北京游览了长城及周边的名胜古迹，在杭州游览西湖，在苏州历访虎丘、寒山寺等，所游路线是典型的日本人喜好的观光路线。另一方面，在天津与严复、王修植，在上海与陈锦涛、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等会谈，讨论时局，这些笔谈收录到该书的“禹域鸿爪记”中。除笔谈之外，还记有途中地形、景色、所见人物、历访名胜古迹的景观及由来等，是一部博学的印象记。在漫游途中所感、所获知、所思考之事，按不同话题片段记录，谓“鸿爪记余”；漫游前后所写中国论、中国时局论性质文章，谓“禹域论纂”（14篇）；这两部分也收录于该书之中。“本书出版后，成为不少日本青年游华时的必备指南，于日本对华认识的形成上占有一席之地，也为我们研究甲午战争后的中日关系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石原市松奉大阪商船会社社长中桥德五郎之命前往中朝两国进行商业考察。其于1899年9月10日从神户出发并于14日到达上海，之后乘船或火车考察威海卫、芝罘、牛庄、塘沽、天津、秦皇岛、北京等中国北部，后前往朝鲜考察京城和仁川，后折返长江流域考察南京，顺运河考察了苏州和杭州。石原市松是大阪商船会社的主事，观察其行进路线及所作记录可以发现，其目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业考察而是有水路、航线及汽船公司情况考察的痕迹。在“南京”一节中，有如下一句，“现时于南京航行汽船者唯招商局一家，其他汽船会社仅为他日设备考量购地而已”
。在“长江沿岸”一章中专列“南京”一节，重点写到了南京商业及贸易比较落后的原因，还特别记下省城不宜商业的“支那人之说法”。
1900年3月，冈崎高厚从神户出发前往上海，后溯长江而上，考察沿岸及湖南湖北等地的矿山和工商业情况。冈崎高厚是明治时代自由民权运动的活动家，曾主持《大阪日报》《日本立宪政党报》《浪华新闻》等，也曾担任大阪府和大阪市议员，后转向企业经营。就杂记编纂的目的，冈崎在绪言中写道：“虽不足以具有供工商业者参考资料之价值，或有几分裨益之处亦为望外之幸也。”
《南清漫游杂记》分“清国工商业视察一斑”“通信”“杂记”三部分。在工商业视察部分中重点对清末中国的工业布局、矿业分布进行了记述，还包括“清国长江航路见闻录”二则，即“上海汉口间”“汉口宜昌间”。通信部分是冈崎在考察过程中以书信形式在《神户新闻》《爱媛新闻》《海南新闻》等三份报纸上刊登的文稿。杂记部分包括“汉口居留地所见”“清国对外国交涉所见”“东瀛俱乐部”“武昌汉口居留人名”四部分。《南清漫游杂记》对于长江流域尤其上海、汉口的记录和见解十分丰富，尤其见闻录和通信部分，其所经历之事和所感所想直接来自“现场”，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1900年4月12日，村木正宪带着考察中朝两国通商体制的任务，从东京新桥出发前往中国。首次从上海溯长江而上，经过通州、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沙市等地（并非全部登陆），至宜昌，返回上海。二次从上海出发，去往苏州、杭州，同样返回上海。再次从上海出发，乘船去往芝罘、大沽、塘沽。之后，乘火车去往天津、北京。之后，从芝罘出发，5月19日进入仁川，考察朝鲜各地，于5月27日回到东京。考察内容以《清韩纪行》为题于当年出版。作品中有关上述各城市（包括足迹未至之重庆）的记录，除基于作者自己观察所得知识之外，还有来自乘船时各船运公司乘务员、同船中国官吏、在当地为官的日本人的见闻。作品以日记形式，详细记录了各地的地形、交通（航路、铁道）通信（电报和邮政等）网的实际状况（包括机构和费用等内容）、关税、物产、地方行政、风俗、居留当地日本人的活动和居留地的实际状况等。对日本应新设基地的地点和中国人的特征等也进行了考察。附录中，含《长江通商规程》在内，收录了有关关税、交通通信等内容的各种各样的规则、章程、约款、命令书等11份。
小山田淑助曾任学堂教习。其《征尘录》包括《初游大陆》《西征记》《南征记》三个部分，并附有《殉难六烈士》《支那劳动者的境遇》和《我所见之支那风俗》等三篇小的论述文。1900年5月末，小山田从东京出发，经长崎抵达上海。在上海逗留两日后，前往汉口，数月后因义和团运动而回国。1902年4月，其再度赴中，在北京逗留数月。以上部分游历见闻写入《初游大陆》。1902年七八月份，小山田接受陕西省三原县宏道大学堂教习聘请，于10月1日从马关出发前往中国。在北京逗留数月后，于1903年1月9日出发前往三原县。《西征记》前半部分记录了从北京到三原县的途中见闻，后半部分则是其在中国内地旅行的心得，以及其对道路、车马、气候、城市等的考察。1903年末，小山田辞去教习一职，踏上归途。骑马走过蓝田、商县、龙驹寨，后换船驶过荆紫关、老河口、襄阳，从汉口顺扬子江而下，1904年2月6日抵达上海，逗留十日左右回到日本。《南征记》多数内容都是这一途中的见闻记录。
稻松松之助是著名长崎商人，作为日本农商务省的特约调查员于1901年3月11日启程前往中朝调查海产品销路情况。调查路线，先是自上海至苏州，然后溯长江而上至镇江、南京、芜湖、九江、汉口，后返程自上海至芝罘、天津、牛庄、北京、大连湾青泥洼、旅顺口等地。调查经过了长江中下游主要通商口岸和上海以北沿海各地及北京。稻松之后进入朝鲜京城、仁川和釜山调查，6月5日返回日本，共77天。调查时间的分配上，上海逗留一个月，汉口一周，其余均短短数日。稻松在绪言中阐述调查旨趣并言及他对官民协同调查的看法，摘译如下。“政府派遣专业官员作调查员之外，特约民间实业家参与调查，然后官民所查之处合二为一以详见其真相。愚信此举可达成对清贸易之目的。政府如此劝诱、奖励渡航调查，其结果，作为特约调查员之民间实业家，其间必将多少保持商业之关联，由此间接促进日清贸易之发达。愚思如此可生大利益。”
由此可知，日本政府为详细掌握中国商贸各方面情况，对于民间人士赴中调查给予了积极的鼓励和资助。而作为资助的回报，被资助者要以某种形式向资助机构报告，《清国视察报告书》便是这样的产物。该报告主要关注各地日本海产品的销路问题，其中对于上海、南京和汉口都有较多记述，其中涉及各地经营海产品的店铺、人员、行情等，对于丰富清末中国各地商贸和日常生活状况的认识有很大意义。
东亚同文书院由东亚同文会于1901年在上海设立，表面目的是培养精通日中贸易实务的人才。“东亚同文书院有其前身。那就是1890年同样在上海设立的日清贸易研究所，同样以培养日中贸易实务者为目标。”
1939年，东亚同文书院改为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一直存在到1945年日本战败。该书院从第一期学生开始就重视学生户外以调查为目的的修学旅行，但是刚开始限于经费原因，旅行地点是局限的。《清国商业惯习及金融事情》是书院调查指导教授根岸佶选择第一期学生调查报告中的佳作——《神津助太郎组和大原信组的报告》——出版而成的，故分两卷，一是《清国商业惯习》，二是《金融情况》。
在绪言中根岸写道：“三年级学生渐通英、清国语，熟悉支那事物且已修完必要之科目，现在刚好到了其从事支那商界实地调查之时机。”
《清国商业惯习》部分包括总说、上海之部、汉口之部三编。以上海部分为例，内容包括在上海的内地商人、在上海的会馆及公所、上海商业会公所、行栈或栈房、报关行、茶馆、上海的度量衡等，内容十分详实具体，且考虑到调查者的身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水野幸吉（1873—1914），东京帝国大学政治科毕业，外交官，1905年秋任日本驻汉口领事馆领事，1913年任中国公使馆参事官，1914年死于北京。《汉口》一书在水野幸吉1905年转任汉口领事时即着手筹备。水野幸吉利用一年半的时间潜心收集有关材料，并在回日本养病期间将此书完成。此书内容依据至1905年止的日本领事馆报告、清朝海关报告、通商汇纂等，包含地理、衣食住、气候与卫生、汉口之过去与现在及将来、工业、畜牧与渔猎、航运、金融通币及度量衡、外国银行、商业机关、外国贸易、物产、公益及公共机关、税关及邮便制度、铁路等十四章及附录，详尽介绍了辛亥革命前夕汉口各方面的状况。其撰写该书的目的是为日本工商业者了解并进军汉口提供便利，更是为日本对中国中部的利权争夺和势力扩张提供情报。“汉口乃长江之眼目，清国之中枢，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日本）帝国染指此地之经营仅数年，而先进列国已蓄积气势且深扎根蒂，欲介在经济割据之间而占终局之胜，必在利权之竞争，首要之事乃须待我商工业者奋起之活动。著者公刊本书之动机实存于此。”
香川悦次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报纸记者和杂志编辑，1882年从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毕业后进入政教社。以“怪菴”为笔名在《日本人》杂志上连载政治报道而广受好评。明治末期，作为《日本》《万朝报》的政治记者参与对外强硬派活动，后来参与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支援活动。《支那旅行便览》由博文社于1907年出版，内容由八编组成，分别是政治、交通（上）、交通（下）、实业、教育、风俗社交、旅行日记、杂纂等，所记内容丰富，涉及清末中国的方方面面。香川在序言中介绍了此书的来由。“予本年五月，游于苏浙之间，更溯长江而上，入长沙，乘京汉铁道至北京，经天津、芝罘、朝鲜而归朝。本篇即为当时见闻并参照所及诸书而成。”
根据“旅行日记”，香川在中国的行程如下：1906年5月16日到达上海，20日至杭州，30日返回上海，6月5日至汉口，次日至长沙，12日返回汉口，6月18日乘京汉铁路列车于21日到北京，逗留三周之后，7月13日前往通州、天津、塘沽，14日到芝罘，15日离开中国前往朝鲜仁川和京城，最终24日返回神户。游记涉及各地商贸、市街、风土人情、日常生活、日本领馆及相关人员等等，并且以政治记者的笔触做出很多评论。在“杂纂”部分中包含两节“支那人的根性”的内容，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评论。1901年到1906年任日本驻中国全权公使，在明治、大正、昭和均做过外交大臣的内田康哉为该书作序。序中写道：“迄今相关支那之欧美人著作汗牛充栋。虽可谓不同寻常，然两者之间人种不同，而言语文章相异、风俗习惯有别，故往往难以看穿事物之真相。独我邦人，与欧美人相比，有所谓同文同种同俗之便，当有向世界介绍真实支那之责任。然迄今未能见履行此责任而贡献于世界者。此乃余深感遗憾之事。”
内田的序言既体现他本人对当时日本对中国真实情况考察状况的不满，也反映出其对香川著作的期待。
该书虽名为“便览”
，但基于实地游历所作，加之其记者、编辑的身份，从内容的全面性到评论的深刻性，都是明治时代日本观察清末中国的重要著作。当然其对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支援及著作的全面、深刻均不代表其中国认识出发点的善意，其中国观尤其在著作“风俗社交”部分中体现出来，鄙夷、轻蔑甚至污蔑之词语比比皆是。尤其《吃人族进化的支那》一文更是如此。该文是宫崎来城1905年4月发表在文艺杂志《天鼓》上的一篇文章。宫崎是明治到昭和初年的日本文人，曾作为《二六新闻》的从军记者参与日俄战争报道。《吃人族进化的支那》
副标题为“基于文学历史上的研究”，宫崎认为倡导日中“同文同种”是谬见，是“自取其辱”的行为。他从中国文学中断章取义摘出关于“食其肉”的句子证明中国人本身就是食人族进化而来的野蛮人，介子推“割股奉君”的故事也成为其笔下的证明材料。而香川转录此文在其“风俗社交”一编之中，虽然没有任何评论，但其用于加深和佐证鄙夷清末中国风俗的观点的用意是十分明确的，其不在目录中列出此文是否是他的“故意”也不那么重要了。
《七十八日游记》是德富苏峰于1906年以贵族院议员和日本《国民新闻》记者的身份游历中国时所写之游记。德富苏峰（1863—1957），原名猪一郎，是日本近现代著名的作家、记者、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七十八日游记》的作者署名为德富猪一郎。甲午中日战争前，他提出“日本膨胀论”，成为狂热的军国主义鼓吹者。1905年日俄战争后，其主宰的报纸被认为是日本政府的喉舌而受到民众冲击。1906年5月26日，作者从日本新桥出发，经过朝鲜的釜山、京城、平壤、义州，顺安奉铁路进入中国奉天，游览城市街道和名胜古迹。乘“满铁”列车到大连，乘马车观光市内。在旅顺参观日俄战争遗迹，实地察看营口设备。进入北京，察看城内城外，并就政情、生活、思想等进行了考察。游览明十三陵、长城、万寿山、玉泉山等古迹，惊讶于其零落荒废。从芝罘乘船去往上海，又溯长江而上，访汉口、长沙，至湘潭，游洞庭，再到南京。重回上海后，下杭州、苏州，游西湖、虎丘等名胜。8月4日，从上海踏上归途。该书前半部题为“过眼记程”，收录的是途中写于明信片并寄送出去的即兴印象。后半部是“触目偶感”，是就“支那及支那人”进行的短评集，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其列出的中国人的共通性：文弱，懦弱，进攻方面显得拙劣，易于放弃；暗地里精于利害算计，自私自利，认可彻底的权宜之策。作者从这些方面进行了中国论和中国人论，其评论和主张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这篇游记虽然以游历为中心，但从作者的身份和游记中传达出来的政治主张来看，应该把其归入政治考察为目的的游记之列。
释宗演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临济宗的僧人，作为第一位将“禅”以“ZEN”传到欧美的禅师而广为人知。1893年曾在福泽谕吉支持下赴美参加万国宗教大会，1906年再度赴美，担任其翻译的是被梅原猛称之为“近代日本最大的佛教学者”的铃木大拙。赴美其间，释宗演指导美国人禅宗修行，并会见了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其返程途中，1906年8月31日登岸上海，9月1日下午离开，《欧米云水记》中所记“上海”一节就是此间事情。两天时间中，释宗演主要是访友和拜访寺庙，其对中国寺庙情况的描写有一定价值。其在拜访十时寺时作诗一首，“沪上清风起，白云绕梵台。龙华未看发，弥勒入堂来。”
诗中透出自诩之意。
宇野哲人是日本近现代著名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支那文明记》是作者自1906年开始的中国留学两年期间写下的旅行记，当时他的身份是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副教授。“此书本是寄给故国双亲之书简。言及予在支那之日，于支那之风俗习惯、社会情况、名胜古迹等所记之点点滴滴。”
这些书信最初刊登到《熊本日日新闻》上，广受好评。1912年由大同馆结集刊行，并于1918年修订再版。该书包含三篇旅行记，《山东纪行》《长安纪行》和《长沙纪行》。《山东纪行》是1906年秋的旅行记录。作者从芝罘经青岛、济南、泰山，到达河南省开封。作者到访之处分别进行了地志说明，并记下了当时的印象。其中也有详细记录的部分，如雨中登泰山的情形，孔孟相关历史遗迹——曲阜圣庙、至圣林、孟子庙的状况等。《长安纪行》记录的是1907年秋的旅行。从河南省清化镇至洛阳，再沿现在的陇海铁路坐马车或骑马一路往西旅行。西安似乎是作者宿愿之地，作者徒步游览了众多史迹。之后，作者再往西，探访了汉武帝茂陵和唐太宗昭陵。最后，原路返回洛阳，并经郑州前往了汉口。《长沙纪行》的内容包括从汉口至长沙的乘船旅行和在长沙几处名胜的观光记录。长沙有建于宋代的岳麓书院（时称湖南高等学堂），访问此处的记录比较详细，另外，还写到了访问叶德辉的内容。本书除以上三篇游记外，对北京、武汉、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等名胜进行了介绍；作者旅居北京时所见所闻的当地风俗，还有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社会学考察方面的文章。虽然本书有南京名胜古迹的详尽介绍，但没有南京纪行，所以对于研究清末南京的城市风貌意义较小。
四川总督锡良推行教育振兴政策，向日本请求派遣教育家。中野孤山当时为广岛县立中学教师，接受朋友建议应募此职。1906年（明治39年）10月3日抵达上海，6日溯长江而上，11月2日到达万县。从万县走陆路进入成都。1906年7月6日，补习学堂兼优级师范学堂开学。在成都，中野获得了这所学校的教习之位，并一直任职到1909年。在此期间，1907年7月12日到8月3日，中野去峨眉旅行，游览了峨眉、嘉定的名胜古迹；1909年12月离开成都，走水路顺下嘉定、叙州、泸州，入重庆；翌年1月，离开重庆，1910年春回到东京。《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记录了作者从上海至成都的旅程，以及在峨眉的旅行和去往重庆的旅途。全书似乎是对其日记缩略后形成的文稿，还有好像后来补记的在上海、汉口、成都等地的见闻录。概述长江沿岸都市和港口的沿革、地势、贸易、气候、人情、风俗等，对四川省物产进行了研究性叙述。全书分21章，各类内容杂糅其中。作者认为长江流域是世界性财富聚源地，而四川是天下宝库。该书正是基于详细展现四川情况而写成的。书中对四川特产白蜡做了研究性记述。“从一个日本人的视角看，我国幅员辽阔，风光无限，人聚物丰，商机万千，颇具开发价值。然而，我国旧时的政风、教化、商业、交通、国民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无不令人感慨难抑、痛楚遗憾。……叙及国民陋习，作者言辞有些过激，但似无特别中伤之嫌。”
东亚同文书院第二期学生毕业时，有五人受院长托付前往西域调查。两年后完成的调查报告受到日本外务省肯定，而获得奖金。这一奖金事实上证明了学生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信息对日本政府的有用性。利用这笔奖金，该书院从第五期学生毕业时开始资助其在中国国内的“大旅行”。“如此，从1907年到1942年（一部分到1943年），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进行了700条路线的‘大旅行’。这样的路线遍及到中国角角落落。”调查后形成的调查报告书或日志由书院命题结集出版。日志内容极其丰富生动且具体，“庞大数量的新鲜的信息包含在其中”
。东亚同文书院对中国的调查，事实上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扩张提供了情报支持，其培养的学生充当侵略军的翻译、间谍者不在少数。
东亚同文书院第五期学生调查团从1907年6月下旬至10月上旬，分京汉铁道线路、淮卫河线路、浙赣湖广线路、闽浙粤海线路、粤汉铁道线路、河南陕西湖北线路、山东省线路等七个旅行班，主要对中国大陆的中东部进行了调查。这是东亚同文书院第一次派出的学生调查团，其调查报告结集出版为《踏破录》。
《南京》出版于1910年7月，作者为内山清，插图作者为梶原熊雄。1901年2月，日本在南京设立上海总领事馆分馆，1907年9月28日升格为领事馆。内山清在1910年4月12日上任事务代理负责领馆管理，直到当年5月8日井原真澄上任领事。该书作者自序有写“著者在金陵仅二年有半”，按自序所记时间1910年6月推算，内山清应该是1908年初到南京赴任的。照片及插图的作者梶原熊雄当时在南京高等学堂任教，后来在1919年创办旭光学工业。《南京》是笔者目前发现的明治时代日本人笔下唯一一部以“南京”命名的著作。著作首页便是张人骏为其作的序。“梶原、内山两君适有金陵要述之作，编次十章，冠以绪言。虽句读不同，而译义可解。其亦本古者考俗问禁之遗而重加之意焉。维宣统纪元之二年暮春三月，著者因候补道郑氏汝骙请序于余，乃受而读之。爰弁数言以志向往云尔。大清钦差南洋大臣张人骏识。”
张人骏所说候补道郑汝骙，从资料看是精通日语之人，曾作为翻译官随清政府使者赴日。如此看来，该书著者是拜托郑汝骙请张人骏为《南京》作序的。在张人骏看来，该著作是作者对入乡问俗、入国问禁的古代遗风的传承。
自序中，作者写道：“著者在金陵仅二年有半，尚未得窥此地全豹，敢记述此小册者，因未见有关于南京之著述，窃以为忧故也。惟书肆促稿付刊行，此稿告成约三星期，况学浅才疏，加以纸幅有限，正憾未能尽其责。即著者以往年所调查徒摘其要而述之，亦不过救一时之急。”
《南京》的正文部分是作者序中所说“往年所调查徒摘其要”的部分，包括十章：概说（位置、名称、广袤），沿革（三国以前、三国时代、六朝时代、隋唐宋元时代、明朝时代、国朝时代），南京的开港及现状（开港条约、各国领事馆、作为通商港的位置及现状），人口、气候及卫生（居民、在留外国人、气象、医院），学校、官衙、军营（名称及位置），农牧渔矿业（农产品、牧场渔场、矿产），工业（机械工业、手工业），交通（铁路：津浦铁路、沪宁铁路、宁芜铁路、宁省铁路；汽船：上海汉口线、下关六合线、下关芜湖线、下关扬州线），货币及金融（流通货币、银行及钱庄业），商业（进出口货物、重要日本及支那商人、南京及浦口之将来），各章皆附备考。从内容来看十分全面详实且夹叙夹议，又配以插图，可读性较强。其记述的相关事项的位置、名称及数据等十分具体，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作为附录的“应该如何游览南京”部分应该是作者自序中所说短时间创作的内容。该部分内容分为六部分，首先是序言，其中阐明建议游览安排的基本思考，即以最少时间实现最多游览、充分有效利用时间为出发点，“余述南京游览之顺序以旅行者滞留三日为假定。”序言之后，写明了自上海至南京的水路和铁路路线并介绍沿途可观览的风景名胜。无论水路还是铁路均到达南京下关，作者接着详述了自南京下关至中正街间的路线和乘宁省铁路各站情况及重要建筑、景观。最后是以中正街为出发点的“南京三日游”的建议行程。第一日是中正街明孝陵间、中正街秦淮间；第二日是中正街雨花台间、南门清凉山莫愁湖间、清凉门中正街间、中正街覆舟山间；第三日是中正街北极阁间和北极阁博览会场间。三日行程十分紧凑，基本包含了当时南京可观之自然及人文风光，除了有些景观已经不在，放在当今也是极为恰当的安排。因此，这一部分从旅游史的角度来看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1908年7月上旬开始的为期四个多月的东亚同文书院第六期学生调查团的中国调查，范围大幅度扩大。调查团分口外喇嘛庙热河线、晋蒙线、晋豫线、津浦线、河南湖广线、鄂蜀线、楚粤线、赣闽粤线、辽东海岸线、长江线、沅江线、北京驻在班（政治科）等十一个旅行班。调查范围北至东北，西至巴蜀，南至闽粤，而东查海岸线。在北京所设政治科的驻在班则体现了对北京及清末中国政治的特别调查需要。
股野琢是日本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的汉学家，明治维新后步入仕途，曾官至帝室博物馆总长、内大臣府秘书官长、临时帝室编辑官长、宫中顾问等。1908年9月末至11月中旬，股野琢经朝鲜游历中国，所写游记名为《苇杭游记》。其时，股野琢的身份是帝室博物馆总长。其行进路线大致为马关、釜山、朝鲜京城、平壤、奉天府、旅顺、大连、北京、汉口、长沙、南京、苏州、杭州，最后从上海返回日本长崎。由于其官员身份，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日本使领馆及政府衙门的热情接待，尤其在南京时还受到了两江总督端方的特殊招待。游记本身多为观光行程简录及所赋诗词，作者虽为官员，但游记内容并没有太强的政治性。
小林爱雄是日本近代诗人和翻译家，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英文专业，专攻西洋文学。1908年底，时年26岁的小林爱雄以青年诗人和歌剧翻译家身份到中国游历。在来中国之前，曾把中国的现状想象为浸泡在老酒和鸦片之中的“沉睡国度”。作为一个忘却了曾经为这样一个“沉睡国家”培育过的事实、而膜拜并模仿“清醒国度”——西洋并自觉洋洋得意的年轻人，认为来中国旅行应该就如“巨人”前往“小人国”那般。但是，与预想相反，小林爱雄发现在中国新思想已抬头，想到中国已经在觉醒的拂晓，他回国时感到兴奋。小林在《支那印象记》一书的自序中做了如上的阐述。小林的兴奋似乎显示出了自己对中国前途命运的关切。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要把日本当作拯救者来实现所谓亚洲共荣的思想，是一种侵略中国论的变体而已。“‘新建东洋文明之理想……要实现此目标前途尚远，即便如此，逐年增长五六十万的日本人，将来可埋骨之青山，除去中国还有何处？’‘您回到日本后，请一定要告诉同胞，要研究支那、来支那，在支那开展事业。而且要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确必须热爱支那。’”
这“热爱支那”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1908年（明治41年）12月21日，作者从神户出发，在上海、苏州、南京、镇江、汉口、北京、天津、奉天、旅顺、大连等地旅游一个月，访问了张园、愚园、孝陵、古鸡鸣寺、天坛、孔子庙、北陵等在闻名于诗文之中的名胜古迹。另外，在清朝商务大臣盛宣怀、两江总督端方，以及北京公使馆、天津领事馆等中日高官之处受到了款待。该书出版时得到了森鸥外、服部宇之吉、佐佐木信纲等撰写的序文。书中就风景、风俗、建筑、料理、女性美等所见之事物，自然而然地和日本、西洋进行了对比。中国在风俗、建筑等方面与西洋有几多相近之处，让作者感到羡慕。而其眼中的在华日本人的房屋、料理和商店等，无不显得贫寒。作者论及，尽管如此，应该心怀“爱支那之心”，日本人要继续住在中国并在当地发展事业。书中还收录了同时期在同地旅行的寺崎广业、横山大观的10余幅风景画和20余张照片。小林爱雄虽不是官员和政治家，但是，作品中“体现出的中国观可以用两方面概括：蔑视中国论和侵略中国论。”
《支那印象记》的内容显示出作者明显的政治考察目的。
该书由胜田主计述说，并在《东洋时报》连载，而后在1910年集结成册。胜田主计是明治到昭和期间日本政坛重要的官僚、政治家，官至贵族院议员、大藏大臣。1909年（明治42年）5月4日，当时胜田主计刚刚上任大藏省理财局局长便受日本大藏省派遣，前往朝鲜和中国考察。胜田从东京出发，经由釜山考察了朝鲜京城、平壤等地，之后从安东进入奉天，按照大连、旅顺、营口、哈尔滨、长春、铁岭、奉天、山海关、秦皇岛、昌黎、开平、塘沽、北京、南口、武汉三镇、大冶、南京、上海、杭州、苏州的顺序考察游览，7月14日返回东京。大藏省赋予的考察目的是对中朝的产业、贸易、经济、财政等进行研究。另外，尽可能多的会见中国的高官，听取中国现状。上述路线并非从一开始就规定好的，而是作者基于尽可能体验利用铁路和内地水路的想法而确定，每次都是在当地才确定下一站的去向。通过体验和资料，作者对清末中国铁路及长江航运情况作了完整详尽的介绍。另外，在奉天与锡良（东三省总督）、张锡銮（奉天度支司）等，在北京和庆亲王、肃亲王等，在南京和端方（两江总督）等进行了会见。该书将漫游所得见闻大致区别为“韩国所见”“满洲所见”“支那本部所见”三部分，分别明确其论题，具体且实际地进行了记述。卷末附有中朝两国相关参考文件表格160余种，附有文件名称并其作者、发行部门等信息。
1909年夏秋两季，东亚同文书院第七期学生分为关内外蒙古班、北京驻在班、晋燕班、秦晋班、皖北鄂豫班、西鄂巴蜀班、两江班、皖南赣闽班、汉口厦门班、三江班、桂黔班、海南粤西班、镇南百色班等十三个旅行班，在三到四个月的时间中几乎考察了中国全境。调查报告次年出版，题为《一日一信》。
竹越与三郎（1865—1950），是日本明治、大正、战前昭和时代著名政治家、历史学家，并且参与多个报社，引导了日本言论界。1906年担任《读卖新闻》主笔，并担任东亚同文会的评议员。1909年盛夏出发，游历上海、香港、广东、新加坡、爪哇、荷属东印度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台湾等地，同年冬回国。竹越与三郎在著作中以英法战争后英国被迫放弃谋求大陆霸权的企图为例，指出岛国向大陆发展是衰亡的开端。他认为日本应放弃北进中国东北，并提醒日本国民“不能再追随这自杀式的政策”
，他主张日本应该向南方海洋发展。
日本栃木县下野新闻社1907年提出以中国东北、朝鲜考察研究为目的的团体旅行企划，1909年8月开始公募。矢板屋（下野银行行长）和栃木县的实业家、有声望之人共34名应募。观光团成员分为4组，下野新闻社2名职员同行。1909年9月4日从东京新桥出发。首先在釜山、朝鲜京城等朝鲜各地观光，之后乘安奉铁路于9月16日进入中国奉天。先后在长春、哈尔滨、抚顺、辽阳、营口、大石桥、大连、旅顺等地观光，9月27日返回大连，并在30日解散旅行团。去往北京的两组留了下来，甲组观光天津、北京、保定、汉口、九江、南京、苏州、上海、杭州，10月28日返回长崎；乙组观光北京、武汉三镇、南京、苏州、上海，10月18日回到长崎。《满韩观光团志》便是这次旅行真实的记录，也记录了所到之处的欢迎者名单和欢迎宴的情形；以及访问的事务所和各机构的详细记录与观光景点的解说。本书从实业家视角观察到的中国东北、朝鲜的工矿业、商业、贸易、通货情况，还有政情、风俗等。作为附录的“去往北京”的经过是游山玩水性质的记述。
三宅克己是日本明治至昭和初期著名的西洋画画家，1910年至欧洲旅行路上经过上海和香港，并有所记录。1910年1月26日至27日，书写了所谓“上海二昼夜”的经历。“在此需事先声明，本书与一般欧洲旅行导览图书不同，仅仅是不具条理、随性而为、逍遥各方途中之事的记录，是一本朴素的旅行记。”
由此可以认为，三宅克己观察上海的视角是不具特殊目的的，可以视之为普通旅行者、参观者的视角。虽然只有两天，三宅一行游览上海租界繁华之地及县城愚园、张园等景点，并进行了具有画面感的细致刻画。
赴清观光实业团在日本涩泽荣一主导下组建，团员来自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神户、名古屋等各地的推荐。1910年5月5日举行旅行团成立仪式后，从马关出发。成员包括团长日本邮船公司总经理近藤廉平在内的12名日本当时企业、商会等机构重要领导人物，另外有团长随员2名。实业团一行先顺道前往釜山、朝鲜京城、安东等地，会见当地日本实业家和朝鲜高官后，5月14日进入中国奉天，先后到达抚顺、大连、旅顺、营口、天津、北京、张家口、汉口、大冶、九江、南京、镇江、上海、苏州、杭州等地，会见各地的日本实业家、日本高官、清朝官员和实业家等，6月末到7月上旬陆续返回日本。之后，赴清观光实业团志编纂委员会编写《赴清实业团志》，于1914年出版。该书主要内容为旅行日程和各地的欢迎者名录，欢迎会上双方的演说摘要等，其组织和出发延期事由，附在卷末，并收录了沈仲礼在内65人的团员名单。
永井久一郎（1852—1913），著名汉诗人，作家永井荷风之父，曾任日本文部省官员，1897—1900年任日本邮船公司上海支店店长。1910年5月跟随观光实业团赴清，汉文体的《观光私记》的主要内容就是此次赴清见闻日录。关于此次“观光”，永井在卷首写道：“明治四十三年庚戌五月，日本邮船会社长近藤廉平与东京、京都、大阪、横滨、神户、名古屋之实业家数名，结赴清观光团。将由韩国及南满洲入北京，出汉口下江到南京观南洋劝业会，且游镇沪苏杭等地。余亦陪行。别留有诗云，迎宾话别醉何嫌，万里行吟掀皓髯。老境未忘周览好，十年重渡壮心添。沈阳烟树新诗料，楚甸晴波旧镜奁。最爱江南佳丽地，秦淮画舫定留淹。”
此段说明了永井随赴清观光实业团赴中国观光的基本路线和其期待，也可以看出其深厚的汉学素养。所谓“十年重渡”是指其1900年后仅有的中国之行。“十四年前（1897年）余始来上海，留寓三年。回国后，来游者两回，已经五年。”
赴清观光实业团成员的回程时间并不一致，永井久一郎是6月28日从上海踏上归途的。《观光私记》以日志形式记录了从1910年5月3日至8月1日的事情。永井作为多次来到中国的日本人，在著作中透过前后比较的视角对清末中国状况进行了考察。作为赴清观光实业团一员，其对南洋劝业会所作记录十分详细。
东亚同文书院第八期学生在1910年7月初开始了为期四个多月的中国调查，共分山东班、楚鄂班、“北满”驻在班、北京驻在班、赣粤班、海开班、燕晋班、锦爱班、“北满”旅行班、云南四川班、甘肃鄂尔多斯班等十一个旅行班。调查报告翌年出版，题为《旅行纪念志》。
《南清纪行》作者是教育家佐藤善治郎，初版于1911年。作者于1910年（明治43年）7月28日从横滨出发，游览了上海、南京、武汉三镇、苏州、杭州，8月23日离开上海，踏上归途。虽然完全不懂汉语，却依靠勇气单独完成了旅行。所到之处，拜访领事，寻访报社记者，首先获取知识，然后再游览各处。该书着眼于向更多人推荐到中国南方旅行，所以作者有意将其写作成一部旅行指南。旅行途中曾投稿至《横滨贸易新报》，归国后又在两三本杂志上刊登相关文章，最后把这些修正增补集结成册。书中概括说明了上海、南京、武汉三镇、苏州、杭州的地理、历史、经济等情况，接着详细介绍了自己游览的名胜古迹。另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分析和评论：“利己且虚伪，善独立经营，不清洁且毫不在乎，文弱且超然自我。”最后，书中还附上了旅行时的实际注意事项。
东亚同文书院第九期学生调查团在1911年7月至11月，分湖南四川班、北京驻在班、天津循环班、江苏山东班、江宁武昌班、湖广循环班、宁波镇江班、宁波厦门班、江阴厦门班、汕头广州班、清化县汉中班等十一个旅行班，进行了较以往更注重地方市镇的调查。其调查报告以《孤帆双蹄》为题于1912年出版。
日本人文书房《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1997）中收录的以上部分游记，为本书研究提供了便利，笔者在研究中同时部分参考原版本。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中收录了部分游记的中文译本。或许由于译者专业背景等问题，译文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存在明显错误。因此，本书写作时主要依据日文原文资料，在翻译时亦有参考学习中文译本之处。如果直接引用中文译本将全部严格按照论文规范在脚注中注明。部分史料原文即为汉文撰写，笔者只尝试进行句读和明显错别字等的修改，以方便理解。本章明确了日本幕末明治中国游记的创作背景，并对本书研究材料进行了解题式介绍，这也是呈现幕末明治游记中的清末长江中下游三重镇形象以及分析幕末明治日本人的中国观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