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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通，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生于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卒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卒年三十三，门人私谥“文中子”。据《中说·文中子世家》载：
文中子王氏，讳通，字仲淹。……十八代祖殷云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训乡里，为子孙资。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义统》，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怀之难，遂东迁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学显。秀生二子，长曰玄谟，次曰玄则。玄谟以将略升，玄则以儒术进。玄则字彦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历太仆、国子博士……究道德，考经籍……故江左号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业，于是大称儒门，世济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焕，焕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晋阳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彦，曰同州府君。彦生济州刺史一，曰安康献公。安康献公生铜川府君，讳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传先生之业，教授门人千余。 (25)
此文开篇陈述王通的世系族谱。自十八代祖王殷至六代祖王玄则，皆贤良博学，家学自此始称儒门。高祖为晋阳穆公王虬，唐代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中叙述道：“初，高祖晋阳穆公自齐归魏，始家龙门。若乃门风祖业之旧，鸿儒积德之胄，事贲家牒，名昭国史。” (26) 王虬自南齐归魏，始家龙门。曾祖为王彦，称同州府君。祖父为王一（一作王杰），称安康献公。父为王隆，称铜川府君，教授门人千余，并传业于王通。王通家学渊源深厚，早年受业于父，并“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 (27) 。可见其幼年发奋立志，为学孜孜不倦。
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年），王通时年18岁，被本州举荐为秀才，“射策高第”。翌年，19岁的王通怀抱济苍生之心，自龙门西至长安觐见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然因公卿“不悦”而不得推行，抱憾而归。文帝复征召之，授官蜀州司户，王通“辞不就列”。 (28) 《世家》对此段经历所记颇详：
仁寿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四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见。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验古，恢恢乎运天下于指掌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不悦。时将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文帝闻而再征之，不至。 ③
按隋代相关史料，文帝晚年逐渐昏聩，晋王杨广与权臣杨素密相勾结，构陷太子杨勇、蜀王杨秀，故公卿“不悦”一语应指权臣杨素。杨素等公卿欲助杨广夺得帝位，必然反对王通所献《太平十二策》之谏，忌惮文帝复运天下于掌。因此，在仁寿三年（603年）长安之行以后，王通便不再对隋室君臣抱有希望，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 (29) 从此隐居不仕，只在民间传道讲学。王通大业元年（605年）二度受召，却之以疾，并于万春乡甘泽里开展续经之业，于河汾之间教授门徒千余人，大兴河汾之学。门人将其言论整理编纂为《中说》，文体效孔子《论语》而作，成书于唐初。唐代陆龟蒙评价王通曰：“文中子生于隋代，知圣人之道不行，归河汾间，修先王之业。九年而功就，谓之《王氏六经》，门徒弟子……咸北面称师，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没，门人归于唐，尽发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其理。” (30) 皮日休撰《文中子碑》曰：“文中子王氏，讳通，生于陈隋之间。以乱世不仕，退于汾晋。序述六经，敷为《中说》，以行教于门人。……先生则有《礼论》二十五篇，《续诗》三百六十篇，《元经》三十一篇，《易赞》七十篇。” (31) 王通以“王孔子”自诩，所续经为《易》《诗》《书》《礼》《乐》《元经》六种，九年而就，至唐代几近散佚无存。
因《隋书》《北史》皆无王通传，唯新、旧《唐书》之王绩、王勃、王质传中附带介绍过王通，故历史上对文中子其人是否存在有过争议，而今大致承认王通真实存在。 (32) 如尹协理、魏明所著《王通论》一书，即是针对历史上种种对王通及《中说》的误解进行厘清。 (33) 《中说》又称《文中子说》，成书于唐初，为王通门人姚义、薛收整理编纂的追录王通言行之作，是现今留存下来最为完整的体现隋代儒者思想的著作之一，也是现今探究王通思想的主要依据。恰如朱子所言：“《中说》一书，如子弟记它言行，也煞有好处。虽云其书是后人假托，不会假得许多，须真有个人坯模如此，方装点得成。” (34) 即便《中说》后经王通之子王福畤重新分类编排，加进许多吹嘘王通的不实之词，也不该因之否认《中说》一书的思想价值。毕竟在那个儒者治学偏好事功、儒家哲学混沌不明的年代，王通深入心性层面思考道德主体修养与践履，探究天地人心之理与复道心，斩钉截铁提出“命承儒宗”，以“申周公”“绍仲尼”为己任，已是振聋发聩。儒家哲学因之朗现，《中说》之哲学价值因之凸显。
现今学界主要从“中道”“王道”“三教可一”等向度诠释王通的思想。如李金河在《论王通在儒家思想发展史上的三大贡献》中指出，王通的“三教可一”主张为宋明理学对佛、道二教思想的吸收开了先河。 (35) 王冬认为，后世王阳明先生的“王道”思想与王通有会通之处，在王通的“王道”思想中，“天下大乱是由‘虚文盛而实行衰’所致；五经本旨乃是扬善隐恶、导民以善的圣人的价值追求和人情关怀” (36) 。周庆义认为，“王通思想是以‘中道’一以贯之，其著述是在明‘天人之事’、严‘帝王之道’” (37) 。综言之，学界大致认可王通的思想对宋明理学具有开启作用，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著作有景云的《论王通对宋明理学的开启》，尹协理、魏明的《论王通的伦理思想》。
在王通的思想体系中，“心”乃穷理之心，穷究天地之理，而“理”又兼该仁义礼智信。其言曰：“心者，非他也，穷理者也，故悉本于天。” (38) “心”在王通思想中统摄三个范畴，即人心本善之“道心”、可认知之“智识心”、秉天而与天地相接之“元识心”。王通认为天、地、人三才同等重要，天统元气，地统元形，人统元识。因天命人具此“元识心”，故人心得以探求与天地相感应之途径。譬如，用祀礼、飨礼来接近神鬼之气，“推神于天，盖尊而远之也，故以祀礼接焉”；“推鬼于人，盖引而敬之也，故以飨礼接焉”。又因人身骨肉之形乃地之所生，故以祭礼与地联系，“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谓也。故以祭礼接焉”。 (39) 在此思想中，寻求“沟通鬼神”无非是寄予人类对天地、先祖缅怀敬畏的情感。故此敬天祭祖之理路，是从仪礼制作的角度论证“元识心”乃沟通天地鬼神之关节，大致符合儒家“神道设教”的范畴。
在注重自我修身、恢复“道心”上，王通主张“诫”“恕”“恭”“悫”等方法。“诫”乃敬慎诫惧，内心警醒提撕，行为有过而思改之，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难进也。故君子思过而预防之，所以有诫也。” (40) 王通尤重诫惧，附举古时明君将“诫”刻于盘盂、几杖为例证，论其要义。“恕”即将心比心，如：“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为心。为人弟者，以其兄之心为心。推而达之于天下，斯可矣。” (41) “子之乡无争者，或问人善？子知其善，则称之不善，则曰未尝与久也。” (42) “恕”之工夫由亲及疏，先以己心与父兄之心同，切身理解体谅父兄之心，推而达至与天下人之同其心，此即“恕”也。举例而言，与人相处，多观人之善，可使少争端；内心包容万物，忘却自我私欲，方得快乐长寿。“恭”即恭谨，为人恭谨则万物服膺。“悫”即诚心，推至诚心则有所成就。在工夫论上，王通还推崇“主静”，提出“静以思道” (43) 、“缄口而内修” (44) 、闲居静坐以悟道的方法，且曰：“多言，德之贼也” (45) ，“静能保名” (46) 。王通推崇静虑而反对多动多言，但也承认静思未必一定得道，言则当言道义。
由上观之，王通的河汾之学就此层面已现宋代理学论辩之话头，即重新审视自我的心性修养，试图从“推诚”“以心化”之道心处，为重兴儒学道统寻求更稳定可靠的依据，扭转汉儒以来专务词章训诂之学风。然其义理终究较粗，又受佛学影响而认肯“心迹可判”的主张，难免有割裂知行之嫌，立不住根基，多为宋儒诟病。如程颐曰：“文中子……下半截却云：‘征所问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乱道。” (47) 朱熹则评价王通之学为“颇近于正而粗有可用之实”，归其学说为“无体”、于“大体处有所欠阙”、“未尝探其根本”，故有“乱道处”。 (48)
王通沿承儒家“复王道，行仁政”的政治思想主张，极其推崇周礼与汉制。王通认为国家应守之以“道”，君臣父子应如“春生、夏长、秋成、冬敛”一般，各得其位，万物相称即是天道王道之呈现与流行。不过，王通所希慕之王道并未上溯尧舜，而以两汉之治为理想：“舍两汉将安取制乎？” (49) 换言之，两汉役减刑轻，尚礼乐，导民以德，示民以信，以仁义公恕统天下。王通认为，天道之根本乃“至德”，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仁义”，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 (50) ，真正达到仁义的人极为罕见，贪图私利之人却如过江之鲫。王通屡屡抱憾隋代帝王之道晦暗不明，对隋王室、公卿施行礼乐文教而流于形式之现象十分反感，认为其不涉诗旨之道、声乐之雅、文辞之理义，王道因此无从复兴。“道之不胜时久矣，吾将若之何？” (51) “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 (52) “学者，博讼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 (53) 是故王道兴则礼乐随之兴，礼制之要在于“正人心”。王通所处的时代，礼乐秩序崩坏无常，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早已废除，道、德、仁等伦理规范流于形式。因此，王通所倡之礼治有别于隋王室，所谓礼治，即要使人对礼制有诚心，“直尔心，俨尔行，动思恭，静思正……有心乎礼也” (54) ，而非拘泥于形式之礼。如以丧礼寄托对亲人的哀思，以婚礼维系家庭的正常秩序，皆可谓“有心乎礼”。换言之，王通将心性学说的萌生和发展看做实现礼乐秩序的内在依据，认为孝亲之德的沦丧是礼崩乐坏的根本原因。
王通直言隋王朝昏聩，如“今之仕也，以逞其欲” (55) ，“舍道干禄，义则未暇” (56) ，同时也坚信儒家道统乃天命所系，可扭转隋朝乱世。因为先王之道与个人修身息息相关，故王通虽终身不仕，却始终都有以儒家道统仁义扭转政治现实的抱负。在他看来，即便隋王室昏聩，不行王道，但儒者在民间推行孔教礼仪，彰显礼仪以“仁心发用”为主的意义，使人注重自我修身立德、孝亲爱兄信朋友，先王之道其实也就显现于世了。因此，在献《太平十二策》而不受用后，王通即谈经著书，讲道劝义，隐而不仕，于河汾之间大兴讲学，推尊孔圣之道。其言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则止。” (57) “父母安之，兄弟爱之，朋友信之，施于有政，道亦行矣！” (58)
王通融通儒释道三家，认为儒释道可一，三家长期相互攻讦有碍统治，并且反对将朝代之衰乱归咎于三教：“政恶多门久矣” (59) ，“《诗》、《书》盛而秦世灭，非仲尼之罪也。虚玄长而晋室乱，非老庄之罪也。斋戒修而梁国亡，非释迦之罪也” (60) 。
王通认为，佛教为西方之宗教，释迦乃圣人，唯其教义乃“西方之教也，中国则泥” (61) ，不适于在中国推广，此其宗教地域观。但王通也深受佛学影响，在论说中使用“此岸”“彼岸”等语，如：“仁亦不远……惟精惟一，诞先登于岸。” (62) 并且，王通相信人皆有其命，如薛收问“命”，王通答曰：“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吉凶曲折无所逃乎！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圣人孰能至之哉？” (63) “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一来一往，各以数至，岂徒云哉？” (64) 王通认为，天赋于人之命数必然呈现为吉凶曲折，君子知此而敬畏，唯圣人通其玄机，达知其命。换言之，世间一切皆有命，但天下、家国、世人之命数有因个人行为而造之因果，亦有出于偶然而遇之，盖命并非绝对固定。王通尝曰：“主中国者将非中国也，我闻有命，未敢以告人。” (65) “吾于《续书》、《元经》也，其知天命而著乎。” (66) 自称感应到天命，主持中原大局之人不是中原之人，知此天命而后著《续书》《元经》，所谓知天命而用之矣。王通认为，人在其“命数”的实现过程中可以修身立德继道统，发挥主体性作用，成为维护社会道统秩序的践履者，由是严辨汉儒“天命论”求诸卜筮的神秘色彩。
又，“君子不受虚誉，不祈妄福，不避死义” (67) ，通达命数而勘破生死者，泰然自适，物来顺应。在丧葬方面，王通与颜之推一样反对以厚葬作为礼制，因“古者不以死伤生，不以厚为礼” (68) ，故其父铜川府君丧葬时，埋葬器具一律从俭。此亦其历代家制家规：“棺椁无饰，衣衾而举，帷车而载，涂车刍灵，则不从五世矣。” (69) 王通赞赏清廉之人常乐无求。观其论“道”，一方面将“道”解释为天地万物运动变化之规律，即五常之统称：“千变万化，五常守中焉。” (70) 认为仁义礼智信一如必然之天命，浩然不可动摇。另一方面，王通又吸收了道家的思想。他时常赞扬弟子董常，推崇物我两忘、淡泊无思虑之精神境界，并且提出天隐、地隐、名隐三等隐士，认为退隐亦光耀显著：“潜虽伏矣，亦孔之炤。” (71) 其言“名实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 (72) “皇国战无为” (73) “顺阴阳仁义” (74) “行之者不如安之者” (75) “庇民之道……先遗其身” (76) 等，皆与老子的辩证观念、“无为”思想相承相续。诚如董常所言：“夫子之道，与物而来，与物而去，来无所从，去无所视。” (77) 可见王通的思想呈现儒道相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