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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暂不足40年的隋代（581—618年）历史上，儒释道三教并行，儒家哲学之形态至隋末王通讲学论道方获上升与突破。然而，隋代儒学常涉释道，尤受佛教影响，在经学的洪流中较为艰难地发展。此艰难主要归因于两方面：
其一，文、炀二帝偏好佛学，诉求法治而非仁政，未能真正遵从与施用儒学思想。具体而言，隋文帝在位期间虽厚赏诸儒，毕集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使讲诵之声道路不绝、儒雅之风盛极一时，然其政策未得一以贯之，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以致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隋代帝王有意纳用深悉礼仪、博学通儒、善文善校之士儒，如刘焯、刘炫等，皆专于天文历法、讲经著书。刘焯、刘炫于学术上出类拔萃，南北传统兼容并包，时人称之为“二刘”，以为隋朝士儒之一大代表，但其哲学思想方面则未可窥究。 (1) 另外，隋代官员调动频繁，公卿士大夫多以学问为营生，以谋官为务，以词章训诂为业，怀攮夺之心，亦不利于推尊孔孟学术、重兴儒家道统。
其二，隋朝时期战事频仍，大量著述损毁散佚，民间讲学多处受阻。在文、炀二帝文化政策的影响下，隋代学术典籍之数目虽曾辉煌一时，但也几乎与隋王朝一同湮没。尤因炀帝末年好战喜功，大量藏书毁于战火。今之学者大多仅能从唐宋明清著述中的零散片段来窥寻与概述隋代儒者的学术成果，或仅就留存的有限文本诠释其思想内核，此亦研究隋代儒家哲学义理的难点所在。当时，旧儒多已凋亡。如辗转四朝的颜之推，入隋十年即病逝，暮年作《颜氏家训》20篇，援佛入儒，详述修身齐家之“道”与“术”，以亲身经历悟改过之难，规劝子孙后代，培善立德应自幼时起、立言立世须读书，故其学仍以务实为主。由于世道衰微，隋代民间讲学活动相对受阻，唯隋末炀帝大业年间河汾之学兴盛。王通四受征辟而不仕，隐于河汾之间论道讲学，使儒学兴而师承继往，求学者甚众。王通兼采释道思想，以重振儒家道统秩序、复兴孔子教化为己任，在隋代儒家哲学之混沌中劈开一番新景象，而其“心为穷理者”之心性论思想或为宋代理学兴起之先迹，门人私谥为“文中子”。
颜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生于梁中大通三年（531年），卒于隋开皇十一年（591年），卒年六十，尝自叹“三为亡国之人”。
《北史》载：
之推年十二，遇梁湘东王自讲《庄》、《老》，之推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博览书史，无不该洽，辞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湘东王以为其国右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好饮酒，多任纵，不修边幅，时论以此少之。湘东遣世子方诸镇郢州，以之推为中抚军府外兵参军，掌管记。遇侯景陷郢州，频欲杀之，赖其行台郎中王则以免。景平，还江陵。时湘东即位，以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
后为周军所破，大将军李穆重之，送往弘农，令掌其兄阳平公远书翰。遇河水暴长，具船将妻子奔齐，经砥柱之险，时人称其勇决。文宣见，悦之，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侍从左右，颇被顾眄。后从至天泉池，以为中书舍人，令中书郎段孝信将敕示之推。之推营外饮酒，孝信还以状言，文宣乃曰：“且停。”由是遂寝。
后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应对闲明，大为祖珽所重，令掌知馆事，判署文书。迁通直散骑常侍，俄领中书舍人。帝时有取索，恒令中使传旨，之推禀承宣告，馆中皆受进止。所进文书，皆是其封署，于进贤门奏之，待报方出。兼善于文字，监校缮写，处事勤敏，号为称职。帝甚加恩接。为勋要者所嫉，常欲害之。崔季舒等将谏也，之推取急还宅，故不连署。及召集谏人，之推亦被唤入，勘无名，得免。寻除黄门侍郎。
……
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 (2)
可知，颜之推年少时已博览群书，辞采华茂，获梁湘东王萧绎赏识，擢国右常侍，加授镇西墨曹参军。之推年少好酒且不修边幅，世人对此多有微词。湘东王派其随世子萧方诸镇守郢州，侯景之乱中郢州被侯景攻陷后，之推多次险被侯景所杀。萧绎称帝后，任命之推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承圣三年（554年），梁军被北周军所破，之推被俘，北周大将军李穆将之推送往弘农，在他的兄长阳平公李远处掌管书翰。恰逢黄河暴涨，之推携妻儿备办船只奔齐。北齐文宣帝高洋见之推勇决，除奉朝请，引于内馆中，后待诏文林馆，除司徒录事参军。之推以其聪颖机悟、博识多才获大臣祖珽赏识，官升中书舍人，又因善文善校获文宣帝重用。他在北齐共历20年，官至黄门侍郎。北齐灭亡后，之推入北周，大象（579—581年）末被征为御史上士。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代周自立。“隋开皇中，太子召（之推）为文学，深见礼重。寻以疾终。有文集三十卷，撰《家训》二十篇，并行于世。之推在齐有二子，长曰思鲁，次曰敏楚，盖不忘本也。《之推集》，思鲁自为序。” (3) 据王利器考证，《颜氏家训》所述多入隋以后事，然其多次提到《广雅》而不避隋炀帝杨广的名讳，可断定成书于隋文帝平陈以后、隋炀帝即位之前，是其暮年之作。 (4)
《家训》通行本分7卷，共20篇：卷一《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卷二《风操》《慕贤》；卷三《勉学》；卷四《文章》《名实》《涉务》；卷五《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卷六《书证》；卷七《音辞》《杂艺》《终制》。
在颜之推看来，古圣贤之书在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等方面已经十分完备，故其创作《家训》的目的在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因为较之师友之诫与尧舜之道，以家族之长的身份修训立教，更能让家庭成员信服，从而使其言行符合规范。颜之推以家训的方式来书写，主要是想从实用性与时效性的角度来肯定《家训》的作用，以自身经历和体悟告诫子孙勿忘前车之鉴。
王利器的《颜氏家训集解》为本研究提供了资料翔实的底本。此外还有两部通论性著作，即我国台湾学者尤雅姿的《颜之推及其家训之研究》、日本学者宇都宫清吉的《颜之推研究》，对全面了解颜之推及其思想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学界现今对于《颜氏家训》的文本，多从家庭教育、文学理论和佛学思想等方面进行论述。这里选取有关儒学思想义理的卷篇进行阐释，以观隋朝初年旧儒之思想。
颜之推反省自己一生主要的德性之失，与世人评价亦大致相同：“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其言曰：“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 (5) 这是坦言自己在省过与再犯之间不断往复，夜觉晓非，今悔昨失，始终找不到一个好的办法来克除身上不好的习染。他将自己轻狂的过失归咎于年少时未受严格的规范和教育，故“习若自然，卒难洗荡”。这种铭心刻骨的追悔，使他意识到作为一家之尊，应当仁威并重，以家训的方式将先辈的知识与经验传承下来，殷切指导后世子孙从小培育好的习气，从而保全德性之善。
颜之推先从人性的高度来论究家训。他把人性分三等：上智、中庸及下愚。“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 (6) 颜之推认为三等人中，真正需要接受教育的主要是中庸之人。中庸，即教而知之、不教不知之人。中庸之人具备发展成为上智之人的可能性，需要教导、启发、劝诫、规勉方可培植智性、德性之幼苗（孝、仁、礼、义），不断弥补天生之不足，克服后天之习染。即便中庸之人中还有聪慧俊秀与愚蠢迟钝之分，为人父母仍应一视同仁，毕竟家庭教育重在培养子女美好的德性，而非技艺。另一方面，颜之推发现，孩子初生之时并非自然知孝、自然知悌，他们只能从父母的面色中判断事理与道理，确认自己的言行是否讨父母欢心。“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7) 因而，子女对父母之“孝”非生于天生的仁心与仁爱，而主要缘于对父母的畏慎之心。颜之推并不否认人有发自内心的情感，相信人生而有情且具“差等之爱”，如一家之亲有三：夫妇、父子、兄弟。其言曰：“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 (8) 在他看来，兄弟是外表不同而血气相通之人，兄弟之间应敬兄如敬父、爱弟如爱子，如同形与影、声与响一般亲密，切忌因为妻儿仆妾的影响而相互疏远，心生嫌隙。在兄弟人伦中，颜之推尚且宣扬推重相互关爱的情感先验性，但是在父子的关系中，他则突出“孝”的观念源自于“威严”，这一思想在本质上是与主流儒家思想不甚合契的。
在颜之推看来，“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 (9) 。倘若没有人为定立的德目与准则，父母不拘礼节，对子女过分亲昵，就会使子女滋生放肆不敬之心，致使家庭难以“父慈子孝”。中庸之人如果自幼未受父母长辈的时时督促与教导，必将流于恶习，失却挺立自我道德本体的依据。故“家齐”之本质在于“威严”与“爱”并用，且首重“威严”。颜之推认为，家长的“威严”需要有礼仪、规矩的指导，以及恰当的惩罚：“笞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10) 家不可废体罚犹如国不可废刑罚，刑罚施用得当，百姓自然知道应该如何做，避免犯错。此齐家之方式与进路看上去与隋文帝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的举措更为相类。当时儒者亦有重于“循礼教”与“立规矩”的面向，他们以道德节目为“善”，认可“孝仁礼义”乃成就健全之人格的品德，将之作为规范与训条来匡正人的言行举止，从而改善社会风化。具体而言，礼仪规范包含避讳之法、待客之礼，以及如下几种情况：父母病重、丧吊、丧父丧母、儿生一期（即孩子满周岁时）、与人结拜等。此亦隋朝统治下帝王文化政策的一个体现：儒者须对礼仪有所见地。颜之推历经几朝，熟稔南北地区的礼仪风俗，故其《家训》中不乏实例佐证，且记载详备，并对不合情理之礼仪提出疑问。
承上所述，德性之养成、恶习之摒除需要依靠自幼年起的家庭教育，而“慕贤”亦是人们走出家庭面对社会环境时应当具备的品质。颜氏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暗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颜、闵之徒，何可世得！但优于我，便足贵之。” (11) 少年人性情未定，气质亦易受环境熏染，因而要谨慎交友，择善而从，“无友不如己者”。
正所谓“勤学自立”，自立于乱世需依赖书籍。颜氏曰：“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文士则讲议经书。” (12) 颜之推认为，《诗经》《论语》《礼记》《左传》乃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之所学，及至成年，文人需要具备讲论儒家经书的能力。他反对自傲与空谈，主张于读书时关注那些能够切合人伦实用的生活知识，譬如如何孝亲、如何散财、如何恭谨、如何发奋等等，这些都被认为是培养品行的方式。颜之推说：“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修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13) 他首肯古之学者之为学，赞赏古之学者为学乃补己身之不足，修身利行、行道利世，而非追求功名利禄。如“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 (14) ，上等之人内心体悟了“道”，行为符合了“德”，往往忘却名声。之推尝叮嘱长子颜思鲁道：“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缊褐，我自欲之。” (15) 如果能够致力于先王之道，继承家学传统，他乐意着粗布麻衣，食粗茶淡饭。学以修身，亦不废致用，颜之推并不排斥将读书看做一种立身的技艺和途径来劝人向学：“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伎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 (16) 这与他颠沛流离的人生境遇息息相关。因技之所长而屡受提携，亦是当时久经战乱之旧儒的现实写照。
颜之推倡导之“务实”，可见诸读书之法与涉务上。关于读书之法，其一，颜之推主张熟读经文，粗通注文之义，博览而取其精要。换言之，读圣贤书重在指导自己的言行，有益事功，而不必专研训诂，空疏词义：“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 (17) 当然，读书虽重经世致用，但文字小学也不可偏废，对字义的严格界定有利于阅读典籍：“夫文字者，坟籍根本。” (18) 其二，学人应当相互切磋问学，相互启发而后真正明白书中道理：“盖须切磋相起明也。” (19) 其三，谈话或写作不可道听途说，唯亲眼所见方可复述：“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 (20) 在涉务方面，颜之推认为文人学者应当具备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如处理政务、掌管文史、统领军队、驻守边疆、出使外邦、负责兴造等。勤学之人皆可获得某类技艺，因人生而禀赋各异，长短不一，故不求全备，但有一技之长，可胜任其中一项事务，即能为国效力：“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21) 可见，《家训》所倡导的读书与知识是一类理用兼备、具有儒家知识理想的类型。
值得注意的是，颜之推亦信奉佛教，并将儒学与佛学相互调和，援佛入儒。他认为儒学与佛学实为一体两面，唯悟道方式与境界浅深不同，故二者可以并行不乖，皆可遵行。他把仁义礼智信五常与佛教所倡之五种禁戒一一对应，谓：“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 (22) 这类以五常拟配五戒的诠释方法，成为唐以后儒佛会通的基本法式之一。
关于世人对佛教的责难，作为儒者的颜之推提出自己的回应与解释。他从存在论的角度肯定佛教所述之神灵与因果轮回，反对因品行不端之僧尼而判定佛门为藏污纳垢之地。同时，他还提出信佛不必非得出家修行：“内教多途，出家自是其一法耳。若能诚孝在心，仁惠为本，须达、流水，不必剃落须发。” (23) 只要心中有诚孝之念，以仁爱惠施为立身之本，不剃发亦不妨碍修道信佛：“树立门户，不弃妻子，未能出家；但当兼修戒行，留心诵读，以为来世津梁。人生难得，无虚过也。” (24) 在颜之推看来，儒者修行持戒，诵读佛经，能够超度自己与世人，免脱前世今生之罪恶负累，获得来世的福祉善缘，这既有益于世俗生计，又不违碍儒家“仁爱”教义，何不遵行？对于死后丧葬事宜，颜之推提出，扫祭应以追思父母为重，要求子孙在葬礼上一切从简，并援引佛学“戒杀生”的观点，忧心祭祀宰杀生灵会增加死者的罪孽。由以上种种可见，当时儒者在对佛学的理解上深受因果论的影响，多从德性之善（仁、义、礼、智、信）与因缘际遇之善（福报、消业障）中寻求儒佛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