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论”的译传与吉藏

吉藏的著述常提及“关河”之学，这是将三论宗起源追溯到鸠摩罗什及其门下所弘扬的中观学派思想。鸠摩罗什，祖辈本系天竺贵族阶层（婆罗门种姓），其父鸠摩罗炎始东渡葱岭，投止龟兹，后与龟兹王妹耆婆成婚，遂生罗什。罗什自小就受到龟兹流行的小乘佛教思想的熏染，后又在沙勒（疏勒）遇到莎车大乘名僧，尽弃所学，转归大乘中观学。此时中原地区逐次为十六国所占领，其中羌族建立的姚秦（后秦）代苻秦（前秦）而据关中四十余年。姚秦文桓皇帝姚兴崇佛，鸠摩罗什遂于文桓皇帝弘始三年（401年），经凉州至长安。罗什在长安十二载，在姚兴（394—416年在位）的支持下，大兴中观思想。罗什非但以译经知名，且注重讲授所译经典，并亲加注解，其法门龙象迭出，唱道南北。罗什译经中最重要、影响最深的是印度般若中观学的根本经论，如《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维摩诘所说经》《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罗什门下号称“三千学士”，其中尤以弘中观学者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如僧肇、道融、道生、僧叡、慧严、慧观、慧叡等人，前四人被称为“关中四圣”。关河之学，一时极盛。但是罗什的去世使得长安佛界一时无主，而刘裕于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年）攻克长安，姚秦覆灭。次年，赫连勃勃又趁乱袭取长安，致使关中一带民众颠沛流离，众僧星散，义学南趋，关中三论学一时颓废。此外，由于中土佛学兴趣的转移，这些星散的罗什门下，其传承虽不绝如缕，却大多转而治《涅槃》《成实》，故而三论学在宋、齐二代黯而不彰，以至齐竟陵王萧子良感叹佛学界“弃本逐末”，周颙于永明七年（489年）惋惜“《大品》精义，师匠盖疏” (2) 。周颙、梁武帝萧衍看到三论学不彰，遂转而提倡三论义理，武帝撰《注解大品序》、周颙撰《三宗论》，对般若学和中观二谛的研讨起到推动作用。但是真正以三论为重心，对精研般若中观经论的学风起到奠基作用的则是僧朗。

梁武帝时，高句丽辽东城人僧朗于齐梁之际南下建康，在摄山（栖霞山）依止禅师法度，大宏三论，为梁陈以后三论学复兴奠定了基础。僧朗最初确定弘扬三论思想，与当时的一场辩论有关系。据湛然记载：“自宋朝已来三论相承，其师非一并禀罗什，但年代淹久，文疏零落，至齐朝已来，玄纲殆绝。江南盛弘成实，河北偏尚毗昙。于时高丽朗公至齐建武来至江南，难成实师，结舌无对。因兹朗公自弘三论。至梁武帝敕十人止观诠等令学三论，九人但为儿戏，唯止观诠习学成就……故知南宗初弘成实后尚三论。” (3)

据史料记载，僧朗“《华严》、三论最所命家” (4) 。吉藏则追叙道：“摄山大师唯讲三论及《摩诃般若》，不开《涅槃》《法华》。” (5) 值得注意的是，吉藏明言僧朗三论学得自关中：“从北地学三论，远习什师之义。” (6) 又言：“大朗法师关内得此义［即僧肇不真空义］，授周氏［即周颙］。” (7) 此外，日僧安澄《中论疏记》卷一言：“高丽国辽东大朗法师，远去敦煌郡昙庆师所，受学三论。齐末梁始，来入摄岭山也。” (8) 据此，僧朗之学不仅来自关中，且他还奔波至敦煌从昙庆学习三论，而昙庆此人，史无记载。 (9) 因此，关于僧朗三论学的师承问题，尚未彻底解决。

止观僧诠继承了僧朗三论之学：“初，摄山僧诠受业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观。遁迹幽林，裨味相得。” (10) 由此可见，僧诠和僧朗一样，以三论学为重心，同时也继承了僧朗不交接王侯的隐逸风格。只是僧诠不再参与公开佛学辩论，似乎更倾向于内敛。据吉藏追叙：“昔山中大师云：出讲堂不许人语。意正在此，恐闻之而起疑谤故也。” (11) 僧诠学说以“二谛”和“中道”为核心，对三论学有进一步的发展，被赞“大乘海岳，声誉远闻” (12) 。

止观僧诠弟子中，以兴皇寺法朗最弘三论学。据《续高僧传·法朗传》记载，法朗俗姓周，徐州沛郡（今江苏沛县）沛人，后依止观僧诠习三论学：“飡受《智度》《中》《百》《十二门论》，并《华严》《大品》等经，于即弥纶藏部，探赜幽微，义吐精新，词含华冠，专门强学，课笃形心。” ④ 吉藏追叙道：“是故三论玄旨，派流于九坏，龙树宗传，实什公之方也，虽复译在关河，然盛传于江表，则兴皇朗之功也。” (13) 法朗一改僧朗、僧诠不事辩论的传统，走向公开说法：“奉敕入京，住兴皇寺，镇讲相续，所以《华严》《大品》四论，文言往哲所未谈，后进所损略，朗皆指摘义理，征发词致，故能言气挺畅，清穆易晓，常众千余，福慧弥广，所以听侣云会，挥汗屈膝，法衣千领，积散恒结。每一上座，辄易一衣，阐前经论，各二十余遍，二十五载流润不绝。其间兴树四部，两宫法轮之华，当时莫偶。” ⑥ 法朗的教学风格和宗旨是以般若扫相、心无所得为主，吉藏言道：“家师朗和上，每登高座，诲彼门人，常云：‘言以不住为端，心以无得为主。故深经高匠，启悟群生，令心无所著。’” (14) 法朗佛学思想大部分为吉藏所继承，包括“破邪显正”的论述方法和“中道”“二谛”的思想。

吉藏，俗姓安，安息人。据《续高僧传·吉藏传》，吉藏祖世因避仇移居南海郡（今广州）所在地域，安家于交广之间。其后，吉藏之父迁居金陵（今江苏南京），吉藏即出生于金陵，并以此为研究佛学的重要阵地。吉藏祖辈历世虔诚敬奉佛门，其父出家后法名道凉，父引之见于梁陈之际著名的译师真谛，遂得名“吉藏”。吉藏因其家族“历世奉佛”，从小就确立了佛教信仰，其父多次带其旁听兴皇寺法朗讲授佛法。吉藏表现出极高的领悟能力，“随闻领解悟若天真” (15) ，7岁时遂从法朗出家。据吉藏所撰《百论序疏》，他年十四即习《百论》，法朗劝他经常阅读僧肇的《百论序》，因其“言巧意玄，妙符论旨”，故吉藏“亲睹时事，所以禀承……登乎弱冠，于寺覆述”。 (16) 吉藏领纳了中观学派“善辩”的长处，“精辩锋游，酬接时彦，绰有余美” ③ 。他受具足戒后，声名远播，得到南朝陈世祖文帝陈蒨第十三子桂阳王陈伯谋的赏识。在隋朝由北向南取江南、定百越，统一中国后，吉藏乘机离开金陵，东游吴越地区，止泊于会稽秦望山的嘉祥寺。在此游方过程中，吉藏率徒不停地搜集因陈隋更替、道俗逃亡而流散的寺院文疏，在佛教目录学、佛教文献整理方面做出了贡献，并借此熟稔天竺大乘中观学派，以及中国汉末至南北朝佛教的历代典籍和各派佛学思想，“注引宏广咸由此焉” (17) 。吉藏于嘉祥寺讲经说法垂十五年，吸引了大量信众：“禹穴成市，问道千余。志存传灯，法轮相继。” ⑤ 吉藏在嘉祥寺曾开讲《法华经》，并撰成《大品经义疏》《法华玄论》等重要著作。此时吉藏名声大起，“结肆独擅浙东” (18) ，他却不自满，自忖对于《法华经》义理尚有疑惑，遂致书天台山国清寺智 法师，请其讲《法华》，智 因病未能赴会，不久辞世，吉藏又从智 弟子灌顶学《法华》义理。 ⑦ 文帝末年，时为太子的杨广建立四个道场：扬州慧日寺，长安清禅寺、日严寺、香台寺。吉藏先奉命住扬州慧日寺，并于此著《三论玄义》。此后又受杨广延请，转至京师日严寺， (19) 在此撰关于“三论”的注疏。此时，随着国家统一，南北学僧齐聚京师，吉藏声望非常高：“既初登京辇，道俗云奔。见其状则傲岸出群，听其言则钟鼓雷动。”吉藏表现出极高的辩经才华，居住在京师期间，吉藏和当时另一位法师僧粲曾就佛法辩难，“往还抗叙四十余翻”，僧粲终于“合席变情赧然而退”。 (20) 吉藏在京师又“游诸名肆，薄示言踪，皆掩口杜辞，鲜能其对” (21) ，成为隋朝继智 之后又一位名动帝京、著述繁富的佛学家。

吉藏“威名相架，文藻横逸”，被誉为“四海标领三乘明匠”。 (22) 吉藏留下了一连串展现自己辩才无碍的记录。例如文献独孤皇后崩，“承明内殿连时行道”，吉藏于殿内讲《净名经》，“词锋奋发，掩盖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倾首”。 (23) 隋炀帝子齐王暕曾举办法会，因吉藏神辩飞玄，望重当世，故每怀摧削，将倾折之，以大业五年（609年）于西京本第盛引论士三十余人，“令藏登座咸承群难，时众以为荣会也” (24) 。唐高祖武德年间屡建法筵，在延兴寺，百座讲《仁王经》，王公卿士并从盛集，吉藏“爰竖论宗，声辩天临，贵贱倾目” (25) 。

吉藏的佛学撰述非常丰富，共38部（现存27部）、百余卷，论说类有《三论玄义》《大乘玄论》《法华玄论》，经疏类有《中论疏》《百论疏》《十二门论疏》《法华义疏》。此外，吉藏还撰有关于《华严经》《涅槃经》《金光明经》《弥勒经》《维摩诘经》《大品般若经》等大乘佛教经典的解释文字，即“游意”“科文”。

吉藏的著述风格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大多系“注疏体”，这是受到儒家经学撰述的影响。陈寅恪先生说：“南北朝后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渐染儒生之习，诠释内典，袭用儒家正义义疏之体裁，与天竺诂解佛经之方法殊异，如禅学及禅宗最有关之三论宗大师吉藏、天台宗大师智 等之著述与贾公彦、孔颖达诸儒之书其体制适相冥会。” (26) 这是很有见地的观点。 27ss6hU1rzGttwL96cU3jyEqv0BRJPkyT4c1VWGWzTPf4g5PzPx0ttdbwJ92yty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