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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哲学史，从外在历史特有的形态里去揭示哲学的起源和发展。”
这是黑格尔对哲学史研究价值的深刻阐明。但是，如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却始终存在着一个方法论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研究理论成果的方法论意义日益凸显，全球性现代化理论已日益成为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并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如张世保《全球化审视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
等，虽然没有直接指认“全球性现代化”，而用的是“全球化”，但笔者认为，用“全球性现代化”更能凸显其哲学史方法论意义。因为全球性现代化并不是全球化与现代化的简单综合，而是表明二者一体两面的内在关系。一方面，全球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与现实舞台，从一开始就成了现代化的宿命——从新大陆的开辟直到全球性的殖民掠夺，无不显示出现代化的全球性扩张本性
。另一方面，现代化作为全球化的内生机制与现实内容，从一开始就成了全球化的根据——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近现代的思想扩张，从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到民族独立运动等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无一不显示出现代化的强大张力
。正是由于二者的内在关系，我们以全球性现代化来表明这样的八个方面内涵：全球性现代化的性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全球性现代化思维方式、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全球性现代化风格、全球性现代化标准、全球性现代化动力、全球性现代化的情感与体验，强调其“进程”的特征是为了凸显其历时性的“过程”特征，表明其无限的发展性；强调其“思维方式”的意义是为了凸显其对人们思想、观念等方面的深刻影响；强调其“运动”特性是为了凸显其影响的广泛性、深刻程度和不可避免性；强调其“标准”特性是为了凸显现代化的实施主体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择性，并以“先进”为目的诉求；强调其“动力”特性是为了凸显全球性现代化自身的动力机制，说明全球性现代化并不是从外部寻求动力，一旦启动，自身就是动力；强调其全球性现代化的情感与体验是为了彰显其对人们的生理、心理、生活的深度影响
。尽管“所有以后的现代化实例都是在某种不同的情势下发生的。在这种情势下，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是来自外部力量，即随着西欧初期的社会变迁而发展起来的崭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思想体系的冲击力”。
在全球性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少数民族作为后发现代化族群，因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表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从而在哲学思想的发展上也显示出了自己的内在特色。因此，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应有全球性现代化视野。比如在各民族近现代哲学发展中，由于自西而来的“他者”成了在相互比较中认识自己的基本参照物，成了自己体验自己生成状态的现实力量，因而从“他者”身上既发现自己的特性（优点、特长、不足），又发现自身所具有的“他者”因素。所以，全球性现代化虽然基本上是同质化运动，是“西化”运动，是对非西方一切民族的文化思想与哲学都有严重的压抑、削弱与伤害的方面，但也因此成了一种发展动力，其中包括哲学自觉与哲学自身发展的动力。
“历史理论的认识论视野就具体化为方法论，确切地说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学。”
全球性现代化理论的哲学史方法论意义，也就是彰显其在哲学史研究中的认识论视野，而其中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哲学发展产生的多方面影响。其首要影响即在于使哲学发生了形态转变，即哲学转型。所谓哲学的形态，简言之即哲学在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一定的思维方式。一定时期哲学的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和哲学文化风貌都受制于这种思维方式，并因此使哲学呈现出明显代差。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强调哲学的真正使命在于捕捉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并以之作为哲学思考的聚焦点：“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哲学只有准确地捕捉和深刻地回答自己时代的迫切问题才能够成为“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
。由于人类历史发展表现为三大历史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与此相应，哲学也就可以划分为相应的历史形态。
哲学形态能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基本不变，显示出较强的稳定性，从而彰显其时代特征，如黑格尔曾在《小逻辑》中多次论述近代哲学的形态特征，强调“近代哲学的主要兴趣”和特殊诉求在于对“思维的效果或效用加以辩护，所以考察思维的本性，维护思维的权能”
；强调“思想与事情的对立是近代哲学兴趣的转折点”，是“到了近代才有人首先对于此点提出疑问，而坚持思维的产物和事物本身间的区别”
；认识矛盾并且认识对象的矛盾特性是近代哲学界一个最重要的和最深刻的一种进步
；不过，他也强调，近代哲学又被称为同一哲学，即“要认识一切特定存在着的事物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这种哲学的形态特征，无论在西方哲学发展中，还是在中国哲学发展中，都可找到明显的证据，如中国哲学自商周之际至明清之际都长期处于古代哲学形态中，形成了中国哲学的传统形态。随着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引发的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变迁及相应的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碰撞、交流与融会，中国哲学出现了哲学的近代形态，并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向现代形态转变
。因此，哲学形态也具有可变性。正是由于存在哲学形态的转变，所以造成了哲学发展的阶段性划分。从世界哲学发展的视域看，不同民族的哲学都有自己的转型。但这种转型，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尤为鲜明和典型，呈现出由古代形态到近代形态再到现代形态的相当分明的发展阶段
。对此，冯友兰曾针对中国哲学的发展强调19世纪末以来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哲学即产生了脱离古代形态的近代化的哲学，并且是指“近代化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近代”
。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哲学的另一深刻影响是使哲学的民族性得以彰显，即文德尔班强调的“因为有了近现代哲学，各特殊民族的特性才开始表现出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再向前延伸，我们看到，关注哲学形态的黑格尔也曾特别强调哲学的这一特性，认为“某一特定哲学之出现，是出现于某一特定的民族里面的。而这种哲学思想或观点所有的特性，亦即是那贯穿在民族精神一切其他历史方面的同一特性，这种特性与其他方面有很紧密的联系并构成它们的基础。因此，一定的哲学形态与它所基以出现的一定的民族形态是同时并存的；它与这个民族的法制和政体、伦理生活、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技术、风俗习惯和物质享受是同时并存的，而且哲学的形态与它所隶属的民族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努力与创作，与这个民族的宗教、战争胜败和外在境遇——一般讲来，与受这一特定原则支配之旧国家的没落和新国家的兴起（在这新国家中一个较高的原则得到了诞生和发展）也是同时并存的”。
哲学的这种民族性，一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少数民族哲学的明确方向和丰富的材料，这就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包括黑格尔列举的艺术、科学、风俗习惯、社会生活、伦理生活等都可成为民族哲学研究的材料；另一方面也应看到，由于这种民族特性，也会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哲学带来某些不方便的地方，比如中国许多少数民族哲学的分期研究，就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如果把上述两个方面的影响结合，假如要研究近现代哲学，那就必须注意的是，研究的“不仅是‘近代化的’，而且是‘民族化的’”，是“现代化与民族化融合为一”的哲学
。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对哲学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哲学史的书写诉求上，这就是“哲学通史要包括所有民族的哲学”，但是，也由此带来了非西方民族，其中包括中国哲学及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在一些人看来，“不是所有的民族都已产生真正的思想体系，只有少数几个民族的思辨可以说具有历史”，“许多民族没有超过神话阶段”
。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合法性问题首先来自中国哲学史学界，但随着“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再次凸显，历史上对中国哲学的否定也再次成了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合法性的心病，如康德曾说孔子是“中国的苏格拉底”却不是哲学家，甚至整个东方都根本没有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虽然讲了中国哲学、东方哲学，但在总体上却强调能称为“哲学”的只有希腊哲学和日耳曼哲学
。文德尔班不仅否认东方哲学，甚至对“东方精神”都作出的是否定性评价
。海德格尔则明确说哲学是西方专利，“常听到的‘西方—欧洲哲学’的说法事实上是同义反复。为何？因为‘哲学’本质上就是希腊的；‘希腊的’在此意味：哲学在其本质的起源中就首先占用了希腊人，而且仅仅占用了希腊人，从而才得以展开自己……哲学本质上是希腊的，这话无非是说：西方和欧洲，而且只有西方和欧洲，在其最内在的历史过程中原始地是‘哲学的’”。
所以，虽然都诉求写出所有民族的哲学通史，却不得不面对着两个方面的参照系：中国传统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据此而产生了全面否定论和部分否定论两个层次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否定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者自身，则先后就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提出过接受汉族哲学说、中国哲学融合说或代表说、中国哲学多元一体说，等等，并根据思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问题的形式，提出了范式说、阶段说、层次说、广义狭义说等种种解决方案，而在确认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存在性的根据问题上，则先后提出了实践论证说、文化核心论证说、哲学事实论证说、哲学产生条件论证说、发展水平说、存在形式说、社会贡献说、文明生活必需品说等，总之是坚信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性。
最后，在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等问题，还影响了对近现代哲学的历史研究中出现“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两种主要视野，具体表现在对哲学价值的评价上随即可能出现民族性、阶级性、现代性等多重复杂关系，难于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人们通常认为，看一种哲学代表的阶级、民族，最基本的标志是看他的思想反映哪个阶级和哪个民族的利益，如犹太人马克思和资本家恩格斯的哲学代表的却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代言人；湖南人毛泽东，其思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财富；斯宾诺莎、笛卡儿、莱布尼茨各自代表的是时代精神和当时欧洲各族人民共同达到的先进认识水平；等等。总之，“每个具体的哲学家虽然属于一定的民族，但我们研究哲学史，却不应把他们看作仅仅属于某一民族的哲学家，同时也要看到它代表着全人类的先进思想”。
如果把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算起，则西方近现代科技传入中国，就可看成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酵素，于此可从利玛窦1582年来华算作起点，这是以“西方中心论”为界标的划分；同样，如果以资本主义萌芽、以中国早期启蒙算作起点，则应从明清之际算起。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均可追溯到明清之际。但是，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化运动，无论如何都应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正是那场战争将中国强行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在19世纪40年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都从此掀开了极为厚重的一页：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宣告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成熟，从而揭示了世界历史的科学社会主义前景；1840年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现代化历史的序幕。从1840年以后的历次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一方面表现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能量；另一方面也凸显了资本主义的残暴、贪婪本性。于是，中华民族就有了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实现现代化；二是反抗资本主义侵略。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民遭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暴力压迫，并逐渐认识到“遭受这种暴力的民族只有在拥有有效的自卫手段（即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才是安全的”
。为此，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都投入到了为新中国诞生而奋斗的历程中。从哲学思维发展的角度说，“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即成了中国少数民族近现代哲学自觉的动力。
一般而论，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开创了人类历史中的一个真正统一的时代，并为各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民族提供了同一个“现代的”参照系
，文化的民族地位、民族的文化地位，同时决定了民族的社会地位，甚至是“国际”地位。所以，“世界”作为一种文化或文明范畴生成了，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追赶相对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甚至追赶最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为这种文化的最主要动力特征。在全球性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在地域上是全球性的，而且在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方面，“世界”都成了各国或各地区的文化参照。在这种“世界”文化下，参照与追赶实际上成了一种普遍的机制性功能。也就是说，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内生性动力，“现代化本身就是‘内因’，就是这个运动的规定性。因此，从运动性质来讲，现代化不可能由这个运动性质之外的东西（比如传统）来决定；当然，从真实空间来讲，也不可能由地球之外的东西（比如外星人）来决定”。
就中国少数民族来说，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给中国带来的是中国文化历史的巨大变迁，并提供了中西古今哲学碰撞与交流的宏大舞台，使得包括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内的中国哲学必须面对近现代中国所遭遇的重大问题而作出深入的思考和有效的回答，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等。“与此同时，由于全球日益统一，西方的思想、制度和技术正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传遍全球。”
正是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使中国的少数民族，从一般民众到乡土精英人物，再到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精英人物，都以特有的时代感和强烈的问题意识，生成了现代意识，出现了哲学自觉，其中包括有对西方文化霸权性格的反思和对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再阐明，从而形成了各自民族的哲学自觉，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表现得特别明显。
从理论思维自身发展的动力来说，这种哲学自觉可以说同时来自国际与国内两个方面。就国内而言，核心精神在于不满足于当时的“中国哲学史”只是“中国的汉族哲学史”，因而强调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现状即可看出开展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必要性，即丰富中国哲学史的内容
，填补中国哲学史的空白，使中国哲学史成为各民族共有的中国哲学史，从而依据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成果写出一部从萌芽、形成到发展的内容全面、完整、系统的中国哲学史
。就国际而言，目的在于彰显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国际意义，甚至本身就有一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世界化诉求，因为近百年来已有许多国家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了深入研究，如蒙古学在欧洲、亚洲、美洲的40多个国家或地区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且自1959年9月以来已经开过多次国际蒙古学学术会议；对维吾尔族哲学的研究，特别是对《福乐智慧》的研究也十分活跃；其他如对藏族、彝族、傣族、苗族、土家族、朝鲜族、回族等少数民族思想的研究，在国际上也很受重视。正是基于这一国际视野，“从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和加强国际文化交流的角度着想，我们也有必要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工作。而且，这样做也有助于我们同各种错误观点和反动宣传作斗争，维护祖国的尊严”。
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觉的表现来看，可以说形成了一个基本趋势，就是由各少数民族成员自己书写的本民族哲学史论著大量出现，并力求最终形成汇聚全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的深入与成果的突出。据初步统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在全国自然形成了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云贵川地区、北京地区、湘鄂渝地区五个中心，其中，内蒙古地区出版了《蒙古族哲学史》等著作、论文集20多部，发表了包括蒙古族、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100余篇。新疆地区出版有《维吾尔族哲学思想史论》《法拉比和他的哲学体系》《维吾尔哲学史论集》等著作10余部，发表了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锡伯族等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50余篇。云贵川地区，云南出版了《天、地、人——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窥秘》等著作13部，发表了包括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哈尼族、景颇族、布朗族、独龙族、佤族、拉祜族、普米族等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100余篇；贵州出版了《苗族生成哲学研究》《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等著作，发表了包括苗族、布依族、水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30余篇；四川出版了《南方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凉山彝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等著作，发表了包括藏族、彝族、羌族等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20余篇。北京地区出版了包括24个少数民族的通史性哲学著作《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并从1982年开始在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哲学专业本科生中开设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课程，出版了研究生教材《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等，并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宗教·儒学》等一批相关著作，发表了包括蒙古族、满族、藏族、朝鲜族、壮族、维吾尔族、纳西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60余篇。湘鄂渝地区出版了《土家族哲学通史》等著作8部，发表了包括土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哲学思想史论文40余篇。此外，关于藏族哲学思想史的出版物有《藏族生态伦理》《藏族哲学思想史论集》等著作，发表了论文40余篇；关于满族哲学思想史的出版物有《满族哲学思想研究》等著作，发表了论文20余篇；关于回族哲学思想史的出版物有《伊斯兰哲学史》《伊斯兰文化哲学》《伊斯兰哲学》等著作，发表了论文90余篇；关于壮族哲学思想史的出版物有《壮族哲学思想史》等著作，发表了论文40余篇。
第二，许多少数民族哲学研究都开始进入了自觉的总结反思阶段，出现了研究综述一类总结性文献，如何金山的《评近代蒙古族哲学思想研究》
、萧洪恩的《20世纪土家族哲学研究综述》
等，此外还形成了一批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进行总体研究的论文，不仅着眼于总结成就、反思问题，而且面向未来，探索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发展
。第三，谋求写出包括全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并力求会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思想关系
。总之，中国少数民族的哲学自觉，已在各方面得到了彰显。
问题还在于，光有自觉还只是初步的，深刻的问题是如何自觉。综合考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事实上形成了不同的自觉路径，笔者此前曾概括为范式说与文化内部构成说两个方面，并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要素论证说
。有学者曾概括为要采取还是拒绝“以西解中（少）”“以中解少”“以少解少”的自觉
。实际上，目前存在的是三类自觉方式：第一类是传统教科书范式，坚定地承认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并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理解模式和概念框架分析问题，笔者也曾有过这种尝试。这种范式中还包括从教科书的哲学定义出发肯定少数民族有自己的哲学，从而在哲学意义上探究民族文化
。第二类是生存论范式，即把哲学理解为“以某种文化样式对关于自身存在的这种自我意识的表达”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人的存在，就会有某种形态的哲学存在。所以，少数民族哲学“是存在于少数民族各种文化样式或‘文本’形式之中，以少数民族哲学理解和把握世界的各种独特方式……为中介，所反映出来的他们关于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思索和‘觉解’”
。第三类是思想权力说。宝贵贞即强调“哲学是一个民族思想的权力”。她以哲学是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精华为前提，阐明特定时代、特定民族所特有的哲学思想。
笔者认为，由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特殊性，在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应以哲学与生存体验的关系来加以阐明，并坚持“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一方法可以说是石峻“宽领域哲学思想史研究”
的发展，特别是受到《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
的启示。这里涉及哲学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思想研究中，如何使哲学史研究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思”“史”“诗”结合起来，使“思”“情”“意”统一起来，开展“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在当代的进一步发展，因而也应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正确方法。当然，还应强调的是，坚持“以哲学史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还应坚持“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地域文化研究，以少数民族思想为中心的区域思想研究”的方法；根据少数民族哲学发展的实际，还应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为社会背景，以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为哲学背景，以少数民族的传统哲学与文化性格为历史文化的背景，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区域文化为地域文化背景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在使全球成为单一场所、形成所谓“地球村”的同时，也产生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一系列矛盾，其核心矛盾即是西方学者所提到的“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的矛盾，即强调全球化的形成过程本是一个世界的和民族的、全球的（global）和本土的（local，或译在地的）、普遍的和特殊的两者的矛盾展开过程，如罗伯森（R.Roberson）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e，glocalization）来说明全球化是一个相对自主的双向过程，其间存在着“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性的普遍化”的双向互动
；贝克（U.Beck）认为这是思维的悖论即自反性（reflexivity）
；吉登斯（A.Giddens）认为这是现代性的后果，即赋予对象与自己原来的理论、概念、论述以完全相反的性质
。尽管这些西方学者各自的出发点不尽相同，但都力求揭示全球性现代化过程中的这一思想文化矛盾的特质。
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是起源于西方的，它本身就是一个“特殊性的普遍化”过程，按照罗伯森的理解，这一趋向意味着随着全球性现代化运动引发的社会差异的扩大，特定群体为特定目的提出的主张具有合法性，如女权主义、民族主义等；意味着具有特定意义的实践活动日益具有世界意义或影响，如“麦当劳化”等。同样，当全球性现代化成为“全球性”时，也同时意味着“普遍性的特殊化”，如转向从男女差异方面寻求男女平等，标准化与当地经验结合等。正是由于这两种趋向的统一，决定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从思想文化发展看，就既不可能是同质化的，也不应该是两极或多极“对立”的。按照费孝通1990年在与日本学者的学术交流中所言，应该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当然，费孝通所说的只是一种理想的应然状态，要达于实然，则还需要各民族作出艰苦的努力。
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为因应全球性现代化进程，中国少数民族被卷入了全球性现代化运动进程中。随着现代化因素的增长，不仅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活力得到释放，转化成民族地区社会变迁和思想发展的动因，而且随着国家的军事斗争及军事现代化进程，随着作为现代市民社会基础的工商业生产力的发展及传统农业的进一步积累，新式教育等得以在民族地区推广，从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生了中国少数民族的近现代知识分子，生成了各民族的近现代意识，于是在20世纪，各民族知识分子得以前赴后继地探索着救国救民的真理，不断地接受和阐释体现着时代精神、民族形式和个人风格的新哲学，形成了20世纪的各民族思想英雄。他们的思考并不是传统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是体现了各民族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转换，从而体现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两种哲学运动及其相因关系，具有了“普遍性的特殊化”与“特殊性的普遍化”相结合的现代社会特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先进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以各种近现代哲学精神为核心，建构各民族20世纪的时代精神，铸造各民族社会变迁的思想灵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笔者并不满足于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功能主义视角，而强调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哲学自身的发展。笔者率先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界提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并发表一系列论文加以阐明，其意也正在于此。
这样，在全球性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价值即转化为两个内在的关联层面。“一方面，它应当将历史思考与全球化进程联系起来，通过批判和反思使全球化进程参与历史思考，将历史思考转化为该进程的一种文化生产力；另一方面，它同时还应当将历史思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任务清楚无误地表达出来：即让作为历史固有特性的众多的独特之处出现在该进程中（而不只是起反作用）。”
也就是说，全球性现代化理论要求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研究，与外国哲学研究处于一种创造性的、开放性的关系之中，从而促成一种跨文化的交流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自身的创造性转化。
当然应该看到，跨文化交流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必须以哲学史研究为基础。一方面，少数民族哲学思维作为少数民族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充分体现着各民族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因而首先应该把握其民族性。另一方面，这并不否认少数民族哲学的一般性，只是由于“各个民族所占的地位，至少是在近代所占的地位，直到今天在我们的历史哲学中都阐述得很不充分，或者更确切些说，还根本没有加以阐述”
。因此，不少学者都对哲学的民族性与普适性加以特别关注
。结合上述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价值诉求，这种关注的根据至少可从两方面进行，并且可以从否认中国有哲学的黑格尔的思想中获得启示。一是“思维使灵魂首先成为精神。哲学只是对于这种内容、精神和精神的真理的意识，不过是意识到精神在使人异于禽兽并使宗教可能的本质性的形态里”
。二是“我们可以在正确有据的意义下说，哲学的发展应归功于经验”，因为“哲学的发展实归功于经验科学……哲学又能赋予科学以必然性的保证，使此种内容不仅是对于经验中所发现的事实的信念，而且使经验中的事实成为原始的完全自主的思维活动的说明和摹写”
。总之，应依据中国少数民族自身在全球性现代化背景下反思历史、经历现实，并通过“经验”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