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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一所不起眼的大学的管理机构大胆任命了一位物理学家担任哲学系主任。这所大学在维也纳。物理学家的名字：恩斯特·马赫。
在19世纪，学科之间的藩篱开始生长，学术等级越来越森严。如果一个上了年纪的科学家开始涉足哲学，那是他的自由，但要委任一个连康德或经院哲学都没研究过的人担任哲学讲席，就很离经叛道了。
这项事业开始得很顺利：维也纳的大学讲席似乎是为马赫量身定制。但仅仅几年之后，由于突发中风导致的瘫痪，他不得不辞职。他的讲席被委任给另一位物理学家——著名的玻尔兹曼。然而，也只持续了几年，因为玻尔兹曼上吊自杀了。让物理学家来教哲学这个美丽的新传统似乎已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过，几十年后，维也纳小组就是从这种新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这两位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向整整一代学生传授了他们对哲学的热情。
马赫和玻尔兹曼不仅外貌相似，在事业上也很相似。他们有着相似的体格，浓密的胡须和薄框眼镜；在青年时代，他们跟随同一位老师学习，作为大学生，他们都很成功。最重要的是，马赫和玻尔兹曼都很有主见并以此为荣。他们热衷于相互为哲学展开争论。他们关于原子存在的激烈辩论永载于科学史册。
有趣的是，马赫之所以被任命为哲学教授，一个学生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学生后来还在马赫的指导下获得了博士学位。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不太正常！不过这个学生不是普通人，他叫海因里希·龚珀茨（1873-1942），是一个有背景的年轻人。
龚珀茨家族是这个城市最富有、最有影响力的家族之一。这个家族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维特根斯坦家族、里本斯家族、古特曼家族和艾弗鲁斯家族齐名，这些都是维也纳经济繁荣时期极其富有的犹太家族，经营的金融和工商业遍布中欧。此时哈布斯堡王朝的双重君主制（即奥地利帝国和匈牙利王国）已经稳固建立，新的寡头政治正享受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他们享受着维也纳新建的环城大道旁的奢华居所，城堡般的乡村度假胜地和私家卧车，施特劳斯指挥演奏的圆舞曲，马勒歌剧院的豪华包厢，以及维也纳宏伟的中央公墓中典雅的大理石陵墓。你可能会对那个美好年代津津乐道，但当时这其实只是富人的享受。
海因里希的父亲西奥多·龚珀茨（1832-1912）拒绝了家族为他安排的事业。他没有去当银行家或实业家，而是投身于学术研究；他也不需要博士学位。即使没有学位他也做得很成功，很快就被公认为欧洲最重要的古典语言学家之一。他当选了帝国科学院院士，并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正教授。他的三卷本古典哲学史《希腊思想家》在几十年里都是标准参考著作。
然而，老龚珀茨的兴趣远不只古典文学，还延伸到了现代哲学家，如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1806-1873）。他们自称实证主义者，与古代教条和教义毫无传承，轻视福音书中所有的宗教或形而上学信条。无视神圣的著作，也不依赖神秘的洞察力：所有知识都只能建立在证据确凿的科学事实之上。这种激进的新方法震惊了哲学传统的守护者，如阿奎那的自然神学，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以及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所有这些都牢牢扎根在德语大学的课程中。因此，那些传统守护者回报以愤怒。通过他们的努力，实证主义同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这些词汇一样，很快就有了非常负面的形象，代表着肤浅的灵魂和可鄙的无能，没有明白理想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涵。
然而，西奥多和海因里希·龚珀茨并不排斥这种大胆的知识冒险，他们都欣赏马赫最初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传统哲学完全不同，令人耳目一新。这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的一次演讲令他们着迷。多年后，海因里希向马赫透露：“90年代初，您在维也纳就因果关系进行演讲，我记得是在自然科学家会议上，我父亲把您的手稿给我阅读。第二天早上，我把手稿还给他，上面写着：‘这就是您要找的能胜任第三个哲学讲席的哲学家！’我父亲接受了这个建议，因此我虽然当时只是一个学生，但在某种意义上对您的任命起了作用。” [4]
图2.1 科学院里的交谈：西奥多·龚珀茨和恩斯特·马赫
在儿子的催促下，西奥多·龚珀茨立即联系了马赫，他在帝国科学院很熟悉马赫：“最尊敬的同事，我今天要向您提一个很不寻常的请求，并大胆地请求您尽快答复。我和一些同事想问你，我们是否有希望尝试和恳求您接受维也纳大学的讲席，一些位置已经空出来了，另一些很快也会空出来。” [5]
这个谦卑的请求得到了礼貌而积极的回应，马赫接受了维也纳大学新的归纳科学历史和理论讲席，这个讲席是因他而重新命名的。马赫早就有从物理学迈向哲学的想法。正如他自己写道：“我一生的任务就是从科学开始，然后与哲学相遇。”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