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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小组和马赫协会很快就成了维也纳反犹和右翼势力的眼中钉。政治氛围越来越紧张。在开始公开活动后，维也纳小组逐渐解体。
卡尔纳普去了布拉格，维特根斯坦去了剑桥。1934年奥地利内战后，纽拉特被禁止返回奥地利。同年，哈恩意外去世。年轻的哥德尔多次住进精神病院。1936年，石里克在大学主楼的台阶上被他以前的学生暗杀。门格尔和波普尔对公众的狂热情绪感到厌恶，很快各自移民。在德奥合并（第三帝国吞并奥地利）之后，维也纳小组的大多数成员在所谓的清洗之前离开了维也纳，但也有例外。作为掉队者，哥德尔在1940年的战争中突破重重阻碍，最终来到了美国。他不得不绕了很远的路，经过西伯利亚、日本和广阔的太平洋才到达那里。
声名鹊起的维也纳小组失去了维也纳的土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再也没有恢复。幸运地是，它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找到了庇护所，并从那里对20世纪的知识和科学史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从根本上塑造了分析哲学、形式逻辑和经济理论。如今无处不在的算法和计算机程序也可以追溯到罗素、哥德尔和卡尔纳普对符号逻辑和可计算性的抽象研究。
谋杀和自杀，爱恋和精神崩溃，政治迫害和险象环生，这些故事在维也纳小组的绚丽画卷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这幅画卷的主线是小组成员之间激烈而精彩的思想交锋。一些成员曾希望小组成为团结一致的知识分子团体，但这是不现实的，他们也更不可能成为反对者所指责的那种教义性组织。有些成员喜欢激烈地争论，有些则保持沉默的疑虑。当哲学家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不就是这样吗？
在故事的开始，接近20世纪的黎明，在维也纳学院的演讲厅，物理学家玻尔兹曼和恩斯特·马赫就热点问题“原子存在吗”激烈辩论。在故事的结尾，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年后，卡尔·波普尔和维特根斯坦在剑桥舒适的休息室激辩，辩论的问题是“哲学问题是否存在？”在这两场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辩论之间的50多年里，维也纳在哲学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它在音乐中曾扮演的角色一样具有开创性意义。
维也纳小组处于那个非凡的知识繁荣时期的中心：在狂热的盲从和疯狂愚蠢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精确思维的耀眼尖峰。这些勇敢的哲学家站在即将沉没的倾斜甲板上讨论知识的局限性，他们知道自己的处境，但这只是增加了他们讨论的紧迫性。时间似乎不多了。一些音乐家已经在收拾乐器。
今天回想起来，感觉像是很久以前沉了艘船。现在这个时代，数百万科学家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视科学世界观为理所当然。如果追问，他们会承认它可能面临各种形式的威胁：受各种宗教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受破坏性的垃圾文化洪流的威胁，或者仅仅受公众普遍缺乏兴趣的威胁。与我们面临的所有其他威胁相比，科学面临的危险似乎并不紧迫；然而，正如维也纳小组的故事一样，局势也可能剧变。
维也纳小组由盛转衰的整个历史不到半个世纪。咖啡馆的服务生也许有机会近距离目睹这一切。作为年轻的新手，他为身材魁梧的恩斯特·马赫送上小杯维也纳奶油咖啡，这是维也纳华尔兹时代人们的最爱；作为年老背弯的侍应，他只能抱歉地为面无表情的维特根斯坦送上难以下咽的战后存货。
如果我是导演，我会用一系列短片来讲述这位服务生的故事，用这些短片剪辑一部精彩的电影，名字就叫《咖啡和雪茄》。可惜我不是艺术家，只是一个一生深受小组影响的老教授。所以我只能平铺直叙，但我会尽我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