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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玻尔兹曼的一生中，他的脾气一直在极端之间摇摆。他开玩笑地把自己善变的性格归咎于自己出生于圣灰星期三的凌晨，也就是狂欢节和大斋节之间的那个晚上。他的心理焦虑随年龄增长而加剧，这开始让同事和朋友感到担忧。
他接受了柏林的教授职位，但马上就放弃了，然而不久后，他又表达了对这个职位的兴趣。1896年，他接受了慕尼黑的一个职位，不久后，又接受了维也纳的另一个职位。1900年，在无休止的反复后，他接受了莱比锡大学的邀请。但1902年，就像气体分子在容器中跳来跳去一样，他又回到了维也纳。这一次，他成了自己的继任者，他在复职时兴高采烈地指出：“在开始就职演讲时，人们通常会赞美自己的前任。不过，幸运地是，今天可以省去这个常常具有挑战性的环节，因为事实上，我就是自己的前任。” [36]
当局对玻尔兹曼的反复无常并不感到好笑。这一次，玻尔兹曼被要求向法兰兹·约瑟夫皇帝本人承诺：他再也不会接受国外的聘请。不要再跳槽了！但是玻尔兹曼对旅行的热爱丝毫不减。他接下来又访问了君士坦丁堡、士麦那、阿尔及尔和里斯本，他还三次横越大西洋前往美国。在《一位德国教授的黄金国之旅》一书中，他幽默地讲述了第三次旅行，其中包括短暂到访新成立的斯坦福大学。（他称自己为德意志人而不是奥地利人，他指的是自己的文化背景而不是国籍。）
当时的玻尔兹曼已经享誉世界。他在格拉茨的前合作者瓦尔特·纳恩斯特（1864-1941）和斯万特·阿伦纽斯（1859-1927）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在他的维也纳学生中有才华横溢而且美丽的莉泽·迈特纳（1878-1968），她后来共同发现了铀的裂变，还有理论家保罗·埃伦费斯特（1880-1933）和菲利普·弗兰克（1884-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