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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二本院校的教师，同时也是《我的二本学生》一书的作者，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黄灯教授讲述了长期以来自己对二本学生的观察与思考。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和讲述，能够让当下那些和她有着一样起点的年轻人，能够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能够坚信明天有着丰富的可能。
以下为黄灯的演讲全文：
2020年8月，我出版了非虚构作品《我的二本学生》，这是我从教十几年来的一本教学札记。很多人问我，二本学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二本学生和重点大学的孩子到底有什么差异？还有人说，二本学生都这么难，那么专科生怎么办？中职生怎么办？初中毕业，甚至早早辍学进入社会的人又该怎么办？
面对这些追问和质疑，我感到自己其实并没有通过写作说清楚“二本学生”这个庞大群体的全貌，尽管从我的课堂走出的学生多达四五千人，尽管我曾真实地和他们共处过不少时光，但我并不能对这个群体做出任何整体性的叙述。《我的二本学生》与其说是一个从教经历总结，不如说是一个一线教师长期的私人观察，它裸露了我内心的困惑、思考与无助。
我在2005年博士毕业后，进入一所二本院校任教；2006年第一次当班主任，接手一个班级，他们出生于1987年前后；2016年，我第二次当班主任，接手另一个班级，这批孩子出生于1996年前后。换言之，我见证了“80后”“90后”两批年轻人的成长历程。
虽然我也是毕业于一所二本院校，但我必须承认，因为代际的差异，在真正进入大学任教以前，我对即将面对的学生群体也抱有一些偏见。
我是湖南人，广东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比自己家乡富裕很多的地方。在走向讲台之前，我一直以为广东的孩子大多衣食无忧，直到2006年5月23日的一次公共课，这个印象才得以改变。当天，我给计科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的学生上“大学语文”，因为刮台风，我就让学生以《风》为题写一篇作文。一个名叫邓桦真的女孩很快交了作业。从她的叙述中，我看到了一个家庭的真相：她出生于一个多子女家庭，父母每月的收入不足1000元，来自农村的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第二天的生活费在哪里。她用最简单的语言坦承了自己的困惑，却对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在那些比我小十几岁的学生里，居然还有人正在承受着如此的困境。“贫穷”这个词语，我以为早已远离了日常生活，但没想到身边的孩子正深陷其中。这件事不但调整了我日后从教的视角，也成为我想要进一步记录、观察这个群体的隐秘契机。后来我了解到，尽管我的学生大部分都来自广东，但也有不少学生在面临着与邓桦真一样的困境，他们有的来自粤北、粤西的偏远乡村，也有的来自更加贫穷的小镇。
在走向讲台之前，我一直以为，我的学生之所以能够考上一所二本院校，一定是因为不够勤奋。直到2010年下学期，我在肇庆校区上课，来自甘肃的刘婉丽和我讲述了她的成长经历。她是一个在西北地区长大的孩子，从初中开始，每天都要进行十几个小时高强度的学习；到了高中阶段，更是夜以继日，哪怕身体出了不少问题，也会咬紧牙关，坚持学习，只有这样，她才考上了我所任教的学校。所谓的“衡水模式”，其实一直是不少乡村学生自主习得的有效法宝。
类似的经历，我在其他学生那儿也听到过。有一位名叫陈雪的学生，来自潮州，她告诉我她在念高中时，为了多一点儿时间来学习，洗完澡后连吹头发的几分钟都舍不得耽误，总是头发湿漉漉地跑进教室；另一位名叫罗益鹏的学生来自梅县，他在课堂上直接拿出早已见底的“万金油”，告诉我们他的高中生活就是依赖这种外在的刺激，才得以顺利度过。
我后来还注意到，我的学生有很多都来自普通家庭，为了让他们考上大学，家里已竭尽全力。也正因为父母竭尽全力的付出，使他们在面对乡村的封闭和亲人的期待时，常常会陷入无法言说的尴尬境地。
来自郁南的袁皓每次放假回家，总会被村里人追问毕业能分配到哪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都是自主择业。来自台山的罗超的妈妈，以为自己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就能在广州工作买房，顺利安家，从来不知道就业的形势有多严峻，对广州的房价也没有直接的感知，她对大学的印象始终停留在自己年轻时候的20世纪80年代。他们和我说起这些时，都只能苦笑摇头。他们虽然因为求学来到大城市，但依然背负着沉重的压力。
这些和学生相处的普通片段，极大地瓦解了我的偏见，也让我看到了二本学生这个群体的底色。2018年，在我任教第13年的时候，我突然感觉有很多话想说。我的脑海里，始终有很多年轻人走来走去，尽管面目模糊，但在我芜杂的视野中，踩出了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路径。我意识到自己累积了太多关于这个群体直觉式的观察和思考，尽管这种直觉很难让我说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但正是这种经过时间过滤的印象，让我意识到这些碎片式的观察，可能承载了一些重要的命题，这也是我决定提笔写作的原因。
那么，我到底观察到了什么呢？
首先，从精神状态而言，我觉得讲台下的学生，他们的青春少了一份张扬和放肆，多了一份规训过后的沉默和乖巧。作为网络原住民，我感觉他们的生命，被过多的概念、符号和信息所架空，与真实的世界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隔膜。
我的学生从来没有因为观点的不同和我发生过任何争论，也从来不会过多地追问今天年轻人的现状和时代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联。讲台下的学生，一届比一届安静。班上的男生，很少去追求女生。那种属于年轻人本能的“粗粝”和“莽撞”，那种不管不顾、奋不顾身的蓬勃活力，仿佛被一条无形的绳索牵住。
也许是多年应试教育的惯性，他们经过无数次紧张的课堂、数不清的题海战术及千百次的考试后，虽然在标准答案的召唤中，从庞大的考生队伍中艰难突围，但这种过度的透支，早已悄然磨平了他们的青春锐气。
多年来，我最害怕课堂上的沉默，我宁愿台下的学生活蹦乱跳、站起来顶嘴、大胆地发表漏洞百出的看法，也不愿看到他们安安静静地做笔记、缄默而又淡然、缺乏和他人交流的兴趣。
对我而言，所有课堂面临的最大挑战都不是学习问题，也不是知识问题，而是无法触及一个真实群体的问题。他们压抑自己，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难以认清真实的个体，一种深深的茫然在不经意中总会笼罩我的课堂。
随着我对学生了解的增多，我发现“90后”这一代学生的成长路径和“80后”这一代学生相比，有很大的不同。
“80后”这一代学生，没有背负太多的就业压力，他们更放松、更重视个人兴趣。班上有一个男生特别喜欢跳舞，有时在教室，同学们起哄让他跳一曲，他就会大大方方地来一段。还有一个男生喜欢武侠小说，还在上大一、大二时写下几十万字。他们也更愿意和我交流，会问我一些和学习无关的问题。
但是，到“90后”这一代学生，我在他们身上始终找不到当班主任的感觉。他们非常乖巧，我几乎不用费精力去管他们，但他们仿佛和谁都保持距离，不但很少主动和我交流，和同学的交流也保持心照不宣的界限。我感到他们和现实生活、真实的日常始终有一种疏离感，虚拟仿佛就是他们最大的真实。他们从小被视像、网络包围，手机就像不可缺少的器官一样挂在身上，哪怕在课堂，低头看手机也已成为最常见的举动。
他们很少坦然谈论自己的出身和家庭情况，对身边真实的世界——自己的父辈、身后的村庄、成长的社区、食堂的打饭阿姨等，都没有太多的兴趣去了解。他们仿佛活在互联网造就的单一价值体系里，对具体生活的想象也像来自网络的引导。
应试教育和网络的双重夹击对年轻人精神的损耗，总是让我反省，在大学这个相比中学能动性更强一点儿的课堂中，我问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
因为教学的便利，他们不愿意说，我就尝试改变和他们的交流方式，将写作嵌入课程，鼓励他们抛弃学生腔的套路，从身边的世界寻找素材，通过书写，梳理个人的成长经历、回望生养自己的村庄、重新了解身边的亲人。我发现，一旦让学生从寻找意义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写作对他们而言，就成了生命中重要的倾诉途径。
同时，我也会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尽可能多地引导他们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挫败和不堪，诸如贫穷、留守、缺爱和自卑所带来的伤害。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那些能够走出这一关、坦然面对自己的过去、坦然面对生活真相的学生，会更顺利地融入社会，也会更好地承受社会的锻压。
但更多时候，当学生陷入迷惑而我也无能为力时，我就会鼓励他们去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比如去学校周边的城中村逛逛，尝试跟快餐店老板、外卖员聊聊天。
但这些举措到底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减缓标准答案和信息泛滥对学生心灵的异化，我其实并没有太大把握，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过度的敏感和担心，是否恰好暴露了我内心的保守和焦虑。我只不过希望他们通过具体的工作，通过和真实世界的接触，能暂时剥离对网络的依赖，能和身边的人、事、物产生更坚定的关联。我希望这种来自地气的滋养，能让年轻的生命多一些踏实的充盈。
除了与现实世界存在隔膜，我还感觉到，和我的大学时代相比，我的学生并没有想象中象牙塔般的大学体验，伴随而来的是身份认同感越来越低。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观察。
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初考入一所地方专科院校。几年后，我的母校与当地另一所专科院校合并，成为一所二本院校。从当时考大学的难度而言，我考上专科和我的学生考上二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但记忆里的大学时光，散漫而悠闲。
相比之下，我的学生在就业压力的裹挟下，越来越忙，越来越累。我有时甚至感到和他们多聊一次天，和他们多说几句话，都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我还留意到，我的学生很少会因为自己大学生的身份而感到荣耀和自豪；而我念大学时，尽管读的是一所专科院校，但“天之骄子”的身份烙印非常明显，走在街上，当有人问起时，我会大方地告诉他自己所念的大学。这种明显的身份认同差异，显然是来自大学并轨前后学生身份的变化。
中国当下大部分二本院校由当初的专科院校合并而成。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并轨前的专科学生被当作祖国或社会培养及储备的“人才”，在人事制度上被认定为“国家干部”。学校会更强调学生的专业素养和长远的发展潜能，也更注重培养一个“完整的人”。而到我的学生，在市场化语境下，他们早已被定位为一个就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已内化到学校就业率的小数点，独立的个体在不知不觉中蜕变为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
因为市场不确定性的增加，大部分高校人才培养的目标，事实上成为一个简单迎合就业岗位的过程，而用人单位为了节约成本，总是希望所招学生能立即为其带来直接的效益，而不像我大学毕业时那样，国有企业客观上承担了继续培养人才的重任。
因此，迫于现实压力，现在的大学生为了提高就业的筹码，在大学阶段就不得不陷入密集的课表及无穷无尽的考级、考证、双学位、实习等过程。他们很难有真正的时间去审视自己的兴趣，更难有从容的心态去享受大学的闲暇时光。忙碌、忙乱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他们的成长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倾向，工具化的程度也变得越来越深。
面对海量的应聘信息，用人单位为了节约选人成本，将学历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对名校的看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在客观上加剧了学历歧视的形成。这种现象又反过来作用于高校的选择。在一种貌似热闹、合理、自由竞争的氛围中，高校不自觉地陷入对排名的痴迷，“高端”“顶端”“一流”“双一流”“超一流”“世界一流”等词汇成为明确的办学目标。
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不再看重他们的教学热情、培养学生的能力、是否愿意在学生身上付出等看不见的素质。是否具有光鲜的头衔，成为衡量教师价值的终极标尺。
在这种境况下，受制于学校资源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二本学生深陷学校的排名焦虑和学历泛滥的恶性竞争中，尽管克服重重困难来到大学，却无法通过像样的大学教育突围自身的困境，反而沦为高校扩招的炮灰，承受着付出与收获不成比例的恶果，也成为教育无序市场化的后果承担者。
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我的第三个观察，这也是最让我难以释怀、感受最强烈的部分。我观察到，二本学生立足社会的难度越来越大了，面临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强了。尤其对农村学生而言，从小习得的“读书改变命运”的信念，仿佛越来越难以兑现。
我第一次当班主任的班级，在2010年临近毕业时，班上没有一名学生选择考研。在他们毕业八年后，我进行了一次回访，发现班上52名学生中，90%都获得了较好的安置，其中留在广州、深圳就业的学生有17名。对他们而言，尽管找工作的途径主要依赖自主择业，而不像我这一代大学生有国家分配兜底，但2010年的二本文凭，在经济上行、就业机会多、房价还相对平稳的时候，还是充分显示了念大学的好处，其性价比和我1995年大学毕业的班上同学，并没有太大差别。
但到我第二次当班主任的班级，他们在2019年毕业时，选择考研的学生人数多达1/3，没有一名学生理直气壮地认为，凭自己的文凭可以在广州立足。以前我认为学生不考研是缺乏学术追求，但现在飙升的考研率成为我衡量就业状况的直接依据。更重要的是，就算考研，难度也越来越大。那些投入竞争的学生，在所谓的高校鄙视链中，因为第一学历非“985”、非“211”、非“双一流”，往往成为他们进一步深造的现实障碍。而事实上，相比我当初考研的情况，当下名校研究生的推免比例越来越高，考研的队伍也一年年庞大起来，学生“上岸”的难度，相比我当年，不知要增加多少倍。
除此以外，“80后”那一代学生中，还有不少选择自主创业的。但到“90后”这一代学生，自主创业的热情已大大降低。“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成为他们独特的就业口号。
站在教师的角度，面对学生所承受的多重压力，我切身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太难了、太累了。我想起自己的家庭和求学经历，在起点上其实和他们差不多，但我在1995年大学毕业时，根本就不用愁就业，被直接分配进了一家大型的国有企业，后来遭遇下岗，但依然拥有机会以自学本科的起点、下岗工人的身份，通过自主复习，考上武汉大学的研究生。2002年硕士毕业时，公务员几乎是我们就业时最为不屑的选择，外企、民企、新闻机构、出版社、高校，以及初露头角的网络公司，对我们有更大的吸引力。
2005年，我从中山大学毕业，因为苦于租房折腾，第二年就开始漫不经心地看房，从来没有感受到买房的压力，在手头只有5000元的情况下，举债买了一套二手房，然后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不经意间就在南方成家立业。想起来，因为就业机会多、选择多、房价便宜，我的不少同龄人仿佛并不害怕失败的风险，工作是否稳定和待遇的高低，并不是就业最重要的筹码，而是否符合个人的兴趣、能否为个人成长提供机会、能否充分释放个人对梦想的追求，是左右我们选择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就业、考研、买房、结婚这些对我而言极为重要的人生转折，到我的学生这里，却悄然被就业机会的稀缺、第一学历的限制、飙升的房价、结婚的难度所替代，任何一个看似平常的环节，都需要那些年轻人承担难以想象的压力，而这些，不过是我伴随岁月的流逝自然而然完成的事情，并一直以为理所当然。
作为一名教师，面对讲台下的学生，心疼是我最真实的感受，我知道他们被规训过度的脸孔背后，是选择的稀缺和不确定性的增加。我内心不甘，但无能为力。我所受的教育，让我相信一个年轻人进入大学，最基本的目标应该是获得专业和精神层面的共同成长，在内心滋生一种充实而强劲的力量，获得作为“整体的人”的提升，但面对他们无处逃避的就业、生存、学习压力，我感觉这种无法量化的目标不但模糊而且也没有养成的途径。我知道他们在学校无穷无尽的忙碌，仅仅是为了一份漂亮的简历，为了增添一些就业的筹码，拉开人生漫长的时空观照。也许，这是一种得不偿失的折腾，但面对现实的压力，我也不得不认同他们的选择。
我观察到在我教过的学生中，那些难以在社会立足的少数个体，很难说是因为个人能力的局限，而更多的是来自他们自小习得的价值观对他们无形的羁绊，让他们不愿向生活变通和妥协。十几年来，我常常陷入一种真实的矛盾境地，不知该向他们传达怎样确定性的价值观：在应试和个人成功的极端功利语境中，我既害怕学生被无处不在的暗礁抛入生存的深渊，也担心他们在获得世俗的成功后，成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同谋。
在对学生持续十几年的观察中，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自己作为参照，并在对比中透视学生群体的命运变化。我想知道，高等教育的转轨在“70后”“80后”“90后”三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到底和他们产生了怎样的碰撞和联系？不同代际年轻人命运变迁的路径，是否和教育市场化之间存在某种隐秘而复杂的关联？
我不否认，上面我所讲到的现象，并不能囊括所有的二本学生，而是更多地指向那些和我起点一样、来自农村、家境普通的个体，但我也不能否认，我所描述的情况并不是偶然的个案。
1992年我念大学时，只有本科、专科、中专这样的大致区别，当年录取的人数为75万人；而到我的学生时，大学的层级越分越细，扩招的比例越来越高，录取的人数也越来越多。2019年，全国高考录取的人数为814万人，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一本高校占比仅为15.8%，84%左右的高校都属于二本及二本以下的院校。也就是说，中国每年3000万在校大学生，超过2500万人都在二本、三本及专科院校，他们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承载了最为庞大的年轻群体。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教育经费极度不平衡。2020年，排在前十名院校的经费，总预算达到1640.48亿元，其中清华大学310.72亿元，浙江大学216.2亿元，其他学校也都在100亿元以上。那么，地方二本院校及职业院校的预算情况如何呢？以我曾经任教的广东F学院为例，2020年的财政预算约为8亿元。换算一下，清华大学一年的预算大约相当于39所广东F学院的预算。中国高校目前的状况，正是极少数重点大学占有大多数教育资源，而占比超过84%的地方普通院校，在办学资源上完全无法和重点大学抗衡。
毫不夸张地说，文凭的稀释和教学资源匮乏的后果，主要由二本及二本以下院校，还有其所承载的庞大群体来承担。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尽管大众化教育早已成为共识，但扩招的潮流并没有过多地波及重点大学，加上它们始终获得了绝大多数的经费投入，也从根本上保障了充分的教学条件，重点大学的文凭依然坚挺。这样，因为扩招而被“注水”的学历，事实上主要涉及二本及二本以下院校。
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并行，明明白白地安置在高校清晰的链条之上。尽管不同高校承担着不同功能，客观上允许大学适当分层，但社会对二本及二本以下院校的成见和漠然已经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事情的真相是，这些被忽略的普通高校所容纳的年轻人，因为数量特别庞大，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中坚。
就业形势好时，他们往往会留在本省、本地，甚至回到家乡的基层，成为地方发展的生力军；就业形势低迷时，他们往往成为市场化自主择业境况下最为迷惑和挣扎的一群人。大学生农民工化，重复父辈的路径，正在成为一些年轻人所面临的现实。无论是何种情况，他们都以一种沉默而坚定的存在，成为影响现实的势能，波及万千家庭的命运。
而这，正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二本学生的原因。作为全中国最普通的大学生群体，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而我作为教师，对世界安全感边界的认定就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直觉感知。
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所描述的困境是从我熟悉的二本学生进入的，但并不仅指向他们，而是指向所有的年轻群体。年轻人上升通道的日渐逼仄，实际上是全球化进程在世界范围铺开后，产生的一个结构性问题。《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讲述了美国底层青年的挣扎命运，日本早已出现低欲望人群，印度青年的就业之难触目惊心，而我所描述的群体，不过是在这一全球共同困境中，作为一名中国教师的来自个人视角的一种有限表达和审视。
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未来也仿佛呈现出越来越不确定的一面，但所有人依然共处同一星球的事实，必然给这个共同体提供最大的确定性，那就是年轻人依然是这个世界最为重要的力量，他们的出路关系到所有人的命运。如何扫除他们前行通道上的障碍，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现实。当我们的孩子内卷到为了一个编制而不得不蜷缩青春的躯体时，当他们为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不得不放弃内心的梦想进入无声厮杀时，这不仅是他们的困境，也是我们所有人的困境和危机。
穿越信息的泡沫，穿越成功学和功利主义的喧嚣，穿越单向度的价值观念，让年轻人活在一个更加公平、宽容、友好而自在的环境，不仅是他们的胜利，也是所有人的胜利。我最朴实的想法，无非希望当下和我处在同一起点的年轻人，能够像我的同龄人一样，拥有更多改变命运的机会，能够坚信明天有着丰富的多种可能。
感谢与大家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