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17年，当在外地读书的哥哥冯友兰告诉冯沅君，北京“女高师”正在招收学生，冯沅君强烈要求母亲允许她进入“女高师”，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开明的母亲最终同意了女儿的请求。由此，这位年轻女孩儿来到北京，从此人生开始大不同。
第一次站在大学课堂里的冯沅君，不仅有“裹了的小脚”、长长的到脚的辫子，还一副“乡下”式的穿着：红色的头绳，深蓝色的衫子。这位从河南来的女孩子喜好古典诗歌，尤其喜欢李清照。为什么那么喜欢李清照呢？因为李清照不仅诗词造诣高深，还有位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赵明诚。而冯沅君的情感生活则是不顺利的，在她幼年时代家里就为她安排了一门婚事，这显然违背她的意愿。
大学生活和五四运动改变了这位河南姑娘的命运。冯沅君成为学生活动的热衷参与者：她参与《孔雀东南飞》演出，扮演焦母；还参加了杜威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成功退掉婚约，恢复了自由身。这位单身女性，对自己伴侣的认知比许多同龄人清醒得多。在参加罗素研究会、杜威研究会活动时，她认识了北大的一位才子并经常互通书信。但感情却无疾而终，据说那位年轻人虽然正直朴素，但却喜好通宵不眠地打麻将，这让沅君极为反感，坚持不再来往。幸运的是，这位倔强的姑娘很快遇到她的真命天子，1926年，她和清华研究生陆侃如相识，共同热爱古典文学的一对男女，最终成为一生相守的学者夫妻。
作为小说家，冯沅君对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意义非凡。虽然真正从事文学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作品也并不丰富，但是，她的小说为后代读者真切呈现了一代青年女性的内心世界。在当时的批评家眼中，被认为是勇敢地、大胆地抓破了虚伪面皮的写作。
冯沅君的成名与创造社
的期刊有关。冯沅君以“淦女士”为笔名在《创造》季刊上发表了《隔绝》之后，又在《创造周报》相继发表了《旅行》《慈母》《隔绝之后》，进而以系列作品震惊了文坛。第一篇作品《隔绝》是书信体小说，情感非常炽烈。作为渴望爱情的新女性，小说主人公纗华向她的爱人热情诉说，诉说她在家庭内所遇到的种种情况。在她看来一切高尚的、纯洁的、神圣的东西，在“他们”眼里却是丢脸和令人气愤的。小说中，女青年勇敢讲述她的哭泣、反抗，也回忆爱情给予她的力量。在她眼里，爱情是使青年成为青年、与旧势力决斗的最好武器。小说中，她说：“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
以往中国传统爱情故事中那个羞怯的、沉默的青年女性开始主动说话。纗华的世界里，青年女性的身体，开始从去情欲化形象中慢慢苏醒过来，这身体以甜蜜的、悸动的、略带害羞又颇为热烈的形象出现，看得出她对身体结合的渴望：“他把我抱在他怀里的时候，我周身的血脉都同沸了一样，种种问题在我脑海中彼起此伏的乱翻。”她感受到了压力：“我想到我的一生的前途，想到他的家庭的情况，别人知道了这回事要怎样批评，我的母亲听见了这批评怎样的伤心，我哭了，抽抽咽咽的哭。”压力越来越大，于她而言，仿佛是一场灾难：“大难已经临头了，各面的压力已经挟了崩山倒海的 势力来征服我们了。”
纗华直言自己在拥抱中“不能自持”，也享受恋爱中的接吻。昔日在爱情中沉默的、羞怯者形象被一位甜蜜勇敢的恋爱享受者替代。事实上，这种对于爱情行为的“享受”表述，也暗含了一位女性的成长，她开始慢慢摆脱被动者的地位。其后，在小说《旅行》中，冯沅君开始尝试使用自白式表达，她以一位有着独立意志的女性身份讲述“我”的心灵世界。在这里，“我”不再只是旁观者和记录者，“我”不再躲躲闪闪，“我”大大方方地承认，“我”就是我，“我”就是情感事件当事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曾经经历过的。
这是相信爱情并且勇于对爱人表达爱意的女学生。这位新女性的出现，不仅呈现给读者与众不同的、新鲜的、富有叛逆精神的新一代女学生形象，还使人认识到“五四”带给青年女性的重大的精神气质上的革命。
把冯沅君笔下的女性形象与早期冰心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对比分析会看到，在冰心那里，女学生是贤妻良母的后备军，她们的痛苦大抵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受教育权的被剥夺，另一方面是无法成就新贤妻良母的梦想。无论作品人物的折中主义还是对旧家庭的控诉，都是“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冰心笔下的女性，保留了一个从“旧”至“新”时代的“现代闺秀”模样。但冯沅君笔下的纗华则是异数，她不仅违背母亲意志，并且坚信母亲是错误的。纗华的世界里，少了传统女性写作者的诸种美德：温良、委婉、含蓄……继之而来的是诸多与传统美德相悖的气质：大胆、叛逆、热情、勇敢以及倔强、决绝。如果说1919年后的冰心以清新、婉约、温和、改良的风格开创了新女性写作先河，那么冯沅君以她笔下的纗华形象，显示了新文化运动借文学对女性进行改造的实绩：她们是热爱自由、追求个人幸福的反传统者。
特别要提到的是，冯沅君的写作深受鲁迅先生的欣赏：
“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我只敢在间或车上的电灯被震动而失去它的光的时候，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这一段，实在是“五四”运动直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阿英在《关于沅君创作的考察》中这样评价冯沅君：“她在当时表现了一个特殊的特色，那是一般女性作家所不敢做的，这就是她非常大胆的在封建思想仍旧显着它的威力的时代里勇敢而无畏的描写了女性的毫无掩饰的恋爱心理。”她“抓破了一切虚伪的面具”，“赤裸裸地表现了女性的恋爱的心理的过程”，她的“创作里面潜藏着一种生命的活力”。这样的女性精神气质，正符合了时人对于叛逆的、敢于主动表达爱的新女性形象的期待。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评价这位九十年前的女作家的贡献？首先应该看到的是，女性精神在这位作家作品里开始慢慢生长。从《隔绝》到《旅行》，作为女作者的冯沅君不再只是一位记录者和旁观者，也不再是一位习惯性遮掩内心者，她开始真正写自己。通过写她自己，她返回到自己的身体，冯沅君使女性的身体在她的小说中“活了起来”。
这是中国女性首度直面身体的写作。这个年轻的女性感受到身体的呼唤，渴望摆脱一切，响应自己的情感需求，但同时她感到困难重重。她在一点点努力冲破束缚，写自己，写自己的爱与欲，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在告诉我们，这一切是光明正大的而不需要遮掩。——冯沅君留下的文本，是一位中国青年女性在百般无奈之下最私密的讲述。
写吧，写出自己的身体，写出自己的爱欲。这是一位青年女作家留给我们后人的财富。因为百转千回，因为夺人心魄，所以读者们不得不接受了她，冯沅君，一位勇敢的女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