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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陈衡哲女士，我们该从哪儿说起呢？这真是个问题。她的故事太多了。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莫过于先重复一下历史书上给她的定语：中国第一批官派留美女学生之一，中国第一位大学女教授，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这是属于她的多项纪录，尤其是1920年她进入北京大学任教，成为北大第一位女教授的经历，真正是做到了现代教育史上的前无古人，也为北大招收女生开辟了道路。
但这样讨论未免太严肃了，其实我们还有另一种方式。她集学者、作家、教授于一身，但情感生活完美：她有一生相爱的丈夫任鸿隽，后者是现代史上中国科学社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曾经担任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同时，她还有一直呵护她、终生与她保持诚挚友谊的“蓝颜知己”，现代历史上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而恰好任鸿隽与胡适又是同学，多年好友。他们形成了坚固的“我们三个朋友”，构成了现代中国语境里的一个情感传奇。并且，与大多数成功女性选择不生育或子女教育方面有所缺失相比，陈衡哲显然是一位深有成就感的母亲，她的三个孩子都毕业于美国名校，后来也都成为了著名大学教授。如何在婚姻与爱情、丈夫与知己、养育孩子与职业责任、日常生活与学术成就之间实现平衡？这是困扰现代女性的大问题，可似乎在这个女人那里几乎都完美得到解决，陈衡哲最终将自己活成她自己，一个现代中国女性命运的孤本。
之所以成为传奇，并非命运使然，而因为她自己一直试图成为“造命者”。作为出生于清朝末年的女孩子，人生中总要面对各种选择，比如是否裹脚，是否进学堂，是否按父母之命结婚。面对选择，陈衡哲总是能做出正确的人生决定。七岁时，她坚决不缠足——如果缠足很痛又不方便走路，为什么要缠呢？她一次次脱下裹脚布。反复多次之后，母亲尊重了她的决定。接下来，不裹足的女孩子的未来在哪里？进学堂。舅舅告诉她，世界上有三种人，有一种是安命的人，有一种是怨命的人，还有一种是“造命”的人。很显然，“造命”这句话点燃了她的勇气。十八岁医学校毕业，父亲为她从一个高官家庭挑选了一个人品良好的年轻人做丈夫。争吵，劝说，固执地反抗，她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在最激烈的一次争吵中她晕倒过去，父母不得不认识到，女儿是真的不想结婚，因为她要保持自由，“以便实现自己在知识界发展的志向”。
不缠足、进学校、坚决不结婚，陈衡哲的年轻时代多酷啊。而更酷的是她二十四岁的时候。那是1914年，她看到了那张报纸：清华学堂第一次面向全国招收留美女生。四十多名考生中，她名列第二，毫无争议地成为第一批官派留美女生。
独来独往、意志坚强的女孩儿最终登上赴美轮船，她看到辽阔天地、崭新世界。即使隔着百年的风霜，也能感觉出留美期间陈衡哲的开心。那时候，陈衡哲的英文名字叫“莎菲”（Sophia H. Z. Chen），她是著名的不婚主义者，典型的文艺女青年。有一张和女同学们在廊亭上的照片，她笑得露出白色牙齿，晚清民初中国女性身上的自卑、害羞、张皇、不安，在她那里并不存在，她爽朗、笃定，身上有旺盛的生命力。她要长成她想要的样子。
1915年，留美学生陈衡哲将她翻译的《来因女士传》投稿给《留美学生季报》，获得了时任期刊总编任鸿隽的好评。他约稿，她撰稿，最终，他成为与她相爱一生的伴侣。也是在那个时候，另一位年轻人因为任鸿隽的推荐读到了她的诗，诗作让他惊艳并连连称赞。那位年轻人叫胡适，是任鸿隽的多年好友，在北美风头正健。
通信里的莎菲真是迷人！最初写信，陈衡哲称胡适为“先生”，胡适感觉不妥，于是写了一首打油诗给陈衡哲，让她以后不要再称先生：“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俏皮的姑娘开始贫嘴了：“所谓‘先生’者，‘密斯忒’云也。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她风趣、幽默，有一点点撒娇，分寸又刚刚好。天足、阳光、大方、英语演讲一流，这样特立独行的女孩子实在让人欢喜。
胡适一生欣赏陈衡哲，与她相谈甚欢。1920年，任鸿隽求婚成功，与陈衡哲共同回国。当时胡适在北大任教务长，他大力举荐陈衡哲到北大任教，陪同她去见蔡元培先生，后者愉快地同意聘请陈衡哲为北京大学教授。陈衡哲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教授，为后来的北大招生女大学生提供了重要条件。陈衡哲去北大履新发表演讲，胡适特意记下观感：“……是日新教授皆有演说，莎菲最佳。”（《胡适日记全编》）胡适日记中记载了大量他与夫妇二人的交往细节，尤其是他们共同住在北京的时间里，日记中留有在陈衡哲家吃饭、喝茶以及三人一起出游的大量记载。
作为最亲近的朋友，胡适是二人恋爱和婚姻的见证人，他们三人的默契和亲密甚至有照片为证：陈衡哲在两位男士中间稍后的地方，左边是一身白色长袍的未婚夫任鸿隽，右边则是“最早的同志”，穿白衬衫打领带的胡适。三位年轻人微笑地面对镜头，意气风发。照片拍摄于1920年8月22日，正是任陈订婚当天。想必胡适对三个人的关系是满意的，胡适曾在《我们三个朋友》一诗中使用“此景无双”形容他们的关系。
陈衡哲最早的短篇小说作者的身份，源自胡适给陈衡哲自选集《小雨点》的序言：“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虽然胡适从时间轴线上指出了《一日》之早，但是，《一日》是否是“最早”依然是存疑的。就文学性而言，《一日》跟《狂人日记》并不在一个量级。
作为胡适的伙伴，陈衡哲写《一日》是在以实际行动支持胡适。因为留美伙伴中只有她一个人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抱有好感与同情。胡适对此想必抱有深深的感激，因此，在给《小雨点》的序中，通过对当年他与陈衡哲通信故事的讲述，将一种“知音”关系转化成“同志”关系，陈衡哲的白话文书写由此也变成一种深具历史意味的“公共支持”。或者说，作为深有历史感的学者，胡适以不易察觉的叙述方式将“我”与陈衡哲及《一日》的关系牢牢契入了现代文学发生史的讲述中。1918年至1920年，陈衡哲也开始在《新青年》发表诸多作品。她由一位文艺女青年成为“五四”新文学发生时期的主将，也因此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没有哪一位现代女作家可以与之媲美。当然，陈衡哲的作品之所以发表，多半因为《新青年》轮值编辑胡适的推荐。
留美归来后，陈衡哲去北京大学做了历史系教授，虽因怀孕辞职回家，也在努力著书立说，五年时间里，两度怀孕，两度分娩，要熬过怀孕期、分娩期、哺乳期……最终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专著《西洋史》。枯燥的历史在她的笔下变得活泼生动，充满鲜活之气。胡适读后甚为振奋，评价说，这“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是一部开山的作品”。著作一经发行深受读者欢迎，三年之内再版六次。直到今天，这本书依然不断再版，不断被人阅读讨论，好评不断，被认为是“民国时代最有才气的外国历史教科书”。
在最初，陈衡哲并没有清晰认识到她与任鸿隽、胡适有什么不同，她的才华和勇气显然并不逊于他们。可是，成为母亲之后，她逐渐发现了“我”与他们的区别。作为女人，“你尽可以雇人代你抚育和教养你的子女，但你的心是仍旧不能自由的”。生了孩子的女人，注定要面对一个现实：要抚养那个小生命长大成人。
她不允许自己成为普通母亲。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学习机会，她带着他们跑遍大江南北。战争年代，从庐山、汉口、广州、香港，一路把大女儿送到英国人办的一所著名女子学院，而后再带着她考到西南联大，但昆明炮火纷飞，又把女儿送回母校瓦萨女子大学（Vassar College，作为杰出校友，她享有直系亲属免试和免费就学的福利）。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努力最终没有白费：大女儿任以都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且是宾西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儿子任以安也获得哈佛大学地理学博士学位，1992年担任美国地质学会会长；二女儿任以书从瓦萨女子大学毕业后回国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授，80年代重返美国，在母校担任翻译。
很多年后，已经成为世纪老人的杨绛依然忘不掉她与陈衡哲的第一次见面，当别人称赞钱锺书和她是“才子佳人”时，她的回答则是“陈先生可是才子佳人兼在一身呢”。谁能说陈衡哲不是“才子佳人”集于一身呢？很小的时候，她对自我的想象便与其他女孩儿不同：“不管怎样，我在童年时期的确雄心勃勃，我不是立志要穿比别人更漂亮的衣服之类，而是希望别人觉得我聪明、在学业上有前途。”不穿漂亮衣服意味着不以身体美丽而要以才智示人，这样的自我想象与自我建设最终成就了她。
看陈衡哲的一生，只讨论她的幸运和命运其实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她自身的力量。1935年陈衡哲用英文写成《一个中国年轻女孩的自传》（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Young Girl ）。在写到少女时代与恶仆的斗智斗勇时，她说：“永远不要在狂吠的恶犬面前示弱。你得保持镇静和勇气，仿佛你是它们的女王，那么危险决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在人生的路途中，我凭借着这个自信的武器独来独往，至今还不曾遭遇到真正带来危险的恐吓。”你能想象到这是一百年前女孩子的生存经验吗？而这的确是陈衡哲为自己总结的人生道理。
陈衡哲二十九岁时曾写下一首流传很广的诗句：
我若出了牢笼，
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精疲力竭，水尽山穷，
我便请那狂风，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节选自陈衡哲《鸟》）
那象征了她的人生——一个不断向上、强大自信的女孩子，命运大抵会是不错的：要勇于在黑暗中摸索，虽然孤独，却自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