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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柱、虾米、香菇和干鱿鱼提前泡发，鸡腿剔肉切碎焯熟。准备腊肠、腊肉、腊鸭腿，全部材料细细切成半个指甲盖大小的小丁，拌上花生油，然后电磁炉开小火慢慢炒出来香味。
粘米、糯米三七比例，淘米下锅，水量要比平时煮饭多一点。等到米粒表面水分基本收干，把刚才炒香的配料铺上去，盖上锅盖，等丰富的咸香味道飘满整个房间，再焖一会儿，这道广式腊味糯米饭就做好了。
我拔掉电线，把整个电饭锅提起来。再收拾几套碗和筷子，就出发去医院了。
对了对了，还要检查一下房间。张献住院之前再三叮嘱我，锁门之前一定要看看有没有狗还在房间里。周伯家的狗天天来张献房间找吃的，吃也在这里，睡也在这里。张献准备要做手术了，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都回不来，要是狗困在屋子里，会饿死的。
张献胃癌的情况反反复复，冬至前几天，他又住进了医院。医生在他床头贴上残忍的两个小字：禁食。
张献老是喜欢恶作剧，这回，轮到我恶作剧了。我手里提着他的电饭锅，幸灾乐祸闯进医院病房。隆重打开锅盖，腊味香气瞬间溢满整个冷冰冰的病房，趁热搅拌，腊肉、腊肠、腊鸭腿的油脂均匀裹满每一粒米饭。耐心是有回报的，材料切得细心，就能每一勺都吃到腊肉、瑶柱、虾米、鱿鱼、鸡腿和香菇。广东人说“过冬大过年”，这道豪华的腊味糯米饭，就是本地人冬至节日特别要吃的一碗饭。
张献眯了眯眼，小声哇了一声，紧紧盯着我们手中的碗，又是委屈又是羡慕。嘿，我成功了。看我开心，张献苦着的脸笑了出来。
糯米饭的做法是跟张献学的。他是泗安麻风康复村里最贪吃的康复者，会吃，也会做，有志愿者帮他在网上报名参加了一个传统美食菜谱评选活动，他思前想后，最后参赛的正是这个食谱。在张献伯伯小时候，只有冬至这天才能吃到这道糯米饭。
比赛结果出来了，张献最终成功挺进全国前十名，赢回来一盒五芳斋的高级粽子和一张499元京东代金券。他决定要把代金券全部买成零食和汽水，说等志愿者来分着吃。他问我现在流行吃什么，我把电脑抱过去让他挑，乐事薯片、四洲紫菜……他越选越兴奋越选越开心，其实嘛，就是他自己想吃而已。
他房间里有个小柜子，常备有立顿奶茶、梳打饼干和合味道杯面。吃饭也讲究，炒牛肉之前一定要腌好味道、请客的菜要装饰上玫瑰花（指挥我到刘大见的玫瑰园摘来）、三丝炒米粉炒出来必须摆盘在平底铝盘里，周围用白灼青菜围一圈。托人到菜市场买菜，他千叮万嘱虾和螃蟹一定要买最新鲜的，死的海鲜再便宜他也看不上。请人打边炉，肥羊片必须最后涮，要是哪个不懂事的志愿者莽撞夹一片羊肉进去涮坏了锅底味道，他会骂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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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出生在1936年，家里条件不差，小时候他就吃过很多好东西了。
张献出生不久前，爸爸因病去世了。按照爸爸的意思，他取名为张秉献。爸爸在佛山三水芦苞做了一辈子邮差，一生娶了两位老婆，大老婆生了一儿一女，小老婆生了两女一儿，张献就是小老婆生的最小的儿子。
后来日本人占领了广东，妈妈带着自己的三个孩子到处逃难。再后来，为了生活，她决定带两个女儿偷渡到香港，只把小秉献留在东莞，算是留住张家的“根”。十岁的小秉献租住在亲戚家里，每天到认识的人家里面晃荡，看到有需要帮干的活他就抢着做，等别人说出那句“中午在我家吃吧”，他就又可以解决一顿了。
想到寄人篱下的凄凉，他一气之下，把字辈去掉，自己改名为“张献”。
妈妈在香港安顿下来了，帮人打工赚钱，开始每月寄回来500港币。当时港币便宜，这些钱相当于150元人民币。张献一下子成了同龄人里面比较有钱的一位，母亲寄回来的一辆鹤嘴牌的单车更是给他挣了不少面子。那时农民的孩子都不太认真对待学习，每个月有一半时间去上学，剩下半个月在家劳动，张献也是，22岁才念完六年级。不像别的孩子，他自己不种田，所以常常没事做，骑着单车到处游荡，最多的便是跟同村小伙伴一起到莞城电影院看电影。关于那个时期看的片，他随口就能数出十多个——《羊城暗哨》《刘胡兰》《她在保卫祖国》《斯大林格勒战役》《冰山上的来客》《列宁在十月》《魔鬼的峡谷》《林海雪原》《小二黑结婚》《魔术师的奇遇》……同村的年轻女孩都喜欢跟他去，明明自己家哥哥有单车，非要他载，他不好拒绝，也不好偏心，只好来回四五趟载人。去早了，还没开场，女孩子会请他到电影院隔壁的三八冰室吃冰。店里几乎都是靓女，男的很少。
一天一天过下来，没大人管束，他也没有需要承担的家庭责任。不过，他也是想过自己的未来的。在别人的怂恿下，张献开始了自己的逃港计划。离南城篁村不远有一条江，很多东莞人从这里走水路偷渡出去了。张献和几个同伙跟着一位五十多岁据说有经验的老人出发了。老人再三保证，自己走这条水路有十几年，绝对不会有问题。然而，十几小时后，他们在深圳宝安被哨所的民兵抓住，眼看情况不对，他们故意问：“请问走哪边可以到广州？”民兵没有被小伎俩糊弄到：“一看就知道你们是偷渡的！”他们被搜了身，连鞋带都要解开来检查，所有金银物品都被收走了，包括张献身上的五个金戒指。张献被关进深圳收容所，六七十个人挤一个小小的房间，每人每天三两米饭，监仓爬满了虱子，人走来走去，睡觉也睡不成。十五天以后，一辆汽车把他们带到东莞看守所，又教育了一个星期才放回家。张献怕了，不敢再逃跑了。
他收收心，开始认真过日子。
18岁那年，堂嫂曾问他要不要娶老婆。他觉得自己年纪还小，想都没想就拒绝了。24岁，堂嫂又问，他才明白过来，堂嫂这是催他搬出去呢。也对的，怎么能一辈子麻烦别人呢？有一个女孩子特别喜欢他，经常找借口约他看电影，每次都要坐他的车。想想她也挺好看的，张献便给自己决定了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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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张献和同村两个伙伴一起报名参军。体检完，唯有张献被拒绝了。他问团长原因，团长不说，只说不行不行。他又去问民兵队长，得到回复：“可能是你血液有点问题。”
1969年，张献的手开始脱皮。情况一直不好，他去村口找堂大哥。堂大哥是湖南医学院内外全科毕业的，“文革”期间他从湖南跑回来，回到自己大队开诊所，专门给小孩子看病。有人说张献是麻风，堂大哥不同意：“我们祖宗三代都没有出过麻风的，怎么可能？”他怀疑张献是无意接触了油漆，领他到中山医学院做检查，诊断结果表示，是麻风。
“麻风病分成很多类型，有的会坏手脚，有的看不出；有的会麻痹，有的会痛。会痛还好啊，比（麻）痹了好，（麻）痹了很容易坏手脚的。我得病以后，觉得血被破坏了，原来是鲜红色的，变得暗红色。”得到确切诊断结果之后，回想起民兵队长说的话，他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军队不收他了，他说：“可能那时是潜伏期。”
皮防站来劝他入院。医生拍着心口保证：“入院对你有好处的！泗安那个地方很多人去的，有电灯水管、高楼大厦，还有两个大饭堂。不做农业的每顿饭五两米，做农业的想吃多少吃多少，随你吃到饱！你手脚好，参加农业就对了。”张献很犹豫。他听过一个可怕的传言，说有人得了麻风，被骗去稍潭医院，那是英国佬建的，他们也没有药治，只是骗人去干活。在那边住到手脚全烂了，不能做事了，英国佬就把你毒死。可是，继续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在医生的再三保证下，他半信半疑来到泗安，果真看到施工在建的几栋二层小楼，只剩三区没完工，还在往上砌砖头。
张献入院那年，担任院长的是一个来自北方的退伍军人，人很好。管病区的也是麻风病人，这个人原本是读工程的大学生，很有思想，可听说家里是地主成分，怕惹祸上身，不敢当院长。
第一天，张献跑到非农业饭堂一看，果然人头涌动，听说光这里就有七百多人。他排队拿饭，一看，盘子里最多三两，与皮防所医生说的五两不符。看着在食堂干活的人盘子里满满的米饭，他忿忿不平，可是不敢说。离开家的时候不知道多拿粮票，他很快陷入困境，吃不饱，晚上饿得睡不着。某一个晚上，他偷跑回家，拿了些粮票和钱，第二天天没亮又跑回来。他知道同村人怕麻风，被邻居看见的话，家人会被影响的。
一个月后，农业队干部找上门来了。他们建议张献到“上面”参加农业。“上面”指的是农业队的地方，就在泗安岛的东北边，离得不很远。
没想到后来，凡是参加农业队的人，没有一个不认识“张献”这个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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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吸引他的，是“上面”的食堂。非农业饭堂七百多人，每次吃饭要排好长的队，一毛多钱一碟菜，早餐一张粮票一个大包子，包的都是白糖馅。而农业饭堂规模小一点，只有两百人吃，可是物资很丰富，经常杀猪，牛老了也杀了吃，因为队里就养着十几只牛、三百多头猪和数不清的鸡鸭鹅。他一看，就决定参加农业了。第一个月他报了七两米，后来因为菜太好，米饭实在吃不完，第二个月他改报为每顿饭六两米。
不仅食堂有鱼有肉，贪吃的人，夜晚还能去抓蛇、田鸡、黄鳝、水鱼。泗安岛独立于洪梅、麻涌之外，有自己的一片生态环境，人少、地多，加上外面农村的“健康人”很多不敢进来，这里野味的数量特别多。原本张献也不懂，香蕉分队里几个麻涌人教会了他。往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晚晚组织起来，抓到十二点一点回来吃宵夜，还用风枪打野猫，因为附近有农民每年都要放猫到香蕉田里抓老鼠，野生的猫一只能长到十几斤。每过一两个礼拜，他们就组织几个好朋友开餐，几只鸡、几只猫、十几条蛇扔在大锅里炖，吃得十分痛快。
医院的王护士知道了，跑来批评张献：“让你来看病就说没空没空，每天熬夜抓蛇抓田鸡，搞到那么晚，吃再多药都没用啦，你不想出院了？！”张献怕吃麻风药，见到护士总是绕路走，可是这里的医生护士都认识他。他有文化，手脚好，为人幽默，又是农业队第三分队的队长，后来，还负责统筹整个农业队的全面事务。
农业队分成五个小分队，张献主管的第三分队也叫“香蕉分队”。香蕉是麻涌一带的重要作物，他们队里七十多人，种了两百多亩的香蕉田。香蕉、水稻、甘蔗是麻风院的主要经济来源，养猪、养牛、养鸡这些，都只能算是副业。生产队做得好，病人们就能经常分到东西，比如每人一只鸡，或是两斤鸭蛋，或是三斤白糖……内部分配完之后，还有一部分做人情。比如以前岛上是由望牛墩供电站供电的，每年收获了香蕉、白糖、牲口、家禽，都会派人摇船送去一部分做礼物，只要他们欢喜，泗安便一整年不会停电。稻谷、香蕉、甘蔗大多卖给外面收购站，农业队一年总收入有四十多万，除了上缴给麻风院40%，剩下的都是农业队的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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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张献的麻风病治好了。
医生告诉张献，他没有菌了，随时可以出院回家。办公室主任听到消息，赶紧请总管病区的负责人去做思想工作：“别让他走，他走了没人管农业了！”
负责人也不想张献走，他自己也是麻风康复者，知道康复者回到社会上生活有多难过。负责人说：“当地人很歧视麻风的，你看六几年出院回家的人，在家被歧视了，站不稳脚，没办法，只好逃港。”张献也实话实说，他早打算一出院就去香港的，妈妈、姐姐都在那边，怎么都有个照应。他手脚没坏，到了香港，没人会歧视的。张献身上一点没有麻风病后遗的残疾，他的手脚都保护得很好，或许是因为一直做文职工作而不是下田干活。负责人继续劝：“你千万不要！多少人游泳过去，淹死了。你留在泗安，有吃有住，每年还赚两千多元给家里人呢。”
张献被说服了。过去一次逃港的经历被他深深记在脑中，他不想再经历看守所的虱子和蟑螂了。他又想起了一次偷偷回家，站在家门口，邻居有的认识他，有的不认识，好多人在自己家门伸出头来偷偷望他。有不认识的就问：“这是谁呀？”知道的人回答：“这是他们家的爸爸呢，住过泗安的，好惨。”那次之后，子女到工厂里打工，人家不收，说：“不是不给你入厂，可是你爸有那样的病……”只因为回过一次家，子女都被影响了。
继续留在这里，至少可以多赚一点钱送回家里，帮补一下家计。
后来，顺应时代，农业队“解散”了。再后来，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卫生组织推出的“联合药物疗法（MDT）”开始在全中国实施，麻风病人纷纷治愈，麻风院也从负责治疗的医疗机构转型为收留麻风康复者的福利机构。很多人跟张献一样留了下来，他们没有可以回去的家，就把麻风康复村当作自己的家。
张献老了，他从40岁长到50岁、60岁、70岁，看着身边的朋友一个个老去、一个个离开。他天天跟刘大见坐在玫瑰园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有时折一根樟树枝在泥沙地上画画，有时又在柚子树的尖刺上扎上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五彩椒，等着骗过路人这是柚子树长出来的果子。有教会的姑娘进村来，她们教老人家要感谢耶稣赐予我们粮食，张献提出质疑：“粮食是我自己种出来的，要是上帝有用，袁隆平不就失业了，还要农业学校做什么？”
说是这么说，他一边嗤之以鼻，一边又给自己的小菜地起了个新名字：张记伊甸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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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开始有“家工作营”的志愿者进到泗安康复村来。这些志愿者大多是大学生，他们假期来村里住一段时间，有时候表演，有时候做工程，每天都到老人家房间里聊天。2010年我也来到这里，那一次，有个项目是晚上给老人家放老电影，我坐在一个伯伯旁，悠闲地一边抖脚一边看。突然，伯伯踢了一下我的脚，教训说：“人摇福薄，树摇叶落。”我惭愧地低下头。五分钟后，我惊喜地发现，他也在抖脚！一时没忍住，我也踢了他的脚一下。他自知有错，低下头来一声不敢出。后来，别人告诉我他的名字是张献。
张献伯伯一开始不是招人喜欢的老人家，有志愿者反映他样子太过严肃，路过他房间也不敢走近。张献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他表示难以置信：“怎么可能，我这么慈祥！”
是的，我可以证明，张献一点都不严肃。可是要说慈祥也差得远，张献才不慈祥呢，他可是这个康复村里排名第一刻薄的人。
比如老人家们坐在玫瑰园里聊起现在广东省省长是谁，刘大见转头来问我正确答案。我是大学生嘛，他们想我肯定知道正确答案的。只有张献冷冷地哼了一声：“问她？还不如问我的膝盖。”又有一次闲聊我提起民间传言的判断婴儿性别的方法，“酸男辣女”，张献马上否定我：“放屁，生男生女是基因决定的！”不出门的时候，他就躲在房间里，守着他那台只能收到两个频道的电视机。一边看电视，一边默默记下潮流资讯，然后假装轻描淡写地跟年轻人提起——“你认不认识许志安？容祖儿呢？你有没有QQ？”
他把学来的流行词随手记在桌角上，我偷偷看到一个，“失恋33天”。他还默默记下来迈克尔·杰克逊去世的消息。有一天我在玫瑰园拿着手机给朋友发英文信息，一边拼写一边自言自语：“恭喜，Con——gratu——lation——”张献好像突然听见什么，赶紧抓住机会问：“Jackson？你说刚死了那个唱歌很好听的迈克尔·杰克逊？”
他看电视不只是接收潮流信息，还很有分析精神——电视上说北京有个人中了几亿元的彩票，他想了一晚认真提出质疑：“有可能是骗人的。大家看了都想中奖，不就人人都跑去买彩票？这些新闻就是用来骗人去买彩票的！”
唯二能收到的两个电视频道里面，其中一个是中央台。有一个节目是他每集必看的：《回家吃饭》。不要忘记了，张献是个美食专家呢。他学着人家买鸡翼尖回来吃，有时候拌蒜蓉蒸来吃，有时候裹上面衣炸着吃。后来很多大学生喜欢他，我想很大一个原因是在张献伯伯这里总能吃到好东西——他喜欢请客吃饭，有时候炒米粉，有时候打边炉，有时候炖猪蹄，做什么都又美味又讲究，让人又期待又放心。
可张献不是每个大学生都喜欢的。比如一个叫明明的大学生他就不大喜欢，有一天他急匆匆给我打电话：“我看到明明来了，他是个土匪！上次我把吃的藏柜子里他都能翻出来。你快来把我这里的东西装走，我先用饼干应付他！”
明明之后，又有两个大学生被他拉入黑名单，因为他们吃饭吃太多，“把留给狗的饭都吃光了”。可是呢，一群人吃完大餐要是有吃剩的东西，张献又想起他们来：“打电话叫阿春过来吧，跟他说有饭吃。”阿春是住在泗安麻风康复村的另一位年轻人，他本来是个银行经理，后来辞掉工作跑来康复村里面做社工。虽然阿春无怨无悔帮张献洗过无数次碗和无数次锅，可是在张献心里，他的地位依然没有村里那些狗排名高。有一次有人给张献送了一包家乡特产辣香肠，张献尝了尝，觉得太辣吃不了。用来喂狗吧，又怕辣到狗，他想了想，决定留给阿春他们，反正他们什么都吃的，不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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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自己没有养狗，可是村里其他老人家养的狗都喜欢跑到张献这里来，可能知道这家的饭菜比自己家的要好吃。张献也任它们过来蹭吃蹭睡，还一边摸着它们的头，一边告诉我焖狗肉多香多好吃。可是我一次都没见过他真的吃狗肉，反而他天天操心这些狗够不够饭吃，偶尔还把落地风扇让给狗吹。
不过，最让他操心的不是这些别人家的狗，而是他自己的小宠物，一只小壁虎。
张献在康复村里朋友不多，他性格别扭，好几个好朋友都在以前跟他绝交了。刘大见去世以后，他就更少去玫瑰园了，平时没有大学生来，他就一个人吹着风扇，看着电视机里的购物广告消磨时间。
没有朋友也没关系，张献会给自己找到朋友。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房间右手边的那张桌子上，在电饭锅后面的一个缝隙里，有一只小壁虎探头探脑。小壁虎怕人，看见张献动一动就缩回脑袋逃回去。张献不是很喜欢请人吃饭吗，对小动物他也不例外——一次他拍死一只苍蝇，顺手放在缝隙前面，不知道小壁虎赏不赏脸吃。不一会儿，小壁虎来了，估计是一天没抓到什么猎物，权衡了诱惑和危险，它慢慢往前移动，一口吞掉苍蝇迅速跑走。
从那以后，张献向大家宣布：我养了一只宠物！宠物小，责任大，张献担负起做主人的责任。为了保证小宠物的口粮，他要更用心拍苍蝇了。
人经常在屋里，小壁虎慢慢习惯了不害怕。有时人出去乘凉，拍了苍蝇放在那儿，回来一看，桌上空了，便知道小壁虎来过了。
天气炎热起来。或许是飞虫界里传言张献房里同胞死亡率极高，他抓着苍蝇拍等一天，什么都拍不到，电视都不看了，他就盯着桌边手边守着苍蝇虫子来。小壁虎焦急得围着炽光灯打转，一样半天都逮不住一只飞蛾。
焦急的何止小壁虎。张献想方设法找来做菜用的虾酱，涂一层在硬纸板上，放在窗边想招惹一些贪食的飞虫。左等右等都没有动静，他忍不住骂几句：“现在的东西都是假货！”
就几天时间，小壁虎圆圆的肚子慢慢塌了下去。张献一整天为它愁眉苦脸，没有苍蝇，他就出门打，隔壁房间的林新来不爱卫生，苍蝇蚊子最多了。他也开口请求大学生志愿者把逮到的小虫留着带来，低声下气地，这才勉勉强强让小壁虎填饱了肚子。
过了几天，张献伯伯发现，今天房间里来了三只小壁虎！它们三个没有争执没有抢夺，仿佛是宠物小壁虎带来了两个饥饿的朋友。我幸灾乐祸去问他：“怎么办？”张献伯伯一点办法都没有：“唉，只好都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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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张献在村里还有一个最好的朋友，那就是我。
为什么我对张献的事情知道得那么清楚呢，是因为从2012年年初我开始来到康复村工作，在之后的四年时间里，我都是跟张献一起吃饭的。
张献的房间很干净，桌子铺着花布，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瓷砖地板每天至少拖一次，夏天到了，我们就赤脚踩上去。考虑菜式成了张献的新乐趣，姜葱炒花甲、猪脚姜、洋葱炒牛肉、药膳炖鸡脚……张献胃不好，牙齿也掉光了，要换着花样想好吃的又吃得动的东西，还是得花点心思的。蒸米饭呢，他就蒸两碗，一碗软一点的、一碗硬一点的，我们就各自吃自己的一碗米饭。刚开始我还不知道他没有牙齿，直到有一次他看我用咸柑橘泡水喝，说：“看你吃酸的，我牙都酸了。”想了一会儿又纠正自己：“我没牙都觉得酸。”然后张开嘴巴给我看。
哈哈，还真的一颗牙齿都没有。不过，这对美食家来说，也是过于残忍了。张献的手指和脚都没有留下患过麻风病的痕迹，外表看上去跟普通老爷爷没什么不同，只是因为年纪大了，牙齿掉光，胃也不好，还容易贫血，所以生活上需要多一点留意。张献胃不好的时候，他就给自己煮白粥。这种时候，他会从柜子里拿给我一个泡面——他珍藏的泡面。张献最喜欢吃泡面了，大家都知道，有人从日本回来、从菲律宾回来，就给张献买一个当地的泡面带回来。泡面泡好了，我故意引诱他：“分给你一点？”他坚决说：“不吃！”我端着走过去，他赶紧骂我：“走远点！都流口水了！”
大概到2014年的时候，他的胃病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
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他得的是胃癌。他开始频繁住院，最后不得不做切除手术。
我去探望他，发现他躺在病床上抱着一叠外卖单看，认认真真想象味道。医生不让他吃东西，他就把人家发来的传单拿着看，一整叠拿在手上，一道菜一道菜看过去，想象味道，消磨时光。手术以后情况好一点了，医生允许他吃一点鱼肉、豆腐和青菜，叮嘱说除了这些其他什么都不准吃。不过张献还是没忍住，他偷着吃了一碟肠粉，一天过去一点事都没有，他这才放下忐忑，暗暗开心。他仿佛又找回了活着的乐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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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平安出院了。那次出院回来，张献还带回来两张外卖单，他说这是最好吃的两家，他全部比较过了。
我们去房间看他，正好那天穿的是新买的花裙子。我提着裙子问他：“漂亮吗？”他躺在床上，轻轻叹了口气：“唉，美食、华服和金融害死多少人啊。”
太好了，我们认识的张献回来了。
只是后来，癌症还是扩散了。
他什么都吃不下，整个人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去医院看他，他笑：“你看我现在，比叙利亚的儿童还瘦！财主佬看到，肯定抢着来捐钱。”他什么都吃不了了，半口都吃不下，每天只能打营养针维持营养。医院的护士对他好，他吩咐我下次去医院给他摘过去12朵刘大见的玫瑰花，他想把花送给一个很好的护士。他千叮万嘱：“玫瑰花要含苞待放的，用玻璃瓶装好……”我离开以后，他又打电话来补充：“不要用啤酒瓶啊，找别的玻璃瓶，啤酒瓶不好看。”
2015年11月，他被癌症消磨殆尽。
张献不在了以后，我常常想念他，在冬至来临的时候，在吃炒花甲的时候，在看见小壁虎的时候。在他离开了五年后，村里好几个老人家学会用微信了，好多人买了电冰箱，张献在门前种下的生姜和指天椒长得很茂盛了。我会在吃台湾卤肉饭的时候想起他，吃胖哥俩鸡爪煲的时候想起他，我想他一定会喜欢这个，他也吃得动这个。
可是又突然意识过来，他再也尝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