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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秦汉帝国时期是治理体系创制的阶段。秦始皇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法家方法论，推广至被武力征服的地区。历经秦亡汉兴，黄老的道家思想一度居于统治地位，至汉武帝时期，始与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价值观结合。汉武帝以察举等制度，将儒生引入运营系统，儒家的天命转移之说，却意外成为外戚王莽篡汉的动能。汉光武帝完成了儒生和文法吏势力融合，确立组织体制士大夫政治的特征，但部分名士、党人及文官势力，以价值的维护者自居，和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势力发生严重冲突，最终成为东汉政权崩溃的原因之一。
秦汉第一帝国，即秦朝、西汉和东汉，是中国帝制治理体系形成的时期，是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为统治策略的运营系统，创制、发展而成型的阶段。许倬云先生说，秦汉应该是一个连续体，而不必当作三个朝代来看待。
从帝制治理的延续、发展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历史学家高屋建瓴、如椽大笔的重墨，抵不过真实历史场景散发出的沉重和残酷气息。从秦始皇到汉武帝，帝国的运营系统经历了八十余年终于初具形态，其间引发的动乱和战争，哀鸿遍野，血流成河：秦国征伐东方六国的战争、秦末各地反秦战争和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削除异姓诸王的战争，以及汉景帝刘启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等等。
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首创皇帝制度，以商鞅的法家理念治国。他确立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等统治策略，通过编户齐民施行严密的控制，横征暴敛、徭役深重，无休止地动员、压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而以中下级军官及文法吏势力构成的地方组织体制，不足以压制民间力量的反抗，给绵延五百多年的秦王室带来了亡国灭族之祸。秦政权迅速崩溃，存在着系统内部不匹配、不平衡等深刻原因。
汉高祖刘邦推翻了秦政权，重建中央集权的皇帝制度。无论是分封制、郡县制并存，还是非刘不王、非功不侯的组织体制原则，都是他审视大环境后采用实用主义操作手法的一部分。刘邦推出贯穿着黄老无为而治理念的阶段性政策，此模式在汉文帝刘恒、景帝刘启时期发扬光大，成就了“文景之治”的一代治世。
秦汉帝国时代，在位超过五十年的汉武帝刘彻，放弃了黄老道家学说，将儒家以天命论为代表的伦理思想，作为大一统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对于法家的中央集权统治策略，做出种种历史性的制度完善。汉政权在长安建太学，设立五经博士点，通过察举、征辟等形式，将民间儒生大量引入组织体制。他还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国的地位，设置监察地方的刺史制度，强调直接治理，在中央创立具有决策性质的内朝，以巩固最高统治者绝对专制的权威。汉武帝穷兵黩武、滥施民力，和秦始皇类似，严重消耗了国家的人力财力资源，晚年选择下罪己诏，重回与民休息的汉政权传统政策。经历秦始皇创制、汉武帝定型，儒家的价值观和法家方法论互为表里，成为帝制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汉宣帝刘询形象地将这种儒表法里的治理方式，称为“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
以儒家天命转移之说夺取政权的王莽，推出井田制及公共资源国有化等激进的阶段性政策，符合儒家经典中社会改造理想的教义，但他却违背了当时环境的基本需求，十五年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同为儒生的光武帝刘秀复辟汉室，大力提倡儒家重廉耻、尚名节的精神品格，儒生和文法吏势力相互融合，士大夫政治成为帝制治理体系核心的组织体制保障。刘秀将儒家仁爱、宽恕的精神，和法家君主绝对专制的权威高度结合，至少保证了东汉政权一个世纪以上的稳定。刘秀被称为帝制治理时期完美帝王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