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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开篇中提出，近几个世纪以来自给自足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促使历史学家选择国家作为研究历史的一般范围。但是在欧洲没有一个民族或者民族国家，能够说明它自己的问题。即使相对隔离的大不列颠，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历史研究范围”。发生作用的种种力量，并不是来自一个国家，而是来自更宽广的所在。
所以，汤因比主张以文明而不是以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不过，对于古代中国而言，文明和国家的单位可能大致是重合的。以黄河、长江为母亲河的农耕族群不断开拓，并与周边游牧、渔猎等族群碰撞和融合，这种中华文明发展的过程和超大规模国家政权的演变是一致的。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其实是指中华文明闭环内政治权力的治乱兴亡。
自从秦政权统一天下，中国古代国家政权进入了两千余年的帝制治理周期。其中经历了多个王朝的更替和转换，既有大一统盛世的文治武功，又有大分裂血腥的至暗时刻，但是，以天命传授为合法性来源的皇权系统始终未变，只不过更换了不同的帝王家族。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勾勒出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在古代通讯、交通都较为落后的情况下，维持巨型帝制国家政权循环运营，这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
无论是中华文明闭环中皇权系统动态的持续性，还是系统持续过程中的动荡、溃败和重建，除了环境中相对独立的地理特征等诸多因素，其他背后发生作用的力量，可能还包括统治国家理论的号召能力，统治国家策略的控制能力，以及国家政权组织的保障能力，国家政权资源的动员能力等。我们不妨把每位统治者、每个朝代和每个历史阶段，乃至帝制时期整体的国家治理体系，都视为一段段可被研究的系统模型，以微观、具象的角度入手，从运营系统大环境、价值观、方法论、组织和资源等多个维度进行观察，如果期望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保持这几者关系的平衡，反之，若是其中某一部分或某些部分存在缺陷，或发生重大负面的变化，系统一定会出现障碍或崩盘。
国家政权的大环境，除了气候、地理和灾害等自然界的挑战，主要表现为外部和内部的各种条件。包括境外对立政权等外部状态，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内部因素，这些都反映了绝大多数人群的利益需求，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体现。《孟子》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说，充分揭示了自然气候、地理风貌和民众心理等各种环境因素的影响。
价值观即官方的统治理论，来源于宗教、学术流派等思想积淀，表现为统治者主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信仰，对于相当多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法家和道家等思想，是王朝演变合法性来源的重要精神力量。
方法论即政权的统治策略，是运营系统中决定性的因素，可细分为多种局部的分策略，分别对应于不同时期、区域和人群的阶段性需求。包括内部对豪族、士人和平民等各种社会力量的策略，外部对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和其他境外政权等化外力量的策略等，具体表现形式为国家的公共产品，即对内或对外的各种制度、法律和政策。
组织指统治集团组织体制的保障，涵盖团队和机构两大方面。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宫廷亲属力量，以及功臣、武将和文官士大夫等朝廷官僚力量之间的一致性、可控性，从中央到各地军政机构的完整性、有效性，这些都是皇权系统正常运营的必要前提。最高统治者作为组织的决策者，其性格、行为和习惯，深刻影响着团队和整个国家的文化。
资源指国家人力、财力和其他物力资源的动员水平。王朝政权武装的组织能力、财政的控制能力和战略物资的掌握能力，这些动态的资源体现了系统的综合实力。强大的组织可以动员充足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强大的资源也可以促成更加完备的组织体制。
在国家治理五个维度的模型中，方法论及相关制度、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源于大环境、价值观、组织和资源的合力，而不是仅仅受制于某一方面的因素。一旦正确的策略确立，组织体制保障即成为运营系统的主导性力量。统治国家的价值理论和方法策略实现统一，不仅可以带来组织的完善、资源的累积，甚至可以突破大环境的瓶颈，推动整个治理体系的良性成长和正向发展。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体系，自西周建立分封制而初具规模，即周天子将王室宗亲或重要功臣派往封地建国，以血缘及亲密关系为纽带，形成诸侯拱卫王室、共治天下的统治策略。上古夏商周三代统治者都以天命自居，而且周人将君主的德行作为天命转移的依据，确立嫡长子继承的宗法体系作为分封制存续的法源，制定礼乐形式作为伦理政治秩序的规范，被后世称为儒家价值观的最初实践。后历经春秋、战国五百余年演变，西陲的秦国改行法家策略一统天下，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在统治范围内全面推行郡县制，发展君主专制、对地方直接管理的中央集权统治策略，及至清政权覆亡、民国建立，延续了两千余年之久。
郡县制和分封制的统治策略有着很大的不同。分封制是天子通过各诸侯国而统治天下，诸侯在其领地又进行次一级的分封，天子是天下盟主。分封制可比喻为各地诸侯开了加盟店，而郡县制完全是皇帝直营，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集团完全听命于皇帝。这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国家的方法论，在漫长的政治实践中曲折前进、逐步完善，并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展出某些特殊形式。
欧亚大陆东部的较为封闭的地理单元，是中国古代大环境外部条件的主要形态。东方和南方面临大海，西南、西北分别为高原和大漠阻隔，东北森林连接着极寒之地。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是天下国家的思维，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但天下真正的范围，主要限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族群区域，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渔猎族群区域，南方少数民族的高原和山地族群区域等。至少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世界上其他文明治理体系，对于帝制中国的运营系统，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被列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儒家王道的价值观和法家霸道的方法论，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最本质的特征。西汉政权设计察举制度推荐人才，将儒生士人引入组织体制。最高统治者及成为组织体制主体的文官士大夫势力，通过自上而下各级行政司法合一的机构，采用严密户籍控制的编户齐民制度，征发兵役和徭役，征收赋税，从而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动员。价值观、方法论、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首次高度统一，国家政权运营系统模型获得了稳定。
进入帝制时期两千年以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秦汉第一帝国阶段，魏晋南北朝大分裂阶段，隋唐第二帝国阶段，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以及元明清第三帝国阶段。
秦汉帝国时期是治理体系创制的阶段。秦改分封制为郡县制，仅十五年而亡国，除了接班人选择出现意外，秦政权未能形成凝聚士人民众的共同价值，没有建立忠诚、高效的组织体制，对国家人力、财力资源过度动员，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因素。汉高祖刘邦一度采取郡国并行的妥协策略，至其孙汉景帝时期实行削藩策略，汉武帝时期颁布推恩令，最终完成了向郡县制的过渡。汉武帝将儒家价值、儒生引入运营系统，创立内朝、刺史等控制机构，但儒家天命转移之说，却意外成为王莽篡汉的动能。汉光武帝刘秀完成了儒生和文法吏势力融合，确立组织体制士大夫政治的特征，但部分名士、党人及文官势力，片面以价值的维护者自居，和作为皇权延伸的宦官势力发生严重冲突，最终成为东汉政权崩溃的原因之一。
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是国家治理体系重构的阶段。其中三国、两晋和南朝，是秦汉运营系统的继承和延续，而主要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和北朝，则孕育了隋唐帝国的诞生。魏晋统治者以重建大一统秩序为己任，通过九品中正制保证士族的地位，但士族内心却不认可得位不正的皇权，进而怀疑儒家价值，脱儒入玄。至东晋时代，演变为与君主共治的士族专政统治策略。南朝各代虽然重振了君主专制权威，但武人一再上演暴力夺权大戏，不可能形成价值观和方法论平衡的运营系统。北方少数民族以武力重建天命皇权，反而没有历史的包袱。北魏政权的系列制度改革和汉化政策，以及西魏政权关中本位、府兵制的价值和策略，奠定了重建大一统的资源动员能力，促使了隋唐帝国的出世。
隋唐帝国时期是帝制治理体系调整的阶段。隋文帝确立三省六部制的中央政权组织体制，启动科举考试取士的创新，但缺乏宏大的立国价值，其后隋炀帝过度进行资源动员，重演秦政权二世而亡的大戏。唐太宗混合胡汉，超越秦汉，构建起帝制时期最为开放的世界性帝国系统，但并未产生中央集权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唐代的宗教、思想领域过于自由，削弱了儒家价值的主导地位，中央集权相关制度过于粗略，影响了运营系统持久的稳定性。“安史之乱”之后，唐政权展开了以削藩、资源动员方式改革为重点的系统调整，至唐宪宗时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韩愈等士大夫提出把儒家道统论作为国家唯一的价值。在系统修复的过程中，最高统治者对于组织体制内部各种势力的平衡最终失控，唐政权失去了治理多民族国家的能力。
五代辽宋金对立阶段，是帝制治理体系的完善阶段。其中两宋是隋唐运营系统的延续，辽金则开启了元明清帝国的大门。宋太祖崇文抑武、重用平民士大夫，通过多种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一定程度弥补了依靠最高统治者个人能力管理的系统缺陷，后形成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统治策略的特殊形式，堪称帝制时期治理体系中最为良性的模式。两宋时代是重现儒学价值的黄金岁月，南宋理宗时期，程朱理学定于一尊。但是，两宋政权的军事资源的控制和动员能力，明显落后于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终为外来的武力所摧毁。而东北地区契丹族所建的辽政权，在五代后晋时期取得汉地幽云十六州，即发明出一个政权内部存在两种运营系统的模式，即对于汉民族和契丹等少数民族采用两种不同的统治理论和策略，并形成了不同的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为元明清时期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参考方向。
元明清帝国时期为帝制治理体系固化的阶段。元代扩大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空间，在漠北、汉地、西藏和西南诸地，实施因俗而治的不同的统治策略和组织体制，但是，元政权注重扩张和敛财，两种统治制度相互冲突，运营系统未能形成明确的价值。元代采取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分等级的民族歧视政策，其高度压迫的手段，因为执行过程中的混乱，反而被明太祖认为元亡失之于宽。明太祖大规模屠杀功臣，废除丞相制度，将君主专制发展为君主独大的特殊形式，设立锦衣卫特务制度，明成祖时又设立由宦官主持的东厂，对大臣、民众进行严密的控制和监视。明太祖任意删改《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内容，规定科举考试应用八股文格式，公开廷杖、羞辱大臣，实际上剥夺了士大夫对儒家价值的解释权。
清政权继承了元明两代的高度压迫和专制，康熙帝、乾隆帝等充当君师合一的最高统治者角色，又设立南书房、军机处等内廷机构，似分别置满汉大臣于奴才和秘书的角色，出现了君主一人独裁的统治策略特殊形式。清代构建以满治国、兼以多元的运营系统，即在中央及地方各级政权中，满洲子弟处在主导的地位，八旗军力除拱卫京师之外，分别驻守国内要镇或边疆重地，设立驻防将军管理或监视各地方、各民族。清政权在汉地、满洲及内外蒙古、青海、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边地，分别施以不同的理论、策略、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
如果没有发生鸦片战争，中国两千年农业文明的国家治理体系，可能将继续和发展下去。尽管运营系统可能爆发周期性的危机，以致发生王朝衰亡、朝代更迭，但只要新的王朝建立，统治者对于失衡的关系进行调整和恢复，运营系统将会得到重新的启动和延续，在新的条件下实现匹配和平衡，从而进入下一轮的反复和循环，形成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价值，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及郡县制为统治策略的独特闭环。
帝制时期五个历史阶段，共产生了九大相对统一的王朝、十大号称大一统治理的政权，即秦朝、汉朝、西晋、隋朝、唐朝、北宋、元朝、明朝和清朝，其中超过四百年的汉朝又分为西汉和东汉，虽然均为刘氏一脉，实际上是彼此有所联系的不同政权，以及五十余个偏安王朝、割据势力等。中国帝制时期运营系统的中断、重启，即王朝政权的倾覆和重建，无外乎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体制外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民变暴动的领袖，或者是地方上的军人大族，在大范围的动乱和战争中，逐步剪灭天下群雄建立新朝。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后，至少有七次大型起义直接或间接造成了王朝的毁灭。即秦末陈胜、吴广率先发动的起义，两汉之间新莽时期的绿林、赤眉军起义，东汉末年张角黄巾起义，隋朝末年瓦岗军率先发动的起义，唐朝末年王仙芝、黄巢流民起义，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和明朝末年李自成、张献忠饥民起义等。分别建立了汉朝、明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和朱元璋，本身就是农民起义运动中的重要领袖。重建汉朝的刘秀，是参加起义的汉室皇族成员，开创了大唐的李渊、李世民父子，是加入起义阵营的隋朝将军。这种结束乱局统一天下的过程，基本上依靠一场又一场残酷的战争去完成，民众的死亡人数甚至可能达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二。
在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治理体系中，统治集团和被统治的民众，一定时期内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大多数的情况下，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出现暴政，对于人力、物力资源的过度动员，以及组织体制内部出现冲突、斗争，加之天灾、饥荒等大环境的因素等，都是起义爆发的重要原因。
第二种类型是组织体制内部权臣的簒位。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时代的篡位者，往往是控制了中央政权的大臣，拥有军事资源的将领，或者是皇太后、皇后或皇妃家族中的外戚势力。终结西汉政权建立新朝的王莽，终结东汉政权建立魏朝的曹丕，从曹魏王朝手中夺取政权，历经三代建立晋朝的司马炎，又从东晋王朝手中夺取政权，杀死司马氏后人建立南朝宋政权的刘裕，以及有样学样的齐、梁、陈等政权的萧道成、萧衍和陈霸先诸帝，代北周建隋统一中国的隋文帝杨坚，代后周建宋开创新局的宋太祖赵匡胤，等等。这些帝制时期的篡位者，大多虚托上古尧舜相传之禅让故事，包装自己以非伦理、非合法程序手段取得帝位的事实。
相比较全国性的战争动乱，这种王朝品牌转换的社会成本较低，往往暴露了运营系统内部的弊端。比如儒家君臣秩序的核心价值不彰，组织体制的机构设置存在缺陷，最高统治者年幼或者无能，以致君权旁落，无法驾驭组织体制内的各种政治势力等。宋朝之后儒家学说深入人心，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策略的相关制衡制度逐步完善。对于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权臣篡位的事例几乎绝迹。
第三种类型为边地少数民族进入中原，推翻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后以儒家理念重建国家的运营系统。北方族群征服黄河中下游的中央区域，以天下国家正统自居，是历史上常见的规律性现象。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民族，即是融合了众多不同来源的族群而形成。周王朝、秦王朝的先人来自西北地区的部落，隋唐帝国的皇室至少拥有部分的鲜卑族血统。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巴蜀等地十六国政权绝大部分为少数民族所建，其中氐族苻氏所建的前秦一度统一北方。鲜卑族所建的北魏政权再度统一北方。和宋王朝并存的契丹族辽国，取辽而代的女真族金国，以及后来统一了全国的元和清等，这些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仅丰富了古代中国的内涵和外延，还创造出在一个国家政权内部，存在不同的统治策略、组织体制和资源动员方式的多民族国家运营系统。
“中国”从最初的地理概念，即镐京、洛邑附近的周王室中心地带，秦汉时代的中原地区，逐步发展至民族和文化的概念。东晋、南宋政权离开中原建都江南，仍自认为代表着中国的正统，而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汉地后，接受儒家文化的价值和礼仪，其统治地区都被认为是中国。
皇帝制度是帝制治理统治策略的决定性因素。这是一种以血缘、家族和世袭为基础的运营系统，最高统治者始终处在组织体制金字塔最顶部的位置。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称帝始，至公元1912年清宣统帝退位，共计有四百余人即位称帝，尚不包括边疆少数民族政权的单于、可汗等领袖。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建设，部分统治者进行自觉的探索，做出了超越时代的历史性贡献。有些统治者在施政过程中，出现严重的失误，有些统治者肆意妄为，导致王朝统治的动荡，甚至发生崩盘的局面。
每个朝代运营系统的创立时期，开国君主大多是王朝统治策略基本制度的建立者。秦始皇嬴政直接将郡县制推广至原关东六国，汉高祖刘邦采取折中的郡国并行制，隋文帝开启科举考试取士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直接统辖六部，帝制时期每次治理体系的变革，取决于皇帝本人的乾纲独断。而且，中国历代王朝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王朝创立者的思维和言行，乃至对于某些个案的处理，往往成为后世子孙遵循的祖制。汉光武帝刘秀酷爱儒家经典，唐太宗李世民强调皇帝的君德，宋太祖赵匡胤要求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这些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一个王朝的基调。
守成君主负有王朝永续发展的使命，故而帝制时期历朝接班人的培养和选择，是皇帝制度重要的组成部分。立嫡或者立贤，是严格遵循宗法制度的顺序，还是依照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好恶，围绕着帝位继承的斗争，不仅充满了阴谋和血腥，还影响了国家的生死。
一般在新的朝代成立四五十年左右，或第二代、第三代皇帝在位期间，王朝容易遭遇瓶颈期，如果统治者不能处理好内外各种矛盾，臣民无法建立起对于价值、新生政权和皇帝个人三合一的忠诚，国家将面临再次瓦解的危机。秦朝、隋朝二世而亡，西晋政权迅速崩溃，都是因为王朝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反之，西汉、东汉时期分别形成汉文帝主导的“文景之治”及“明章之治”、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宋太宗赵光义确定文治传统、明成祖朱棣去世后出现“仁宣之治”、清圣祖康熙帝开启“康乾盛世”，这些都是通过了瓶颈期的例子。
开创期、瓶颈期之后，国家治理进入发展期。开国君主奠定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越来越难以适应客观大环境的改变。随着最高统治者采取改革或保守的处理方式，王朝的命运各有不同。其中不乏颇具作为又有争议的君主，汉武帝对于匈奴展开大规模作战，晚年下颁反思穷兵黩武政策的罪己诏；唐玄宗李隆基创造空前的开元盛世，晚年酿成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乾隆帝弘历完成了清代最终的统一，晚年顽固拒绝任何工业文明治理体系的信息；等等。
随后部分王朝经历了一段中兴期，计有西汉宣帝时期“孝宣中兴”，唐朝宪宗时期“元和中兴”，武宗、宣宗时期的“会昌中兴”和“大中之治”，宋室南迁后“高宗中兴”和“孝宗中兴”，明代后期“万历中兴”，以及清代慈禧太后实际主政时“同光中兴”等。最终，王朝走向了崩溃期。
本书从帝制时期五个历史阶段里，根据时间线索，选择四十余位最高统治者进行观察和研究，以九大相对处于统一朝代的皇帝为主，包括部分具有代表意义的位处分裂时期的王朝君主，涵盖运营系统创立、瓶颈、发展、中兴与崩溃各个时期。考虑到历史叙述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其他的帝王们略有带到。本书既从当时的大环境出发，剖析这些统治者的解决方案，对于国家发展、社会需求的作用；更从历史进步的角度，解读每个时期运营系统的价值、策略、组织和资源等方面，对于不同历史阶段治理体系模型成熟的贡献。不仅探讨这些帝王、朝代具体的治理得失，而且阐述了帝制时期国家治理体系的来龙去脉，透视两千余年中国政治变迁的概貌。
作者研究和思考的方向，聚焦于最高统治者对于运营系统环境、价值、策略、组织和资源五者平衡关系的把握。关注治理体系不断成熟的五个阶段进程中，产生了哪些良性或有效的运营形式，哪些统治者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帝制治理时期多次发生改朝换代，王朝运营系统从创立、瓶颈、发展、中兴至崩溃，它们与五大维度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在儒道法各种思潮及佛教等外来信仰之间，统治者为什么始终将儒学作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在国家统治策略相关内外政策的执行中，统治者怎样处理与豪族、士人和平民等社会力量的关系？怎样处理和地方割据政权、少数民族政权、其他境外政权等化外力量的关系？这些都是本书想要探讨的问题。此外，下述更为细分的疑惑也是本书期以探讨的。
作为组织体制的中心，最高统治者对于宗室、外戚和宦官等宫廷亲属力量，以及功臣、武将和文官等朝廷官僚力量，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态度，这些复杂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其中，文官士大夫势力为什么会成为组织体制的主体？皇权与士大夫坚持的儒家价值解释权经历了怎样的磨合？最高统治者不断地通过组织机构加强对中央政权外朝和地方政权的控制，这些工作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运营系统编户齐民的资源动员方式，在每个不同的朝代呈现了哪些不同的形态，这和北方游牧民族兵民合一的制度，分别代表了哪些不同的意义？
物换星移，时光飞逝。回望两千年，研读众多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成败得失，我们大致可以从品牌主体运营系统的视角，理解历代兴亡内在的逻辑意义。通过对不同时期帝王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帝制时期最为优质的统治者理政样本。这些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总结出来的基本规律，以及从历史实践中发掘出来的特殊案例，不但能使我们的阅读变得更有趣味，或许也能给从事企业或政府管理工作的朋友们，带来一些借鉴和启示。
本书大部分的写作方式，是以每一节叙述一位帝王为主，但也有一节叙述连续两位帝王以上的，或以一位帝王引出一个朝代，主要看材料和观点交代的需要。中国的帝王多有谥号、庙号和年号，明清两代基本上一位帝王拥有一个年号，写作中按照史学惯例，除了直呼其名，一般以谥号或庙号代称，明清的帝王同时称其年号，完全是我个人的写作习惯和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