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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和郡县制的法家统治方法论推广至天下被武力征服的地区，历经秦亡汉兴，黄老的道家思想一度居于统治地位，至汉武帝时期，始将儒学天命、伦理的大一统价值观结合，第一次形成帝制治理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体系。做个不太恰当的比喻，黄老学说类似低税收、低福利的小政府大社会理念，儒家学说类似高税收、高福利的大政府理念，而法家学说被改造后类似高税收、低福利的强政府实践，是高度集权的国家至上主义行为。黄老理论不适合大一统帝国长远的运营，法家理论作为一种统治术，不可能成为凝聚全民精神理念的核心价值。经过儒家理论的包装，以及儒生进入统治集团，最高统治者营造出价值合法性的制高点，但这并不改变运营系统统治策略暴力压迫的实质。
经历了秦灭六国、天下反秦和楚汉争霸等大规模战争，先秦时期一脉相传的旧有贵族势力被一扫而空。汉高祖以宗室、功臣势力作为组织体制主体，逐步形成了利益集团阶层固化。随后，汉景帝平定宗室势力的“七国之乱”，汉武帝大量清洗世袭的宗室、功臣势力，儒生进入组织体制，结合原有文法吏势力，成为最高统治者更为得心应手的专制工具。东汉时代崇儒习经之风盛行，世家大族、士族门阀形成，实际构建起皇权之外的价值高地，又演变为新的阶层和利益集团。西汉皇帝重用外戚势力，东汉皇帝既用外戚势力，又用宦方势力，未尝不透露着君权缺乏安全的无奈。汉武帝设立内廷以削弱外朝官僚势力的做法，被光武帝刘秀全盘吸取，后成为最高统治者变革组织体制机构的手段，形成高度维护君权的基本模式。
秦汉帝国时代实行征兵制，国家采用编户齐民的制度，进行人力、财力和物力资源的动员。西汉政权把强迁关东豪强到皇帝陵邑居住作为国策，东汉光武帝发布严厉的“度田令”，都是出自中央政权资源控制的考虑。
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为统治策略的治理体系，存在着国家安危系于皇帝一身的结构风险。一旦皇帝幼弱或能力缺陷，造成君权旁落和空缺，统治集团内外各种力量即可能失衡。儒家的天命转移理论及图谶学说，被外戚势力王莽利用，演变为改朝换代的依据和动能，意外地造成汉政权运营系统中断。这是治理体系形成的早期阶段，最高统治者不善于驾驭理论武器所致。
东汉政权晚期，桓帝、灵帝虽然昏庸，但是并不特别残暴，政治气氛仍然相对宽松。士大夫势力和外戚、宦官势力严重冲突，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儒家的名士党人片面以价值观维护者自居，民间力量乘机引入宗教进行反体制动员，地方军政集团坐大，破坏了中央集权郡县制的根基。这些都和最高统治者缺乏控制力有关。而在另一方面，儒家价值、儒生士大夫被统治者引入运营系统，竟然在一定条件下异化为对立的力量，成为秦汉第一帝国运营系统崩溃的原因之一，这不能不令人掩卷长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