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出“人书俱老”的命题，它与后来出现的“书如其人”一起，成为书法史上关于“人”的表现最重要的观念。

《“人书俱老”：观念与机制》是作为一个书法理论问题来写作的：个体一生的体悟如果能进入作品中，它是怎样进入的。人们都觉得“人书俱老”是一个精彩的陈述，但是怎样做到这一点，人们从未深究。精神生活和作品构成的关系似乎从来不需要证明，它存在，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感觉到，如此而已。

我无法轻易放下这个问题。

当代学术中表现的机制亦是难题。艺术心理学和美学中对艺术作品中情感的表现有各种阐释，但对“人”的生命过程在艺术中的表现未见涉及。

我从孙过庭《书谱》的文本中察觉，作者对此似乎有一种感悟，不过没有更多的解说。文本下面有道光影一掠而过。我感到，这道光影或许是深入这个问题的契机。

首先是体察孙过庭写下这段话的感觉状态，推测他产生这一感觉的原因，寻找它在文本中留下的蛛丝马迹。

我试着把文本重新加以组织，看能不能靠这种关联而使某些隐藏的思想从文本的缝隙中逸出。我致力于建立作品与文本的联系，在文本的周边寻找能够作为证据的各种细节。就这样，一点一点推进，终于辟出能让读者通过的小径。

结论并不复杂，但异常重要：生存状态与书写状态的同一。

《“人书俱老”：观念与机制》完成四年后，出版社决定以单行本印行。

我注意到，它是一篇书法论文，同时又是一篇观念史论文。

这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人书俱老”本来就是中国7世纪一个重要的艺术观念、美学观念。我的想法是，既然它属于观念史的范围，对它的研究就必须在观念史学科中接受检验。

艺术领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它掩盖了研究中思想的一面。例如艺术史，数不清的细节看起来与思想无关，但只要进入对历史的思考，思维方法的问题无处不在；技法理论看起来离思想史更远，但不同时代对技法的归纳有不同的方法，今天对技法的思考，理路、目标都有很大的变化，其中便包含方法的创意；而艺术观念的研究，就是标准的观念史问题。

这使我不得不去思考观念史研究的诉求。

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在当代学术中有一区分，前者主要处理某些自成一体的观念，或者说“想法”“命题”；后者关注人类思想活动及其历史演变。观念史可以理解为思想史的一部分。观念史集中研究通过语言而成型的思想，它已经成为当代学术中独立的学科，形成了自己的方法、目标，取得众多的成果。

在中国当代学术中，观念史与思想史的区分并不明显。关于“人书俱老”的研究，当然是标准的观念史课题，但是把它放在思想史中，没有任何问题。不过，艺术理论（也包括大部分艺术史问题）的各种研究中，都含有思想的成分，如何反思、评价有关的思想内容，亦成为我们在这里进行讨论的重要部分。以下的讨论偏重于观念史，但读者可能更习惯思想史的称谓。

观念史研究可以粗略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观念和文本的现代转述。

前人文本来源复杂，文本的结构与今天的逻辑多有不合，因此要进入现代思考，必须对其做一转述。例如《书谱》，涉及的内容有书法史、技法、社会活动、传承、欣赏等，而且彼此穿插，不按现代陈述的逻辑来处置，引述、阐释、评价其思想，多有不便，必须首先对文本加以整理，才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这一类转述，亦是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它在历史类著作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如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以其中第三编第六章《嵇康的〈声无哀乐论〉》为例，著者能紧贴原文详细列出内容的各个方面，论述准确精当；对关联文本有充分的把握，能够在核心内容周边还原原著的思想背景和社会氛围。

这是观念史研究的第一阶段。

观念史研究的第二阶段，可以英国观念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著作为例。

以赛亚·伯林是当代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以发掘文本隐藏的原创性思想著称。如《马基雅维利的原创性》一文，剖析历代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研究，认为人们忽略了其中最主要的思想：对西方真理一元论的否定。该书第一次为西方思想中的二元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为西方文化中的“宽容”开辟了道路。文章处处透露出对文本中隐秘思想的高度关注；能抓住文本中的蛛丝马迹，解读、分析精微而妥帖；精心策划论证线路，细致缜密；结论对思想史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其他观念史著作，可以说到当代观念研究的几个特征：

一、对文献的分析能力。

解读文献，必须了解文献所有可能具有的含义。解读到达哪个层次，只能与已有的研究进行比较。如伯林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解读。伯林引用大量文献，剔除马氏观念与他人重合处，然后在他人的解说之外，层层剖析马氏文本，以至于揭示出马基雅维利最核心的思想。结果是“对一个完整的文明中的核心假设发动攻击”“为经验主义、多元主义、宽容和妥协敞开了大门”“使人们逐渐了解对公共生活和私生活中不可调和的可能性做出痛苦选择的必要”。

二、对常规问题的警惕。

在一个学科内部，会有长期积累所形成的一份通行的思想提纲。据此能轻松地组织一个课题、完成一篇论文，这份提纲既帮助人们思考（对初学者颇有用处），又成为一道围栏，使研究者失去锤炼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想象力的机会。例如对一位学者著作的研究，便有一个模式，它能够方便地形成一个“成果”，但不会有真正的学术价值。这是大量学术垃圾产生的主要原因。

三、运用理性的能力。

理性一般指的是“思考”，但如何使用理性，却不仅需要“思考”，还需要想象力和运用的智慧。一项研究取得进展，往往是直觉与理性的交织，文章中陈述的线索不一定反映了思想的过程，获取思想的过程在文章之外。

理论中的证明有时非常困难，像伯林阐述马基雅维利的意义，或许心中早有领悟，但文章必须绕过无数成见，让读者一步步接受自己全新的观点。他精心设计好说辞，细心剥去一层层包裹的误解，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如果你不赞同，得按原路退回，或从头再来一遍，在每一步论说前停下来，仔细阅读，寻找破绽。文章给出了一个将理性与自己的目标糅合在一起的范例。

四、对重大思想结论的敏感和执着。

伯林说到马基雅维利对西方文化中的“唯一真理”信念的冲击，以及由此造成的对西方观念“永难愈合的创伤”“对一个完整的文明中的核心假设发动攻击并造成持久的破坏，毕竟是第一流的成就”。思想竟然具有这种力量。阅读伯林的陈述，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他生活在一种怎样的思想氛围中。一个人要是没有这种挑战一切成说的勇气，没有这种不获取重要结论不罢休的执着，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思想成就。这首先是一个性格、抱负和勇气的故事。

有了对当代思想史研究的认识，我们能够对书法研究、艺术研究中的思想价值做出准确的判断。

它同时给艺术研究立下了一个苛刻的标准。

说它苛刻，是因为人们从来不这样看待一篇艺术理论著作。这既由艺术研究的特点所决定，又为艺术研究中长期形成的范式所致。其实一篇专业论文，除了担任推动专业思考的任务，还有思想的一面。特别是有关观念的研究，负有思想的推进之责。

不做到这些，我们的研究便不会有思想上的创获。

只有置身于观念史层面的研究，才可能揭示传统观念对于当下的意义。在此之前，人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这些陈述的玩赏。

观念史层面的思考对有关研究的深入，如方向和课题的选择、各学科成果的借鉴、对当代学术语境的思考和判断等，都有直接的帮助，但更重要的，是它决定了一个领域在这个时代精神生活、思想活动中的位置。

本书是书法观念史研究的一个个案。以上是为研究而阅读有关观念史、思想史著作时所做的一些思考。

研究艺术领域的观念问题有其特殊的困难，例如文献缺乏，无法构成合理而完整的阐释，“人书俱老”便是一个典型的个案。本书采用图形分析与文本细读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中缺失的、薄弱的环节，都由图形做了补充。图形与文本在这里不是“互证”，也不是“以图证史”的关系。

图形成为论证的逻辑环节。

以此就正于关心观念史和中国书法思想史的各位读者。

邱振中
2021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