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

1948年，阔别故土11年的钱三强怀着为祖国发展科学的愿望，放弃国外优裕的条件，与夫人何泽慧回到灾难深重的祖国。他首先应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的邀请，担任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同时与彭桓武、何泽慧等积极筹立了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并任所长，成为国内原子核物理研究的先驱。新中国成立前夕，钱三强不顾压力和危险，拒绝“南迁”，在北平继续进行研究工作，迎接解放。1949年4月，钱三强便受党中央派遣，以中国代表团团员的身份出席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他深谋远虑，临行前便主动向负责具体组团事务的丁瓒反映了自己的一个想法：建议借去巴黎开会之机，带些外汇（约20万美元），转请约里奥-居里先生采购些紧缺而不可得的开展原子核科学研究的某些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以便避开封锁带回国内，日后开展研究应用。 这一建议为周恩来所采纳。后来，核物理学家杨澄中回国时，约里奥-居里让其带回了钱三强托买的图书资料。这些资料，在中国开展原子能研究的早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钱三强极具战略眼光，很早就预见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并为我国的原子能事业做了未雨绸缪的准备，不愧为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和先行者。

1949年11月，钱三强被任命为科学院计划局副局长。该局当时首要的任务便是接收旧的研究机构和提出调整工作方案。钱三强出于职业的敏感性，上任伊始就为建立新的物理学机构而奔走呼号。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设在北京，1952年改名为物理研究所，1958年改名为原子能研究所）于1950年5月正式成立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由吴有训任所长，钱三强任副所长。1951年2月，吴有训辞去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职务（因1950年12月已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钱三强接任所长。1952年由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建所初期，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艰苦，西方国家又对我国实行禁运。有钱买不到商品仪器，于是，研究所负责人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领导全所人员学习延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革命精神，自己动手制造各种设备，虽然困难不少，所花的时间多一些，但是锻炼了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使他们在制造设备过程中掌握了不少必要的技术知识，对以后独立开展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好处。”

在研究所成立后，鉴于研究原子核科学所需要的设备比较昂贵，旧中国从事原子核科学研究的人员数量又少，若人力分散、设备重复，则不利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因此，在建所初期，就决定先集中建立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建设各种有关的研究设备，发展有关的科学技术，有计划地培养青年，使之既为我国原子能应用的需要做准备，也为原子核科学进一步发展在人力、物力上打好基础。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从1950年起，钱三强在聚集人才上做了三方面的工作：尽量争取科学家、教师和技术人员来所工作或兼职；争取在国外的中国科学家及留学生归国参加工作；选拔国内优秀大学毕业生来所培训。作为所长的钱三强殚精竭虑，求贤若渴，广揽人才。两三年内，这个研究所便获得飞跃发展。国内外风闻它将成为新中国核物理研究中心，这方面的人才纷纷汇集北京。 1950—1953年回国到所参加工作的科学家和留学生有：赵忠尧、肖健、邓稼先、金星南、郭挺章、胡宁（与北京大学合聘）、朱洪元、杨澄中、陈奕爱、杨承宗、戴传曾、梅镇岳等。

曾亲历钱三强领导原子能所大发展的杨桢在后来回顾说：“在钱先生的精心组织和安排下，中国的近代物理：高能、基本粒子、核物理、原子能乃至放射化学的雏形，就在这小小的灰楼里得以形成。” 钱三强借此也实现了核物理科研力量的统一组合，完成了自己回国初期的夙愿。对此，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曾评价钱三强说：“中国核物理有了他的组织领导，才团结了全国核物理界，他的功劳最大。”

1955年，新中国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之后，国民经济逐步好转。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便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严重对峙的国际格局中，国家安全和独立自主成为时代的主题，威慑性武器的研制势所必然，党中央适时地把战略目标集中到新兴的尖端科技上。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总理向李四光、钱三强详细询问了我国核科学研究人员、设备和铀矿地质资源的情况，还认真、细致地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核能技术所需要的条件。翌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等，这次会议专门研究发展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问题。

毛泽东在这次会议总结性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1954年10月，我国地质工作者在广西富钟县黄羌坪采集到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标本——笔者注），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强调说：“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次会议后来被视为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开始，更重要的是，国防科技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开始成为中国当代科技殿堂的主角。 在这次会上，钱三强受邀介绍关于原子能研究的情况，他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党中央确立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随后，为了加强对原子能事业的领导，1955年7月，中共中央指示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领导小组。为适应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的需要，1956年11月，国务院成立了以宋任穷为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钱三强为副部长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为部门领导班子中唯一学过核科学的人，钱三强肩负的使命和重任可想而知。此前，国务院还组建了国家建委建筑技术局，负责新的核科学基地的建设，刘伟任局长，钱三强被任命为副局长，刘杰、刘伟、钱三强等选定北京远郊区坨里作为建设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的地址。中国科学院为了促进核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成立了以李四光为主任委员，张劲夫、刘杰、钱三强为副主任委员的原子核科学委员会。

1956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了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规划中原子能科学部分由王淦昌主持，在北京和所内专家拟定了初稿。不久，王淦昌去苏联参观访问，在那里与钱三强、赵忠尧、彭桓武、何泽慧、力一、杨承宗等共同修订了初稿。规划包括：低能核物理、应用核物理、宇宙线、高能物理、反应堆、加速器、放射化学、同位素制备等方面的内容。经周恩来总理审定后，正式列入我国科学发展十二年规划，成为发展我国核科学的一个蓝图。 同年9月，正在兴建的坨里实验基地与物理研究所合并组建为一个原子核科学研究中心，其名称仍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钱三强仍任合并后的物理研究所所长。

1958年7月1日，重水反应堆、回旋加速器等设备正式建成，物理研究所也易名为原子能研究所。至此，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原子核科学技术基地已初步成型。1959年6月，苏联撕毁协议，中共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我国的核科学研究转入全面支持原子能工业的阶段。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作为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的基地，充分发挥了多学科、综合性的优势，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和培训干部的任务，选派和推荐了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直接参加原子能工业。

作为所长的钱三强在这一段时间忙得不亦乐乎。“他不仅承担了繁重的科技攻关任务，还积极选派和推荐优秀科技专家（如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陈能宽、胡仁宇等）到第二机械工业部（下文简称“二机部”）有关院、所、厂负起科技领导责任。同时，他和中国科学院其他领导（裴丽生、秦力生和谷羽等）一起，亲自率领工作组到东北、西北、上海等地安排落实任务，广泛调动中国科学院的力量，在铀矿评价、采选、铀化学化工、铀同位素分离、扩散分离膜的研制及高效炸药等方面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问题得到解决。”

奥本海默因在美国原子弹研制中的独特作用，被誉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有人说钱三强是中国的奥本海默。中美两国情况不同，不可机械地比喻。但是，钱三强确实为组织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一点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以及原子能研究事业中，他是最关键、最重要的技术领导人之一。他在技术决策、科技人员选调、部门协调、技术攻关、技术与人员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 其实，钱三强在中国“两弹”事业中所占的分量相对奥本海默之于“曼哈顿工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两人献身本国国防的持久性与积极性更不可同日而语。

美国“曼哈顿工程”是在爱因斯坦、西拉德等以宏观战略家的建议推动罗斯福决策后，布莱特负责该计划却难以为继时，改由奥本海默组织实施的。钱三强则自始至终都在参与中国“两弹”工程，且参与途径各式各样：他列席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为最高决策层讲解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有关知识及核爆炸的防护措施等，为政治家制定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这也是新中国科学家参与和支持政治家做出发展尖端武器决策的经典事例；中央决定发展本国核力量后，他又成为规划的制定人；三机部成立后，他是这个部唯一科班出身的副部长，为政府高级行政干部，不遗余力地抓原子能科学技术组织工作；他还亲自领导了一个研究所，这个所后来成了中国研究原子核科学技术的基地，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真正做到了“满门忠烈”。截至钱三强去世那年，据何祚庥院士统计：“在现有的105名数理学部委员中，有26位是来自近代物理所。如果再加上已故的杨澄中、戴传曾、肖健、邓稼先、金建中等学部委员，约有30位之多！在技术科学学部和化学学部，也有不少来自近代物理所的学部委员。”

植物界中有这样一种现象：当单株植物生长时显得黯然、单调、缺乏生机，而当与众多植物一起生长时它们却茂密、簇拥、生机盎然。植物界把这种现象称为“共生效应”。钱三强参与创建的近代物理所及其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就是一个人才共生之地。

钱三强主张的宗旨是：“我们不只是培养几个杰出的学者。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支科研队伍。” 更重要的是，他回国后还培养和选拔了一批从事原子核科学的人才，为发展我国核科学技术准备了力量。单从其中的任何一点来说，钱三强都可在中国当代科技史上彪炳千秋，也可以毫不逊色地跻身于中国当代最耀眼的科学明星之列。以下是笔者总结的钱三强在中国原子能事业中创下的多个第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窥见他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立下的不朽功勋。同时，也以不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钱三强是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始人和积极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