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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要有好的传统。或许，科学界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学术与道德的统一。善良、正直、谦逊、实事求是、永远进取与创新、热忱帮助年轻一代、热爱祖国、关心人类的前途等，这些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的基本品质。这也是我从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两位导师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基本教益。顺便说一句，我国历代的学者大都也具有高尚的品德，从来是讲究道德与文章并重，而且道德先于文章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传统是类似的。
——钱三强
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尽长江滚滚来。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祖籍浙江吴兴（现属湖州市吴兴区），1992年6月28日逝世于北京，他是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也是邓小平希望大家记住的三位中国科技界代表人物之一。在钱三强院士逝世三十周年之际，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科技帅才，似乎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为民族自立与科技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代科技泰斗。
钱三强逝世后，周光召为《钱三强论文选集》撰写序言，追述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赞誉他的高尚品德。周光召在序言中写道：“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在科学界，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他又是时代的楷模。这并不只是由于他在原子核物理上的重要发现和做出了饮誉海内外的光辉业绩，而且还因为，他全部科学生涯中贯穿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崇高品格。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宏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幸运啊牛顿，幸福啊科学的童年！”
爱因斯坦曾十分羡慕牛顿处于科学童年时代的幸运。其实，爱因斯坦的羡慕蕴含了一个朴实的道理：科学家在哪个方面做出成就以及做出多大的成就，与其所处时代息息相关。牛顿在科学的童年实现了人类物理学领域的第一次大综合，缔造了科学史上一座空前的里程碑，从而被列为人类科学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之一。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解决当时重大科学问题或攻克当时关键技术的科学家，其中获得成功的杰出科学家因此成为这一时代最有影响和最引人注目的主导科学家。
主导科学家随时代而变迁，以中国为例，在中国文明早期的传说时代，燧人氏、神农氏、有巢氏、庖牺氏等因发明有关民族生存的关键技术（用火、医农、建房、渔猎）而备受尊重，并被推举为王，形成技术专家为王的独特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后，农业生产主导经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促进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农耕技术、水利技术、冶炼技术，有利于君王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天文学及其支撑学科数学、中医学受到重视与支持，这些领域的许多专家兼管理者成为居官的科学家，如李冰、张衡、祖冲之、张仲景、沈括、郭守敬、徐光启等，他们成为这一时代的主导科学家。
一个科学家能成为所处时代的主导科学家无疑是幸运的，但要实现华丽转身，与时代同频共振，这不仅需要机遇的青睐和复合型的素质，更需要艰苦的付出，甚至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这类科学精英在科技史上并不多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代科技起步较晚，科学家群体规模不大的国家更是凤毛麟角。
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东传和中国社会的变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大学、研究院及某些部门的研发机构的学院式科学家成为主导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陈省身、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钱三强、唐敖庆、卢嘉锡、胡先骕、谈家桢、梁思成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学院式科学家主要的贡献在于现代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奠基。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中，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自主成为时代的主题，威慑性武器的研制势所必然。这种国际局势及中国领土的完全统一问题，再加上科技与国防的空前结合，使中国国防科技专家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召开，揭开了国防科技专家成为主导科学家的这一历史性帷幕。随着中国原子能事业与核武器研制正式提上日程，以及“两弹一星”工程的逐步展开，国防科技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开始成为中国当代科技殿堂的主角，中国主导科学家又一次发生历史性转变，从封闭的学院式科学家转换为国防科学家。
以原子弹、氢弹研制为例，1961年11月，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核武器的研制、核试验工作、核科学技术工作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大大推动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在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市）、解放军各兵种参加“会战”，参与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工厂多达900余家，仅从1960年到1962年，从中央科研部门、工业部门抽调的高级科技专家就有232人。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原子弹工程的科技人员中，有70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就有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程开甲等一批中国当代耀眼的科学明星。
从中国主导科学家的历史性转变中，不难发现，钱三强正是这样一位在不同时代都扮演主导科学家角色的幸运儿。对此，钱三强多次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的幸运。20世纪30年代是原子能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钱三强院士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能科学技术结下了缘分。20世纪30年代，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公费留学生，奔赴世界闻名的居里实验室学习当时最前沿的学科——镭学。这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刚迈出国门的青年学子，是何等幸运！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十年磨一剑，终于发现了重核原子三分裂、四分裂现象，成为享誉世界的学院式科学家。后来他在《我与居里实验室》一文中写道：“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时代。能够在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依莱娜·居里夫妇领导下做研究工作，实在是我的幸运。”
1990年，年逾古稀的钱三强在向组织递交的个人总结中再一次谈到了自己的幸运，不过这一次是庆幸自己能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与核武器研制中的一员。“我作为这场实践中的一员，尽管肩负的任务很重，遇到苦难也很多，但想到自己不单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而是共产党员，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自己专长的原子核科学事业奉献出一切！再说多少年所盼望的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这一天，终于在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经过我们共同努力实现了，我感到无比幸运！”
能领兵者，谓之将才；能将将者，谓之帅才。军事人才是这样，科技人才亦如此。科技帅才是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又能把握国际竞争形势，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总揽全局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战略科学家。中外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科技项目和工程无不是在科技帅才的组织指挥下取得成功的。钱三强既是核物理领域的学术泰斗，又是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主要技术领导人和工程管理者，在科学研究和工程管理两个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杰出的科技帅才。
钱三强学术地位的确立主要基于留法期间取得了饮誉海内外的科研业绩：1946年他与夫人何泽慧共同发现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其机制给出了科学分析，不但揭示了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提供了在断裂点附近的原子核的各种特性，成为裂变物理的一个重要分支。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这是“二战后他的实验室第一个重要的工作”，钱三强和何泽慧的重要发现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此时的钱三强年仅33岁，正处于赵红洲先生所说的杰出科学家首次贡献的最佳成名年龄，便充分展示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才华，不仅为原子能科学宝库增添了瑰宝，而且成为世界核物理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曾经指导钱三强博士论文的法国原子能专署高级专员、法兰西学院教授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巴黎理学院教授伊莱娜·居里于1948年4月26日，在钱三强回国前夕，共同写下了对他工作和品格的评语：“物理学家钱先生在我们分别领导的实验室——巴黎镭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时近十年，现将我们对他各方面的印象书写如下，以资佐证。钱先生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示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异。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在法兰西学院，我们两人之一曾多次委托他领导多名研究人员。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完成得很出色，从而赢得了他那些法国与外国学生们的尊敬与爱戴。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从该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钱三强渊博的知识、聪慧的头脑和突出的创新能力。
1948年回国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科研领导和大科学工程管理上。1948年8月，钱三强受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年9月接受北平研究院邀聘，在该院原镭学研究所基础上组建原子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49年3月，钱三强被指定为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的代表之一。“钱三强认为，自己是代表团里唯一的核物理学家，应该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核物理学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觉得应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托老师约里奥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急需的仪器，以及图书资料。”
钱三强把想法告诉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并最终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经过研究后，认为应该大力支持钱三强的提议，并千方百计地为他弄到所需美金。钱三强正是通过自己的老师约里奥，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购买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仪器和图书资料，为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为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7月易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从1951年到1975年，钱三强一直担任这个所的所长。后来，他先后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以他科学研究组织工作者所特有的才能，组建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广泛吸收和培养原子核科学人才。他知人善用，精心组织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于敏、程开甲、黄祖洽等众多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两弹研制，领导我国的原子科学大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和技术难关，并终于在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由于钱三强具有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深刻的科技感知力和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能准确研判国际形势和科技路径，做出科学判断，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跨越式的成功。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颇具战略眼光地在原子能所成立轻核理论组，组织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进行预研，为氢弹研制作了一定理论准备。随后，钱三强又主动推荐轻核理论组的主要力量与核武器研究所合并，有关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使我国在爆炸原子弹后两年零八个月就顺利爆炸了氢弹，成为世界上从爆炸原子弹到爆炸氢弹进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也使我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一百多位时，却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立掌握先进核科学技术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我国第三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宋任穷对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钱三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知识，培养、推荐科技人才，建立综合性科技基地，引起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时隔二十余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还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包括钱三强在内的科学家的伟大贡献：“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苦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可能自然而成，它是环境、教育与实践的综合结果。杰出科学家钱三强的成长经历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钱三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具有朴素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自热河沦陷后，钱玄同有约三个月时间谢绝饮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5月，他亲手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他跟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保持了民族气节。钱三强启程赴法前，父亲谆谆教诲：“要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不受人欺侮，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否则，只能是任人宰割。你现在出国学习，正是将来报效祖国，造福社会的好机会。”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钱三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学毕业后，钱三强正是“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决心，离别故土，寄身异国他乡，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验”
。
钱三强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在科技工作者心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钱三强青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大学时代，他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留学时期，导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约里奥先生受著名的反法西斯科学家郎之万的影响，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十分同情被压迫民族，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导师不仅培养了钱三强严谨的科学研究风格，而且用自己的爱国行动为钱三强树立了榜样。1948年，正当他在科学上大有作为的时候，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学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回到中国，决心为改变祖国科技落后的面貌服务。钱三强的很多国外友人对他的这一举动很不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早在出国深造前就有一股深厚的爱国情愫植根于这位游子的心里。
为了实现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钱三强积极追求真理，在国外留学和工作时，他就与中共旅法支部建立了联系，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及高层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并遵从党的指示，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48年2月的一天，钱三强经约定，在巴黎卢森堡公园与中共在欧洲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刘宁一见面，交谈了准备回国的情况，刘赞成钱回国后到北方工作的想法，并介绍了国内形势，认为不久国内形势将会发生大变化。
1948年回国后，钱三强受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解放前夕，钱三强不顾压力和危险，以母亲病重在床不能离开北平为理由拒绝登机‘南迁’，坚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此后，在党的领导下，钱三强做了许多团结广大科研人员的工作，在科技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1954年1月，钱三强“经张稼夫、于光远介绍，由科学院学术秘书处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上级党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回国著名科学家中最早发展的中共党员”
。我国下决心研制原子弹后，他不辞辛劳，积极投入国防科研组织管理中。在科研组织者的岗位上，钱三强尽职尽责，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使命。他让一大批有才能的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使原子弹、氢弹得以成功爆炸，重振了国威。
钱三强30多岁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回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创造力旺盛的时期，诚如他自己所言，如果一头钻进实验室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很可能再搞几项重大发明创造。然而，为了全局利益，回国后，他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毅然地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以满腔热情从事科学组织工作。钱三强因献身于国防科技事业而使纯科学成就受到影响，但钱三强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促使钱三强无怨无悔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最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爱国主义。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支配下，钱三强始终把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自觉地把个人志向和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国重要的尖端国防科技——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真正做到了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防科技这个计划性强、保密性严、应用为主而非市场化的领域里，最强烈、持久而普遍的精神动力是爱国主义，它超越时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像钱三强这样自始至终参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不计个人科学成就的拔尖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真可谓感天动地！
人类科技史上有不少单项素质突出的创新人才，也有素质缺陷严重甚至违背人类思想政治与道德准则的科学家。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巴尔的摩因为发现一种病毒中的逆转录酶而轰动世界，并因此荣获1982年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但是，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与人合作发表在1986年4月《细胞》杂志上的文章却是一篇伪造数据、冒充创新的论文，在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调查的压力下，巴尔的摩宣布撤回论文，并公开道歉。因发明晶体管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肖克利却是一位有纳粹倾向的科学家。
但是历史总是将最高声誉给予道德品质高尚、政治方向正确而又有伟大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在世纪之交的千年伟人评选中名列前茅，便是实至名归。
人们之所以强调科技人才的综合素质，乃是出于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先进的文化思想。情况正如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的文章所指出的：“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接触过钱三强的人，一定会认为这种评价放在钱三强身上，也是极为恰当的。他勇挑重担的气魄，他豁达大度的胸怀，他谦逊朴实的作风，他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钱三强在科学与道德上达到高度统一与他从导师那里得到的教益有关。他在谈到科学要有好的传统时指出：“或许，科学界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学术与道德的统一。善良、正直、谦逊、实事求是、永远进取与创新，热忱帮助年轻一代、热爱祖国、关心人类的前途等，这些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的基本品质。这也是我从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两位导师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基本教益。顺便说一句，我国历代的学者大都也具有高尚的品德，从来是讲究道德与文章并重，而且道德先于文章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传统是类似的。”
钱三强的崇高品格表现在他豁达大度的胸怀上。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生“左”的偏差，极左思想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科研事业。对此，生性耿直的钱三强出于科学家以真理为贵的本能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曾经进行过抵制，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然而，钱三强的很多正确的意见却被错误地当作“右”的观点加以批判，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先后多次蒙受挫折。“文革”中甚至被抄家和隔离审查，个人日记本和许多私人材料被抄走，下放陕西郃阳（今合阳县）“五七干校”劳动，并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对于这些批判和斗争，钱三强虽然极感苦闷，但仍以大局为重，积极投入工作。钱三强从来不为个人的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从钱三强对待挫折的态度中，我们可看出他以大局为先，豁达大度的伟大胸怀。
钱三强的崇高品格还表现在他谦逊朴实的作风上。熟悉钱三强的人都知道他非常谦虚，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即使与下级、与青年学生讨论问题，也一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国内外媒体将钱三强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直反对这种提法。当时及后来都对此表示过：“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有劳而不显，建功而不傲，将自己视为滴水，融于大海之中。同时，钱三强一再告诫核科学技术领域的同志们，不要追逐个人名利，要服从国家需要，应该打算隐姓埋名，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工作下去。正是在像钱三强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和影响下，我国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自觉自愿地把青春和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原子能事业，在鲜为人知的艰苦条件下默默无闻地奋斗了几十年。
钱三强不愧为科技界公认的科学和道德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既有享誉国内外的科学成就，又具引领科学家团队和推进重大工程的管理才能，是科技界难得的领袖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勇挑重担、豁达大度、谦虚朴实的品格。其科学思想、学术体系、治学风格和崇高品格构成了富有科学精髓和时代特色的“钱三强科学家精神”，这必将像其杰出的科学成就一样，在科学史上闪烁着令人崇仰的熠熠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