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畅读海量书库
扫码下载掌阅APP

大国科技帅才:需要怎样的境界(代序)

王国维脍炙人口的治学三境界说,以优美的古典词语,清晰的治学时序,百年来激励了无数的治学者,并倾倒了更多的欣赏者。然而,王国维的治学概念,限于成果产出期,所指治学者,也是成熟老到的学者。所述治学是训练有素、才华卓越的治学高手临门一脚前后的功夫与惊喜。笔者以为,治学群体中人才各别,并非都已具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能力和眼光,许多较年轻的学者,或处于训练积累阶段,或处于登峰冲顶的准备阶段,他们面临的问题还包含基本训练与素质健全等成长中的问题,因此全面论述治学境界应同时针对成长中的治学者与老到成熟的治学者。此外,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局限于治学过程的唯象性描述,而缺乏深层的解释性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更宽广的治学四境界说,这堪称大国科技帅才的四块基石,也是炼成科技帅才的必由之路。

一、读书人

一个人直接的读书经验,如观察、实验或社会体验,会对其治学产生潜在的深刻影响,构成其治学的深沉的隐性的基底。这种因人而异,极具个体性的隐性影响,与治学的关系极其复杂,往往难以捉摸。而作为间接经验的读书(含电子、网络等读物),却要有章可循得多,因此本文即以读书作为治学显性路径的起点。无论理科与文科,有幸的开拓创新者,几乎都从早年优秀的读书人成长起来。

爱因斯坦一生文理兼擅,不仅是头顶光辉的科学巨星,而且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深刻文化见解,这与早年自觉入迷的深广阅读奠定的基础有关。中学时代,爱因斯坦父母“为他提前购置了课本,以方便他在暑假自学。他不仅学习了书中的证明,而且还尝试自行证明新的理论。‘他忘记了游戏,也忘记了玩件’……‘他潜心求解,一坐就是好几天,找不到答案绝不罢休’” 。而一位比爱因斯坦大11岁的大学生塔尔梅带给他一部《自然科学大众丛书》,爱因斯坦回忆说,自己“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了这套包含21本小书的丛书。塔尔梅还送了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严密逻辑,激起了少年爱因斯坦的激情与敬畏,几个月的光景,爱因斯坦阅读、钻研并做完了书上的证明与练习。后来,这位大学生又推荐了哲学家康德,“那时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但是连普通人都看不懂的康德著作,他似乎都能理解” 。为进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爱因斯坦购买了三大卷高等物理教科书,“甚至在喧闹的人群中,他也能独自坐到沙发上,拿出笔和纸,……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周围的喧哗与其说干扰了他,不如说激励了他”

爱因斯坦不仅在阅读上早慧,而且读书学习有方。一是写笔记,读高等物理教科书时,“在书页边缘密密麻麻写下了自己的各种想法” ,而且能将心得笔记整理成文。16岁夏天,尚是中学生的爱因斯坦已经写出题为《磁场中的以太状态研究》的文章,是为教科书与科普杂志科学动态的综述性文章,虽然稚嫩,却显示出砥心砺志于科学的精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读书时,已富于深刻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肯定资深物理教授韦伯的讲授“技巧的高超而娴熟”,另一方面又敏锐地觉察其“过分专注于物理学的历史基础,而不注重当下的前沿”,“在学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对物理学的过去一清二楚,而对他的现在和未来却一无所知” 。大学毕业后仅仅5年,爱因斯坦即创造了科学史上的奇迹,登上物理学的最高峰。可以说,早年精彩的读书生涯,为看似一举独创相对论的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文大师钱锺书早年博览群书的故事更有传奇色彩。“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钱锺书还曾横扫中国两个大学的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钱锺书到清华大学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据同班同学许振德回忆:“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另一同学饶余威回忆:钱锺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带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都出自此君之手笔”

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同乡族人钱穆先生也对钱锺书的刻苦攻读欣赏有加:“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 关于这一时期读书方法及效果,钱锺书自评说:“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 连外籍教师教授的“西洋文学概要”与“西洋小说”两门课涉及的所有小说,他也几乎全部读过,考试成绩高人一等也就不足为奇。

抗战时期,钱锺书一度执教于湖南中部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学校用巨款典借了长沙南轩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又接纳了山东大学和安徽大学的部分藏书。如此丰富的馆藏,再加上自己从国外带回的大量外语原著,使得钱锺书每天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一边阅读,一边做读书笔记或写作,经过一段时间,他几乎把图书馆的书都浏览了一遍”

笔者读书成绩不过尔尔,但有一个体会是,早期可按内容分类阅读,到一定程度,即能体会作者风格时,可盯住适合自己风格的大家,尽量读其所有的著作,每见其新作问世,尤为欣喜,立即拜读。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偏好与敏感性,凡读适于自己特性或风格的著作,不仅心情愉悦,效率也更高。这种情形,不仅适于文科著作的阅读,也适用于理科,杨振宁先生曾多次论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风格,说自己喜欢爱因斯坦、狄拉克与费米的风格,而不易欣赏海森伯的风格,杨振宁不仅从科学著作的阅读中,也从直接交流中获得这样的印象。

在流行网络阅读的今天,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是,在如此便利快捷的阅读条件下,何以未见有陈寅恪、钱锺书、华罗庚、钱三强这样博学多才而有创造力的大家产生?可见他们丰富的读书经验,绝非掌握网络阅读方式就可轻易获得。传统学术大师读书的功力、方法,以及个体性的诀窍,是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今日的读书人不能不留心与学习。

二、活字典

作为治学的基础与准备,读书要达到的目的是记忆与理解,其中记忆更为基本而不可或缺。有悠久文化传统、人才辈出的中国为此创造了许多读书方法。背、诵、抄,即是最重要的方法。杨振宁回忆道:自己四岁开始识字,五岁多时能识三千字,并能背诵儿童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一书。但当父亲杨武之问书上讲的什么意思时,“我完全不能解释”。 但是,这样的记诵功夫与后来的理解、思考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发奋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办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有上述童子功与基本功的苏轼,其文史方面的创造力与自信心,千年以来,罕有其匹:“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有相似训练的当代钱锺书,凡读之书,“他几乎过目不忘,尤其是集部之书更为精通,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诗文别集不用说,甚至一些不入流的和无多大名气的作家的诗文集、小说、笔记和日记,你只要考问他,他都能基本不差地复述下来,有许多是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记问之学,对每个问题又都能穷源溯流、旁征博引,一一指陈得失,如数家珍”

人们惊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也知“功夫在诗外”,非凡的人生为诗歌创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但是,毛泽东的诗词创造也植根于传统的读书功夫,毛泽东可说是其喜爱的诗词作家的“活字典”。1975年5月2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来到患白内障的毛泽东身边,为其读书。82岁的毛泽东吟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用最后一句诗优雅地说出了芦荻的名字。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位给毛泽东治眼病的大夫叫唐由之,“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问过姓名后,立即背诵出鲁迅《悼杨铨》,……并用铅笔写在纸上,‘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一开始唐大夫愣住了,后来才明白,他的名字包含在这首诗第二句的最后两字中”

自然科学学者也不例外。杨振宁与李政道的恩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是罕见的兼擅理论与实验的物理学大师,据一位指导过费米的前辈工程师回忆,1918年高中毕业时,费米“已经读过所有最著名的物理学著作。……当他读过一本书以后,哪怕只读一次,他就能完全弄懂,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例如,当他读完狄尼写的微积分教科书后还书给我的时候,我对他说可以一年以后再还我,……他的回答让我颇为吃惊,他说‘谢谢,但我不需要它再放在我这儿了,我已经记住这本书的内容了’” 。为形成某种永久性记忆,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科学者有些不同,除了反复背诵或抄写,还需深入理解其内在逻辑,如费米读一本《投影几何学》时,自己动手“证明了书中所有的定理,还迅速地计算了书末附录的所有问题(有200多个题)”,此外费米还有一个“小本子”,“把他学过的物理知识系统地重新组织了一次,使它更有条理化。在罗马和卡沃索,它在一个皮封面的小本子上写下了许多笔记。……这件事是令人吃惊的:一个只在大学读了一年的大学生能够写出小本上这么多内容,即使对于一个多年从事物理教学的老师,这小本子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费米虽是神童出身的天才物理学家,但也需要通过刻苦攻读、消化、整理有关的物理知识,形成独特的“小本子”——大脑中物理学“活字典”的文字版本。

另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度数学怪杰拉马努金,也拥有一个独特的数学“活字典”大脑。华罗庚与拉马努金在剑桥大学都拜数学大师哈代为师,有一次哈代去看拉马努金,见面时哈代说:“我坐出租车来的,车号是1729。”拉马努金立即答道:“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数,它是能用两种不同方式表示成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数。”杨振宁对此评论说:“这个故事说明他们是极其优秀的数论学家,因为他们经常思考着这些数。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演算这些加法,因此每个数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了解每个数的特性。因而拉马努金了解1729这个数的特性。当然不仅仅是数论学家如此了解本领域的基础知识,其他专家也是如此。有些人不想去熟悉一个学科的基础(例如,熟悉了解数是数论的基础),不想去熟悉前人已积累的知识,迫不及待地向前跃进,想一下迎战最现代的问题。这样是绝不会成功的。你要反复学习人们过去研究过的各种概念,当你把这些思想融会贯通之后,你会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如果你还未熟悉前人的成就,要想跳到最前沿的水平,作出真正的贡献是绝不可能的。”

有条理地存储在大脑中的专门性知识,可以称为“活字典”,它远不及百科全书门类齐全,信息量要小得多,与今日的互联网知识库相比,更显得微小。但是,存于脑海中的“活字典”知识是有机组织的,可以随时提取并作为创新思维原材料的活跃的知识,正如杨振宁所言,是创新道路上,“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的基础与路标。人们常常惊叹陈寅恪、钱锺书的基本功和知识量,即使有今日如此庞大、简捷的互联网相助,在知识的灵活运用与专业的创造性上,仍未见能与陈、钱匹敌者。笔者就读复旦大学研究生时,就有功力深厚的老先生告之,读研无他,做一万张卡片而已。无奈3年时间很难做出一万张卡片。

被誉为植物学电脑的吴征镒院士,三十多岁时已做十万张植物学卡片,1955年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有前辈植物学界据此赞道:选3个学部委员都够,于是38岁的吴征镒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耄耋之年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网络普及以后,许多年轻学子已看不上老一辈文理科学者行之有效的学术训练方法——建立存储于脑海中的专门化的“活字典”。而盲目依赖快速便捷的网络知识搜索。有文章写道:“拥有独一无二知识的人几乎消失了,人们有想法,但不必再有厚度。校园里的‘活字典’始终令人尊敬,却看起来并非遥不可及。因为‘活字典’的记忆并不比网速更快,同样的诗篇也存在于网络里;甚至当你希望找一个形容‘书多’的成语,只需在浏览器里输入这个与口语无异的要求,得到的结果不见得比学究少。” 如果仅为满足某种求知欲,这样的想法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以治学为目标,则建立一个“活字典”脑海,与掌握网络搜索方法相比,训练难度不可同日而语,而治学价值也有天壤之别。

三、学问家

如果把治学的四个进阶划为两个层次,那么上文所述的读书人与“活字典”境界,是以知识积累为导向的初级阶段,而本文以下所述的学问家与原创者境界,则是以开拓创新为导向的高级阶段。文理兼通的科学大家严济慈院士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指出了知识与学问的区别:“知识与学问有什么不同?……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学问是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时代主要是获取知识,而工作以后则主要致力于将知识变成学问。” 严先生所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的实际问题,是广义的实际问题,不仅包含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也包含探索创新活动中的各种问题,曹雪芹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的“学问”自然也包含在内,因限于篇幅,本文以下仅探讨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学问。

对于年轻人从知识积累转向研究工作的困难,杨振宁不仅有切身体会,而且有丰富的指导经验。杨振宁刚赴美国留学时,对自身的长处与短板缺乏真切的认识,不擅长动手实验的问题暴露无遗。以至实验室主任艾里逊教授常半开玩笑地说:“哪里炸得乒乓作响,哪里准有杨振宁在场。” 最终,深识杨振宁理论优长的导师泰勒,开明地允许他以理论文章作博士论文。关于研究生们起步做研究工作的情形,杨振宁曾说:“我在美国37年了,我看见过的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的数目,单在我这行里边,已上千人……,做论文的时候学习方法是另外一种方式:要寻求未知的东西,要发现哪些题目是可以有解答的……。这里头所发生的困难,绝不是中国血统的人所独有的,是大家都有的。” “我看到物理界有许多人在念书的时候学习成绩都很好,过了二三十年,他们的差别却很大。有人做出了大成就,有人老是做一样事,费了很大的劲,却没有什么成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里虽然有能力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会不会选择正确的方向……。那些十年前很红的方向,一般来说,经过十年的研究,往往过时了。每个领域常常是因为有了新的问题,新的办法,才变得发达起来的,……怎样才能掌握住方向呢?我建议你们每星期抽一定时间去图书馆,……看多了以后,你就能掌握住你那个领域的发展方向。”

正确选择研究方向,对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但是起步做研究工作时所遇到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如何掌握创新思维方法。爱因斯坦曾提出一个建议:“训练你的头脑去思考教科书里学不到的东西。” 爱因斯坦是运用创新思维的高手,物理教科书只是分别向学生讲述牛顿力学与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却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麦克斯韦的光速不变原理与牛顿力学中的伽利略变换相矛盾,是牛顿错了,还是麦克斯韦有错?16岁的中学生爱因斯坦,由此踏上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漫漫十年之路。类似这样神思妙想的创新思维,在爱因斯坦的创新实践中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善于理论总结与哲学思维的爱因斯坦独创性地将“想象”,尤其是“联想”,置于科学创新思维的核心地位:“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通过进一步的反思和总结,爱因斯坦在晚年将“联想”置于概念、词语等抽象表达之前,是在思维机制中起支配作用的“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写下来的词句或说出来的语言在我的思维机制里似乎不起任何作用。那些似乎可用来作为思维元素的心理实体,是一些能够‘随意地’使之再现并结合起来的符号和多少有些清晰的印象”;“在创造性思维同词语或其他可以与别人交往的符号的逻辑构造之间有任何联系之前,这种结合的活动(即联想——引者注)似乎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当上述联想活动充分建立起来并且能够随意再现的时候,才有必要费神地去寻求惯用的词或者其他符号”。

在晚年的《自述》中,爱因斯坦又用一定篇幅来论述创造性思维,强调“自由联想”与概念相联系是其中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元素”。 须注意的是,爱因斯坦重视联想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其启示性作用。联想以及联想相随的比喻,并非思维与语言的全部,只能用当其所,而不能随意越界运用。

联想这一创造性思维给予爱因斯坦的恩泽,不仅是牛顿力学与麦克斯韦电磁场的联系启迪了狭义相对论,也不仅是升降机中引力与加速度的联系启迪了广义相对论,联系还使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文笔出人意料的生动、深厚而优美,其中一个重要技巧是善用联想而生的比喻:他在评论学校里过分强制性的知识教学时写道:“这样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它不断地吞食,特别是,当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失其贪吃的习性的。”

对倾心欣赏与尊敬的前辈科学大师洛伦兹的描绘:“洛伦兹是个神奇的智者,他行事机智得体,简直是个活着的艺术品。”

童心未泯的老年自我形象:“我就像一个爱发奇问、百无禁忌、常使大人难堪的孩子。”

在人文领域,钱锺书所以成为享誉中外的学问家,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神思妙连的“联想”,引发出各种深厚绵长的创造性工作:

不懂日语的钱锺书受邀赴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时,全场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在这次演讲结束时,有个总结,其灵魂即是汪洋恣肆、思接万绪的联想:“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 钱锺书基于联想的跨时代、跨国界、跨学科的教学风格,在中国大学也受到欢迎和推崇。

1946年,钱锺书曾在暨南大学文学院讲授“欧美文学名著选”与“文学批评”两门课,学生对他知识的广博、讲课的潇洒,甚为倾倒,多次向他请教秘诀,他很谦虚地笑笑说:“我没什么,只不过能‘联想’。”

演讲之外,钱锺书在随意交谈中,因富于联想,经常妙喻惊人。“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请见钱锺书,可他却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小说《围城》有许多基于联想引发的比喻,据统计达七百余条。为讽刺主角方鸿渐骗取假文凭的比喻:“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学术著作《谈艺录》比较南宋两大诗人陆游与杨万里的写作风格与技巧时说:“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放翁《谢王子林曰》:‘我不如诚斋,此论天下同’……放翁之不如诚斋,正以太工巧耳。”

诗集《槐聚诗存》中也多联想妙喻,如以荷叶不亲水珠,喻心中不存挂碍:“那得心如荷叶,水珠转念无踪。”

四、原创者

世界上有学问的人不计其数,可称为学问家的也不在少数。数学大师华罗庚对其中的治学者曾有深入的分析:“并不是熟悉了世界上的文献,就成为某一部门的‘知识里手’了,还早呢!这仅仅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也并不是在一个文献报告会上能不断地报告世界最新成就,便可以认为接近世界水平了,不!这也仅仅是起点,具有能分析这些文献能力的报告会,才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真正开始,前者距真正做出高水平的工作来,还相差一个质的飞跃阶段。”

华罗庚更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工作的四种境界:

1.照葫芦画瓢地模仿。模仿性的工作,实际上就等于做一个习题。当然,做习题是必要的,但是一辈子做习题而无创新又有什么意思呢?

2.利用成法解决几个新问题。这个比前面就进了一步,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区别一下。直接利用成法也和做习题差不多,而利用成法,又通过一些修改,这就走上搞科学研究的道路了。

3.创造方法,解决问题,这就更进了一步。创造方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是自己能力的提高的重要表现。

4.开辟方向,这就更高了,开辟了一个方向,可以让后人做上几十年,上百年。

本文所论的原创者,大致包括华罗庚先生所述的“创造方法”与“开辟方向”的治学者,他们是学问家中的学问家,其中有些人是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头等光辉的巨星,他们或以基础性重大原创恩泽后学,彪炳史册;或以应用性重大原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面貌和推进文明进步。

由于治学的领域宽广,学科的性质各异,通向原创的突破口也各不相同。除了正确运用先进哲学思维这一共性,只能各遵其道,各得其所。以笔者较熟悉的物理学领域而言,原创者的突破口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哲学思维,如爱因斯坦、海森伯;二是科学实验,如法拉第、卢瑟福、钱三强等;三是数学方法,如普朗克、狄拉克;四是综合因素,如对湍流理论有突破性贡献的费根鲍姆,与“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都综合运用了物理、数学与计算机方法。

钱三强是从一流原创科学大师向大国科技帅才成功转型的典范。本书对钱三强不朽的精神、深广的思想和非凡的事功,有全面而独到的研究,本书是研究我国这位杰出复合型科学家的一大成果,必将对弘扬科学精神、深植家国情怀、提升科技管理水平与培养拔尖科技人才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笔者的序言,只是为深入理解一流大国科技帅才做一铺垫,或可帮助读者认识通向一流大国科技帅才之路的艰辛与复杂。虽然一流大国科技帅才的具体特点各有不同,但其早期治学四个境界的历练不可或缺。只有由此出发,成为科技原创者,最终方可跃上一流大国科技帅才的新境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需要在世界科技创新舞台上产生众多的中国原创者和一流的科技帅才,担当引领世界科技新潮流的历史使命。可以期待,一个大师辈出、巨星不绝、佼佼者不计其数的中国科技创新局面,必将到来。

朱亚宗 kArqVEhgUn03Q717btOKzbcnRtAnBlZY1efAsazjVdowPrYC/VNznYu2meL2qHDp



导言
钱三强
——科学与道德完美结合的典范

科学研究要有好的传统。或许,科学界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学术与道德的统一。善良、正直、谦逊、实事求是、永远进取与创新、热忱帮助年轻一代、热爱祖国、关心人类的前途等,这些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的基本品质。这也是我从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两位导师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基本教益。顺便说一句,我国历代的学者大都也具有高尚的品德,从来是讲究道德与文章并重,而且道德先于文章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传统是类似的。

——钱三强

万里云霄送君去,不尽长江滚滚来。钱三强1913年10月16日出生于浙江绍兴,祖籍浙江吴兴(现属湖州市吴兴区),1992年6月28日逝世于北京,他是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1955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是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也是邓小平希望大家记住的三位中国科技界代表人物之一。在钱三强院士逝世三十周年之际,这位昔日叱咤风云的科技帅才,似乎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但历史将永远铭记这位为民族自立与科技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代科技泰斗。

钱三强逝世后,周光召为《钱三强论文选集》撰写序言,追述他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赞誉他的高尚品德。周光召在序言中写道:“钱三强先生正是这样一位掌握全局,运筹帷幄的指点之才,他无愧于这个时代。在科学界,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同时,他又是时代的楷模。这并不只是由于他在原子核物理上的重要发现和做出了饮誉海内外的光辉业绩,而且还因为,他全部科学生涯中贯穿着深厚的爱国主义和崇高品格。熟悉钱先生的人,不会忘记他宏阔的胸怀,勇挑重担的气魄,杰出的组织才能,甘为人梯的精神,谦逊朴实的作风,以及只讲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在钱先生身上,科学和道德达到了高度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钱三强先生才受到广大青年学生的仰慕,科学工作者的爱戴和全国人民的普遍尊敬。”

一、历史性转变中的主导科学家

“幸运啊牛顿,幸福啊科学的童年!” 爱因斯坦曾十分羡慕牛顿处于科学童年时代的幸运。其实,爱因斯坦的羡慕蕴含了一个朴实的道理:科学家在哪个方面做出成就以及做出多大的成就,与其所处时代息息相关。牛顿在科学的童年实现了人类物理学领域的第一次大综合,缔造了科学史上一座空前的里程碑,从而被列为人类科学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之一。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解决当时重大科学问题或攻克当时关键技术的科学家,其中获得成功的杰出科学家因此成为这一时代最有影响和最引人注目的主导科学家。

主导科学家随时代而变迁,以中国为例,在中国文明早期的传说时代,燧人氏、神农氏、有巢氏、庖牺氏等因发明有关民族生存的关键技术(用火、医农、建房、渔猎)而备受尊重,并被推举为王,形成技术专家为王的独特时代。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后,农业生产主导经济,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促进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的农耕技术、水利技术、冶炼技术,有利于君王统治与社会治理的天文学及其支撑学科数学、中医学受到重视与支持,这些领域的许多专家兼管理者成为居官的科学家,如李冰、张衡、祖冲之、张仲景、沈括、郭守敬、徐光启等,他们成为这一时代的主导科学家。

一个科学家能成为所处时代的主导科学家无疑是幸运的,但要实现华丽转身,与时代同频共振,这不仅需要机遇的青睐和复合型的素质,更需要艰苦的付出,甚至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这类科学精英在科技史上并不多见。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现代科技起步较晚,科学家群体规模不大的国家更是凤毛麟角。

随着西方近代科技的东传和中国社会的变革,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初,大学、研究院及某些部门的研发机构的学院式科学家成为主导科学家,李四光、竺可桢、陈省身、华罗庚、吴有训、叶企孙、钱三强、唐敖庆、卢嘉锡、胡先骕、谈家桢、梁思成即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学院式科学家主要的贡献在于现代科技人才的培养与基础科学研究的奠基。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格局中,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与独立自主成为时代的主题,威慑性武器的研制势所必然。这种国际局势及中国领土的完全统一问题,再加上科技与国防的空前结合,使中国国防科技专家赢得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召开,揭开了国防科技专家成为主导科学家的这一历史性帷幕。随着中国原子能事业与核武器研制正式提上日程,以及“两弹一星”工程的逐步展开,国防科技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开始成为中国当代科技殿堂的主角,中国主导科学家又一次发生历史性转变,从封闭的学院式科学家转换为国防科学家。

以原子弹、氢弹研制为例,1961年11月,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由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组成的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从此,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建设、核武器的研制、核试验工作、核科学技术工作有了强有力的领导,大大推动了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 在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全国先后有26个部委、20个省(区、市)、解放军各兵种参加“会战”,参与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工厂多达900余家,仅从1960年到1962年,从中央科研部门、工业部门抽调的高级科技专家就有232人。据不完全统计,参与原子弹工程的科技人员中,有70多人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就有钱三强、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程开甲等一批中国当代耀眼的科学明星。

从中国主导科学家的历史性转变中,不难发现,钱三强正是这样一位在不同时代都扮演主导科学家角色的幸运儿。对此,钱三强多次直言不讳地坦承自己的幸运。20世纪30年代是原子能科学技术高歌猛进的时代,钱三强院士正是在这个时候和原子能科学技术结下了缘分。20世纪30年代,钱三强考取了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的公费留学生,奔赴世界闻名的居里实验室学习当时最前沿的学科——镭学。这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刚迈出国门的青年学子,是何等幸运!

在居里实验室,钱三强十年磨一剑,终于发现了重核原子三分裂、四分裂现象,成为享誉世界的学院式科学家。后来他在《我与居里实验室》一文中写道:“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的时代。能够在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依莱娜·居里夫妇领导下做研究工作,实在是我的幸运。” 1990年,年逾古稀的钱三强在向组织递交的个人总结中再一次谈到了自己的幸运,不过这一次是庆幸自己能成为中国原子能事业与核武器研制中的一员。“我作为这场实践中的一员,尽管肩负的任务很重,遇到苦难也很多,但想到自己不单是一个科学工作者,而是共产党员,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为新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自己专长的原子核科学事业奉献出一切!再说多少年所盼望的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这一天,终于在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经过我们共同努力实现了,我感到无比幸运!”

二、不朽事功奠定的科技帅才地位

能领兵者,谓之将才;能将将者,谓之帅才。军事人才是这样,科技人才亦如此。科技帅才是既有深厚的学术造诣,又能把握国际竞争形势,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总揽全局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决策能力的战略科学家。中外历史上许多重大的科技项目和工程无不是在科技帅才的组织指挥下取得成功的。钱三强既是核物理领域的学术泰斗,又是我国原子弹研制的主要技术领导人和工程管理者,在科学研究和工程管理两个领域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杰出的科技帅才。

钱三强学术地位的确立主要基于留法期间取得了饮誉海内外的科研业绩:1946年他与夫人何泽慧共同发现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并对其机制给出了科学分析,不但揭示了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且提供了在断裂点附近的原子核的各种特性,成为裂变物理的一个重要分支。约里奥向世界科学界推荐这是“二战后他的实验室第一个重要的工作”,钱三强和何泽慧的重要发现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此时的钱三强年仅33岁,正处于赵红洲先生所说的杰出科学家首次贡献的最佳成名年龄,便充分展示了自己出类拔萃的才华,不仅为原子能科学宝库增添了瑰宝,而且成为世界核物理界的一颗耀眼的明星。

曾经指导钱三强博士论文的法国原子能专署高级专员、法兰西学院教授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巴黎理学院教授伊莱娜·居里于1948年4月26日,在钱三强回国前夕,共同写下了对他工作和品格的评语:“物理学家钱先生在我们分别领导的实验室——巴黎镭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时近十年,现将我们对他各方面的印象书写如下,以资佐证。钱先生与我们共事期间,证实了他那些早已显示了的研究人员的特殊品格,他的著述目录已经很长,其中有些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忱,并且聪慧有创见。十年期间,在那些到我们实验室并由我们指导工作的同时代人当中,他最为优异。我们这样说,并非言过其实。在法兰西学院,我们两人之一曾多次委托他领导多名研究人员。这项艰难的任务,他完成得很出色,从而赢得了他那些法国与外国学生们的尊敬与爱戴。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任命他担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和研究导师的高职。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工作者,在精神、科学与技术方面,他具备研究机构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各种品德。” 从该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钱三强渊博的知识、聪慧的头脑和突出的创新能力。

1948年回国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科研领导和大科学工程管理上。1948年8月,钱三强受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同年9月接受北平研究院邀聘,在该院原镭学研究所基础上组建原子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1949年3月,钱三强被指定为参加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大会的代表之一。“钱三强认为,自己是代表团里唯一的核物理学家,应该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核物理学尽自己的一份责任。他觉得应该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托老师约里奥订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急需的仪器,以及图书资料。” 钱三强把想法告诉代表团秘书长刘宁一,并最终报告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经过研究后,认为应该大力支持钱三强的提议,并千方百计地为他弄到所需美金。钱三强正是通过自己的老师约里奥,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购买了第一批核物理实验仪器和图书资料,为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封锁、为中国的核科学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8年7月易名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从1951年到1975年,钱三强一直担任这个所的所长。后来,他先后担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以他科学研究组织工作者所特有的才能,组建我国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广泛吸收和培养原子核科学人才。他知人善用,精心组织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周光召、于敏、程开甲、黄祖洽等众多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两弹研制,领导我国的原子科学大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理论和技术难关,并终于在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

人们后来不仅称颂钱三强对极为复杂的各个科技领域和人才使用协调有方,也认为他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烈”的科技大本营。由于钱三强具有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深刻的科技感知力和敏锐的时代洞察力,在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能准确研判国际形势和科技路径,做出科学判断,我国核武器的发展才能在短时间内取得跨越式的成功。钱三强早在1960年,就颇具战略眼光地在原子能所成立轻核理论组,组织黄祖洽、于敏、何祚庥等一批理论物理学家,开始对热核材料性能和热核反应机理进行预研,为氢弹研制作了一定理论准备。随后,钱三强又主动推荐轻核理论组的主要力量与核武器研究所合并,有关工作得到迅速发展,使我国在爆炸原子弹后两年零八个月就顺利爆炸了氢弹,成为世界上从爆炸原子弹到爆炸氢弹进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也使我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一百多位时,却成为当时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独立掌握先进核科学技术的国家,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我国第三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宋任穷对钱三强在原子弹研制中的贡献给予了很高评价:“钱三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中,有独特的贡献。在普及原子能知识,培养、推荐科技人才,建立综合性科技基地,引起和吸收外来技术,组织领导重大科技攻关和科技协作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 时隔二十余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时还饱含深情地回忆起包括钱三强在内的科学家的伟大贡献:“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李四光、钱三强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苦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

三、以身许国铸就的强大精神动力

列宁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 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不可能自然而成,它是环境、教育与实践的综合结果。杰出科学家钱三强的成长经历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钱三强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钱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具有朴素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自热河沦陷后,钱玄同有约三个月时间谢绝饮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经留日的钱玄同即与日人断绝交往。1933年5月,他亲手书写了《中华民国华北军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墓碑》。1936年,他跟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提出抗日救国七条要求。日寇占领北平后,钱玄同复名钱夏,表示是“夏”而非“夷”,决不做敌伪的“顺民”,保持了民族气节。钱三强启程赴法前,父亲谆谆教诲:“要使自己的国家强盛起来,不受人欺侮,必须有先进的思想,先进的科学。否则,只能是任人宰割。你现在出国学习,正是将来报效祖国,造福社会的好机会。”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下,钱三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大学毕业后,钱三强正是“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奋斗的决心,离别故土,寄身异国他乡,从事科学研究和实验”

钱三强以身许国的爱国情怀,在科技工作者心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精神丰碑。钱三强青年时代,正值国难当头;大学时代,他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留学时期,导师是约里奥-居里夫妇。约里奥先生受著名的反法西斯科学家郎之万的影响,是一位进步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是一名法国共产党员,十分同情被压迫民族,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导师不仅培养了钱三强严谨的科学研究风格,而且用自己的爱国行动为钱三强树立了榜样。1948年,正当他在科学上大有作为的时候,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科学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回到中国,决心为改变祖国科技落后的面貌服务。钱三强的很多国外友人对他的这一举动很不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早在出国深造前就有一股深厚的爱国情愫植根于这位游子的心里。

为了实现报效祖国的崇高理想,钱三强积极追求真理,在国外留学和工作时,他就与中共旅法支部建立了联系,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及高层领导的关怀和指导,并遵从党的指示,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48年2月的一天,钱三强经约定,在巴黎卢森堡公园与中共在欧洲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刘宁一见面,交谈了准备回国的情况,刘赞成钱回国后到北方工作的想法,并介绍了国内形势,认为不久国内形势将会发生大变化。 1948年回国后,钱三强受聘为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解放前夕,钱三强不顾压力和危险,以母亲病重在床不能离开北平为理由拒绝登机‘南迁’,坚持留在北平,迎接解放。”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在兴奋中骑着自行车赶到长安街汇入欢庆的人群。此后,在党的领导下,钱三强做了许多团结广大科研人员的工作,在科技界起了良好的作用。

1954年1月,钱三强“经张稼夫、于光远介绍,由科学院学术秘书处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并经上级党委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是回国著名科学家中最早发展的中共党员” 。我国下决心研制原子弹后,他不辞辛劳,积极投入国防科研组织管理中。在科研组织者的岗位上,钱三强尽职尽责,没有辜负历史赋予的使命。他让一大批有才能的科学家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并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使原子弹、氢弹得以成功爆炸,重振了国威。

钱三强30多岁时已经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实验物理学家,回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正是创造力旺盛的时期,诚如他自己所言,如果一头钻进实验室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很可能再搞几项重大发明创造。然而,为了全局利益,回国后,他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毅然地放弃自己心爱的科研工作,以满腔热情从事科学组织工作。钱三强因献身于国防科技事业而使纯科学成就受到影响,但钱三强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促使钱三强无怨无悔献身国防科技事业最强大持久的精神动力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爱国主义。正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支配下,钱三强始终把爱祖国爱人民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自觉地把个人志向和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为中国重要的尖端国防科技——原子弹和氢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真正做到了为祖国强盛和人民幸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防科技这个计划性强、保密性严、应用为主而非市场化的领域里,最强烈、持久而普遍的精神动力是爱国主义,它超越时空,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而像钱三强这样自始至终参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不计个人科学成就的拔尖科学家的献身精神,真可谓感天动地!

四、高尚品格贯穿的无瑕科学人生

人类科技史上有不少单项素质突出的创新人才,也有素质缺陷严重甚至违背人类思想政治与道德准则的科学家。1970年,美国生物学家巴尔的摩因为发现一种病毒中的逆转录酶而轰动世界,并因此荣获1982年诺贝尔生物学与医学奖。但是,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与人合作发表在1986年4月《细胞》杂志上的文章却是一篇伪造数据、冒充创新的论文,在美国联邦经济情报局调查的压力下,巴尔的摩宣布撤回论文,并公开道歉。因发明晶体管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肖克利却是一位有纳粹倾向的科学家。 但是历史总是将最高声誉给予道德品质高尚、政治方向正确而又有伟大创新精神的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在世纪之交的千年伟人评选中名列前茅,便是实至名归。

人们之所以强调科技人才的综合素质,乃是出于人类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和先进的文化思想。情况正如爱因斯坦悼念居里夫人的文章所指出的:“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接触过钱三强的人,一定会认为这种评价放在钱三强身上,也是极为恰当的。他勇挑重担的气魄,他豁达大度的胸怀,他谦逊朴实的作风,他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高风亮节,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钱三强在科学与道德上达到高度统一与他从导师那里得到的教益有关。他在谈到科学要有好的传统时指出:“或许,科学界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学术与道德的统一。善良、正直、谦逊、实事求是、永远进取与创新,热忱帮助年轻一代、热爱祖国、关心人类的前途等,这些就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的基本品质。这也是我从弗莱德里克·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两位导师那里得到的最重要的基本教益。顺便说一句,我国历代的学者大都也具有高尚的品德,从来是讲究道德与文章并重,而且道德先于文章的。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传统是类似的。”

钱三强的崇高品格表现在他豁达大度的胸怀上。1957年以后,党的指导思想逐渐发生“左”的偏差,极左思想严重损害了我国的科研事业。对此,生性耿直的钱三强出于科学家以真理为贵的本能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曾经进行过抵制,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然而,钱三强的很多正确的意见却被错误地当作“右”的观点加以批判,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先后多次蒙受挫折。“文革”中甚至被抄家和隔离审查,个人日记本和许多私人材料被抄走,下放陕西郃阳(今合阳县)“五七干校”劳动,并被剥夺了从事科学研究的权利。对于这些批判和斗争,钱三强虽然极感苦闷,但仍以大局为重,积极投入工作。钱三强从来不为个人的利益去找领导人诉苦、辩白。他没有这样的时间和精力,也羞于启齿。从钱三强对待挫折的态度中,我们可看出他以大局为先,豁达大度的伟大胸怀。

钱三强的崇高品格还表现在他谦逊朴实的作风上。熟悉钱三强的人都知道他非常谦虚,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即使与下级、与青年学生讨论问题,也一贯以平等的态度来对待。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国内外媒体将钱三强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一直反对这种提法。当时及后来都对此表示过:“中国原子弹研制成功绝不是哪几个人的功劳,更不是我钱三强一个人的功劳,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有劳而不显,建功而不傲,将自己视为滴水,融于大海之中。同时,钱三强一再告诫核科学技术领域的同志们,不要追逐个人名利,要服从国家需要,应该打算隐姓埋名,一辈子默默无闻地工作下去。正是在像钱三强这样的老一辈科学家的带领和影响下,我国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自觉自愿地把青春和毕生精力贡献给了原子能事业,在鲜为人知的艰苦条件下默默无闻地奋斗了几十年。

钱三强不愧为科技界公认的科学和道德完美结合的典范,他既有享誉国内外的科学成就,又具引领科学家团队和推进重大工程的管理才能,是科技界难得的领袖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勇挑重担、豁达大度、谦虚朴实的品格。其科学思想、学术体系、治学风格和崇高品格构成了富有科学精髓和时代特色的“钱三强科学家精神”,这必将像其杰出的科学成就一样,在科学史上闪烁着令人崇仰的熠熠光辉! pzgzDP6vaU+PljAH1ZQT98X9lmCLGBd0wWG0hpsztb930xrIEVWuVMp8cnaGAFt8



第一章
钱三强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中的功绩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邓小平

人类已经从“大规模生产的年代”发展到了“大规模工程的年代”,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的通力合作是工程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保证。科学成就和技术进展正是通过工程转化为有用的产品或公共设施,科学家也因此成为工程共同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重大工程中,科学家占据着重要地位、扮演着多重角色,其作用愈来愈突出,主要体现在:一、攻克重大工程的科学原理和关键技术;二、直接参与重大工程的组织管理;三、为科技发展和重大工程提供战略咨询。

钱三强在我国原子能事业发展中做出了杰出贡献。钱三强早年就在中国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学习工作,并在核物理领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重核原子的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成为学界同行公认的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钱三强作为科技领军人物全身心投入我国原子弹、氢弹的研制工作。他除了结合自身专业参加具体的理论研究与技术攻关外,还在战略决策与推动、工程组织与管理、人才培养与发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被誉为“中国原子弹之父”。 pzgzDP6vaU+PljAH1ZQT98X9lmCLGBd0wWG0hpsztb930xrIEVWuVMp8cnaGAFt8

点击中间区域
呼出菜单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

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