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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脍炙人口的治学三境界说，以优美的古典词语，清晰的治学时序，百年来激励了无数的治学者，并倾倒了更多的欣赏者。然而，王国维的治学概念，限于成果产出期，所指治学者，也是成熟老到的学者。所述治学是训练有素、才华卓越的治学高手临门一脚前后的功夫与惊喜。笔者以为，治学群体中人才各别，并非都已具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能力和眼光，许多较年轻的学者，或处于训练积累阶段，或处于登峰冲顶的准备阶段，他们面临的问题还包含基本训练与素质健全等成长中的问题，因此全面论述治学境界应同时针对成长中的治学者与老到成熟的治学者。此外，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局限于治学过程的唯象性描述，而缺乏深层的解释性分析。有鉴于此，本文尝试提出更宽广的治学四境界说，这堪称大国科技帅才的四块基石，也是炼成科技帅才的必由之路。
一个人直接的读书经验，如观察、实验或社会体验，会对其治学产生潜在的深刻影响，构成其治学的深沉的隐性的基底。这种因人而异，极具个体性的隐性影响，与治学的关系极其复杂，往往难以捉摸。而作为间接经验的读书（含电子、网络等读物），却要有章可循得多，因此本文即以读书作为治学显性路径的起点。无论理科与文科，有幸的开拓创新者，几乎都从早年优秀的读书人成长起来。
爱因斯坦一生文理兼擅，不仅是头顶光辉的科学巨星，而且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深刻文化见解，这与早年自觉入迷的深广阅读奠定的基础有关。中学时代，爱因斯坦父母“为他提前购置了课本，以方便他在暑假自学。他不仅学习了书中的证明，而且还尝试自行证明新的理论。‘他忘记了游戏，也忘记了玩件’……‘他潜心求解，一坐就是好几天，找不到答案绝不罢休’”
。而一位比爱因斯坦大11岁的大学生塔尔梅带给他一部《自然科学大众丛书》，爱因斯坦回忆说，自己“目不转睛一口气读完”了这套包含21本小书的丛书。塔尔梅还送了一本几何学教科书，欧几里得几何学的严密逻辑，激起了少年爱因斯坦的激情与敬畏，几个月的光景，爱因斯坦阅读、钻研并做完了书上的证明与练习。后来，这位大学生又推荐了哲学家康德，“那时他还是个13岁的孩子，但是连普通人都看不懂的康德著作，他似乎都能理解”
。为进入苏黎世联邦工学院，爱因斯坦购买了三大卷高等物理教科书，“甚至在喧闹的人群中，他也能独自坐到沙发上，拿出笔和纸，……专注地思考一个问题。周围的喧哗与其说干扰了他，不如说激励了他”
。
爱因斯坦不仅在阅读上早慧，而且读书学习有方。一是写笔记，读高等物理教科书时，“在书页边缘密密麻麻写下了自己的各种想法”
，而且能将心得笔记整理成文。16岁夏天，尚是中学生的爱因斯坦已经写出题为《磁场中的以太状态研究》的文章，是为教科书与科普杂志科学动态的综述性文章，虽然稚嫩，却显示出砥心砺志于科学的精神。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苏黎世联邦工学院读书时，已富于深刻的批判精神，一方面肯定资深物理教授韦伯的讲授“技巧的高超而娴熟”，另一方面又敏锐地觉察其“过分专注于物理学的历史基础，而不注重当下的前沿”，“在学习结束的时候，我们对物理学的过去一清二楚，而对他的现在和未来却一无所知”
。大学毕业后仅仅5年，爱因斯坦即创造了科学史上的奇迹，登上物理学的最高峰。可以说，早年精彩的读书生涯，为看似一举独创相对论的奇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文大师钱锺书早年博览群书的故事更有传奇色彩。“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钱锺书还曾横扫中国两个大学的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和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图书馆。钱锺书到清华大学后的志愿是“横扫清华图书馆”。据同班同学许振德回忆：“图书馆借书之多，恐无能与钱兄相比者，课外用功之勤，恐亦乏其匹。”另一同学饶余威回忆：钱锺书“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最怪的是上课时从不带笔记，只带一本与课堂无关的闲书，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考试时总是第一。……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划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划线和评语大都出自此君之手笔”
。
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同乡族人钱穆先生也对钱锺书的刻苦攻读欣赏有加：“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任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
关于这一时期读书方法及效果，钱锺书自评说：“亲炙古人，不由师授。择总别集有名家笺释者讨索之，……以注对质本文，若听讼之两造然；时复检阅所引书，验其是非；欲从而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资吾操觚自运之助。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封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暗契。”
连外籍教师教授的“西洋文学概要”与“西洋小说”两门课涉及的所有小说，他也几乎全部读过，考试成绩高人一等也就不足为奇。
抗战时期，钱锺书一度执教于湖南中部蓝田镇的国立师范学院，学校用巨款典借了长沙南轩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又接纳了山东大学和安徽大学的部分藏书。如此丰富的馆藏，再加上自己从国外带回的大量外语原著，使得钱锺书每天大部分时间用于读书，“一边阅读，一边做读书笔记或写作，经过一段时间，他几乎把图书馆的书都浏览了一遍”
。
笔者读书成绩不过尔尔，但有一个体会是，早期可按内容分类阅读，到一定程度，即能体会作者风格时，可盯住适合自己风格的大家，尽量读其所有的著作，每见其新作问世，尤为欣喜，立即拜读。每个人都有独特的偏好与敏感性，凡读适于自己特性或风格的著作，不仅心情愉悦，效率也更高。这种情形，不仅适于文科著作的阅读，也适用于理科，杨振宁先生曾多次论及自然科学研究中的风格，说自己喜欢爱因斯坦、狄拉克与费米的风格，而不易欣赏海森伯的风格，杨振宁不仅从科学著作的阅读中，也从直接交流中获得这样的印象。
在流行网络阅读的今天，值得反省的一个问题是，在如此便利快捷的阅读条件下，何以未见有陈寅恪、钱锺书、华罗庚、钱三强这样博学多才而有创造力的大家产生？可见他们丰富的读书经验，绝非掌握网络阅读方式就可轻易获得。传统学术大师读书的功力、方法，以及个体性的诀窍，是传统优秀文化中的精髓之一，今日的读书人不能不留心与学习。
作为治学的基础与准备，读书要达到的目的是记忆与理解，其中记忆更为基本而不可或缺。有悠久文化传统、人才辈出的中国为此创造了许多读书方法。背、诵、抄，即是最重要的方法。杨振宁回忆道：自己四岁开始识字，五岁多时能识三千字，并能背诵儿童启蒙读物《龙文鞭影》一书。但当父亲杨武之问书上讲的什么意思时，“我完全不能解释”。
但是，这样的记诵功夫与后来的理解、思考有深刻的内在联系。苏东坡十一岁时，进入中等学校，“认真准备科举考试，……经典古籍必须熟读至能背诵。……发奋努力的学生则把历史书上的文字整篇背过。背书时不仅注重文章的内容，知识，连文字措辞也不可忽略，因为作文章用的词汇就是从此学来的。……这种背诵记忆实在是艰难而费力的苦事。传统的老办法则是要学生背一整本书，书未加标点，要学生予以标点，用以测验学生是否彻底了解。最努力苦读的学生竟会将经书和正史抄写一遍。苏东坡读书时也是用这种方法。……这种读书方法，自有其优点。因为将一本书逐字抄写之后，对那本书所知的深刻，绝非仅仅阅读多次所能比。这样用功方法，对苏东坡的将来大有好处，因为每当他向皇帝进谏或替皇帝拟圣旨之际，或在引用历史往例之时，他决不会茫无头绪，就如同现代律师之引用判例一般。再者，在抄书之时，他正好可以练习书法”
。
有上述童子功与基本功的苏轼，其文史方面的创造力与自信心，千年以来，罕有其匹：“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有相似训练的当代钱锺书，凡读之书，“他几乎过目不忘，尤其是集部之书更为精通，一些著名文学家的诗文别集不用说，甚至一些不入流的和无多大名气的作家的诗文集、小说、笔记和日记，你只要考问他，他都能基本不差地复述下来，有许多是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然而，他并不满足于这种记问之学，对每个问题又都能穷源溯流、旁征博引，一一指陈得失，如数家珍”
。
人们惊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也知“功夫在诗外”，非凡的人生为诗歌创造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根基。但是，毛泽东的诗词创造也植根于传统的读书功夫，毛泽东可说是其喜爱的诗词作家的“活字典”。1975年5月29日，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来到患白内障的毛泽东身边，为其读书。82岁的毛泽东吟诵了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用最后一句诗优雅地说出了芦荻的名字。20世纪70年代还有一位给毛泽东治眼病的大夫叫唐由之，“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他问过姓名后，立即背诵出鲁迅《悼杨铨》，……并用铅笔写在纸上，‘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一开始唐大夫愣住了，后来才明白，他的名字包含在这首诗第二句的最后两字中”
。
自然科学学者也不例外。杨振宁与李政道的恩师、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费米，是罕见的兼擅理论与实验的物理学大师，据一位指导过费米的前辈工程师回忆，1918年高中毕业时，费米“已经读过所有最著名的物理学著作。……当他读过一本书以后，哪怕只读一次，他就能完全弄懂，而且永远不会忘记。例如，当他读完狄尼写的微积分教科书后还书给我的时候，我对他说可以一年以后再还我，……他的回答让我颇为吃惊，他说‘谢谢，但我不需要它再放在我这儿了，我已经记住这本书的内容了’”
。为形成某种永久性记忆，自然科学学者与人文社科学者有些不同，除了反复背诵或抄写，还需深入理解其内在逻辑，如费米读一本《投影几何学》时，自己动手“证明了书中所有的定理，还迅速地计算了书末附录的所有问题（有200多个题）”，此外费米还有一个“小本子”，“把他学过的物理知识系统地重新组织了一次，使它更有条理化。在罗马和卡沃索，它在一个皮封面的小本子上写下了许多笔记。……这件事是令人吃惊的：一个只在大学读了一年的大学生能够写出小本上这么多内容，即使对于一个多年从事物理教学的老师，这小本子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费米虽是神童出身的天才物理学家，但也需要通过刻苦攻读、消化、整理有关的物理知识，形成独特的“小本子”——大脑中物理学“活字典”的文字版本。
另一位自学成才的印度数学怪杰拉马努金，也拥有一个独特的数学“活字典”大脑。华罗庚与拉马努金在剑桥大学都拜数学大师哈代为师，有一次哈代去看拉马努金，见面时哈代说：“我坐出租车来的，车号是1729。”拉马努金立即答道：“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数，它是能用两种不同方式表示成两个数立方之和的最小的数。”杨振宁对此评论说：“这个故事说明他们是极其优秀的数论学家，因为他们经常思考着这些数。他们每时每刻都在演算这些加法，因此每个数都是他们的朋友，他们了解每个数的特性。因而拉马努金了解1729这个数的特性。当然不仅仅是数论学家如此了解本领域的基础知识，其他专家也是如此。有些人不想去熟悉一个学科的基础（例如，熟悉了解数是数论的基础），不想去熟悉前人已积累的知识，迫不及待地向前跃进，想一下迎战最现代的问题。这样是绝不会成功的。你要反复学习人们过去研究过的各种概念，当你把这些思想融会贯通之后，你会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如果你还未熟悉前人的成就，要想跳到最前沿的水平，作出真正的贡献是绝不可能的。”
有条理地存储在大脑中的专门性知识，可以称为“活字典”，它远不及百科全书门类齐全，信息量要小得多，与今日的互联网知识库相比，更显得微小。但是，存于脑海中的“活字典”知识是有机组织的，可以随时提取并作为创新思维原材料的活跃的知识，正如杨振宁所言，是创新道路上，“看到前人所没有看到的东西”的基础与路标。人们常常惊叹陈寅恪、钱锺书的基本功和知识量，即使有今日如此庞大、简捷的互联网相助，在知识的灵活运用与专业的创造性上，仍未见能与陈、钱匹敌者。笔者就读复旦大学研究生时，就有功力深厚的老先生告之，读研无他，做一万张卡片而已。无奈3年时间很难做出一万张卡片。
被誉为植物学电脑的吴征镒院士，三十多岁时已做十万张植物学卡片，1955年遴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时，有前辈植物学界据此赞道：选3个学部委员都够，于是38岁的吴征镒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之一，耄耋之年又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网络普及以后，许多年轻学子已看不上老一辈文理科学者行之有效的学术训练方法——建立存储于脑海中的专门化的“活字典”。而盲目依赖快速便捷的网络知识搜索。有文章写道：“拥有独一无二知识的人几乎消失了，人们有想法，但不必再有厚度。校园里的‘活字典’始终令人尊敬，却看起来并非遥不可及。因为‘活字典’的记忆并不比网速更快，同样的诗篇也存在于网络里；甚至当你希望找一个形容‘书多’的成语，只需在浏览器里输入这个与口语无异的要求，得到的结果不见得比学究少。”
如果仅为满足某种求知欲，这样的想法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以治学为目标，则建立一个“活字典”脑海，与掌握网络搜索方法相比，训练难度不可同日而语，而治学价值也有天壤之别。
如果把治学的四个进阶划为两个层次，那么上文所述的读书人与“活字典”境界，是以知识积累为导向的初级阶段，而本文以下所述的学问家与原创者境界，则是以开拓创新为导向的高级阶段。文理兼通的科学大家严济慈院士有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重要见解，指出了知识与学问的区别：“知识与学问有什么不同？……知识是人类对事物的了解，学问是用所掌握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生时代主要是获取知识，而工作以后则主要致力于将知识变成学问。”
严先生所说“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中的实际问题，是广义的实际问题，不仅包含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也包含探索创新活动中的各种问题，曹雪芹所言“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中的“学问”自然也包含在内，因限于篇幅，本文以下仅探讨与学术研究相关的学问。
对于年轻人从知识积累转向研究工作的困难，杨振宁不仅有切身体会，而且有丰富的指导经验。杨振宁刚赴美国留学时，对自身的长处与短板缺乏真切的认识，不擅长动手实验的问题暴露无遗。以至实验室主任艾里逊教授常半开玩笑地说：“哪里炸得乒乓作响，哪里准有杨振宁在场。”
最终，深识杨振宁理论优长的导师泰勒，开明地允许他以理论文章作博士论文。关于研究生们起步做研究工作的情形，杨振宁曾说：“我在美国37年了，我看见过的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的数目，单在我这行里边，已上千人……，做论文的时候学习方法是另外一种方式：要寻求未知的东西，要发现哪些题目是可以有解答的……。这里头所发生的困难，绝不是中国血统的人所独有的，是大家都有的。”
“我看到物理界有许多人在念书的时候学习成绩都很好，过了二三十年，他们的差别却很大。有人做出了大成就，有人老是做一样事，费了很大的劲，却没有什么成绩。这是什么道理呢？这里虽然有能力问题，但不是主要的。最主要是会不会选择正确的方向……。那些十年前很红的方向，一般来说，经过十年的研究，往往过时了。每个领域常常是因为有了新的问题，新的办法，才变得发达起来的，……怎样才能掌握住方向呢？我建议你们每星期抽一定时间去图书馆，……看多了以后，你就能掌握住你那个领域的发展方向。”
正确选择研究方向，对起步做研究工作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建议。但是起步做研究工作时所遇到的困难还有很多，其中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如何掌握创新思维方法。爱因斯坦曾提出一个建议：“训练你的头脑去思考教科书里学不到的东西。”
爱因斯坦是运用创新思维的高手，物理教科书只是分别向学生讲述牛顿力学与麦克斯韦电磁场理论，爱因斯坦却将二者联系起来思考：麦克斯韦的光速不变原理与牛顿力学中的伽利略变换相矛盾，是牛顿错了，还是麦克斯韦有错？16岁的中学生爱因斯坦，由此踏上创立狭义相对论的漫漫十年之路。类似这样神思妙想的创新思维，在爱因斯坦的创新实践中比比皆是，不仅如此，善于理论总结与哲学思维的爱因斯坦独创性地将“想象”，尤其是“联想”，置于科学创新思维的核心地位：“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格地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的实在因素。”
通过进一步的反思和总结，爱因斯坦在晚年将“联想”置于概念、词语等抽象表达之前，是在思维机制中起支配作用的“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写下来的词句或说出来的语言在我的思维机制里似乎不起任何作用。那些似乎可用来作为思维元素的心理实体，是一些能够‘随意地’使之再现并结合起来的符号和多少有些清晰的印象”；“在创造性思维同词语或其他可以与别人交往的符号的逻辑构造之间有任何联系之前，这种结合的活动（即联想——引者注）似乎就是创造性思维的基本特征”；“当上述联想活动充分建立起来并且能够随意再现的时候，才有必要费神地去寻求惯用的词或者其他符号”。
在晚年的《自述》中，爱因斯坦又用一定篇幅来论述创造性思维，强调“自由联想”与概念相联系是其中一个“起支配作用的元素”。
须注意的是，爱因斯坦重视联想在创造性思维中的作用，尤其重视其启示性作用。联想以及联想相随的比喻，并非思维与语言的全部，只能用当其所，而不能随意越界运用。
联想这一创造性思维给予爱因斯坦的恩泽，不仅是牛顿力学与麦克斯韦电磁场的联系启迪了狭义相对论，也不仅是升降机中引力与加速度的联系启迪了广义相对论，联系还使自然科学家爱因斯坦的文笔出人意料的生动、深厚而优美，其中一个重要技巧是善用联想而生的比喻：他在评论学校里过分强制性的知识教学时写道：“这样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那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想，即使是一头健康的猛兽，当它不饿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用鞭子强迫它不断地吞食，特别是，当人们强迫喂给它吃的食物是经过适当选择的时候，也会使它丧失其贪吃的习性的。”
对倾心欣赏与尊敬的前辈科学大师洛伦兹的描绘：“洛伦兹是个神奇的智者，他行事机智得体，简直是个活着的艺术品。”
童心未泯的老年自我形象：“我就像一个爱发奇问、百无禁忌、常使大人难堪的孩子。”
在人文领域，钱锺书所以成为享誉中外的学问家，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其神思妙连的“联想”，引发出各种深厚绵长的创造性工作：
不懂日语的钱锺书受邀赴早稻田大学作《诗可以怨》的演讲时，全场不断爆发出笑声、掌声。在这次演讲结束时，有个总结，其灵魂即是汪洋恣肆、思接万绪的联想：“我开头说‘诗可以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学主张。在信口开河的过程里，我牵上了西洋近代，……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穿着不同的学科。”
钱锺书基于联想的跨时代、跨国界、跨学科的教学风格，在中国大学也受到欢迎和推崇。
1946年，钱锺书曾在暨南大学文学院讲授“欧美文学名著选”与“文学批评”两门课，学生对他知识的广博、讲课的潇洒，甚为倾倒，多次向他请教秘诀，他很谦虚地笑笑说：“我没什么，只不过能‘联想’。”
演讲之外，钱锺书在随意交谈中，因富于联想，经常妙喻惊人。“有一位外国女士打电话请见钱锺书，可他却在电话中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小说《围城》有许多基于联想引发的比喻，据统计达七百余条。为讽刺主角方鸿渐骗取假文凭的比喻：“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自己没有文凭，好像精神上赤条条的，没有包裹。”
学术著作《谈艺录》比较南宋两大诗人陆游与杨万里的写作风格与技巧时说：“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放翁《谢王子林曰》：‘我不如诚斋，此论天下同’……放翁之不如诚斋，正以太工巧耳。”
诗集《槐聚诗存》中也多联想妙喻，如以荷叶不亲水珠，喻心中不存挂碍：“那得心如荷叶，水珠转念无踪。”
世界上有学问的人不计其数，可称为学问家的也不在少数。数学大师华罗庚对其中的治学者曾有深入的分析：“并不是熟悉了世界上的文献，就成为某一部门的‘知识里手’了，还早呢！这仅仅是从事研究工作的一个起点。也并不是在一个文献报告会上能不断地报告世界最新成就，便可以认为接近世界水平了，不！这也仅仅是起点，具有能分析这些文献能力的报告会，才是科学研究工作的真正开始，前者距真正做出高水平的工作来，还相差一个质的飞跃阶段。”
华罗庚更进一步提出了研究工作的四种境界：
1．照葫芦画瓢地模仿。模仿性的工作，实际上就等于做一个习题。当然，做习题是必要的，但是一辈子做习题而无创新又有什么意思呢？
2．利用成法解决几个新问题。这个比前面就进了一步，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应区别一下。直接利用成法也和做习题差不多，而利用成法，又通过一些修改，这就走上搞科学研究的道路了。
3．创造方法，解决问题，这就更进了一步。创造方法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是自己能力的提高的重要表现。
4．开辟方向，这就更高了，开辟了一个方向，可以让后人做上几十年，上百年。
本文所论的原创者，大致包括华罗庚先生所述的“创造方法”与“开辟方向”的治学者，他们是学问家中的学问家，其中有些人是人类文化史上具有头等光辉的巨星，他们或以基础性重大原创恩泽后学，彪炳史册；或以应用性重大原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面貌和推进文明进步。
由于治学的领域宽广，学科的性质各异，通向原创的突破口也各不相同。除了正确运用先进哲学思维这一共性，只能各遵其道，各得其所。以笔者较熟悉的物理学领域而言，原创者的突破口大致有如下几种：一是哲学思维，如爱因斯坦、海森伯；二是科学实验，如法拉第、卢瑟福、钱三强等；三是数学方法，如普朗克、狄拉克；四是综合因素，如对湍流理论有突破性贡献的费根鲍姆，与“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都综合运用了物理、数学与计算机方法。
钱三强是从一流原创科学大师向大国科技帅才成功转型的典范。本书对钱三强不朽的精神、深广的思想和非凡的事功，有全面而独到的研究，本书是研究我国这位杰出复合型科学家的一大成果，必将对弘扬科学精神、深植家国情怀、提升科技管理水平与培养拔尖科技人才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笔者的序言，只是为深入理解一流大国科技帅才做一铺垫，或可帮助读者认识通向一流大国科技帅才之路的艰辛与复杂。虽然一流大国科技帅才的具体特点各有不同，但其早期治学四个境界的历练不可或缺。只有由此出发，成为科技原创者，最终方可跃上一流大国科技帅才的新境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需要在世界科技创新舞台上产生众多的中国原创者和一流的科技帅才，担当引领世界科技新潮流的历史使命。可以期待，一个大师辈出、巨星不绝、佼佼者不计其数的中国科技创新局面，必将到来。
朱亚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