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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思想与著作的重要特色：超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在他很年轻的时候，他的思想和他提出的主张，就与当时欧洲的一般主流有很大差距，进而预示了后来欧洲主流思想变化的方向。例如，他才20岁刚出头，在《莱茵报》当编辑，就写过一篇关于言论自由的文章，那时马克思的观念已经非常清楚。他在文章里直白地说：“言论自由的关键在于法律的保障，有明确法律条文保障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他在那篇文章当中看待自由的方式，并不是从自由的主体能够做什么来考虑的，而是去检验可以侵犯、可以限制自由的力量。自由的关键在于不受他人主观任意侵扰，因此，只有明确定义出这个不受主观任意侵扰的范围，人才具有自由，自由才取得了具体的意义。不过，我并不鼓励大家去找马克思年轻时所写的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主张藏在非常复杂的黑格尔哲学术语与观念当中，我们必须要穿越哲学术语所构成的层层迷雾，才能到达它要探索的法律与自由关系的核心部分。
只要稍微真正读过几篇马克思在写《资本论》之前的文章，就能明白马克思非常重要的第一身份，并不是像很多人在后世所以为的，或者是像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所说的那样——他不怀好意地在写马克思传记时，开篇就说，马克思是一个煽动家。马克思真正的最核心、最根本的身份，还是一个哲学家。透过哲学的脉络源流来了解马克思，远比先入为主地将他当作一个煽动家、革命家更有意义。
我们知道，在19世纪西方近代哲学的改变上，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方向，就是思想史家富兰克林·鲍默所说的“from being to becoming”（从实有到变异）——这是近代哲学和传统哲学最大的不同之处。
传统哲学的根本追求是要找到不变、不动，统合纷纭现象背后的那个“实有”，在英文里就是“being”，这是一个创造了所有变化但自身不变、不动的主体，是一个终极的发动者。在传统哲学思辨的位阶上，不变的存在高过变动的现象，或者应该说，哲学的出发点来自不信任变动的现象，坚决主张在这些变动的现象背后，应该存在着我们所要找的不变的“实有”。
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思想，都认为变动的现象是假的，哲学要看透这一层假象，视之为挑战，去刺穿它、戳破它，找到隐藏在变动背后的那份不变的真实，那就是“being”，就是存在，就是本质，那才是值得掌握、应该信任的。
然而到了近代，启蒙主义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向：变动来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快到多到人们不可能再用原有的态度应付，不容许人再将变动简单视为只是方生方死、一时存在一时消灭的现象，或者是对于本体本质不完整的、残缺的映照。变动和变化就这样逐渐取得了哲学思考上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17世纪之前，不管绕了多大的圈，人们问的问题基本上都是：这个世界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有”，而不是空无？为什么世界存在，而不是不存在？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要找到一个力量，或是一个道理，让世界存在，而不是一片虚空。世间万象万物的存有，是应该要被解释的核心问题。
但是17、18世纪之后，受到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这个基本的问题改变了。人们不再疑惑世界为什么存在，接受了世界存在的事实。这个时候，人们就转而问：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改变？创造世界、让世界存有的力量，为什么不给我们一个完美、固定的世界，却要让这个世界一直变动不居？为什么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本身便涵盖了一切的世界，而是一个在存有之后、在存有之外，还会持续变化的世界？变化是怎么来的，又是为何而来？
到了19世纪，思想的动向就更明确地转为以探讨变化为主了。变化比不变更重要，变化远比不变更值得我们探索，与我们的关系更加密切。
达尔文提出了一套关于生物世界如何改变的理论，震撼了整个欧洲。当时，另外一个绝顶聪明的英国人赫胥黎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为之扼腕。他自问：“这么明显的道理，我怎么之前没有想到？”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因为不只是赫胥黎，许多和达尔文同时代的人都纷纷将他们的聪明才智用在思考这个问题上——复杂又不断变动的世界是怎么来的，还有，什么是刺激变化的规则，或者是管辖变化的原理？
正因为这个时代的一群人认真整理思考过，所以赫胥黎才会一眼就看出达尔文的突破之处，也为自己没有更早找到这个突破点感到万分可惜。
达尔文的突破，在于对物种变化提出了一个简单普遍的因果规则，它不再视物种就是上帝所创造，而且不变不动的。此外，他也不再探讨个别物种变化的原因，他找到的是所有物种都遵循着的变化模式：因应生存环境需要、有利于生存的元素被流传下来，发扬光大，不利的就萎缩和消失，所有物种都是按照这个规律而改变的。
不过，由“从实有到变异”这个思想大挪移的轨迹来看，达尔文的突破非但不可能满足人对变异的好奇和疑惑，还注定会引发更多更大的好奇和疑惑。达尔文告诉我们，物种之所以变化，主要是适应环境的变化，那么大家就自然而然地会进一步或者退一步去质问：为什么环境会发生变化？人们已经无法再接受“因为那就是上帝的意志”这种否决疑惑的答案，于是要解释环境变化就必须找到别的因素、别的作用，问题也就不可能停下来了。大家会一直问下去，问到最根源的问题——怎么会有变化？变化的意义何在？变化是有方向，或者是有目的的吗？
在马克思成长的年代，最流行的哲学思想是黑格尔的哲学。所有聪明或者是自认为聪明的年轻人，都要读黑格尔哲学。
黑格尔哲学之所以重要，一部分原因是它有效回应了“从实有到变异”的潮流，提出了一套特别用来解释变化现象的辩证法。辩证法最基本的公式，大家应该都知道，那就是“正—反—合”。
简单地说，黑格尔主张，任何一个现象发生的时候，都会随着时间产生累积。比如依照《圣经·创世记》，上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但有了亚当、夏娃之后，不会也不可能停留在只有他们2人的情况；亚当和夏娃会生下子孙，个个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第3个、第4个、第5个，每个都和他们一样。但是从2个人变成5个人，又变成10个人，这个数字的累积，就让“一样”之中开始出现了“不一样”。
累积和增加是一切变化的根源。依照辩证法，任何好的事物，甚至任何属于正常的事物，都会带来一股增加的动力。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存在是好的，是正常的，那就没有理由拒绝或阻止在亚当、夏娃之外出现第3个、第4个、第5个以及不断增加的人。我们从本质上肯定这是一件好事，就连带赋予了它一个特别的方向，就是应该多一点这类好事、好东西，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正”（thesis），即一切的开端。
在黑格尔的理论中仍然有上帝存在，上帝不会故意创造坏的事物，这是神学上必然的主张。上帝创造出好的事物，于是这些好的事物开始繁衍，它们自身就带着允许增长的动力。于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事物持续增加、持续累积，当量大到一定的程度时，就反过来影响或改变了质，这就是辩证法的第一条变化法则，从量变到质变，或者可以说是量变会产生质变。
好的东西不断地增加，增加到一定的程度，性质就开始改变了。依据黑格尔的主张，它会改变为原有性质的对立面。
例如财富，多一两元钱是好事，但当你有了200万元，那1元钱就不再是原本的1元钱了，1元钱失去了它原来的价值，同时也就使得拥有者失去了对它的珍惜，财富对我们人生产生的作用也就改变了。增加1元钱，可以多带给我们一份丰饶，但累积到200万元、2000万元，财富非但不再带给我们生活上的丰饶，反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封闭，为了累积财富而取消了财富其他所有的作用。
由量变到质变，由本来的好变成了坏，由正变成了“反”（antithesis）。等到反累积到一定的程度，那么原来的正的价值又会换另一种角度、另一种方式重现——什么时候大家才会重新认识财富、重新认识1元钱真正的价值呢？答案是，当自己以及周遭的环境都充满了反，充满了对财富的盲目追求，充满了贪婪，以为没有200万元就不算钱，完全看不见甚至鄙视1元钱的时候。这样极端的情况才会提醒我们当年看待财富的初衷，让人怀念当年眼中财富的美好。
也就是说从正到反之后，一切也不会停留在反的阶段，而是会继续变动，变动到怀疑，乃至推翻了反，但变化的下一个阶段不会回到“正”的原点，而是形成了正与反两者之间的“合”（synthesis），这是既包纳了“正”又包纳了“反”所创造出来的新价值。如果还是以财富为例，那就是一种既能够承认1元钱的价值，也能够承认2000万元有意义的状态。这时，财富和我们的生命之间产生了新的转化关系。
所以合就是大团圆、大结局了吗？不是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合是一种新的正面价值，一种经历变化得来的美好答案，但仍然又是一个正，也注定就要进入下一个“正—反—合”的循环。
让我再用这种方式举例：比如说我们曾经珍惜过1元钱，后来我们也曾经挥霍过2000万元，经过种种反省与思考，我们找到了财富的新意义。如果从现实个人的角度看，1元钱或2000万元都不够有意义。我们应该要把财富拿来投资未来，放在教育事业上，这就是转化过的财富新方向。这样的合是一件好事，所以就很容易说服大家都用这种方式看待财富，也许就有越来越多的钱投资到教育事业上。
大家都来办学校，既有的学校纷纷升级扩张。如此一直发展，又会发生什么事？或许就会看到在教育上投资过度，以至于资源浪费，反而毁了教育。年轻人完全不懂得珍惜受教育的机会，教育工作者也无从追求教育的品质，受过十多年长期教育的人实际上什么也没学到，无法应付社会职场的要求，于是有了更大的动机一直躲在教育机构里，不毕业不就业，反而导致社会人力资源严重短缺。
这就是“正—反—合”，新的合又变成下一个阶段的正，正反合一直变化下去，这就是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黑格尔思想是马克思的重要思想背景，我们要了解马克思，必须上溯黑格尔对他的影响。对马克思那一代人来说，这是对变化最具说服力的一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