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将马克思和《资本论》视为“大毒草”,绝对不许碰、不能读的台湾社会。比我年长一代抱持着左翼想法或左翼信仰的知识分子,曾经还能偷偷地组织读书会,去读马克思、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如果有可能的话,读《资本论》。
可是我比他们大概晚生20年,也就意味着当时在台湾整肃思想与管制言论的“警备总部”多了20年的时间,可以没收当时在台湾市面上所有与马克思和《资本论》以及共产主义有关系的书,并且已经基本上把暗夜当中偷偷聚会的这些左翼团体都一网打尽了。
我知道马克思,听说过《资本论》,但是我的知识主要是来自学校系统里的一门“三民主义课”,课本告诉我们,马克思与共产主义多么荒谬,多么错误。在那样的环境下,我们连做梦都不敢想,有朝一日可以读到《资本论》的原文版本。
幸运的是,因为我从小喜欢逛书店,长大以后,我也喜欢到图书馆借书,之后又刚好遇到了台湾的图书馆正在陆陆续续开架化,以前到图书馆借书只能查书卡,后来变成可以到书库里自己选书,所以我就养成了到图书馆书架去游逛的习惯,和逛书店很接近。
大学二年级,我到台大法学院去修日文课,顺便也就去逛了台大法学院的图书馆,一路逛到了书库的地下室。那是一个从楼梯走下去时,远远就可以闻得到灰尘气味的地方,像是一个没有人去过也没有人会去的地方。
但既然是图书馆,既然有书架,我就充满了好奇心。我鼓起勇气,找到了开关,把电灯打开,走过一排一排的书架,突然浑身之间起了鸡皮疙瘩。我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里收藏的是几十年来没有编目的书,不是因为太新所以来不及编目,而是因为这些书比台大法学院本身还要更古老。
那是台湾日据时代留下的藏书,那时没有台大法学院,只有一个日本人设立的“台北法商学校”。换句话说,这批书自从1945年之后,30多年间被丢在那里,无人闻问。我在那个布满灰尘的地下书库耗费了很多美好的时光,还好那个时候我没有气喘的毛病,整个下午吸着沉积几十年的灰尘都不会有影响。
那里面最多的当然是日文书,其次因为日本和德国在当时的联盟关系,也有很多德文书。我在那里先找到了一套日共大左派思想家河上肇(1879—1946)所写的《自叙传》,5册一套。河上肇的名字我听过,我知道他出版过一本非常有影响力、对共产主义在日本的发展有仅次于《共产党宣言》的重要地位的书,就是《贫穷物语》(又译《贫乏物语》)。
我没有找到《贫穷物语》,但是在那里竟然能看到河上肇的书,这已经够让我兴奋了。我一定要读《自叙传》,可是我不可能在地下书库里读完这厚厚的一套5册书,所以我就决心冒险一试。那本书没有法学院图书馆的编目,是原来日据时代留下的书,所以每一次去法学院,我就刻意认一下在图书馆柜台的馆员,每出现一个没见过的,我就把河上肇的《自叙传》跟我的借书证递上。如果馆员告诉我这个书不能外借,我就摸摸鼻子,把书摆回书架上。
当我试到第4次时,真的就碰到一个搞不清楚状况的馆员。他只注意到这套书后面没有贴借书的到期单,就从抽屉里拿了一张到期单贴上去,在我的借书证上抄了日据时代的旧编码,就让我把书带出来了。
这个经验让我更加喜欢待在法学院图书馆的地下书库,每一次进去总感觉我应该会挖到宝,那种兴奋和期待,这么多年之后仍然历历在心。
过了一阵子,反复走过书架好几趟,我早已经猜测“应该在那里”的书真的就在某一个底层的书架现身了,那就是日本岩波文库版分成上中下三册的日译本《资本论》。这次我不能再用原来的方式借书了,毕竟书上印着谁都看得懂的“资本论”三个汉字,再怎么搞不清楚状况的馆员也一定会竖起敏感的政治天线。
而且《资本论》我不只想看,还想要收藏,那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式,那就是用图书馆的自助影印机,一页一页地影印下来。那一阵子,我每天下午都耗在法学院图书馆,本来文学院的课也不去了,成天鬼鬼祟祟地徘徊在影印机旁,时不时去印个几张。别人如果要靠近,我就赶紧离开。
每一次印完之后,我就把这印好的纸张带回家,小心地放在衣橱里。早上出门的时候,从侧面抽出几张,非常仔细地折成8折大小,收在书包里,利用等公交车和乘公交车的时间,一张一张拿出来读。一到学校,我就不读了,会把纸张藏好,非常担心被人发现我在读“最可怕”的禁书。
在热衷于游逛台大法学院地下书库的同时,我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宝库,也是当时一般大学生很少会进去的地方,那是台大总图书馆的参考书区。
这个参考书区里放的书,都是那种研究所做研究需要用到的参考书,一般学生对这些书是不会有兴趣的。我在总图书馆的参考书区看到了一套文学院图书馆也有收藏的重要参考书,那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Great Books ,直译是《伟大书籍》,或者翻译成《西方巨著》,那是他们选出的人类文明中伟大书籍大全。
这套书我其实很熟悉,因为大一我刚进历史系时,就被这套书激发了少年豪情。我曾经立志要把这一大套50多册的 Great Books 全部读过一遍。这50多册书可不能小看,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这套书背后的信念,除了要提倡阅读经典之外,还强调要尊重原书的完整性。编者认为,如果用摘要、提纲转述的方式呈现,便无法让读者真正获得经典的智慧。如果把一部经典的内容浓缩成三言两语,让学生以为学了这三言两语就等于了解了经典,这不是学习经典应有的方式,反而变成了破坏经典价值的最大罪人。编者主张,要读就读原书,而且要读全书,得到经典内容浸透生命的经验。所以这套书不摘录、不省略,再大部头的书也一律全文收录。比如说有两大册托马斯·阿奎纳的《神学大全》。而且为了让读者可以好好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凡是非英文的著作,这套书还会用心地去选最好的英文译本,然后用圣经纸精印,每一部动辄七八百页,蝇头小字双栏排版,容纳的字数多得吓人。
Great Books 系列第一册是“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完整版的合订本。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也非常肯定,因为我的“宏大志向”就是从读荷马开始的。我还记得第二册是希罗多德,完整收录了他的《历史》。第三册是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我不是那么确定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有没有一起收录进来。因为我读了第一册、第二册,到第三册就读不完了。我的“宏大志向”只支撑了两册多一点点。
在我大学二年级的下学期,台大总图书馆经过了一番整修,重新开放。我走进整修过之后宽敞明亮的参考书区,找到摆在那里的 Great Books ,眼光一扫,心跳就加快了——因为我一眼就看到总图书馆的这一套书,比文学院图书馆那一套多了一本,这本书的书脊上只有短短的4个字母:Marx。我尽量维持自己的手不要发抖,佯装若无其事,把那本大书取下来,快速地翻过。
没错,那里面就是《资本论》英文版的全文。
于是接下来的两三个星期,我成为总图书馆参考书区影印机使用率最高的读者。幸好参考书区的书籍本来就不能外借,影印是理所当然的使用方式,不会过于引人怀疑。但我还是小心翼翼,每天出门前先想好,进了参考书区可以读些什么书、干些什么事,因为那里是不能带自己的书进去的。进去之后,我先一口气找几本书堆在桌子上,马克思那本一定在最底下,然后每隔一两个小时,起身捧着这一厚本马克思到影印机前面去印个15—20分钟。用这种方式,就这样很神奇的,在大学时代我的衣橱里,而不是我的书架上,有了日译本和英译本的《资本论》。我用这两种译本逐句对读,读完了这三大卷书。
几年之后,1987年,我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广场附近找到了那家专卖左派书籍的“革命书屋”(Revolution Book Store)。我在那里买的第一批书,第一本是《毛泽东选集》,然后就是德文原版的《资本论》,这都是以前绝对不可能有机会看到的书。于是我又把《资本论》当作精进德文的教材,再将英文版和德文版对读了一遍。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考试必须要考第二外语,而我选择的就是德文。
我用这种方式接触了《资本论》,读过了《资本论》。我必须把这个经验告诉大家,因为我相信这样的经验和大家都不一样。
对你们来说,马克思与《资本论》都得来很容易。你们在学校里就被要求知道马克思,被要求整理出马克思与《资本论》的一些重要观念。正因如此,我相信大部分人不会有想要读《资本论》、想要弄清楚《资本论》到底在讲什么的动机。但是我不一样,我是在被压抑、被禁止的情况下,激发了最强烈的动机。我真的想要知道,到底马克思与《资本论》为什么这么“可怕”,为什么在台湾它是一棵“大毒草”,好像谁沾染到了马克思、《资本论》就会变成一个“坏人”,就会变成“共产主义者”,就会变成可怕的“恶魔”。
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不只是读《资本论》,而且还读得很仔细,我仔细地想要弄清楚,马克思究竟在《资本论》里讲了什么。
所以对我来说,首先,《资本论》是一座大宝藏,在反复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点都不觉得无聊,而且第一次读、第二次读、第三次读,每一次都在挖掘过去读的时候没有读到的内容。
更进一步,随着年岁的增加,我自己读了更多的书,我的重要兴趣之一是想从19世纪西方的思想、西方的历史去追索,当我们的世界进入20世纪,整个被西方化、现代化之后,它变化的来源在哪里。于是我就发现《资本论》的另一项特性:它是一座我们绕不过去的大山。我们要理解今天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来的,所谓的“现代生活”“现代思想”以及“现代社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在各个不同的面向,我们都会遇到马克思,遇到《资本论》。如果不了解马克思,不了解《资本论》,许多这样的联结就会断掉。
累积了这样的阅读经验,到2005年的时候,我在台北“诚品讲堂”开课,想要向更多的读者介绍经典,让他们能接触、理解、进入《资本论》。当时的课程一共有5周,共5讲。我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规划,从5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和《资本论》。
第一,哲学的角度;第二,马克思作为历史学家、《资本论》作为历史著作的角度;第三,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的角度;第四,从社会切入来看,马克思提出了什么样的社会理论,《资本论》中告诉我们的资本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第五,从文化理论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从下层经济结构反映出的他对上层文化与上层意识形态的理解,对此他又做了哪些精彩的说明。
这看起来完全合理,是非常干净、漂亮的课程规划。不过讲了10个小时之后,我就发现我犯了极大的错误——我没有办法实现我在课程规划上的承诺。
因为10个小时的课程之后,我只勉强处理了2个角度,那就是哲学和经济,其他3个角度根本还没有时间碰。更麻烦的是,在从经济的角度解读的时候,我必须去说明马克思进行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那么,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我们当下所认定的经济学,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异?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就突然意识到:漏掉了!漏掉了什么呢?我漏掉了从马克思、从《资本论》延伸出去的非常重要的政治理论以及国家理论。
所以在那次经验后,我再度阅读《资本论》,希望可以重新找到一种方式,更完整地呈现我所认识的马克思与《资本论》。
我的目的是完整呈现马克思,最关键的是,我希望让大家可以认识、知道——这是一个活在19世纪,但是目光一直看向未来,并对未来的规划充满热情与兴趣的活生生的人。而他预言的未来,他期待甚至他参与打造的未来,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我们今天所遭遇到的现实。我们当下的世界,和马克思在19世纪时所预期、所规划的未来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另外我也希望,借由这种完整认识马克思、解读《资本论》的方式,让大家可以获得社会科学的观念和工具,以此更透彻地分析现实。也让大家更明白,自己必然要作为集体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当中的一分子,而这背后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什么叫作政治,什么叫作经济,什么叫作社会,你与这些集体现象、这些大结构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我必须诚实地告诉大家,解读《资本论》不会是一个惬意的过程,我不能承诺我要把马克思与《资本论》的理论变得简单、容易吸收,但是我能够承诺也是我会尽量做到的,就是在解读的过程当中尽量不枯燥,尽量能让那个时代在我的解读中活过来,让马克思在我的认识和我的描述中活过来。这不会是干巴巴的教条,而是让大家可以体会、可以活生生认知的真切的时代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