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我的手术生涯结束才几个星期，附近一所中学就邀请我去给年度演讲日颁奖。那所中学的女校长要我一定把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当成大人对待，还建议我跟他们说说，哪些个人特质使我成了一名心脏外科医生。这时的我，对此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说辞。“要学习医学，”我对台下那群学生说道，“需要毫无保留的工作伦理和巨大的决心。你需要一双非同一般的巧手，还要有接受外科训练的强烈信心。再进一步，你就还要有着成为一名心外科医生、敢于拿患者生命去冒险的志气。要做到这些，你必须具备失败的勇气。”

但孩子们不知道，这最后一句并非我的原创——过去它常被用来描述那些心外科的先驱人物，在他们那个年代，死去的病人比活下来的更多。我决定略去性别、阶层、肤色和信仰等与成功无关这样的说法，因为我自己都不信。我也不觉得自己就具备我所谈论的每一项特质。比起那些，我更像个艺术家，我的指尖直连着大脑。

给优秀学生颁奖完毕，我开始无精打采地回答关于我在牛津取得的成就的提问。一位颇有见地的生物老师问我，在一个每分钟泵出5升血液的器官内部进行手术，这要怎么做到？心脏一旦停跳，大脑会不会也跟着死亡？另一位提问者想知道如何突破肋骨、胸骨和脊椎的包围进入心脏。接着艺术老师问我“蓝婴”的成因——他们蓝得像是给人涂成的一般。

提问环节快结束时，一个戴着眼镜、梳着两条小辫子的小姑娘举起了手。仿佛玉米地里冒出了一株罂粟似的，她站起来大声说道：“先生，你的病人里有多少死了？”

她提问恳切，声音嘹亮，我绝无可能假装没听到。我看到一对父母仿佛要找个地缝儿钻进去似的，女校长也慌乱地解释说时间到了，该让嘉宾离开了。但我不能无视这个好奇的孩子，让她在朋友面前下不来台。我思索了片刻，最后只好承认：“我真的不知道有多少。比大多数士兵手下死的人要多，但比一个轰炸机的飞行员要少吧，我猜。”至少比广岛上空那架“艾诺拉·盖伊号”（ Enola Gay ）炸死的要少吧，我心里暗暗偏袒着自己。

像一道闪电那样迅速，那位好奇小姐再次追问：“你记得他们每一个人吗？你为他们感到难过吗？”

我又思忖了片刻。我能在整整一礼堂的家长、教师和学生面前坦白吗？说我不知道自己到底送了多少病人上路，更别提记住他们的名字？最后我只憋出了这样一个回答：“是的，每一次有病人死亡我都会难过。”我等着再被一道犀利的霹雳击中，但谢天谢地，这段短暂的对话就这么结束了。

只有当我不再是个不经意的连环杀手后，我才会开始把患者当作一个一个人来回忆，而不再只是死亡人数统计和一次次前往尸检室或死因裁判法庭的经历。一些病人的死亡时常萦绕我的心头，特别是那些根本不必死于心力衰竭的年轻人。他们没能拿到心脏移植许可，但若依靠新型的循环支持设备，本可生存下来，而我们的NHS却不愿意为这些设备付钱。

在20世纪70年代的布朗普顿医院，我老板的病人每五个里就会有一个在术后死亡。当时我还是个神气的规培医生，负责接待每一位病人，记录他们的病史，然后倾听他们对即将到来的手术的恐惧和期望。他们大多症状已经很重，苦等了几个月才来到伦敦这家著名医院就医。不用多久，我就能看出哪些人已经没有希望——这些病人通常患有风湿性心脏瓣膜病，来时坐着轮椅，因为气急，连话都说不出来。气急会带来一种独特的恐怖感，用病人的话说，就像溺水和窒息一样。他们的死不是因为缝合不到位，而只是因为他们挺不过连在心肺机上的那段时间，或是因为在那个时代，心肌在手术期间得不到妥善的保护。我们都知道主刀医生的动作越迟缓，病人就越容易死亡。我们还会为此打赌：“如果做瓣膜置换的是甲医生，他还有一线生机，如果落到乙医生手里，那他就完蛋了。”

那时国民保健服务就是如此：治疗免费，于是病患也就听天由命，不会去质疑医院的疗法，是死是活犹如掷骰子。尽管如此，结局若是死亡，带来的打击仍是毁灭性的。主任医师会避开一切悲剧，把和死者家属谈话的事交给我们这些初级医生。

我几乎都不用开口。家属们一看见我耷着肩膀、垂着脑袋慢吞吞走过来，马上就明白了。他们看得懂我那副表情，上面分明写着“坏消息”。我先是本能地吸一口气，接着放出那个震撼性的消息，几句“抱歉”“手术没有成功”，就能让家属情绪崩溃。他们刚从等待的焦虑中解脱，马上就陷入了沉重的悲伤。通常情况下他们会庄重地接受现实，但有时也会一味否认，或者干脆垮掉。我遇到过家属歇斯底里地要求我回到手术室去抢救尸体，要我继续做心脏按压，或是把遗体重新连上心肺机。幼小孩子的父母尤其经不住这样的打击，他们的孩子可是才刚刚发展出天真无邪的个性。我见过各年龄段的小病人，新生的婴儿还只会尖叫和便便，但那些学步幼童已经很有人的样子了。他们拉着妈妈的手来到医院，另一只手抱着泰迪熊，太多次，那些玩具都随他们一起运去了太平间的冷柜。不过，每次转身离开那些家属，我就会立刻把悲伤收纳进“已处理文件栏”。后来，当我自己也开始失去病人时，我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

只有一次，我觉得自己真的杀了人。那冷酷的场面震撼而血腥地提醒了我：我不是无所不能的。一位中年病人即将接受第三次二尖瓣手术，X光胸片显示他的心脏很大，胸骨正下方的右心室压力极高。每次给做过手术的病人重新开胸，我都会预先做好准备，会要求先给病人做一次CT扫描来确定胸骨和心脏的间距。这样做会增加再次手术的成本，我为此挨过好几次训诫——在医院，只有委员会才有权批准额外开支。这位先生的伴侣焦急地陪着他来到麻醉室，我劝她宽心，还告诉她我经验丰富，会照顾好她的丈夫。

“所以我们才来找您。”她回答道，声音因忧虑而颤抖。她吻了吻他的额头，然后轻轻出去了。

我先用手术刀沿着旧疤划了一刀，再用电刀灼烧胸骨外表面，然后用钢丝剪剪断第二次手术留下的钢丝，继而用重型抓钳把它们扯出来。这很像拔牙，断了就麻烦了。摇摆锯（胸骨锯）切在钢丝上吱吱作响，仿佛在尖叫抗议：“我可不是用来切割钢材的！”接下来的工作很棘手：我要用这把强有力的锯子将厚厚的胸骨一点点全切开，而不能撕裂胸骨下面的柔软组织。我曾经在数百台再次手术中成功地重开胸骨，但这一次，里面传出了不得了的一声“哧”。深蓝色的血液从胸骨的切口里喷涌而出，顺着我的手术服直往下淌，洒在我的手术鞋上，在地板上横流。

我骂出了一连串脏话，一边用力压住切口放缓血流，一边吩咐两腿发软的助手给病人的腹股沟做血管插管，这样就能连心肺机了。就在麻醉医师手忙脚乱地往颈部的输液管挤压血袋时，事情出了大错。插管划开了腿部的几层主动脉血管壁，我们根本没法建立心肺转流（体外循环）。看着这持续不断的大出血，我别无办法，只能撬开坚硬的胸骨切口，想要找到下面的出血点。我在切口里硬塞进了一只小型牵开器，把胸骨撑到两边。哪知道他的胸骨内表面和心肌间一点空隙都没有。之前的伤口有过感染，发生了炎性粘连，薄薄的右心室壁因此直接贴在了胸骨上。于是，就在我拉开胸骨的同时，这颗心脏也被我扯成了两半，三尖瓣的底部暴露在了我的眼前。就在我努力寻找更好的下手点时，两只手持吸引器里开始吸入空气，接着心脏本身也为空气充满。这时，我发现那把擅长分割组织的骨锯还锯开了右侧冠状动脉。我那个主治医整个人都僵住了，在那儿目瞪口呆，仿佛在说：“你他妈的要怎么收拾这个烂摊子啊？”

我再做什么都来不及救他了。因为缺氧，他的心脏很快开始纤颤，所以就算我继续抢救，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仍然会受严重的脑损伤。于是我叫停了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面。这台跌跌撞撞的手术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我向负责把他推走并清洗地面的护士们道歉，然后在恶心中丢掉手套和口罩。这场血腥灾难简直就是《电锯惊魂2》或《电钻杀手》等电影里的景象。我感觉自己仿佛往那男人的心脏里扎进了一把刺刀，还拧了刀刃。接着，就像在学艺时别人常叫我做的那样，我打发那个主治医去和男人的妻子谈话，自己则上酒吧喝酒去了。

直到死因调查时，我才再次见到那位可怜的女士，她孤零零地坐着，听得很仔细。她对我没有怨恨，死因裁判官对我也不严厉。但恐怖的事实是：我无意中锯开了这个病人的心脏，把他全身的血液都倒在了手术鞋上。我心里明白，如果当时先做CT扫描，我一定会亲自给病人的腿部血管插管，这场悲剧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我就一直这么做了。我没有被这次事件吓倒，短短几周之后，就在电视摄像机前重开了一根胸骨，这是第五次重开。

手术中的多数死亡全无独立个体的色彩可言。病人要么在手术台上盖着手术巾，要么被重症监护室（ICU）的阴冷器材模糊了面目。因此，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死亡都来自外伤。突如其来的意外伤害会将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投入他自己的但丁式地狱。刀伤和枪伤还算有规律可循，在我比较容易对付。只要打开胸腔，找到大出血的地方，将出血点缝合，再往循环系统中注入血液就行了——这类病例总会刺激得我肾上腺素飙升，好在此时面对的往往是年轻健康的组织。

我那些最恐怖的噩梦却不是一把枪或一把刀带来的。我还是个年轻主任医师时，曾被紧急呼叫到急诊部处理一起交通事故，伤者在路上，马上送到。当时还是所谓“冲到现场，抬起病人，奔回医院”的时代，伤者会被直接送往医院，不会被补液破坏凝血功能。警方很有先见之明，提前向医院前台告知了情况，可惜我当时没在场。我正在救护车停车区里舒服地晒着太阳，忽然看见车道上轰鸣驶来一辆救护车，警笛刺耳，蓝灯闪烁。接着，后车门猛地打开，车上的人说要请医生先看一眼，才敢再移动伤者。

在看见那个女孩之前，我先听到了她的呜咽声，而看到急救人员的凝重表情，我知道了她处境不妙——实际上是非常糟糕。这位摩托车手才十几岁，脸朝左侧躺着，身上盖着的白被单已被鲜血浸透，而我看得到的那半张脸也和被单颜色一样。这可怜的女孩，血都快流干了。正常情况下，她应该已经被火速转去了抢救室，但是现在有一百个理由不能操之过急。

急救人员安静而细心地拉下被单，于是我看到，女孩的身体被一根篱笆桩穿透了。一位目击者看见她骑着摩托车，为了避开一只鹿打了个急转弯，然后飞出公路，猛撞上一道篱笆，冲进了田地里。她穿在了一根篱笆上，就像烤串上的一块肉。消防队员最后锯断了篱笆，才把她抬了出来。那根桩子还插在她身上，从浸透血液的上衣里戳出来。周围的我们就直勾勾地看着这处穿透伤，竟忘了氧气面罩下那张恐惧的脸。

我握起她黏湿的手，但这主要不是出于人道关怀，而是为了做临床评估。她已经循环休克了，更别提内心有多惊惶。她的脉搏大约每分钟120下，而我还能摸到脉搏，说明她的血压还在50毫米汞柱以上。移动她之前，我需要先查看伤口的解剖学特征，好推测一下要面对怎样的伤情。我之前见过几例穿透伤，那些人之所以活了下来，是因为贯穿物恰好避开或挤开了重要器官。但从休克程度来看，这女孩可没这么走运。现在，我们得万分小心而又恰到好处地给她插上几根管子，同时准备好用来输血的O型阴性血。还有，行行好，得给她大量吗啡，让她不要对自己的悲惨处境这般恐惧。

我本能地想到了几件事：如果这根桩子刺破了心脏和主动脉，那么她的血会在事故当场就全部流光。如果伤的是小动脉，它们会痉挛，凝成血块并自行止血，只要我们不头脑发昏给她补液就行——否则会提升血压、冲破血块。所以我推测，大部分出血一定来自静脉，而静脉是不会收缩的。我问护士要了几把剪刀，把女孩的衣服剪开脱下来。因为血液干结，衣服变得硬梆梆的，我仿佛在剪一块硬纸板，又仿佛是剪开了一扇窗，照见了她面临的残酷现实。

她那双充满恳求的棕色眼眸死死盯着那根木桩。我看见锯齿状的肋骨末端从浸软的脂肪和惨白、瘀青的皮肤中穿出。木桩直接从右乳下方、身体中线略微靠右的位置扎入，从背部靠上的地方穿出，这说明她从摩托车上跌落时是脚先着地。凭借三维解剖知识，我已经很清楚都有哪些器官受损了。木桩必然破坏了膈肌和肝脏、右肺下叶，很可能还破坏了她体内最大的那根静脉——下腔静脉。肺不是问题，但如果她的肝脏被捣碎，并与下腔静脉扯脱，那我们可救不了她了。我仔细检查从背部刺出的那截木桩，明白最令我害怕的事已经发生——木皮上沾着肝和肺的碎屑。人人都在肉铺里见过肝脏的样子，而年轻人的肺鲜嫩粉红，柔如海绵。我认出了这两样东西，这让我很难过。

一个周六早晨的短短几秒，就把这个快乐活泼、无忧无虑的学生变成了一只垂死的天鹅，像吸血鬼一样被钉在木桩上。她现在每一次呼吸都很痛苦，鲜血不断从伤口边缘涌出。无论待会儿发生什么，我都必须和她说说话。我绕到推车的另一边，在她脑袋边上跪下来，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几个急诊医生正痛苦地用针头在她身上试探，想找到一根空的静脉。她从嘴角不时滴出鲜血和泡沫，连呼吸都很困难，更别提说话了。我们必须在救护车里即刻将她麻醉，然后往气管里插管。但她现在的姿势太别扭了，我们几乎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时我已经相当确定：无论我们做什么，她都会死。就算现在不死，几天或几周之后也会因为感染和器官衰竭而死在ICU。因此，无论我们要为她做什么，都必须关爱些。尽量别再给她增加痛苦。

我直视着她的眼睛，问她叫什么名字。我这样做，是想尽量给这个过程注入一丝人性关怀，减少一些残酷。她在呼吸间断断续续地告诉我，自己是一名法律系学生——想到女儿杰玛也学法律，我心中的痛苦又增加了几分。我用右手握住她冰冷的手指，左手抚摩她的头发，希望让她别再去注意那根木桩。

泪水从她的双颊滚落。她低声问道：“我要死了，对吗？”

在这一刻，我完全没了外科医生的身段，因为她说得没错。这是她在世间最后的痛苦时刻，我能做的只有安慰她。在这一刻，我的任务就是暂时充当她的父亲。我抱住她的头，对她说了她想听的话：我们现在先让你睡着，等你醒来，一切都会恢复如常；到那时，木桩就不见了，痛苦和恐惧也都会消失。她的肩膀松弛下来，感觉不那么紧张了。

夹在食指上的仪器显示她的血氧饱和度已经很低，我们必须把她移到别处，让麻醉医师有机会给气管插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些象征性的抢救。我伸手去摸她的肚子，它又肿又硬。在我们说明必须要移动她时，我感到她在渐渐失去意识。

她低语道：“能帮我告诉爸爸妈妈，我爱他们，我很抱歉吗？他们一直都不想让我买那辆摩托的。”

接着她咳出了一团血块，身子向后仰倒，那根木桩也移动了，蹭得她断裂的肋骨直响。她的眼珠向上一翻，撒手人寰。循环系统里仅剩的一点血液全部涌出，喷了我一身。但我不在意。能在最后一刻陪着她，是我的福分。从抢救室来的几个初级医生毛躁起来，想上前做心脏按压。我毫不犹豫地吩咐他们退后。都已经这样了，他们还想按出什么鬼结果来？

救护车的后车厢里陷入了无比恐怖的寂静。我本想把那截丑陋的篱笆桩从她胸口拔出来，但这份工作只能留给病理学家了。我不忍心去看她的尸检，但结果证明了我的判断：她的膈肌整个撕裂，捣碎的肝脏也从下腔静脉上扯脱了。

* * *

那个温馨的夏日傍晚，我带着我那条浑身乌黑的平毛寻回犬“蒙蒂”穿过布莱登荒野（Bladen Heath）的蓝铃草林地。蒙蒂去追兔子，我自己坐在一根覆满青苔的倒塌树干上，思索起了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当我身处紧张状况、需要神力干预的时候，他在哪里？今天，那可怜的女孩因力图避免伤害一只鹿，却死于自己的善意的时候，他又在哪里？我仿佛看到了太平间里，她悲痛欲绝的父母坐在冰冷的尸体旁，一边像我在救护车里抱着她那样抱着自己的女儿，一边哀求上帝让时间倒流。

用逻辑来分析宗教没有意义。我知道有些身份很高的牛津学者（剑桥的也是如此）对神的概念嗤之以鼻。无论理查德·道金斯还是斯蒂芬·霍金，都凭着自己的理解，拥有那种熠熠生辉的无神论确信，蔑视所谓的天降神助。我想我也是如此。但我还是会从后门偷偷溜进一间大学讲堂，倾听人们辩论这个话题。有些人用充斥世间的邪恶和困苦来质疑上帝的存在，我虽然同意这一观点，但也有幸通过一些特殊的病人获得过相反的洞见：他们宣称自己在被抢救回来之前，曾触到过天堂的大门。

这些生动的灵魂出窍体验相当罕见，但偶尔也非常令人信服。曾有一位颇具灵性的女士形容自己平静地飘在天花板上，俯视我在她打开的胸腔里握着心脏泵血。在体内心脏按压40分钟之后，我不慎用大拇指在她右心室上戳了个洞，而她清楚地记得我当时的话：“妈的还是出事了！”万幸，灌注师很快就带来了维持她生命必需的循环支持系统，我也成功补好了那个洞。

几个星期之后，她在诊所里诡异地说起了对当时的记忆：在从上方参观完对自己的抢救之后，她就飞越云层，见到了圣彼得。这次旅程平静祥和，和我们在地面上的恐怖抢救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天堂门口的圣彼得却告诉她必须返回人间，她的时候还没有到——就这样，我以诡异的微弱优势赢过了死神。也许随着年龄的增长，上帝也变了。或许他起初有着最为良善的意图，但随着时间推移，却变得越发虚无而冷漠——就像国民保健服务那样。

曾有那么多病人死于我手，被送往天上那座伟大的医院，但直到从手术台退下来以后，我才开始反思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这片荒野中有一处静谧所在，今天对我依然意义重大。这是一个幽灵出没的林间空地，能俯瞰到我偶像温斯顿·丘吉尔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以及他的归葬地——布莱登的圣马丁教堂。就在距这片空地几米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一起空难，一架从牛津机场起飞不久的喷气式飞机在这里坠毁并爆炸。

我的儿子马克当时正在卧室备考，他目睹了空难的全过程。他很英勇，第一个到达出事现场，然而面对熊熊大火也是束手无策。他眼睁睁看着驾驶舱的火焰把飞行员烧成了灰。马克当时才17岁，性情和他这个额叶受创的父亲显然不同。像任何正常人一样，眼前的惨状令他心神大乱。医生给他开了创伤后应激药物，正值备考的关键时刻，他的记忆和认知却被药物搅得一团乱。他在生物系降了一级，随后被自己选中的这所大学抛弃了。我对这件事很生气，直到现在都是。

一天，当我和蒙蒂来到这片圣地时，蒙蒂发现在傍晚天空的映衬之下，一只雄鹿的身影出现在前方近百米远的地方。这时一束夕阳穿过树间，照亮了一丛正在凋谢的蓝铃花，它们耷拉着脑袋，花期快到头了。难道那只俯视着我的庄严雄鹿正是上帝的化身？而围绕在他身边的，恰是我职业生涯中解放的幽灵，过往手术中制造的鬼魂？

事实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现在仍是个不安分的失眠者，天还没亮就起来写作，在愚蠢的笔记里写下自己永远都不会使用的材料，继续发明没人能做得出的手术。我对手术还有留恋吗？意外的是，一点也没有。我开了40年的刀，已经够了。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何以能从北方钢铁城市的穷街陋巷一路取得这许多成就，对我至今仍是个难解之谜。也许正是早年这场逃离卑微的战斗为我注入了动力。我渴望与众不同，有着强烈的抱负，想要挑战体制、克服过去。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撰写教科书和科学论文，却思索了许多年是否应该在公共论坛上谈论我的战斗。说来也怪，催促我做这件事的竟是我的病人，其中甚至还有失去亲人的家属。许多人急切地想让我说出他们的故事。在我看来，现代心脏外科的历史是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故事。我在伦敦和美国都受过训练，认识这个领域的好几位先驱人物，他们也曾当面向我讲述他们经历的试炼和磨难，并鼓励我勇敢出击，不要躲在阴影里回避冲突。我也的确从一开始就在惹麻烦。

而政府制定政策，要求每个外科医生都要向媒体具名公布手下病人的死亡率，这也成了促使我为大众写一本书的一个因素。篱笆另一边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和一个统计员、一个政治家或一个记者的生活可有不同？律师兼医学伦理学家丹尼尔·索科尔（Daniel Sokol）曾在《英国医学期刊》（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中撰文表示：“公众有一种兴味，要一窥医生的私人生活和想法。他们要消除医学这门专业的神秘感，好不再像过去那样，认为这门职业领受了什么魔力。”但我们中的一些人或许还保有着神秘的力量。我们像弗兰肯斯坦博士对待他的怪物那样，在病人的颅骨里装上金属插头给他们供电；我们改造人体循环系统，使其只有持续的血流却无脉搏。世上少有什么事情比这些更迷人了。这些发明或许被视为巫术，但它们就是我用来对付心力衰竭这种可怕疾病的实际方法。索科尔还在那篇文章里写道，医生们习惯揭示的“不是阿波罗的那副雕琢精美的体格……而是《辛普森一家》里伯恩斯先生那长满疣子的身躯”。不过伯恩斯先生是个富裕的工厂主，而我更多地是个敏感的知识分子，就像巴特的父亲荷马·辛普森那样。

面对这种情况，法语中有个说法，“se mettre à nu”，意思是“脱光衣服”，裸裎相见。这正是我决定要做的事——虽然我年轻时脱光的样子比现在有意思多了。我洞察到，公众更期待看到他们的外科医生，哪怕是一位心外科或脑外科医生，同样是个活生生的人，也经受着所有人都有的核心情绪。不过，因为一次诡异的运动事故，一些绝大多数人拥有的品格在我身上消失了一段时间，而事实证明，这对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推动，把我推向了这份凶险的职业：我永远过上了“刀锋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