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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人缘好，也有很高的威信。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先后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也多次受命领导过公社的工程队。在每一个岗位上，他做得都可圈可点，有口皆碑。他处理矛盾，情、理、法兼顾；他办事公道，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从不偏三向四，更不私仇公报。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过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父亲是有大智慧的人。他多次对我说过，世事变化无常，今天对的明天不一定对，今天错的明天不一定错；今天富的人明天不一定富，今天穷的人明天不一定穷。所以，为人处世，不能太势利，一定要凭良心，千万不能做亏心事，因为只有良心是不变的。
“文革”期间，因犯错误被发配到村里的下乡干部，都成了父亲的好朋友；从渭南发配来的魏姓医生，居然和他成了“拜把兄弟”；村小学有些学生结伙造老师的反，父亲严令禁止我参与，说：老师永远是老师！村里有“富农成分”的人，还有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父亲不仅不歧视他们，而且对他们抱有极大的同情。
从父亲的例子中，我得出一个结论：防“左”并不难，只要遵从良心就行。良心是防“左”的天然疫苗。
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他老婆是个神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被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了。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霍常金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的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了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48岁病逝。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48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13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也可以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家探亲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个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了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我读高中时，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里的插队知青就是父亲去县城接来的，他对他们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我高中即将毕业回乡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父亲没被选上。有人说父亲落选是因为我要回来了，这里自有农村的道道。公社书记说，这个人大队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亲到县黄河引水上塬工程领工。直到我上大学的头两年，父亲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车先到工程总部所在地看望父亲，发现他在那里生活得像个公社干部。
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队没有了，父亲准备捡起他的老手艺——弹棉花。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用梳棉弓弹棉花。“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在离我们村25里的佳县螅镇镇上租了一孔窑洞，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镇上弹棉花。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发现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包产到户了，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没有人纺纱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艺也就废了。
1993年，父亲62岁时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村里通电后，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电的钱是我向几位朋友筹集的，但有几个村民说不拉电，要分钱，父亲不许，还闹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
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什么样的人都有。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占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这一点，连母亲有时候也愤愤不平。
但80岁之后，父亲倒有机会得点好处了。父亲是1949年之前入党的老党员，现在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的“老党员生活费补助”（包括节假日慰问费）。全村（及全乡）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人。父亲很满意，说差不多够他的酒钱。父亲每晚睡觉前自斟自酌二两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则。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春播季节，久旱无雨，许多村民都不愿下种，结果耽误了时节，但父亲总是按时节下种，他说，老天爷总会下雨的。在“读书无用”盛行的年代，他仍然借钱供我上学。他说：“等有用了，就晚了。”2009年和2016年，父亲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
父亲在唱陕北民歌
父亲是个乐和（hu）人，爱耍笑，说话风趣幽默。任何地方，只要他住上几天，总能结交几个聊得来的人，他离开后，大家都会想念他，问他什么时候再来。2010年在上海参观世博会时，他和陪同他的朋友打了一辆出租车，他在车上唱起了陕北民歌，司机爱听，聊得开心，自告奋勇跟着他们，跑前跑后，还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晚饭后他以为司机回家了，没想到，司机自掏腰包在酒店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早餐送到他房间，又自愿为他开了一天车，坚决不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