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学习家训最直接的目的，自然是为了培养下一代。年青一代的父母，越来越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在当前的语境中，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家庭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学校教育的缺陷。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自从传统教育让位于西式学校教育（这个转变距今大约已有一百年）以来，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以培养完满人格为目的、德育为核心的传统教育，被以知识技能教育为主的学校教育取代，因而不但在教育领域产生了诸多问题，并且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呼吁改革学校教育的同时，很多文化精英选择了加强家庭教育来做弥补，比如被称为“史上最强老爸”的梁启超自己开展以传统德育为主的家庭教育配合西式学校，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可参阅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们今天怎样做父亲：梁启超的家庭教育》一书）。
其实，学习家训不单单是孩子的事，首先是父母提升自我，丰富家庭生活乃至改变人生的机会。中国文化是以修身为本的。所谓修身，就是通过自我修养身心，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生命状态，体验更丰富美好的人生。以此为基础，营建家庭氛围，培养下一代，此之谓齐家。由此向外推扩，改变社会环境乃至人类生态，此之谓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为本，修身既是一切事业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一切事业的最终目的，换言之，个人通过从家庭到天下，做各种事业来修养自身；传统文化就是以这样的逻辑架构，整体呈现，并代代相传。
文化的传承，通常是在精英和民众两个层面上进行，前者通过经典研学和师弟传习而薪火相传，后者沉淀为社会价值观念、化为乡风民俗而代代相承。这两个层面是如何发生联系的，上层是怎样向下层渗透的呢？中华文化悠久的家训传统，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士子学人（文化精英）将经典的基本精神、个人习得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家训家规教育家族子弟，而其中有些家训，由于家族的兴旺发达和名人代出，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而得以向外传播，飞入寻常百姓家，进而为人们代代传诵，其本身也具有经典的意味了。得以传世的家训，其著作者本身就是文化精英的代表人物，这使得家训一方面融入了经典的精神，一方面为了使年幼或文化根基不厚的子弟能够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家训通常将经典的语言转化为日常话语，也更注重实践的方便易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家训是经典的通俗版本，换言之，家训是我们重新亲近经典的桥梁。
对于从小接受现代教育（某种模式的西式教育）的国人，经典通常显得艰深和难以接近（其中的原因，下文再作分析），而从家训入手，就亲切得多。家训不仅理论话语较少，更通俗易懂，还常结合身边的或历史上的事例启发劝导子弟，特别注重从培养良好的生活礼仪习惯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这使得传统文化注重实践的本质凸显出来（当然经典也是在在处处都强调实践的，只是现代教育模式使得经典的实践本质很容易被遮蔽）。因此，现代人学习传统文化，从家训入手，不失为一个可靠而方便的途径。
本书即是基于以上需求，为有意尝试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家庭教育、希望与儿女共同学习成长的朋友量身定做的。本书精选了历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四部家训，希望提供切合实用的引导和帮助。
中国家训的历史源远流长，凡有读书人的家族，不论阶层高低，都有自己历代相沿的家训和家族文化。此前，我们从历代家训名著名篇中选编了一套“中华家训导读译注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至2020年出版，共16册），较为完整地呈现了传统家训的代表性著作。
考虑到普通家庭便捷学习的需要，又从这套书中择取了四部家训，堪称精华中的精华，冠以“中国四大家训”之名。选择的标准，一是作者亲撰，后人整理编纂而成的不收。二是自成系统，论说详明全面，用现在的话就是专著，而非单篇。三是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有经典性。四是对现代生活的适用性强，即其精神保持高度的活力，形式方面做适度的转化就可应用于现代生活。综合以上因素，下面四部家训当之无愧。
第一部是号称家训之祖的《颜氏家训》。《颜氏家训》为历代所尊崇，不仅因为成书早，还在于其有宗旨有系统，其写作方法为后来的家训所仿效，更重要的是书中凝聚作者颜之推一生的生命体验、价值理念和实践方法，为后世树立了家训的典范。
第二部是北宋名臣司马光的《温公家范》。司马温公在今人眼里的形象是一位严正的儒者和著名历史学家，其家训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两方面的特色：全书以儒家德教和礼制为宗旨和框架，同时广泛采择历史上的相关事例加以详细而生动的说明。这种写法，与《颜氏家训》相比，组织更严整，内容也相对集中，因此也多为后世家训所仿效。
第三部是《袁氏世范》，作者是南宋的袁采。袁采生活的年代大致与儒家集大成者朱熹同时，经过南北宋几代大儒的发展和整合，儒学迎来了第二个高峰，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袁氏世范》可以看做是儒家精神和礼俗在家族教育领域的集中体现。
最后一部来到了明代晚期，选取的是民间知名度很高的袁了凡亲手编订的《训儿俗说》。袁了凡的声名主要来自一部广泛流传的《了凡四训》，《了凡四训》是后人根据袁了凡相关文章编辑而成，其“改造命运”的观念和方法，不仅得到曾国藩等大家赏识，近现代高僧如印光大师、弘一法师等人也颇为推崇。这种儒佛两界共尊的情况也反映了袁了凡修身工夫特点和明清以来三教合流的时代特征。如果说《颜氏家训》是规模阔大，兼采佛道，《训儿俗说》的特色就是融合儒佛，在不离儒家修身和礼教矩矱的同时，融入了少量佛教的事例和言语，在实践方面，如盐溶水，不仅将心性修养工夫与日常生活和礼仪融为一体（这正是王阳明心学的特色，而袁了凡恰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也将儒佛修证体验融合无间。加之《训儿俗说》相对体量较小，列举的方面较为简明，时代上也距今更近，因而更贴近现代生活，便于现代人学习应用。
首先说说现代人读古书的障碍，概括说来，其难点有二：首先是由于文言文接触太少，不熟悉繁体字等原因，造成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不过通过查字典、借助注释等办法，这个困难还是相对容易解决的。更大的障碍来自第二个难点，即由于文化的断层，教育目标、教育方式的重大转变，使得现代人对于古典教育、对于传统文化产生了根本性的隔阂，这种隔阂会反过来导致对语词的理解偏差或意义遮蔽。
试举一例。《论语》开篇第一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说”，通“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字面意思很简单，翻译也不困难。但是，如何理解句子的真实含义，对于现代人却是一个考验。比如第一句，“学而时习之”，很容易想当然地把这里的“学”等同于现代教育的“学习知识”，那么“习”就成了“复习功课”的意思，全句就理解为学习了新知识、新课程，要经常复习它——一直到现在，中小学在教这篇课文时，基本还是这么解释的。但是这里有个疑问：我们每天复习功课，真的会很快乐吗？
对古典教育和传统文化有所理解的人，很容易看到，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理解偏差。古人学习的目的跟现代教育不一样，其根本目的是培养一个人的德行，成就一个人格完满、生命充盈的人，所以《论语》通篇都在讲“学”，却主要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在讲做人的道理、成就君子的方法。学习了这些道理和方法，不是为了记忆和考试，而是为了在生活实践中去运用、在运用时去体验，体验到了、内化为生命的一部分才是真正的获得，真正的“得”即生命的充盈，这样才能开显出智慧，才能在生活中运用无穷（所以孟子说：学贵“自得”，自得才能“居之安”“资之深”，才能“取之左右逢其源”）。如此这般的“学习”，即是走出一条提升道德和生命境界的道路，到达一定生命境界高度的人就称之为君子、圣贤。养成这样的生命境界，是一切学问和事业的根本（因此《大学》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样的修身之学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根本。
所以，“学而时习之”的“习”，是实践、实习的意思，这句话是说，通过跟从老师或读经典，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成为君子的方法，就要在生活实践中不断（时时）运用和体会，这样不断地实践就会使生命逐渐充实，由于生命的充实，自然会由内心生发喜悦，这种喜悦是生命本身产生的，不是外部给予的，因此说“不亦说乎”。
接下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指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共学，互相交流切磋，生命的喜悦会因生命间的互动和感应，得到加强并洋溢于外，称之为“乐”。
如果明白了学习是为了完满生命、自我成长，那么自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会“人不知而不愠”。因为学习并不是为了获得好成绩、找到好工作，或者得到别人的夸奖；由生命本身生发的快乐既然不是外部给予的，当然也是别人夺不走的，那么别人不理解你、不知道你，不会影响到你的快乐，自然也就不会感到郁闷（“人不知而不愠”）了。
以上的这种理解并非新创。从南朝皇侃的《论语义疏》到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朱熹《集注》一直到清朝都是最权威和最流行的注本），这种解释一直占主流地位。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当代那么多专家学者对此视而不见呢？程树德曾一语道破：“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见程先生撰于1940年代的《论语集释》）之所以很多人会误解这三句话，是由于对古典教育、传统文化的根本宗旨不了解，或者不认同，导致在理解和解释的时候先入为主，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现代观念去“曲解”古人。因此，若使经典和传统文化在今天重新发挥作用，首先需要站在古人的角度理解经典本身的主旨，为此，在诠释经典时，就需要在经典本身的义理与现代观念之间，有一个对照的意识，站在读者的角度考虑哪些地方容易产生上述的理解偏差，有针对性地作出解释和引导。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尝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引导。首先，在每种书前冠以导读，对作者和成书背景做概括介绍，重点说明如何以实践为中心读这本书。
再者，在注释和白话翻译时尽量站在读者的立场，思考可能发生的遮蔽和误解，加以解释和引导。
第三，本书在形式上有一个新颖之处，在每个段落或章节下增设“实践要点”环节，它的作用有三：一是说明段落或章节的主旨。尽量避免读者仅作知识性的理解，引导读者往生活实践方面体会和领悟。
二是进一步扫除遮蔽和误解，防止偏差。观念上的遮蔽和误解，往往先入为主比较顽固，仅仅靠“简注”和“译文”还是容易被忽略，或许读者因此又产生了新的疑惑，需要进一步解释和消除。比如，对于家训中的主要内容——忠孝——现代人往往从“权利平等”的角度出发，想当然地认为提倡忠孝就是等级压迫。从经典的本义来说，忠、孝在各自的语境中都包含一对关系，即君臣关系（可以涵盖上下级关系），父子关系；并且对关系的双方都有要求，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说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对双方都有要求，而不是仅仅对臣和子有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个要求是“反求诸己”的，就是各自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对方，比如做君主的应该时时反观内省是不是做到了仁（爱民），做大臣的反观内省是不是做到了忠；做父亲的反观内省是不是做到了慈，做儿子的反观内省是不是做到了孝。（《礼记·礼运》：“何谓人义？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如果只是要求对方做到，自己却不做，就完全背离了本义。如果我们不了解“一对关系”和“自我要求”这两点，就会发生误解。
再比如古人讲“夫妇有别”，现代人很容易理解成男女不平等。这里的“别”，是从男女的生理、心理差别出发，进而在社会分工和责任承担方面有所区别。不是从权利的角度说，更不是人格的不平等。古人以乾坤二卦象征男女，乾卦的特质是刚健有为，坤卦的特征是宁顺贞静，乾德主动，坤德顺乾德而动；二者又是互补的关系，乾坤和谐，天地交感，才能生成万物。对应到夫妇关系上，做丈夫需要有担当精神，把握方向，但须动之以义，做出符合正义、顺应道理的选择，这样妻子才能顺之而动（“夫义妇听”），如果丈夫行为不合正义，怎能要求妻子盲目顺从呢？同时，坤德不仅仅是柔顺，还有“直方”的特点（《易经·坤·象》：“六二之动，直以方也”），做妻子也有正直端方、勇于承担的一面。在传统家庭中，如果丈夫比较昏暗懦弱，妻子或母亲往往默默支撑起整个家庭。总之，夫妇有别，也需要把握住“一对关系”和“自我要求”两个要点来理解。
除了以上所说首先需要理解经典的本义，把握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同时也需要看到，经典和文化的本义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可能发生偏离甚至扭曲。当一种文化或价值观转化为社会规范或民俗习惯，如果这期间缺少文化精英的引领和示范作用，社会规范和道德话语权很容易被权力所掌控，这时往往表现为，在一对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对自己缺少约束，而是单方面要求另一方，这时就背离了经典和文化本义，相应的历史阶段就进入了文化衰敝期。比如在清末，文化精神衰落，礼教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孔子的感叹“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就是强调礼乐有其内在的精神，这个才是根本），成为了僵化和束缚人性的东西。五四时期的很大一部分人正是看到这种情况（比如鲁迅说“吃人的礼教”），而站到了批判传统的立场上。要知道，五四所批判的现象正是传统文化精神衰敝的结果，而非传统文化精神的正常表现；当代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只是沿袭前代人一些有具体语境的话语，其结果必然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而我们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正本清源，了解经典的本义和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此基础上学习和运用其实践方法。
三是提示家训中的道理和方法如何在现代生活实践中应用。其中关键的地方是，由于古今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如何在现代生活中保持家训的精神和原则，而在具体运用时加以调适。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女子的自我修养，即所谓“女德”，随着一些有争议的社会事件的出现，现在这个词有点被污名化了。前面讲到，传统的道德讲究“反求诸己”，女德本来也是女子对道德修养的自我要求，并且与男子一方的自我要求（不妨称为“男德”）相配合，而不应是社会（或男方）强加给女子的束缚。在家训的解读时，首先需要依据上述经典和文化本义，对内容加以分析，如果家训本身存在僵化和偏差，应该予以辨明。其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具体实践的方式方法也会发生变化。比如现代女子走出家庭，大多数女性与男性一样承担社会职业，那么再完全照搬原来针对限于家庭角色的女子设置的条目，就不太适用了。具体如何调适，涉及到具体内容时会有相应的解说和建议，但基本原则与“男德”是一样的，即把握“女德”和“女礼”的精神，调适德的运用和礼的条目。此即古人一面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语），一面说礼应该随时“损益”（见《论语·为政》）的意思。当然，如何调适的问题比较重大，“实践要点”中也只能提出编注者的个人意见，或者提供一个思路供读者参考。
综上所述，本书的全部体例设置都围绕“实践”，有总括介绍、有具体分析，反复致意，不厌其详，其目的端在于针对根深蒂固的“现代习惯”，不断提醒，回到经典的本义和中华文化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认真读懂本书并切实按照其中的内容和方法尝试去做，不仅是改善家庭教育的途径，设若读者诸君以此为入口，得入传统文化的门墙，实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则幸甚至哉！幸甚至哉！
刘海滨
2022年3月7日，壬寅年二月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