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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 确实如您所说，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最近您编的《历代文话》出版了，我想这应该算是您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吧。媒体在报道《历代文话》时，称它是“中华文史资料库的新创获”，您是出于什么考虑，花十馀年功夫来编这套大型资料书的？
王 要说《历代文话》，得从我做《宋代散文选注》说起。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在文学所编撰《中国文学史》，后来接到陈友琴先生的邀请，就开始选注宋代散文。前面也说过，这本书是我个人署名的第一本书，为了做好这个工作，当时我把文学所藏的有关散文的、文章学的材料，特别是各种选本，都认真读了一遍。在阅读这些文献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中国散文的研究是大有可为的，决不能够忽视。你看，苏轼的前、后《赤壁赋》，算是文章的范畴嘛，并不比他的“大江东去”差啊。再如王勃一篇《滕王阁序》，那是多大的影响啊！这些文章中所涵摄的文学的东西、文学的价值，诗歌里面不一定有。对于诗歌而言，只要有一个诗歌的形式就都算作文学作品了；而对文章而言呢，算不算文学作品还要去验明正身！要检验它这里面有没有文学性啊、审美性啊，各种各样的条件，这些条件多数是依照西洋的文学观念来要求的，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文学是不合适的，这个帽子戴不上。我们的古代文章有自己的发展系统。吉川幸次郎在《中国文章论》一文中的第一句话就说：“在中国人的意识里，做文章是人间诸生活最重要的事。”这句话讲得很实在，比如对于苏东坡来说，肯定写文章比他写诗歌更认真，更要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即便是写作朝廷的一些文书，这些文书的写作也是有文学的要求在里面的，他并不是只表达概念的东西，只把道理说清楚就完了，不是这样。他还是有一种艺术上的追求在里面。这是中国文学的特点，离开这个就不是中国的文学，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图1-7 《宋代散文选注》
图1-8 吉川幸次郎
我自己在做散文研究的时候，苦于没有一套评价的语言。而文献阅读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汉语言文学里面是有一个“中国文章学”的体系存在的，现在却还没有开拓出来、没总结出来。要寻绎这个体系，那么就要占有丰富的材料，所以就有了编撰文章学资料汇编的想法。最开始的时候，我倒没想到要编“文话汇编”之类的东西，主要是收集各类序跋和书信，好几年功夫下来，抄了不少，可惜“文化大革命”当中都给弄丢了。不过，抄的过程中也慢慢体会到中国文章学的一些东西，比如文章中的“气”——即“文气”——很重要。有种文章，它不一定有所谓的“抒情性”、“形象性”，等等，这些西方文学观念告诉我们的文学因素，但是你能读出一股“气”在里面，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推理的语言气势。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的“五原”，它也没有什么形象，就是一种逻辑推理，但是有了这个东西，它就打动了你。那不光是说它“晓之以理”，而是文章语言的组合中，本身就有一股气在推动你，去接受它。我觉得这个是中国文章里面的特点，因而由此基础产生的中国文学的观念也应该与西方的文学观念不同。当然，我们应该有新的文学观念，这是学科进步的标志。但是我们不能不加分辨地拿西方的文学观念直接来审定我们的文章的“正身”，而是应该结合起来。我想，评析我国古代文章，多用“审美性”这个词汇，或许比“文学性”更准确些。就是我们的文章里面有美的东西，美的东西和艺术、和文学就比较靠近了。美的因素也包括形式美。比如韩愈的《画记》，从内容上说，《画记》其实就是一篇流水账啊。面对一幅画，韩愈对它进行描述，记下来人多少、马多少、牛多少。但是，《画记》句式、结构，错综变化，波澜迭起，完全与流水账不是一回事，它是一篇艺术文啊。光是形式的结构，就是艺术的结构。你得承认这个东西。这是我们中国文章特有的。而当我们要试图揭示中国文章中特有的审美性时，那么就要去搜罗爬剔历史上的各种论文之语，这就促使我开始关注最典型的文章学著作——文话。经过这十来年的努力，依靠不少朋友的帮助，也就编出这套六百馀万字的《历代文话》了。
侯 现在《历代文话》出来了，受到学界的一致好评。这套资料书籍编下来，您最强烈的感觉是什么？
王 最强烈的感觉就是编的时间太长了，而且时间拖得越长，我自己的压力就越大。当然，时间长也有好处，比如版本的选择、选目的确定、标点断句等等，这些方面考虑得也就更精审些。特别是版本问题，最初启动这个工作的时候是1991 年吧，许多版本很难找，后来有几部大书出来了，比如《续修四库全书》，就为版本的选择提供了许多便利。
侯 《历代文话》的版本选择确实很精审，从东瀛即采入六种，可见当时是花了很大气力的。那么，您个人在编《历代文话》的过程中有什么新收获呢？您希望《历代文话》的出版给学界带来什么？
王 我在很多场合都说过，我不是为了编书而编书。我希望《历代文话》出版之后，大家都来用，要把文献整理与专题研究结合起来。要利用它来开拓我们的散文研究，利用它来进行我们的文章学研究，甚至利用它来重新认识我们的中国文学特质。我曾给学生们讲过，《历代文话》编完后，我强烈地感觉到了我们现在的文学史、学术史有“三个遮蔽”：
第一个“遮蔽”，就是对中国本土文学观念的遮蔽。我们现在都是使用西洋的文学观念，而忽视了中国自己的文学观念，我们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学观念体系。这一点我在前面也谈到了。其实，“杂文学”是能体现中国文学特色的一个概念，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而不是拿着西方文学观念当筛子，把我们本土所具有的文学特点全筛掉。当然，我们是现代人，我们有学科分流，这个观念是进步的，我们不能完全返回到以前的概念。《历代文话》编出来了，我们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材料，把里面所包含的有“永恒性”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既尊重现代的文章观念，又充分考虑传统的文章学特质，提升出或者说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观念，然后打破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的遮蔽。这里还是特别强调中国传统应用性文字的艺术性、审美性问题。
第二个“遮蔽”，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学史、学术史遮蔽了许多文学批评的大家。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陈绎曾：不应冷落的元代诗文批评大家》，就是特别表彰这位被我们文学批评史冷落了的文学批评家的，后来复旦有学生写了篇博士论文《陈绎曾与元代中后期的文章学》，我觉得这很好。这次我还要提到两个重要的文学批评家，一个是《古文辞通义》的作者王葆心，一个是著名教育家唐文治。这两位的文学修养都很高，文章学理论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应该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王葆心，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从来没有关注过他，但是你去看看《古文辞通义》，那是写得真好啊。十册《历代文话》，他一人占了一册，可以说王葆心是文话发展史上的殿军人物，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第三个“遮蔽”，就是我们的流行观点遮蔽了《四库全书》的优点。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不应该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具体书籍，区别对待”。在编《历代文话》的时候，许多书我们都是先用四库本作为工作底本，然后再利用所谓的“善本”进行覆校的。后来我发现，许多本子其实是四库本最好。我这里当然不是要为《四库全书》翻什么案，而是说《四库全书》收录的书籍在未涉及民族问题、国家问题的时候，它选用的本子都是当时最精善的本子，特别是在“诗文评”这一类文献中。四库本不应该被一味地排斥。北京大学所编《全宋诗》，其中的“大家”，以四库为底本者，约达 250 家，以四库作为重要或者次要参校本者，也达 203 种之多。这都说明四库本中虽有删改漏略、草率从事等缺失，但绝非全无价值。
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历代文话》的出版会给我们的学术界提供新的学术生长点，这一点我是很乐观的。因为基础文献的整理，一定会推动专题研究的深入，这是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所以，我也对散文研究与中国文章学的研究前景充满期待。
侯 您的这段话也让我想到了宋代文学研究中最热的领域，即宋词研究。我想，宋词研究能如此之热，大概也与基础文献的整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吧。您前面也提到，第五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刚刚结束不久，那么您对当前的宋词研究如何看？
王 你说得很对，宋词研究之所以如此充分，确实与基础文献的整理有着密切关系。所以我始终认为，对 20 世纪初的几位词学前辈，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你看，主要是三位先生夏承焘、唐圭璋、龙榆生。这三位先生对 20 世纪词学研究的引领作用是非常大的，奠定了我们词学研究的基础。不知你发现没有，这三位先生实际上似有分工的，夏承焘先生主要是对词学的专题问题进行深入的揭示，特别是他的“年谱学”，非常成熟。他的每一篇有分量的词学论文，都是可以打开一个课题的。比如他关于宋词声调的发展过程，就一篇论文，实际上就已打开了一个纵深发展的课题。唐圭璋先生主要是词学文献的专家，他的两部大书《全宋词》与《词话丛编》，可以说是哺育了我们词学研究的后辈，后人要研究词学，这两部书是必备的。龙榆生先生呢，他办了一个《词学季刊》，每一期《词学季刊》上，他都有文章的，他的文章就是从宏观上提问题，比如词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啊、词学应该包括哪些部门啊，词选的“标准论”啊等等。这可以看出龙榆生先生有非常强的建立独立的词学专科的思想，学科意识非常自觉，非常强烈。因而《词学季刊》在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回头来看，也是非常好的。编得也活泼，信息量很大，把当时一些词学大家的活动，以及他们心里想的东西，很全面地、鲜活地反映在这上面。所以，我觉得 20 世纪的词学非常幸运，有这些大师在前面把整个学科的基础奠定了。基础文献也好，专题研究也罢，都相得益彰，发展得很不错。从 30、40 年代以来，词学最发达，成果也比较多，新时期以来的词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次第五届宋代文学会议上，我也看到每年的统计数字，都是宋词的论文数量最多。但是呢，我觉得，凡事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或者说学科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有一个难以为继的问题。目前的词学，我也不知道怎么搞法好。宋词研究究竟要怎么进一步深入，现在进入了瓶颈期，面临着一个大的突破的关头。我想词学研究也就这个状况吧。2007 年广州宋代文学会议，从论文集里面看出来，有些宋词研究者开始从接受美学的角度、阐释学的角度去研究宋词，这也是当前情况下的一种可行的选择。或者跳开宋词，走向金元词、明词、清词，也是不错的。总之，要在宋词里面作出大文章，现在可能很难了。
与宋词研究状况有些类似的，是苏轼研究。现在苏轼研究的论著依然不断出现，但是有分量的文章已经很少了。这或许也是历史的规律吧。如何寻找突破口，我也颇感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