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判断与小结裹

侯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您对宋代文学自觉而全面的研究是从到复旦大学后开始的呢？

王 可以这么说吧。但是“自觉而全面”这个词不准确。对宋代文学的研究我是“自觉”的，但若说“全面”，则不敢当。比如对宋代的小说、戏曲，我就未曾写过文章。以文体来说，我关注较多的还是传统的诗词文；以时代来说，我着力较多的也是北宋，南宋虽关注已久，但还没多少具体的成果。

侯 我们知道，在 2000 年举办的首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您被推举为宋代文学学会的会长，对于宋代文学研究的发展，您具有很强的学科建设意识。那么您对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现状与走向有什么看法呢？

王 宋代文学研究截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与唐代文学研究水平是基本持平的，至少是相差不远的，但是后来显然是落后了。落后的原因我是这样看的，按照我们现在的文学观念，我国文学的主要文体就是诗、词、文、小说、戏曲五大文类，而宋代文学处在一个由“雅”到“俗”的转变时期。就传统的文学形式来说——即就诗、词、文来说——由于人们通常认为诗歌到宋人就爱说理了，而且说的多是理学家的一些道理，所以对宋诗总体评价不高；那么词呢，因为它的思想内容都偏重于儿女情长，反映的社会内容不够广泛，所以也得不到很高的评价；而散文呢，本来就始终处在文学边缘化的地位。这么一来，新中国成立后至新时期初这段时间，学术界对整个宋代文学的评价就不高，也就无法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这里面去。即使到了上世纪的 80、90 年代，宋代文学研究也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我多次提到的“三重三轻”的问题，即“重北宋轻南宋”、“重词诗轻散文及其他文学样式”、“重大作家轻中小作家”，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上没有取得很好的突破，纵向与唐代文学相比，差距甚远；横向与宋史研究相比，也落后很多。当然，经过最近这十来年的努力，这个面貌已有很大改变。宋代文学研究俨然已成为断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我想，在这个“宋代文学研究的机遇期”，我们应该着力考虑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宋代文学研究的布局应该更加合理，应该有个全面的布局，不要太偏颇。2007 年底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第五届宋代文学年会开幕词中，我也强调了这个问题。比如，苏轼研究，在 2004—2005 年度中，独占所有论著中的十分之一强，其实，对于南宋现存百卷以上别集的一大批作家，作为“前近代知识分子共同体”这个课题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现在有部分学者已关注到这个课题，也有一些个案专著问世，但要形成规模，并从个案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提升学术水平，大概还需要些时日。若从整体格局来考量，我们的宋代文学中一些长期被忽视或轻视的边缘性的文学，如相对于主流地位的汉民族文学，辽金少数民族文学尚有待谋求新的开拓；相对于中心城市地区文学，边缘地区文学尚有待独立开发；相对于文人书面文学，宋代小说戏曲、市民口传文学，几乎处于缺席的境地；相对于词、诗等“纯文学”，古文、骈文、赋等文体的遭遇，颇为冷落。这些方面都应该加大力度，以期对确切认识我国文学的民族特点作出实际的贡献。如何摆正主次的适当地位，并能发挥良好的互补互释作用，以共同展示宋代文学丰富多彩、璀璨夺目的历史原貌，应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

其次，就是宋代文学研究必须要寻找学理性的建构。什么是学理性的建构呢？就是要有一个贯穿性的、整体性的宏观把握。这个问题，北大“红皮文学史”给我的教训很深刻，就是对文学史规律的探寻一定要是“大判断”与“小结裹”的结合。那种理论先行的，或者用一种外在理论去硬套的，比如硬叫你搞阶级斗争啊、二元对立啊，这样的思维显然是不可取的。但是，文学史是有规律的，如果说对文学史或者对于某一段文学的研究，我们没有大的理论观照，那么我们的文学研究整体水平就很难提高。所以，怎样把文学史这个知识体系，变成一个有思想的知识体系，这是我们研究最应该着力的地方。这些年我一直在探讨、思考这个问题。你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写过《重提“内藤命题”》的小文章，发表在《文学遗产》上。之所以我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论”，是因为他这个理论是蕴涵着学术生长点的，从他的理论里面我们可以抓住宋代文学的一些关键问题。而且“唐宋变革论”是中外一些学术大家共同的学术思想，这些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们虽然大都没有具体的论证（像宫崎市定是有些具体论证的），内藤湖南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宏观的判断，而我们则应该对他的概括与判断作出一些自己的回答。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这个领域的思路是他打开的。说个题外话，陈寅恪先生的贡献也就在这里。比如陈寅恪讲唐代的“牛李党争”是进士集团与贵族集团之间的斗争，而田馀庆教授《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已经对此有所质疑，岑仲勉先生也用具体事例来反驳。但是陈先生的一些理论性的概括和论点仍没有失去意义与价值，比如说“种族之分，多系于其人所受之文化，而不在其人所承之血统”，再如中央朝廷与地方边境连环的互相作用，等等。陈寅恪的学术强调宏观的观察，他的学术是一种范型。这是和钱锺书先生不一样的范型。钱先生不主动地提出“大判断”，他都是在“小结裹”上用力，一条一条的，你要找他的思路就比较难找。我觉得宋代文学研究就是要把“小结裹”和“大判断”结合起来，特别是要找像“唐宋变革论”这一类的“大判断”，能够贯穿整个宋代文学研究的、能够把宋代文学定位定得非常准确的一些学理性建构。这一类的观点，还有像刘子健提出来的“南宋的背海立国”啊，包括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提出来的“后王安石时代”、“国是”问题，还有我们常常关注到的雅俗关系，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很明显感觉是存在的，但是要从各个方面进行回答。这是我个人觉得宋代文学研究当中最应该努力的地方。当然，“大判断”必须是从实证开始，从“小结裹”开始，不能像当年北大同学那样用外在的观点，然后硬把中国的作家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是反现实主义的，那样是不行的。

侯 您前面提到的“大判断”许多都是历史学界提出来的，按照这些“大判断”，我们的文学研究会不会落入历史学附庸的位置呢？

王 你问得很好，学界确实有这种担心。但是，首先我们得看到文学史本来就是历史的一个特殊门类，所谓“文史哲不分家”嘛，历史学界提出的大判断对我们文学研究有益，我们为什么不加以吸取呢？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究竟如何研究文学？我还是觉得研究文学，光从文学到文学的路数是不可行的，是有局限性的。我们应该拓展视野，从文化到文学，但在结合文化来研究文学的情况下，我们又不能忘记我们的文学本位，不能替搞社会史的、搞历史的“打工”。这应该不成问题，我们的落脚点应该在文学。文学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文本的分析，就自己画地为牢了。以前所谓“把文学当作文学来研究”的口号嘛，是针对前一个时期，把文学变成政治的附庸来研究而言的，所以要强调“把文学当文学来研究”，这个是纠偏，当时是对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一味地光讲文学的结构、文本的解读，我们的文学研究之路就会越走越窄，没有更宽广的前景。我们的文学研究，应该从整个文化的背景出发，在文化的背景下，才能把文学真正弄清楚，才能看清文学真实的面目，才能找到文学准确的位置。我想这个观点还是应该坚持：要从文化到文学，又要回归文学，以文学为本位。用这种方法来研究，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侯 您说当前的宋代文学研究更应该着力“大判断”，那么在“大判断”与“小结裹”之间，您觉得应该如何更好地结合呢？

王 我强调的“大判断”是建立在“小结裹”基础上的“大判断”，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促进、互相关联的。我受的教育告诉我，“大判断”与“小结裹”在研究当中是相互影响的。举个例子，前面我说到的，在文学所给我影响最大的老先生之一是何其芳先生。其芳先生是很有文学的素质与敏感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很天真的，在懂政治的人眼中，他是不懂政治的。但他毕竟是北大哲学系出身的，受过系统而良好的哲学训练，我很喜欢看他的文章，层层推理，逻辑相当严密，而且“小结裹”与“大判断”结合得很好。比如他有一篇《论〈红楼梦〉》，是篇长篇论文。这篇文章一方面非常细致地分析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等人性格的不同，另一方面他又从这里面提升出一些系统而宏观的理论观点，如“典型共名说”、“爱情主线说”、“双重悲剧说”等。就凭借这一篇文章，使得他成为“红学”之一家啊，因为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不同于众的看法。我在《半肖居笔记》里有一篇文章提到这个事，我曾问过他：“你这篇文章我很佩服、很喜欢，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他说：“就是读书啊。”他倒不做卡片的，就在书的天头地脚作批语。在写论文的时候不断地回忆当时直接的艺术感觉。“大判断”与“小结裹”之间的交互关系就是这样，从作品的细读开始，然后从中再抽出理论大观点，接着反复地进行。也就是先读作品，读了作品你就会有总体上的想法，然后带着这个想法，再读作品，再琢磨有关材料来印证这个想法，想法经过细化、纠正，形成文字，就是一篇好文章了。所以，其芳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他是一层一层地生发、推断，不是有一个大判断就完了。好的文章就像一棵树一样，有主干、有枝叶，这样去生发，显得十分丰满，不是干瘪瘪的。另外就是对材料的使用，其芳先生非常讲究。曹雪芹逝世两百周年纪念的时候，上面给他一个任务，要他写一篇曹雪芹的纪念文章，他后来就写了一篇《曹雪芹的贡献》。在这篇文章中有一段，他抓住“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时，贾雨村所说的天地之间有一种“正气”，钟情于谁谁，有个人物的大名单（如王朝云等），他把提到的人一个个去研究，还特地请一批年轻的同事为他搜集一些材料，因为我是研究苏轼的嘛，所以就让我给他提供一些苏轼与王朝云的材料。其实我们提供的材料在他的文章中只是一个注解，我提供的那些篇目，其实他自己都已经看过了。所以，你看，其芳先生一方面是比较细致，着力在“小结裹”的实证上，一方面他又总在一篇论文中提出大的判断。所以我想，理论观点跟作品的细读，总是这样交互发生的，你很难说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在自己的思维当中，这两个东西都是相互的。当然，从源头来说，还是文献、材料的阅读最重要，所以我在思考、探寻学理性建构的“大判断”时，也始终强调文献整理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