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角地”与文学史

侯体健（以下简称“侯”） 王先生，您好。我受《文艺研究》杂志委托，对您的个人治学经历与相关学术问题作一个访谈，希望能给我们后辈学人以启发、借鉴。

王水照（以下简称“王”） 好的。我个人的治学经历有历史环境的特殊性，不一定有借鉴作用，但是我很乐意谈谈。

侯 在您的《自选集》代序言中，您开篇谈到家乡馀姚的四大乡贤，而且这四位乡贤都与宋代学术文化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年少的时候您是不是就对宋代文学情有独钟？

王 我年少时就对文学感兴趣，但对宋代文学没有什么特别的钟爱。我后来走上宋代文学研究道路，有更直接的原因。我是 1955 年考上北大中文系的，到了北大后参与了著名的“红皮”《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我当时被安排在宋元组，所以直接促使我阅读了大量的宋代文学文献，也就奠定了我后来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我的学术生涯，概括地来说就是：“三角地”与文学史。“三角地”本来是北大一个公布重要信息的地方，因而这里第一层意思当然是说我是从北大走出来的，北大中文系是我的学术生涯最重要的起点；第二层意思是指我一生问学的三个地方：北大中文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复旦大学。这三个地方，在北大中文系我参与编写了两部文学史，在社科院文学所也参与编写了一部文学史，在复旦则是教文学史。所以说是：“三角地”与文学史。

侯 关于北大中文系 55 级的“红皮”《中国文学史》，现在很多参与其事的老先生都在撰写回忆文章，您能不能详细谈谈？

王 好的。我是 1955 年夏天负笈北上，带着一份朝圣的心情到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很不容易啊，当时的北大中文系名师宿儒云集，而且在全国录取的学生人数也非常少。二十多年后，一位老师与我说起，当年仅上海地区就有一千多人报考北大中文系，最后只录取了十人。包括我在内的十位“同年”中，有今北大的陆俭明教授、张少康教授，原《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先生，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等等。进入北大中文系之后，我们领受了“向科学进军”口号的感召与鼓舞，一头扎进书海，努力学习。这个时候感受到了许多名师大家的风范，游国恩、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吴小如等先生给我们讲授文学史；王力、魏建功、周祖谟先生给我们讲授语言学等等。寝室的学习氛围也很浓，每天睡觉的时候都不忘问问上铺：“今天看了什么好书？”如果他看的书我没看过，又很有兴趣看，第二天我就要找来认真读读，和同学们交流。那段时间可以说是完全沉浸在学习的愉悦之中了。

到了 1957 年搞“反右”，1958 年又掀起一阵“学术大批判”，批判自己的老师。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原先受欢迎的课程反而最先挨批。记得那时林庚先生给我们上文学史，有一堂课的主题是“说‘木叶’”，讲“木叶”比之“树叶”之类，存在“概念世界”与“艺术世界”之不同，讲求文学艺术之美，十分精彩，讲完后学生掌声不断，连呼过瘾。但是到了“学术大批判”运动时，对于这堂“说‘木叶’”，我们的同学写了长篇批判文章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整版发表了。林庚先生大雅含宏，后来原谅了学生，他在为我们年级毕业三十周年所题的诗句中说：“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不过他那时也说了一句批评的话：“你们能‘破’不能‘立’！”这句话就刺激了我们的“革命积极性”，在当时“大跃进”、大搞科研的时代背景下，于是我们就萌生了自己动手编写一部文学史的念头，“把红旗插上中国文学史的阵地”。这部文学史，先入为主地列出了三大标准作为该书的指导思想，即：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政治标准第一。以这三点为指导，然后构建出这部“红皮文学史”。用今日严肃的学术眼光审视，这部“红皮文学史”可以留给后人的东西不多，但是换个角度来看，它对个人的成长与集体的凝聚却有很大作用，至少对我个人来说意义十分重大。

当时我们的文学史课程还只上到唐代，唐代以下还没上呢，我们自己要编《中国文学史》，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段当然也是要写的。最开始，班上动员同学主动报名参与各段文学史的写作，明清文学报的人还蛮多，而宋元组一直没多少人报名。我的性格比较随和些，加上对各个时段的兴趣也都差不多，所以就被组织安排在宋元组，并且被指定为负责人。由此，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宋代部分的文献资料。这算是为我后来的文学研究指引了最基本的方向，也让我与宋代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侯 这部“红皮”《中国文学史》没出多久，大概不到一年时间又修订成了一部篇幅翻倍的“黄皮”《中国文学史》，其中是什么缘由？对您个人来说，“黄皮”《中国文学史》给您留下些什么？

王 “红皮文学史”编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的集体也因此获得许多荣誉。后来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了几次文学史问题讨论会，主要是针对北大的这部“红皮文学史”，帮助学生们认识其中的错误和不足。这几次讨论会我都参与旁听。最后的一天是 1959年 6 月 17 日，由文学所所长何其芳先生作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又在《文学遗产》上分三期发表。何先生的发言，一个重要的思想是说，文学史有规律可循，但是寻找规律是十分艰难的。他又告诫我们“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这是针对“红皮文学史”指导思想之一“民间文学是文学史的主流”而发的。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是士大夫文学的丰富资源，给士大夫文学以滋养，但它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主流依然是士大夫文学。民间文学的“资源”作用不能无限扩大为“主流”，真理与谬误就是一步之差。这给我印象很深。

吸收了老师们的意见之后，我们就着手修订了。而且校方给我们每个小组都安排了指导老师，负责修改我们的稿子。宋代这一组的指导老师是吴小如先生，也就是从这时起，我与小如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当时因为还没有系统地学过宋代文学，有些同学执笔的章节在小组讨论时未获通过，我也只好再推倒重写一遍。后来翻开书本一数，“黄皮文学史”宋代部分，我写的篇幅占了很大的比例。稿子每写好一篇，就交给小如先生修改，他的修改意见给了我很多指点，让我有很大进步。甚至在“黄皮文学史”出版后，我和小如先生之间还有许多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现在还记在这套书的页眉间呢，虽然笔迹有些模糊了，但是承载的情感却愈深厚了。让我更感动的是，小如先生审改后的稿子都是他送到我宿舍来，而不让我过去取，他说恰好可以借此机会活动身子。可以说，“黄皮文学史”的撰写不仅让我的学术能力增强了许多，也让我体味到了更为珍贵的师生感情。

侯 许多老先生回忆说 55 级编写文学史，给老师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灵伤害，而您在编写文学史中却与老师们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这是不是有点特殊呢？

王 也谈不上特殊吧，我们批判了老师，但又与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也并不难于理解。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我们 55 级的同学回忆录中是应该有“运动记愧”这一章才好。“红皮文学史”的编写确实有很浓的火药味，“大批判”的色彩十分明显，或多或少对我们的老师有伤害。但是，从林庚先生后来的回忆语言中，我读出来老师们并没有责怪我们，他说那段岁月是“无言之美”，所谓“无言”当然有其说不出的滋味，但是经过风风雨雨磨炼而能够保存的一些真情实意，连同青春期的幼稚、冲动，算得上是一种美的记忆罢。我猜想，老师们对我们当时一群无知少年带有偏颇色彩的热情，也许只是抱一种“乐观其成”的态度。当然，回过头来看，我们 55 级同学的确应该为那段岁月反思，当时有个别举动甚至超出了基本道德底线，暴露出人性的阴暗面。从我个人来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小就被教育“天地君亲师”，我对老师怀有自然的敬畏之心，所以我从来不写文章批评我自己的授业老师，一生如此。另一方面来说呢，我觉得“红皮文学史”与“黄皮文学史”应当有所区分。在编写“黄皮文学史”的时候，我们同学和老师之间不再是“批判与被批判”的关系，而是相互合作的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建立深厚的师生情谊，可以说是自然而然的。

侯 编写完这部“黄皮文学史”，您就进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工作。您当时是一进所即参与了文学所版《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吗？这段经历对您有什么特别意义呢？

王 我一进所就投入到新的《中国文学史》编写中去了。当时刚好宋代部分缺人手，由于大学时候的那段经历，我就顺理成章地承担起唐宋段的编撰任务。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的治学领域和主攻方向正式地确定为唐宋文学。文学所的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首先，我在文学所呆了十八年，这十八年是我精力最旺盛的时段，其中虽然有相当长时间被政治运动耽误了，但是仍是我吸取各类养料的重要时段。更重要的是，我在文学所遇到了两位迄今依然影响着我的老师，一位是当时文学所的所长何其芳先生，一位是我的工作指导老师钱锺书先生。何其芳先生强调文学研究工作中理论、历史、现状的结合，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他的这些思想是作为文学所“所风”建设提出来的，给我很深影响。而钱锺书先生则以他的博学与睿智，使我第一次领略到学术海洋的深广、丰富和复杂，向我展示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全身心的研治、体悟和超越，可以达到怎样一种寻绎不尽的精妙境界。另外，也是在文学所的时候，我出版了独立署名的第一本小书——《宋代散文选注》，这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而且也开拓了我后来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即古代散文研究。离开文学所至今已经三十年了，但是我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

侯 较复旦大学来说，文学所的科研环境应该也很好，当时选择离开就是为了与家人团聚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呢？

王 我离开文学所来复旦大学，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和家人团聚，妻子、孩子都在上海。没有其他什么原因了。在文学所工作很愉快，到了复旦大学以后，工作也很愉快。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等前辈学者都对我照顾有加，这也是我铭感在心的。

侯 来到复旦大学工作后，感觉与文学所有什么不同呢？是不是研究的方向也有所调整？

王 我 1978 年调入复旦，那时国家进入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给各个领域都带来新的气象，我们迎来了科学艺术全面繁荣的春天。与在文学所的日子相比，大环境已经好了许多。我一方面继续自己的唐宋文学研究，一方面也在琢磨如何扮演好一个教师的角色。后一点是与在纯研究机构不一样的。一堂课下来，学生的反响还不错。我也很乐意做教书育人的工作，与学生在一起，觉得自己也年轻了。我给学生开设了唐宋文学史、苏轼研究、宋古文六家论、北宋三大文人集团研究、唐宋文学史料学等课程。而这时的研究工作，既作为教学的学术依托与支撑点，保证教学内容的充实和不断更新；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地引起新的思考，在教学、科研互动互补关系中，求得科研选题、内容持续鲜活的时代特点。这种研究方式，与过去那种“以任务带研究”模式告别了，能按照我自己的学术理念、知识结构特点、禀赋素质的优劣，合理地选择课题：由过去的唐宋诗文并举转向偏重宋代文学，由诗词兼及散文，从个别作家到群体研究，从作品的艺术特质、风格流派到文人心态、文化性格探讨，等等。艺术观念有所更新，研究视野有所拓展，运用方法有所丰富，对学术传承和发展的自觉意识有所加强。或许，这也就是你所说的“调整”吧。 yAzO8NmpZoOBqZcQncknrU297l85HWBjEjnBJYMBSEFmw6S0+DOX8Heeq7xyqJd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