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一种说法，说理想的历史著述家，要写过一部历史的专著，写过一部历史教科书，再写过一部历史通俗读物。又有一种类似的说法，把教科书换成了方志书，或是把通俗读物换成了历史地图册，说唯有著述了多种主题、多种形式的史学作品，历史著述才算达到了完满的境界。这些说法，当然不是在为史学评论提供一种评判的标尺，其本意是强调历史著述家除了要撰写专业领域里的学术著作，还要尽其所能为社会大众提供多种多样的历史作品，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爱好的读者需要。

由此而论，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倒是达到了理想的历史著述境界。他不仅写有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如《先秦史》《秦汉史》等成系统的四部断代史，还写过大量的文史教科书和历史通俗读物。其数量之多、品类之丰，在民国时代众多的史学大家中也是很罕见的。而且，他撰写的教科书和历史通俗读物，都是精心之作，或被后人称之为通俗读物之典范。

如此次“吕思勉著作精选”收录的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黄永年先生曾评价说：这本书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有一篇《吕思勉先生主要著作》，就没有提到这本书，也许认为这只是教材而非著作。“其实此书从远古讲到民国，只用了十二万字左右篇幅，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无不顾及，在取舍详略之中，体现出吕先生的史学史识，实是吕先生早期精心之作。有些青年人对我讲，现在流行的通史议论太多，史实太少，而且头绪不清，实在难读难记。我想吕先生这本要言不烦的《本国史》是否可以给现在编写通史、讲义的同志们一点启发。”（黄永年：《回忆我的老师吕诚之先生》，《学林漫录》第四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又如《三国史话》，原是吕先生撰写《秦汉史》的副产品，出版之后，就很受欢迎，被视为历史通俗读物的典范之作。虞云国先生说：史学大师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断代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各擅胜场，令人叹绝”。（吕思勉：《三国史话》封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梁满仓先生也说：“《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首先体现在作者强烈的历史责任意识……还表现在一些经得住时间检验的观点……《三国史话》是一部通俗历史读物，然而通俗中却包含着渊博的知识……小中见大、通俗中见高雅，《三国史话》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梁满仓：《〈三国史话〉的大家风范》，吕思勉：《三国史话》，北京出版社，2012年）如今，吕先生的各种著述一再重版、重印，成为民国史学家中最为大众欢迎的史家之一，说明上述史学家们的评说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

本着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吕先生一千余万字的著述中，选择了二十余种兼具通俗性与专业性且篇幅适宜者，根据内容分为七类，分别是：通史、专门史、修身、历史分级读本、读史札记、史话和国学，组成“吕思勉著作精选”，以飨读者。如最先推出的“吕思勉著作精选·专门史”，收入《中国社会史》、《中国社会变迁史（附大同释义）》、《中国民族史两种》和《中国文化史六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何以收入此四种？吕先生历来备受关注者，即其“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一种札记”，但其对专门史亦非常重视。他提倡“专就一种现象的陈迹加以研究”之专门的历史，并且身体力行，在史学实践中完成社会史、民族史、文化史、政治思想史等专史著作，涵盖面很广。且其专门史常常有一种贯通的眼光，既是朝代的贯通，也是“专门”的贯通，如其讲政治思想史、文化史，则先论社会史，因此其专门之中又多贯通，体现了其“综合专门研究所得的结果，以说明一地域、一时代间一定社会的真相”的治学路径。吕思勉先生的历史著作，大多都蕴含着这种“贯通”的眼光。以此为例，是想说明我们精选吕思勉著作的用意，以及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的希望。

此次整理将吕先生做过的一些眉批，作页下注处理；此外，编者的按语也作页下注。民国年间，《白话本国史》曾有两处修订：一处是第三篇近古史（下）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1933年10月国难后第二版已改），另一处是第四篇近世史（下）第四章的第三节（1926年11月第四版已改）。这两处改动后的段落，现都用作附录。本书原用民国纪年法，即以1912年民国元年为基准，民国纪元之前是倒向逆推，称民国前某某年，简称前某某年；民国纪元之后是顺向增加，称民国某某年等。为适应今日的阅读习惯，在原民国纪年之后，加括弧注明公元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