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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全国统一，暂时坐定天下的南京政府开始推动“革命外交”。
革命外交，听起来不错，实际交涉时却困难重重。
原来的条约再不平等，那也是当年白纸黑字写下来，双方认可的。现在新建了政府，重搭个棚子，眼睛一闭就打算不认帐了，哪有这么容易的事。何况所谓列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天天还想着从你身上再找点什么回来呢。
想反攻倒算？门都没有。
只好逐个磨叽。先跟日本谈判，谈“济南事件”的道歉、赔偿、惩凶问题（这个应该算是秋后算帐），没想到日本人倒打一耙，猴急白脸地认为自己受到的损失还要大，要赔钱也得是中方赔给它。双方争吵不休，最好只好搁置争议，留待“实地调查”后再论是非，实际上是不了了之了。
接着又跟美、英、法、德这些欧美国家谈。人西方绅士到底不一样，素质比东瀛的小鼻子高多了，又见中国统一后比较难搞，所以态度上也诚恳了许多。各国同中国逐一订立“新关税条约”，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日本最初表示强烈反对，无奈西方人都认了，也只好随大流。
革命外交算是旗开得胜。
爱国不分先后。大好形势之下，谁的头脑都可能发热，其中自然包括年青气盛的少帅张学良。
眼下，虽然“内患”已除，但东北铁路和日苏占领的问题还悬而未决。
杨宇霆的办法不能再用（斯人既倒，思想自然也要批倒批臭）。堂堂东北军，号称全国地方军中最强的部队，现在又加上中央和老蒋的支持，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该硬的时候也要硬，去玩什么虚头滑脑的忽悠。
况且东北的这个列强是不用谈的，只能来硬的。
这就是“北极熊”俄国，现在叫苏联，老蒋称它为“红色帝国”。
不用谈的意思，是因为两国当时已经闹得很僵。
国共分裂后，莫斯科作为国际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自然成了老蒋的眼中钉。早在1927年底，南京政府就发布“绝俄令”，宣布撤销对苏联领事的承认，并封闭苏联在华商业机构。
按照革命外交的精神，对日苏两个红白帝国（白帝国是指日本）在东北的不平等权益，中国政府都是迟早要收回的。正所谓拿了我的要还回来，吃了我的要吐出来。但之所以先拿苏联开刀，除了用张学良的话说，当时是激于爱国热情，“很想施展一下子”外，与东北方面对于自己对手实力的研判有很重要的关系。
杨宇霆死后，张学良基本靠周围的年轻“谋士”们帮他出谋划策。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自称的“俄国通”，他们认为苏联内部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部又受到欧美各国的普遍敌视和围剿，共产党政权早已朝不保夕，成风雨飘摇之势。如果此时发难，苏联必自顾不暇，东北可将中东铁路主权一举收回。同时由于苏联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其它列强也只会作壁上观，不会引起太多的干涉。
从俄罗斯境内逃出的白俄（原沙皇政府残余）也验证了这一说法。
更不用说翻翻历史，早在日俄战争时期，俄国人就没干得过日本人，是后者的手下败将。
这给了张学良和东北当局一个深刻印象：苏联人比较容易对付。
按照柿子要捡软的捏原理，既然跟日本人斗尚无把握，不妨先拿苏俄试一下身手。
张学良决定去一趟北平（二次北伐后北京已易名北平），最后再跟自己的盟哥哥商量商量，听听他老兄的意见——这个“盟哥哥”指的是老蒋，易帜后两人便桃园结义，成了异姓兄弟。
此时的蒋介石正处于自信心爆棚的阶段。这半年来，仿佛是敬香拜对了菩萨，做什么事都顺。
对外，通过革命外交的方式，拿到了关税自主权，不仅表明各国列强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而且一下子树立了中央的形象。
对内，也没闲着，施行“削藩策”，先削老李，再削老冯，忙得不亦乐乎。
那个绝顶聪明的东北人杨宇霆不是曾经说过吗：他们这帮人迟早是要自己打起来的。
果然。
战前，所谓中央政府，名为统一全国，实际只控制了长江下游的几个省，具体来说就是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个省。
这一点财政部长宋子文最清楚，因为他就只能从这四个省收到钱。其它地方的诸侯都是各收各钱，各支各用，一两银子都不愿多解给朝廷。
战后，老蒋通过斗败李、冯，使南京政府获得了更多省份的实际控制权，也就是说可以在更多的省收税了。
正因为如此，老蒋当着张学良的面就拍了胸脯：弟弟你大胆往前走，哥哥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在诸多列强之中，老蒋最恨的无疑就是那个被他称为“红色帝国”的苏联。到现在为止，蒋公子（蒋经国）还被斯大林扣在西伯利亚呢。
他支持东北军朝苏联叫板。
废除中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在华领土权益，那是列宁在世时就信誓旦旦承诺过的。如今十几年过去了，中东铁路还是被牢牢控制在苏联手里，所谓“共管”，中国人却根本插不上手，使中东铁路沿线俨然成了比租界还要过分的“国中之国”。
老子说过的话，儿子来个装聋作哑，死不承认，也只有俄国人才做得出来。
道理是非在我们这头，所以一定要斗争到底。
老蒋还帮小弟分析，现在西方列强都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它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大本营苏联自然绝无好感。东北一旦和苏联闹起来，西方人该帮谁呢？当然是帮我们呀。
事情真闹大了也不要怕。哥哥我现在后方稳定，如果需要，可以随时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就算老毛子是只真老虎，咱也能在它身上扒层虎皮下来做斗篷。
老蒋当场表态：一旦中苏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两百万元军费。反正绝不让你老弟一个人在那里苦撑苦熬。
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却门清得很。那“两百万元军费”现在就要，至于“出兵十万”以后再说也不迟，我们东北军暂时还搞得定。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愿意中央派兵到自己区域里来，管你说得怎么天花乱坠，什么抗日抗俄剿共，都不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乘机来“削藩”的呢？这跟有没有觉悟，爱不爱国可全不搭界。
有了老蒋的承诺，张少帅的气壮了。回到沈阳，马上加紧部署。
一出手就很漂亮，不仅收回了中东铁路电权、管理权，还把铁路管理局的苏方正副局长都抓了起来。
出乎中方意料，事发后国际舆论都站在了苏联一边：各国在华权益那都是有历史原因的，本来大家好说好商量，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怎么说着说着就动手了？
苏联政府这下来了劲，趁势顺竿爬，以受害人的姿态做出一系列激烈反应：断交，抓人（中国侨商），扣船（中国商船），派兵。中苏边境一时乌云密布。
对于东北方面来说，搞爱国运动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遗憾的是却没军事准备——没想到看似病歪歪的苏联也敢动武。
大兵压境，少帅犹豫了：既然没准备，那就先往后面退退吧。
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想退很难。
什么叫骑虎难下，现在就是。从东北方面对苏联展开行动以来，各地的示威声援游行那是风起云涌，一浪高过一浪，中央政府方面也一样，除了外交部力挺以外，连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老蒋都坐不住，亲自站到台前发表了正气凛然、毫不退让的对苏宣言。
亲友团、粉丝团，领导、群众，一个不拉，该来的都来了。事到如今，进退就不光是政治问题，还是面子问题了。
大家站在后面已经鼓了半天掌，手都拍红了，嗓子都喊哑了，你忽然要一个人从擂台赛上跳下来，想雷死人是不是？
更何况，每个稍知国情的人都清楚，当时除了中央军外，能跟洋人单挑的，舍东北军其谁？
号称全国最精锐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四十万武装，海陆空齐全，飞机、大炮、军舰无所不有，如此的军事配备，已接近准现代化水准，就连中央军都要让你三分。
干架有条件啊，兄弟，这种时候是爷们的就不能皱眉。
在苏联频繁挑起边境冲突的前提下，中国不得不首先宣战，由所谓“中东路事件”直接引发的中苏同江之战开始了。
事实证明，这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象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要说清楚这一点，还得提到当年的日俄战争。
历史上的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不同，日清战争的失败者中国是完败，日俄战争的战胜者日本却并非完胜。
真实的情况是，日本虽然取得了战争前期的胜利，但最后却是它自己先支撑不下去，巴不得和俄国人签协议谈合作。
日清战争，大清的北洋舰队和陆军主力几乎都是全军覆没，老本输了个精光。俄国人的情形则完全两样，虽然远东部队打完了，欧洲那边的一大半精锐还没上呢（主要是以明石为首的日本特工们正在其国内折腾，没法过来）。
日本人认为自己打了这老半天，累得吐血，老毛子怎么也得掏点银子出来慰劳慰劳。没想到俄国沙皇是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主，死活一个子不掏，逼急眼了甚至不惜砸锅卖铁，舍了老家不要，宁愿带欧洲兵到东方来再跟东洋人死磕一回。日本为了日俄战争，就差跟黑社会借高利货了，一看对方这么强硬，马上软了下来。
所以说，即使在乱哄哄的沙俄时代，俄国军队也并不一定弱于日本。要命的是现在的苏联比当年的俄国还要凶猛，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其军事力量早非吴下阿蒙。
这种犹如吃了壮骨粉一般神速的进步，是外人甚至包括那些所谓的“俄国通”和亡命在外、对本国国情已然生疏的白俄所不了解的。
显然，大家都被误导了。
让我们再回到同江战场。
两个出场队员：中方是东北军，苏方是远东红军。
先晒晒东北军这边。
武器装备上，东北军虽然在国内地方军中已是首屈一指，但明显弱于苏联红军，重炮、飞机、军舰这些特种部队更无法与苏军相比。
当然，东北军的短板并不全在物，更多的还在于人。
人其实不少。在东北少帅张学良发布对苏作战动员令后，东北军一线兵力迅速增至10余万，而远东红军能集中的兵力仅为4万（最多时也只有8万）。二比一，论总体数量，中方占有一定优势。
可是如果比兵员质量，差距就很明显了。
东北军的前身奉军历史上最辉煌的阶段是整军经武。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东北军还是停留在当年的水平，甚至退步了。
尽管如此，东北军在同江之战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胜算，哪怕是打成平局也有可能。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一个好的带兵之将的话。
然而没有。上苍仿佛不再眷顾东北军，天空将星黯淡，郭松龄走了，杨宇霆完了，最善统兵的大将一个不剩。
于是，前方督战并协调全局的便成了我们熟悉的老实人：东北军副司令张作相。
张作相确实是个无可挑剔的好人，但他绝不是一个能人，更不是一个在危难局面下可以独撑大局的将帅之才。
威势可禁暴，德厚不足以治乱也。
——《韩非子》
也罢，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只能如此了。先打起来再说。
一开始双方互有攻守，有赢有输，东北军并不总是吃亏，红军也不老是占便宜。
在一些局部战场，中方还组织了俄式伪军，把那些逃到东北来的白俄部队重新武装起来，鼓动他们披挂上阵。
你们不是要打回家乡去吗，现在给个机会，上吧。
虽然是俄国人打俄国人，但东北“还乡团”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出于“阶级仇恨”，打起对面的同胞兄弟来毫不手软，把苏联红军气得嗷嗷乱叫。
战场形势一僵住，中苏就谈判，谈判了仗还在打，就这样边谈边打，边打边谈。
东北军的前方似乎隐隐约约出现了一线胜利的曙光。只到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在前方冲突不断加剧的紧张时刻，一个走路姿态极其古怪、左右摇摆的苏联将军被从乌克兰军区紧急调往远东。
这个人之所以行走古怪，是因为只有这样，才没有人能看出他其实是一个残疾人士。
当年从军打仗时，他的腿部曾受过枪伤，手术治疗后，变成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传统武侠小说中一般称这样的人为“怪侠”，武功属于莫测高深的那一种。
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发出一项指令：布留赫尔（中国名加伦），调任特别远东集团军司令。
如果你对这个名字还比较陌生，可参考另一个名字——苏联卫国战争第一名将朱可夫。此君擅长于大兵团作战，指挥过的战役可列出长长一串：莫斯科保卫战、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战役、第聂伯会战、柏林战役……。
加伦是朱可夫的老师。
除了军事是其特长外，我们还要把一个很多外国人都获得过的终生荣誉授予他。那就是：中国通。
北伐时，他曾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并参与创建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中的党代表制度、政治工作制度就是这位老兄作为新理念首次引进国内的。
虽然现在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说句公道话，当初人家为了中国革命确实也没少出力。
那时，为了避嫌，苏联被派到中国来帮助革命的顾问都自称是“退役失业者”，然后被广州政府以个人身份聘用（以后千万不能相信顾问是失业者返聘这样的鬼话）。加伦老师也是如此，在国内，远东红军都是他一手创建的，一个声名赫赫的军区司令不远万里跑到中国来当个小小的参谋，不要名，不计利，无论如何还是需要点国际主义献身精神的。
作为黄埔军校的老同事，加伦和老蒋曾经关系不错。虽然出身苏维埃，但加伦身上职业军人的味道很浓，而这也是老蒋最欣赏他的地方。
国共分裂后，苏联顾问全被解雇了。老蒋对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一肚子不满，甚至加以通缉，对加伦却很念旧情，表示一定要给加伦搞个欢送仪式。
人家加伦好歹也是布尔什维克，虽然不是十分热衷政治，但“敌人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这句话还是拎得清的。哪里还敢再跟蒋校长套什么近乎，赶快化装成外轮水手，秘密潜回苏联。
回国后加伦就闲了下来，基本处于长期养病的状态，直到这次奉旨参战。
听说被称为“远东军魂”的老祖师爷爷到位，远东红军顿时精神大振。
作为朱可夫的老师，加伦深谙作战之道：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个“一指”指的是驻在松花江的东北海军。
如果说东北陆军还占有数量优势的话，海军则连这个优势也不存在。
东北江防舰队对外号称拥有八艘炮舰，但实际只有三艘是原装货。
最大的旗舰“江亨”号是日本产品，其他两艘（“利捷”、“利绥”）是德国造，而且来历颇具传奇色彩，竟然还是一战时北洋政府对德宣战后缴获的战利品（可以此证明中国在一战时是卖了点力气的，对协约国胜利也是有贡献的）。如果说“江亨”还算上得了台面，另外那两个兄弟就纯属于凑合型，实际火力很差，平时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吓吓海盗。
除了这三个宝贝之外，其他乱七八糟的所谓“舰”都是商船改装的水货，真打起仗来只能做做别人的活动靶子。
但就这样的烂部队，竟然可以在全国排到第二位（第一位是闽系为主的中央海军）。
民国时的中国海军质量就是如此。比之于上榜的，没上榜的更让人长见识，比如说四川，虽说是个纯内陆省份，竟然也有一支“海军”编制。
该“海军”的“军舰”只有一艘，一艘民用小轮船。
按照传说中对海军的认识，创建者为这艘小轮船做了一番精心装修：焊上铁板作铁甲，装上小炮作武器。
唯一的缺憾就是打炮时有些麻烦。由于吨位小，马力弱，打完一炮，船就要往后退一截，打完两炮退两截，三炮过后估计就要撞江岸，翻船了！
忽视海军。这是国防上的一个不容原谅的错误，但又是当时军阀混战，国家分裂下的必然——打内战时，毕竟海军派得上用场的情况少，连空军的作用都比海军大。
海军是东北军的弱项，却是苏方的强项。
与“全国第二大地方海军”比起来，对手苏联黑龙江舰队简直就是霸王龙。该舰队最强的称为“暴风级”浅水重炮舰就有四艘，战斗力比东北海军的旗舰“江亨”号还高一个档次。
以己之长击人所短，驻防同江城的东北海军便成了加伦要打击的首要目标。
在三江口前线（同江城位于黑龙江、松花江与乌苏里江的汇合处，故又名三江口），苏联黑龙江舰队紧紧地盯着对手，但并未立即发起进攻。
受到东北军援助的白俄“还乡团”、“游击队”，不断对苏联的军事目标进行袭扰，得到报告后，苏军参谋们都主张尽快让海军发动攻击，以便占领东北军据守的同江城，将防守部队和“俄奸”们一网打尽。
加伦仍然不为所动。
他只是命令舰队用炮火隔岸轰击这些白俄武装，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把他们赶出苏联境内算数。
对距离很近的东北江防舰队，他什么命令和动作都没有，似乎当它们不存在。
不是不打，而是等待，等待那个出击的最佳时机。
三国名将陆逊面对蜀军的谩骂，坚忍数月拒不出战，结果以逸待劳，一出手就火烧对方八百里连营。
高手与菜鸟的区别之一，就是高手往往只需要一招，就能完成菜鸟无数招都无法完成的任务。
两个多月的冷静对峙，终于使起先紧张万分、严阵以待的江防开始出现松动。
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本来也是个精明人，素有“能将”之称。但在加伦有意无意布置的迷魂阵面前，同样出现了误判断。
他认为，白俄部队的游击战术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联人现在被游击战搞得头昏脑涨，在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之前抽不出力量对东北海军发动大规模进攻。
基于这个判断，在黑龙江舰队仍然环伺三江口的情况下，他竟然带着舰队长临时离开同江前线到哈尔滨开会去了。
领导不但走了，还留下昏招：命令将海军陆战队削减为一个大队，那个最能打的“江亨”号离队休整，德国造的破舰之一“利捷”号代为旗舰。
布防全乱了。
这就是加伦需要的那个时机。
此时，整个西伯利亚已集结苏联陆海空军8万多人，后勤方面也做好充足准备，特别是解决了最重要的防寒问题，官兵都穿上了防寒服，作战时部队还配有面包车和烧水车，可对前线供应热食。
与此同时，中苏政治谈判完全破裂。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加伦在地图上轻轻一点，完成致命一击。
1929年10月12日，作为中苏之战关键战役的三江口海战揭幕，甲午海战后中外首次水上大型作战开始了。
是役，黑龙江舰队只投入了三艘浅水重炮舰参战，在自己损失不大的前提下，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宣布game over了。
江防舰队中唯一发挥了一点作用，因此也特别值得说一说的，是一艘堪称水货中的水货（又称水货极品）的战船——“东乙”号。
战前，沈鸿烈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两门大口径海军炮，但因为已有军舰吨位不够，炮装不上去。本着勤俭节约、不能浪费每一门大炮的思想，沈司令四处打听，竟然给他找到了一艘报废的商用驳船，一量尺寸，正好合适，就把炮装了上去，并取名“东乙”号。
装了两门大炮的“东乙”号果然威风凛凛，让人看了好生欢喜。不过这艘“军舰”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缺陷：没有动力！
和残疾人没两样，你不扶或拉上一把，它就一点都不能动弹。
也不能怪人家。本来就退休了，硬被你生拉死拽拖过来，还转了行，现在又要它每天跟你跑一千米，神仙也没这本事。
要说沈司令这“能将”之名真不是盖的。他又去找了一个在舰队中纯属凑凑份子的水货战舰“江安”号出来，免了它胡乱放炮的义务，另赋一项特殊使命：做小保姆，负责带“东乙”号玩儿。
平时其它舰在江面上掠敌布阵。“东乙”号就作为流动水炮台，由“江安”号拖带着，悄悄地躲在江口附近的沼泽区内。
“东乙”号别的不行，要它一动不动倒是没问题。苏联飞机每天飞过江面侦察，愣是从来没发现过这里还藏着一小个子杀手。
水战刚刚开始。树大招风的代旗舰“利捷”就挨了当头一棒，受伤后无法实施有效还击。随后，“利绥”号也失去了还手之力，只能匆匆撤离。剩下的小喽罗们更是乱成一团，没有半点招架之功。
这时候，“东乙”号勇敢地站了出来，当然是被“江安”号拉出来的。
苏联战舰正打得起劲，猛不丁地发现身边突然冒出了一艘块头不大的敌舰，吓了一跳。仔细一看，从它后面又变戏法一样地跑出来一艘更小的，变成了两艘。更奇怪的是，两艘舰竟然还连在一起，哥哥带弟弟，颇像幼稚园里玩家家的样子。搞什么名堂！
大家原来只注意前面那个哥哥，提防着它开炮攻击，没想到首先开炮的不是它，而是后面那个小弟弟。
你还别看不起人。小归小，战斗机。
猝不及防之下，好几只苏舰都遭了“东乙”的暗算，赶紧四处躲避。
“东乙”号已经在角落里观察了一会，发现黑龙江舰队里最嚣张的就是旗舰“斯维尔德洛夫”号，马上紧盯着狠“咬”了起来。
大块头的老毛子旗舰急了，也赶紧起身还击。
但是大的打不到小的，小的却能轻而易举打到大的。
“东乙”原来就不是专用的军用舰，船体又矮又小。那时带GPS功能的定向导弹还没发明，炮弹不会拐弯，重炮舰发出的炮弹就跟打苍蝇蚊子一样，找不到目标，都直直地飞到江里去了。
相反，“斯维尔德洛夫”就比较好找了，只要不被它先打着，闭着眼睛都能对准靶子，一打一个准。
沈司令临时弄来的那两门大口径海军炮关键时候也真争气，抓住机会朝着苏联的重炮舰一个劲地猛轰，由始至终都没出什么故障。苏联舰打不着对手，只好强装“苏坚强”，抱着脑袋硬挨。幸亏它皮坚甲厚，虽然上下左右都挨了通打，但是关键部位都还能挺住，没有致残后沉到江底里去。
但是船上的水兵就没这么幸运了。炮弹落在甲板上，往往非死即伤，有一个炮塔的炮手差不多被炸光，就剩了一个光杆的军士长。
旗舰都如此狼狈，其它舰只就不得不重视这个从天而降的小个子了。于是，所有重炮舰都围过来，集中对付“东乙”。
没想到“东乙”号泥鳅一样，这边一蹿，那边一跳，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耍的是一套正宗的中国迷踪拳，一群老毛子的西洋组合拳硬是奈何它不得。
不过很快，“东乙”的破绽还是被团团包围的苏联军舰找到了。
那就是“东乙”自己没有动力，得靠“江安”拖带。
凌厉的炮火立刻集中在“江安”身上。可怜的“江安”当即被炸成两截。
失去“江安”，“东乙”无法动弹，也就无法独存。在船体被炸坏、火炮被击毁的情况下，只好自沉。
历史总是有着惊人的相似。甲午战争中，邓世昌的致远舰也是勉力支撑，血战到底。
一样的英勇无畏，一样的义无反顾，一样的壮烈千秋！
同江一战，驻防三江口的东北海军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几乎的意思是，休整的“江亨”、逃出的“利绥”总算活了下来。
但是也没能安生多久。在后来的富锦水战中，两艘幸存舰又先后被黑龙江舰队击成重伤，被迫自沉。
终于，没有几乎了。
东北海军全军覆没，遭受了与当初北洋海军一样的命运。
三十五前（甲午战争），海上的月亮应该也是昏黄而伤感的吧。
失败已经不可避免。
海战惨败，陆战也没好多少。
前线作战不利，战场指挥官向张作相告急，要求紧急派兵增援。作为三军统帅，张作相此时却还在要不要与苏联决一死战的问题上摇摆不定，不敢放手一搏，因此迟迟不能调兵北上。
担负黑龙江守备任务的两个主力旅孤军奋战，命运惨烈：韩光第第17旅整建制被消灭，梁忠甲第15旅则被包围，几次突围未成，被迫投降。守军被俘者，达上万人之多。
作为胜利者的加伦这回做了一件与他的身份极不匹配的缺德事，公然违背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争俘虏的规定，将这上万名俘虏都送往条件极其恶劣的矿山做苦工，直到年底才遣返。
两国交战，互有胜败本是常事，但作为一代名将，加伦开了一个相当恶劣的先例。
十六年后，二战结束，斯大林违反波茨坦公告，扣留日军战俘60万人，强迫其在西伯利亚服苦役达十余年之久。
所以有人说，加伦的决定，很可能出自斯大林的暗示。
但不管怎样，加伦本人难辞其咎。
在后来苏联“大肃反”运动中，被指控为“反苏间谍”的加伦死得很惨，据说连眼珠子都被打得滚了出来。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随着苏军向东北境内不断推进，张学良都急得快要向南京发SOS了，但南京政府仍然希望他继续予以抵抗。
继续抵抗，本线还是有的，东北军此时尚有几十万精锐，豁了家伙，破罐子破摔跟老毛子干一仗也不是完全没有反败为胜的可能。
其实当时斯大林也怕就此被东北军拖在东北，胜负且不论，对苏联国内的经济复苏来说，绝对是一个巨大的拖累和负担。他的策略一言以蔽之：苏军不能在东北打持久战，只能打一下就回去，然后再过来接着打，总之以打促谈，见好就收。
如果苏联真能赢得那么轻松，加伦回国后也就不会被捧为英雄，并凭“战功”成为恢复军衔制后的苏联五大元帅之首了。
可是张学良早就没有凭东北军一己之力抵抗到底的勇气了。
他认为南京政府应该为东北军的失败买单：起先叫我们打，后来又什么都不管，现在不行了，又不让我们和。这叫什么事啊。
显然，东北少帅已经不准备打下去了，他要的是赶快“和”。
在没有通知南京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东北方面派出代表与苏联谈判，并签订了《伯力协定》。
按照《伯力协定》，东北又恢复到了中苏冲突以前的状态。中东铁路依旧为“中苏合办”（实际仍由苏联单独控制），以此换取苏军撤兵。
但在协定之外，中国版图上的一块鸡冠却不翼而飞。这就是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交汇处的“水上关隘”黑瞎子岛。苏军来了个不声不响，长期赖着不走。直到七十九年后，经过两国重新谈判，才以拿回一半土地而告终。
消息传入关内，南京国民政府大为震惊。因为所谓的中苏谈判，中央根本就不知晓，也无从介入。
在历史上，《伯力协定》不仅是一个不平等草约（还算不上条约），而且是完全无效的。参加谈判的东北代表未获本国政府的正式授权，没有任何资格和权力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换言之，《伯力协定》无最起码的法律依据。
南京政府随后发表声明，对《伯力协定》不予承认，同时对东北参与谈判的代表全部作出免职处分。
蒋介石也很生气。不过鉴于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高层怨气很大，且当时处境也确实艰难，他也不便在这件事上过分予以指责。
他本人，对《伯力协定》则是一百个不承认。
据说，当时曾有人建议他，索性承认算了，反正承认与否，也挡不住老毛子实际对中东铁路的控制。再说还可以以此作为交换条件，让斯大林把他的儿子蒋经国放回国内，但这一建议被蒋介石断然拒绝。
其后，一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中苏双方就中东铁路问题举行过无数次谈判和协商，却始终未取得任何积极进展。首要的分歧就是，苏联要中国承认《伯力协定》，可中国这方面打死不认。
名份二字，岂是可以轻易给你的。
中国人对别人的评价，历来是：有了功劳奖励功劳，没有功劳奖励苦劳，反正不能亏待了每一个出过力的同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老蒋还算是对得起弟兄们，第二年就授予张少帅等东北军政要人以青天白日勋章，用来奖励他们的“苦劳”。
但几个青天白日勋章并不能掩盖此时东北的全面颓势。
十多万兵力，近千万的军费投入，换来的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败局。曾被全国人民一致看好的东北军，虚弱不堪的内囊一下子全露了出来。
又想起了东北“小诸葛”杨宇霆在世时对解决东北问题的看法。
他说过，中东铁路及与日苏在东北权益之争相当复杂，需要软硬兼施，巧妙应对。
他说过，日本和苏俄始终是一对矛盾，可以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达到相互牵制、为我所用的效果。
他说过，要卧薪尝胆，居安思危，徐图自强，这样东北无论是和是战，都有了强大后盾。
那种打着爱国旗号，一味蛮干的愤青做法只能使民族和国家陷入更大的困境。
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第一章
偌大东北，本应人才济济，有识之才遍于朝野，然而竟无一人能站出来对当局的鲁莽举动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大胆直谏，从始至终，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可用之才，可以力挽狂澜，拯救危局。
当年的“老虎厅事件”留给东北的最大“遗产”之一，就是万马齐喑，英才束手。
悲哉东北军，哀哉杨宇霆。
千年之前，有一个人失魂落魂地爬上了空荡荡的高楼。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吟罢，泪流满面。
此人后来也一样没能逃脱杀身之祸。这就是无望的宿命。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不用等到“九一八”，东北的气运已经快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