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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易帜了，老杨却危险了。
在是否“易帜”这个问题上，杨宇霆的态度始终如一：坚决反对。
等到事情已铁板钉钉，他知道大势所趋，阻止不了，就干脆来了个非暴力不合作。在宣布易帜的典礼上，当众拒绝参加合影，并愤然离席。当时在场记者极多，小张领导又一向以好面子著称，被部下当众给甩脸子，可想有多么尴尬。
当时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东北易帜”的老臣子不少，但像杨宇霆这样令张学良印象如此“深刻”的却绝无仅有。等到发生“老虎厅事件”，杨宇霆的罪状之一就是“破坏统一，阻挠新政”。
命运早已亮起了红灯，可是杨宇霆并不知道。
三国时代有个著名谋士田丰，因劝阻其主公袁绍进攻曹操，而被袁一怒之下关入大牢。不久袁军果然惨败。消息传来，监狱的牢头认为田先生这回肯定能得到平反，连忙给他道喜。
田丰却一反常态，说出了一番令牢头大吃一惊的话：如果前方部队打了胜仗，我还有活命的机会。现在打了败仗，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话没说完，负责给田先生催命的使者果真就到了。
杨先生的情况正好相反，假如“易帜”不成，他的下场或许还会好点，现在“易帜”成了，阎罗王可就得向他频抛媚眼了。
在此之前，杨宇霆虽然名义上只是一个兵工厂的总厂长，但多年在朝野积累下来的声望，却让他实际上仍然处于显要位置。大家也都一致看好老杨，认为他是只潜力巨大的绩优股，少主迟早还得予以重用。
平时谁对领导有意见，也不敢当着面公开提，惟一的办法就是去找这位老革命诉苦，因为都知道老杨能讲，敢讲，也最有资格讲。
在老杨眼里，这位他原本就不怎么看好的少帅也的确越来越不像话了。
张作霖在的时候，开会听汇报那是很严肃的一件事，决不允许任何人随意迟到早退。没想到这个纪录被小张领导本人打破了，因为他听着听着就犯困（其实是毒瘾犯了），实在熬不住，众目睽睽之下就扔下一帮老少爷们，自己跑回房扎针去了。
这件事情传到杨宇霆耳朵里后，他就来了气，三天两头跑去教训小张领导，就差没拖着他去戒毒所了。
那年头，毒品还没到沦落到现在这样人人喊打的地步，当官的好这一口的大有人在。张作霖本人高兴时，也爱弄根大烟抽抽，提提精神，但他并不上瘾。哪里像小张这样，开会时候也要扎上几针——也许他抽的毒品提纯过了，有些类似于海洛因？
杨宇霆的思维其实很简单，扫黄打非抓毒贩那是警察的事，我管不着。我要骂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吸着吸着，把公事都给耽误了。
迷网游不怪你，可不能不上学呀！
张领导其实也不想开会时溜号，那是毒瘾上来，实在支撑不住了。
单位里一把手吸毒成瘾，开会都要扎针，那在当年也是了不得的丑闻，捅出去要上娱乐版头条的。小张也是很顾面子的人，巴不得谁都不要再提这件事。没想到老头子闹上门来，不仅像老子训儿子那样训了他一通，还闹得群众都来围观了。
这下可好，面子里子都别想要了。
文武大臣对少主人的另外一个最大意见，就是老不上朝。
老不上朝是有原因的，忙嘛。
内忧外患够忙的了，但按照一般规律，领导还有比这更忙的。
那就是忙着找小蜜。
民国时候的狗仔队其实是很活跃的，八卦新闻也非常之多。据说有好事人士弄了一个美男排行榜（与现在的超男好有一拼），还隆重推出四大天王，当年的风云人物老汪（汪精卫）、周公（后来的共和国总理）、梅兰芳都赫然在列，其中排第四位的就是小张（张学良）。这里插一句，窃以为年轻时候的老蒋也很有型，不知为什么没能挤进前四就被PK掉了。
这样集财色势于一身的东北大老板，简直就是上帝的嫡亲儿子，他不惹别人，别人也得狂追他。何况小张本身也是情种一个，属于《红楼梦》里贾宝玉一样的人物，不忙得无处分身才怪呢。
东北的大小官们要向领导汇报工作，却找不到这位领导，回答说是出差去了。
出差回来，也找不到，回答说是正在府里休息呢。
其实都是一回事：外地出差是为了找小蜜，回来休息是为了泡小蜜。
老张家的家教其实还是很严的，并不像外界想像的那样，高干之家就一定溺爱纵容子女。事实上，张作霖本人是苦出身，艰苦朴素惯了，虽然做了大帅，却仍然像个东北老农民一样，吃高粱米，抽旱烟袋，平时穿的衣服也只是一般料子的长袍马褂，跟现在某些出则进口宝马，入则一身名牌的大款们相比，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老张不仅在生活上对自己苛刻，在家里也是搞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尤其注重对子女们的管教。平时吃饭不准挑食，穿衣不准讲究，想出去到娱乐场所逛上一圈，更是连门都没有。张学良虽说从小最受老爸宠爱，但也不能例外。
直到小张长大从军，挨老头子的批也不是一次两次。
有回老张去街上逛街，看到几个兵欺负老百姓，拿东西不给钱。一问，原来就是他宝贝儿子手下的第三旅所为。回去后就拿小张劈头盖脸臭骂一通，还关了三天禁闭，连老好人张作相帮着求情也没用。
大家都觉得，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够勤勉。要我看，他其实也有很委屈的地方。
那么快就接班纯属意外。克服九九八十一难坐上这把交椅后，才发现其实并不舒服。什么都得自己亲自过问，早上起得最早，晚上睡得最晚，一天累得半死不活，还得忍受叔叔大爷们不停的唠叨：当年老帅在时可勤奋，可威严了……（意思当然是现在的少帅既不勤奋，也不威严）。
亲身经历一把手的苦楚后，小张完全有理由同情自己的老爸。
在他眼里曾经威风八面的老爸，原来一直以来干的都是这种“周扒皮”式的活——长工还没爬起来，自己就得先到鸡窝边去蹲着。折腾完长工，还得再防火防盗，总之，一天都是这样：玩心眼，斗心机，最后累得骨头散架，做着梦还在学打鸣。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更加其乐无穷。这说的是老张。与小张的理想生活可就差得太远了。
所以他虽然披上了那件大元帅服，却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要实现角色转换，再像老爸那样去吃二茬苦，受二茬罪。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老头子虽然走了，自己一把手也做了，念紧箍咒的人却还在。
这不，杨宇霆又气呼呼地找上了门。
当然，是因为小张又玩“失踪”了。
这回“失踪”是有名堂的。原因是新招了一个“小赵秘书”（即赵一荻，后来著名的赵四小姐），必须进行一下“个别辅导”，自然时间就比较紧张了。
领导不露面，一堆厅长处长只好没着没落地在外面等。一等就是好几天，有的人远道而来，手里还拿着一叠公文等待批阅，领导不批，事情就没法干，急得直跺脚。
有位处长估计是实在等得吃不消了，只好找到杨宇霆，把情况如此这般地说了一下。老杨觉得作为长者无论如何得管一管，当下办公室也不去了，带着这个处长直奔张学良的住宅。
看到卫兵，也不转弯抹角，来了个单刀直入：司令起床了没有？
卫兵老早就领教了老杨的厉害，知道这位极不好惹，连少帅平时都畏他三分，只好老实回答：还没起床。
日上三竿，还在睡觉，你当自己在幼稚园啊。老杨听了巨愤怒，推开卫兵就往里闯，冲着张司令的卧室就杀将过来。
卫兵猝不及防，拦又拦不住，只好一边喊，一边劝。杨宇霆正在气头上，也顾不得礼数，“咚咚咚”地就敲起了门：我是杨邻葛（邻葛是杨宇霆的号，取效仿诸葛之意），你快起来，有公事需要处理。
这边听到卫兵报警，还沉醉在温柔乡里的张司令已经知道麻烦到了，赶紧安排好自己的“秘书”，披着衣服就跑来给老杨开门。
刚坐下，老杨便数落开了：各位厅处长有公事等待你裁决，你却好几天都不露面，这怎么成。老帅在时，可不是这样的。
小张红了脸，又羞又恨。
你一管兵工厂的，又不是我老子，怎么这么多事。
当下也来了脾气：不干了，你来干吧！
一个君王对属下说要撂挑子，那话里都是饱含杀机的。
杨宇霆作为一个政治老手，哪里能听不出来，但他不怕。
他只是觉得好笑，自己现在身上就只有一个兵工厂厂长的闲职挂着，大不了把这个也免了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小家伙，你学着吓人还早点。
杨宇霆叹了口气，对面前这位脸红脖子粗的领导说：别提这个了（提了对我也不起作用），如果你身体真的不好，遇到事情，我可以帮你张罗张罗，出出主意，这比什么都强。
杨先生，这话错了，真的错了。
我们要记住，如果你想帮领导张罗一切（在违背领导意愿的情况下），领导一定会想方设法预先帮你“张罗”一切。
一直以来，小张虽然内心里非常非常不喜欢这个老杨，但他毕竟即位不久，对自己还没有足够信心，不知道离开别人，能否真正支撑得住眼前这个局面。
但是，“改旗易帜”实现了。经过各种挫折和交锋后，少帅终于冲了出来，并取得了成功。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他能力的一种认可，而这种认可，对好为人师的杨宇霆来说却非常危险。
易帜典礼（就是老杨不给面子的那个典礼）举行后一个星期，张学良以东北边防公署长官的身份，亲赴杨宅为其父祝寿。
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件令他刻骨铭心的事。
东北文武百官都来了，张司令到时，大家正围着桌子赌钱（纯属节庆娱乐，不属查处范围）。
听到总司令到了，虽然赌兴正浓，多数人还是赶紧欠起了身，以示尊敬。这种姿态相当于半起半坐，因为还得时刻准备着坐下来继续赌呢。有的人虽然脸上毕恭毕敬，眼睛却还都描着赌盘，惟恐有不上路的家伙乘此机会耍点老千什么的。
这种时候，自然是领导显示亲民作风的最佳时机。张司令亲热地拍拍手下们的肩膀，示意赌局可以继续。众人如遇大赦，欢天喜地地继续投入赌局。
就在小张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厅堂里司仪喊了一声：督办下来了！——也就是杨宇霆本人下来了，他是东三省兵工厂督办。
让张司令惊讶的场面出现了：所有围桌赌钱的官员，齐刷刷地站了起来，肃然而立（请注意，不是半起半坐），其中很多甚至是政府大员，官衔远远超出杨的督办职务！
直到杨宇霆笑着和大家逐一握手寒喧，众人方才落座。
震惊了。
我说的是张司令。
说了几句套话后，他就匆匆离开了。
一个小小的兵工厂督办，竟然比总司令还吃香。他们到底听谁的？东北又竟是谁家之天下？
撤掉他的督办？！
有用吗？没用。有点头脑的人都能看出来，众人不是因为他这个督办职位才对他敬畏三分的。换句话说，这个人可怕可恨之处不是那个小小的职务所能容纳得了的。
真是忍不下去了。所有的前尘旧事都一股脑儿涌了上来，它们被统一打上了标签，上面一共八个字：“奸险性成，日甚一日”。
奸臣啊，这样的人不除怎么得了。杀机就在这一刻汇聚于心。
但是杀一个人，不等于宰一只鸡，何况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物。
万一事泄不成功怎么办，万一引起骚乱如何处理，想想杨宅祝寿那一幕，张司令自己也紧张起来。
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向死去的老爸学习：赌！
杨宇霆，是生是死，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他掏出一块银元，当空抛出，心里默念：银元落在正面，最多扣押（反正不能放过），如果落在背面，死路一条。
连抛两次，均为背面着地！
张夫人也在身边赔他搞这种迷信活动。此时提醒他，也许银元背面较重，影响了下落轨迹。
张司令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把默念秩序重新颠倒过来：正面处决，背面扣押。
连抛三次，全部是正面！
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就这样被别人用一种极其荒唐的办法确定下来了。
一生之中，张学良对自己作出的这个决择从来没有后悔过。
如果我还是当初那个地方部队的长官，即使有“讲武系”与“士官系”的矛盾，即使亦师亦友的郭老师死于你下达的一纸命令，我也绝不会痛下此杀手。但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我现在是东北第一人，这一点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
还是那句话：走上这条路，就不能回头。
黑白无常已经出来抓人了，蒙在鼓里的老杨却还在不停地为他的少主人热心“张罗”。
对待那个“一衣带水”的东瀛岛国，杨宇霆的办法向来都是长袖善舞，软硬兼施。可以说，当初张作霖跟日本打交道，幕后都有这个超级智囊在支招。
不得不佩服日本人钻牛角尖的劲头。老张都被炸死了，竟然还对死者生前口头允诺的条件念念不忘。
这些条件之中，有一条是“满蒙新五路”（由日本借款在东北建五条铁路）
日本顾问来找杨宇霆，问有没有这事，五条铁路还建不建。
杨宇霆马上说，有啊有啊，当然有这事，而且铁路也一定得建。
他当然很清楚，因为他也是这件事的当事人和见证人。
但是清楚归清楚，路反正我不想建，激怒你们的傻事我也不干。老杨的策略说起来简单，就是一个字：拖。两个字：扯皮。
交道打到现在，日本人见了老张老杨这主仆二人都怕了，知道这都是两撒谎不过脑子的家伙。日本顾问怕杨宇霆这回又在玩忽悠，赶紧提出要求：请您好好给少帅说说。
那意思就是你说了还不算，得最高领导认可。
说完了又担心他不敢跟老大提，又补充一句：您这样跟少帅说没关系吧？
杨宇霆皮笑肉不笑地哼哼了两声，随口答道：没关系没关系，我一定会提出这个建议的。
一转屁股，老杨就喝茶去了：得了您呗，跟我玩，你小子还嫩点。
当然没去跟张学良提什么让日本人修筑五条铁路的建议。
过了几天，日本顾问信心满满地来找张少帅了，唾沫横飞地说了一大通，结果被小张一个“现在全国统一，此问题已移交南京政府管理”给推掉了。
既然归附了南京政府，打太极就更方便了。
但通过这件事，张学良却对杨宇霆又生出了新的看法。因为对方口口声声说老杨支持“满蒙新五路”方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听他说起过。
莫非想勾结日方架空我？如此看来，真是死有余辜。
日本人被这么来回一扯皮一忽悠，虽然跑得气喘吁吁，却还是两手空空。说要再不生气不着急，那就变成石头人了。
他们又找到杨宇霆，声称要把当年张作霖答应签“满蒙新五路”的证据公布出来，丢丢中国人的脸。
让你们耍赖皮。
杨宇霆知道，得另想别的招了。他把过去的老部下常荫槐叫来，一起商议对策。
这常荫槐也是个让日本人头疼的狠角色。
此人在张作霖时代同为重臣元老，一直主管东北铁路，“易帜”后新近才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杨宇霆担任总参议时，他经常到总部来办理事务，跟杨在许多观点上都非常接近。
这里得补充一点关于东北铁路的历史。
甲午战争后，输得一干二净的李鸿章痛定思痛，捉摸单挑干不过日本人，便祭起以夷制夷的法宝，千方百计想把俄国拉进来。
老毛子来个正好，心说，你就是不让我来我还想来呢，现在你请我，实在是件巴不得的好事。
它把太平洋舰队开进旅大，并通过李鸿章签订了租地条约，然后就开始修建这条横跨东北全境的著名铁路——中东铁路。
按照当初的约定，这条路通车36年后，中国只要给钱，就给你收回去。可要是没钱，对不起，那就好多年后再说吧。
好多年是多少年？
80年！
中东铁路一成，日本很自然地就感受到了威胁：这不等于把欺负中国人变成你老毛子的专利了吗，那怎么成？！
一句话不合，一东一西两个狗强盗就这样打了起来。
日俄战争结束，俄国人输了。按照谈判结果，把长春以南的路段，即南满铁路转让给了日本人，而长春以北的路段则继续被俄国控制。
以夷制夷，变成了前门赶走豺，后门跟来狼。“北夷”、“东夷”一齐登堂入室，后者更成吾国今后四十年之难除大患。
这就是所谓的“满清修补匠”李鸿章的修补工艺，看来实在也不咋的。
十月革命后，立足未稳的苏联政府曾表示，愿将包括中东铁路在内的一切在华特权无条件归还中国。
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一愣神，没想到列强中还有思想境界这么高的。可也就这一愣神的工夫，到了斯大林掌权，又不认了。
在中国的力争下，双方总算达成了一个共管协议，即在中国未赎回中东铁路之前，铁路业务由两国共管。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苏方并没认真履行这一协议，中东铁路还是没中国人什么事。
现在日本人正好吵着要新建满蒙铁路，两人就想了一招，借机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索性把东三省的铁路都集中管理起来（当然包括中东铁路）。两人还商定，由搞铁路出身的常荫槐担任公署署长。
对日本和苏联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阴险的毒招”。两个国家挖空心思想动东北的脑筋，他们能借助的最重要渗透手段就是铁路。
张作霖不怕日本人威胁的杀手锏之一也是拿铁路做文章。
当时由于奉军主力都集中在关内作战，有人担心日本从东北抄后路。老张却镇定自若，因为他早就想好了办法——破坏日本人的铁路。
如果日军敢有所动作，首先召集南满铁路沿线的各县县长和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把南满铁路全给扒了，然后全都埋到地下去，让你临时修路都找不着材料。
没了铁路，日本人在东北就成了只能靠爬行才能前进的东洋龟。然后再派重点抢占旅大，关门打狗，易如反掌。
按照杨常的设想，督办公署一成立，整个东北的铁路就都要被东北人自己管起来了。
既然领导机构新建，原来的ISO标准当然全都过期，得重新认证。以后谁要建路，报批；谁要行车，报批；谁要经营，报批。至于批不批，什么时候批，那都是领导商量着办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以前张大帅李大帅答应的事，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新培训上岗的公务员，对历史问题，第一不清楚，第二不承认——除非你们有本事把大帅从棺材里再拉出来做证人。
所谓定标准者定天下，一切我们说了算。这样，就算你是外国的孙猴子，也跑不出我们中国如来佛的手掌心。
两人计议已定，不禁附掌大笑，甚为得意。
成立这么重要的机构，当然需要东北的最高首长同意并批准（严格的话还要过一下中央政府的手续关），二人谈得高兴，兴致勃勃地就来找张学良商谈有关事宜。
当晚，在张氏府邸便发生了“老虎厅事件”。所谓老虎厅，实际上是张府的一个会客厅，杨宇霆、常荫槐就在那里被张学良手下的卫兵当场处决，血染厅堂。
在得知要处决他们时，二人“顿时木然，一句话也说不出”——当然说不出，因为他们对此毫无任何心理准备。
第二天，包括张作相等人在内的东北要员都被招进张府，说明事件经过。众人闻言，皆“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总部秘书长被命令草拟电报，正式公告此事。但是任凭你如何威胁，秘书长都端坐不动，拒绝执笔，最后只得通过其他人方将电报稿拟好发出。
这是一幕巨大的悲剧。一个在无声中足以制约苏日、捆绑其手脚的计划还没露脸就胎死腹中。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英才的毁灭，类似这样深谋远虑的计划将永远没有机会继续出台。
杨宇霆戎马一生，烟酒不沾，几乎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此人在东北军政大计上确有宏阔远见，也是当时东北唯一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大才。他被处决后，很多人都认为是东北军自毁长城之举。有人甚至找出论据，证明是痛恨他的日本人从中使用了反间计。
对于他本人来说，却只能用谋士田丰临刑前的一声长叹来形容：“大丈夫生于天地间，不识其主而事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夫何足惜！”
是啊，谁让你眼睛不睁大点，找一个好领导呢，须知这也是一种愚蠢。现在引颈就戮，再叹息悔恨也晚了。
至于常荫槐，则实在是受杨宇霆连累，他本来是可以定定心心做他的省部级高干的。
“老虎厅事件”发生时，离“东北易帜”仅仅两周不到。
传闻，出事前，有人曾给杨宇霆卜了一卦，卦语云：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杨不解，此人谓天机不可泄露，只透露此卦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未几，果死于非命。
民间遂盛传：“炸烂吴（俊生）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言鸟尽弓藏之意也。
在东北军历史上，除郭松龄系起兵反叛被杀外，“老虎厅事件”可以说是首开诛杀功臣之先例，自此满朝文武人人自危，大家都希图自保。在这种情况下，内部派系斗争不仅未得缓解，反而逾演逾烈，为日后东北军的最终瓦解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