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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的平静绝非偶然，它缘自于一位新人已挂上帅印。
张学良，字汉卿，一般人称他为“小六子”，其实是喊他的乳名，并非指他排行老六。
老张除了在外面英雄一世外，在家里的业绩也堪称优良，共有八子六女，十四个孩子。张学良是长子。
小张十九岁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第二年即毕业入伍。作为东北第一公子，当然不可能屈尊去当兵，而是直接担任了老张卫队的上校旅长。在乃父光辉的照耀下，小张肩上的牌牌是以火箭速度更换的，短短几年，就升为了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衔。
在这里，我还是很佩服有些私人老板的“富二代教育法”的：甭管子女有多显赫的文凭，先给我到最基层去做小工人，呆上两年，体验一下老子当年打江山的艰辛，同时也积累一下经验和人脉，然后再慢慢往上爬。
接班那是一定的，但这事急不得，有时候“熬一熬”，观察一下，也是很有必要的。须知，老子传下的交椅，坐得好是把金交椅，坐得不好很可能下面就是一座活火山。
我一直认为，小张后来吃的亏，与他前期过分顺利有关。
但在从军到接班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小张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当然，这也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旁边有人“辅佐”，或者说是有贵人相助的情况下。
上学时，小张碰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贵人——郭松龄。郭是东北讲武学堂的教官，长得人高马大，得了个外号“郭鬼子”。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后来郭鬼子反戈一击，被张作霖抓住要杀头的时候，张学良还曾想法设法要通过送老师出国的办法予以搭救。
人都说小张敬师如父，有情有义，孰不知除师生情之外，小张实际对郭老师也依赖甚深。
郭松龄不仅是位优秀的军事教育工作者，真实战场上也一样不含糊。他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军校教官，一跃成为奉军中的主要将领，虽不排除小张在老子耳边经常吹风说好话的因素，但其自身才能突出也是主要原因。
当时奉军中的大小军官多为胡子出身的老派人物，打仗就知道拼命往前冲，根本不知道什么练兵方法、指挥艺术，属于一帮典型的不懂科学的大老粗。
郭松龄不一样，他训练得法，自成体系，经其一手带出来的部队不仅技战术动作娴熟，而且纪律严明，成绩冠于全军。
枪打出头鸟，这个规律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郭老师一走红，便引来红眼病无数。周围闲言碎语不断，说郭某人的部队，军纪当然是好，可是好看并不一定中用，真打起仗未必就行（“异口同音，谓公所练之军队，纪律虽佳，未必善战。”）
很快，郭老师就用战场实绩说话了。在直奉历次战争中，郭松龄的第八旅战斗力之强，不仅令老派人马瞠目结舌，就连同为新派的“士官系”也刮目相看。
老师照应学生是理所应当的。张学良当时带的第三旅，经常和第八旅一起作战，甚至被混在一起，统称为“三八”旅。
“三八”旅打了胜仗，大家心里都明白是郭松龄练兵指挥之功，里面其实没小张什么事。但就是没人肯说郭老师好，都夸张公子用兵有方。
理由非常简单：嫉妒加拍马屁——嫉妒郭松龄，拍张家父子的马屁。
“三八”旅打得好，长官就升得快。张学良不久就因为“战功卓著”而由少将晋升为中将，成为第三军团军团长。
不管别人怎么吹捧，小张自己还是拎得清的，如果要想军旅生涯一帆风顺，绝对离不开老师的“辅导”，所以对这位敬爱的老师十分器重，不仅打仗时“傍着走”，还经常让老师给他单独开点小灶。
第一次直奉大战失败后，老张很郁闷，不知如何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张学良及时献出了“整军经武”方案，即重新改良和整顿军队一揽子计划。
老张虽然是胡子出身，却阅历丰富，非等闲之辈，马上大加称赞，并拍板定调：就这么办了。
经过“整军经武”，奉军力量大大增强，成为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得以取胜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整军经武”的智慧大部分都来自于小张背后的那个高人——郭松龄。
正是通过“整军经武”，师徒两提拔和重用了一大批年青军官，并形成了在奉军中颇有影响和实力的“讲武系”。
这个门派挂的是小张的牌子，实际掌门人却是已由郭老师转变而来的郭将军。
儿子有进步，老子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生子当如孙仲谋。自己再英雄一世也有尽头，只有接班人长能耐了，自己以后睡觉才能睡得踏实安稳。
可惜郭将军终究和自己的学生是两种性格，吵架还不解恨，一路举着愤青的大旗就和自己的老板干上了。
少了这个生命中的贵人兼导师，小张从此就难了。
以后不管遇到什么难以搞定的困境（包括“九一八”），他都会喃喃自语：要是郭松龄在，就好了……
“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一直密而不宣。
有时候一个人活着与否，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私事，而是关系无数人生死安危的公事。
人们从大帅府的公告中了解到，“大帅”只是在爆炸中受了点轻伤，现在安然无恙。不仅能吃能喝能听小曲，隔三岔五还要应小报的要求，在八卦新闻版登张生活照什么的。
轻松和假像只能用于表面维持，大帅府的人其实早已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在等待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仍留在关内的张学良。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心如刀割，这些都能用来描述当时小张的心情。
但我觉得，在巨大的悲痛和震惊过后，留在小张脑海里的，更多的恐怕还是一种茫然和无所适从。
毕竟事件太突然了，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不管怎样，还是回去再说吧。
治安恶化到这个地步，不化装是不行了。
想来想去，现在只有当兵的最安全，而当兵的里面，又只有伙夫最不引人注意。所以小张乘着天色昏暗，剃了头（只有长官才留长发），带上饭勺，扛着大锅，在几名得力卫士的保护下，混在东撤士兵中间，坐上闷罐车就回了奉天。
在那里，他将接受一场严峻的考验，并迎来他人生中的第二位贵人。
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大帅走后，必须有人主持大局。
在此背景下，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召开了。
会议实际掌控在一直担任奉军总参议（相当于总参谋长）的杨宇霆手里。
如果说郭松龄是奉军中不可多得的军事干才，那么这位杨先生就是奉军中首屈一指的军政两用人才。
人送杨宇霆绰号：小诸葛。
请千万不要小看了这么一个名号。虽然平时我们给别人起外号往往是件不礼貌且不受欢迎的事，但“小诸葛”绝对是个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真实的诸葛孔明其实未必如《三国演义》和传说中那样英明神武。但经过人们几千年来的演绎和想像，这个形象已被大大神化，成了上知天文地理，下懂鸡毛蒜皮的世纪完人和超级偶像。
能被人冠以诸葛称谓（哪怕是小诸葛），就表明这个人本身也有点接近神人了。我只知道，要论有影响的人物，在此之前，湖南的左宗棠算一个，在此之后，只有广西的白崇禧获得过这一光荣称号。
杨宇霆，少年时即有过目成诵之才，十六岁考中秀才，废科举后，入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奉系高层中绝无仅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士官系”的代表人物。
此人有宰相之才，善于军事政治两手抓，是老帅张作霖最为器重和仰仗的“大管家”。老张时代，台前是老张在指手划脚，幕后却是他杨先生在出谋画策。
在任期间，大管家忙着帮老板搞装修，创家俱，可谓劳苦功高，成绩突出。简单收集一下，至少包括以下“四大件”：制定田赋制度、修筑战备公路、督办兵工厂、创建东北海军。
定田赋，钱有了；修公路，路有了；办工厂，枪有了；建海军，水路优势也有了。
所谓高手一亮招，便知有没有。四件不多，但件件抓到了点子，捏住了要害，远虑近忧，一网打尽。
若论治军理政和战略眼光，其人超出郭松龄远矣，可算是名符其实的东北第一人！
老张在选贤任能方面是从来不差的。
但是杨先生也有缺点，而这个缺点后来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那就是与处理军政方面的能力相比，他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似乎要差一点。
往好了说叫做对人严厉，往坏里讲就叫心胸狭窄，总之人缘很不好。当然这也与奉军内部派系太多，关系太复杂有关。
奉军里面，随着历史的沿革，粗粗一分就可以分成两派：老派和新派。
以跟随老张打江山出来的老兄弟为一派，称为老派，代表人物是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汤玉麟这些人。他们大多属于草莽英雄，早年打打游击劫劫粮草还凑合，下了山后打正规战就不那么灵光了。
除了老派，就是新派。但新派内同样还能分出三流九等。
一派称为“士官系”，军官大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代表人物为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一派称为“讲武系”，汇集了东北讲武学堂的精英，代表人物就是郭松龄郭老师。其背后实际支持者为张作霖的大公子张学良。
杨先生的做事原则是对事不对人，除了老帅，哪门哪派都敢招呼。
这是一个牛人：我是孔明，我怕谁？
作为新派的杨宇霆曾利用“整军经武”的机会，大胆树立新派，把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毫无疑问，老派人可都不是吃干饭的，这梁子算结下了。
同是军校出来的，作为海龟的“士官系”与土鳖“讲武系”素来明争暗斗，隔阂很深，到“讲武系”的郭松龄搞叛乱被捕后，“士官系”的盟主杨宇霆又以总参议的身份下达了对他的处决令（其实就是他不下，老板张作霖也会逼着他下），这可就把“讲武系”连同张公子全给得罪光了。
就连“士官系”内部也有一些人对他不满意，认为他性情高傲，喜欢高高在上，颐指气使。
怪来怪去，什么都不怪，就怪奉军里山头太多，庙不算挺大神仙却不少。要想在这个蜘蛛网里做老好人，除非什么都不干，做个真正的和稀泥的老油条。
偏偏杨宇霆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换老板的时候，大家也很想把这个过于严厉的管家一并换下去。
可是现在局面如此诡异，遍观东北军政各界，除了他杨某人，没人能压得住阵脚。于是，人们只好又把他推到台前，由他来主持这个对于东北命运来说极其重要的会议。
东三省议会联合会的核心是出台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人选名单。
此前，这个保安总司令的头衔是属于张作霖的。也就是说，谁当了总司令，谁就真正继承了老帅的衣钵。
事实上，在会议前，各派经过明争暗斗、相互妥协后，已基本内定了总司令人选。
会议只是走个过场而已。只有不明真相的少数人需要猜谜。
不过谜底很快就要揭开。
我可以告诉诸位的是：这个人绝不是张学良。
因为“皇姑屯事件”是个猝发事件，张作霖中招后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昏迷状态，几乎什么也没交待。他身前也未指定任何人接班。毕竟帝制早已废除，共和也已实行多年，虽然子继父业趋势十分明显，但不到那一步，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说得过于明白。
老张在世，小张承继大统自然毫无悬念。现在老张不在了，大家都得继续端碗吃饭，谁能保证自己这碗饭继续吃香吃好，就得好好惦量惦量了。
别怪世态炎凉，只能说人性本来如此。
杨宇霆认为，小张肩膀尚显稚嫩，恐怕很难胜任老张留下的这副担子。
不是他一个人这样想，相当多的人都作如是观。
接着，杨先生又把自己给排除了。他有自知之明，既然是“小诸葛”，角色定位就是辅佐型的能臣，在心理上就没有“登大宝”的准备和打算。
更何况，他也知道这么多年来，自己在朝野上下树敌颇多，即使有这想法，成功的可能性也不会很大。
他需要提出一个各方面都能接受的名单。
在宣布这一名单之前，这位称职的大管家也充分考虑到了小主人的情绪和承受力。
因此，会场上“适时”地出现了一份《大元帅遗嘱》。
全文意思大致如下：我在回来的路上不幸挨了炸，现在快不行了（“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现在我把守卫治理奉天的重任，交给我儿子张学良，你们要帮我多照料他。
明眼人都可以看出，这绝不是张老爷子的语调，倒是很像孙老爷子（孙中山）的绝笔。如果老张当时还能撑着立断气遗嘱，绝不至于这么假文酸醋，他只会说：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老子今天是过不了这一关了，弟兄们好好干，帮我把小六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杨参议到底做过秀才，愣是无中生有地把老张打扮成了个文化人。
“假遗嘱”的前段部分是套话，实质体现在后面那句：守卫治理奉天。
摆明这是个地方官，没有谁做了省长还兼国家主席的道理，所以这就意味着小六子的东三省总司令肯定是当不成了。
这就是杨宇霆和会议参加者们准备留给张学良的面子。
有人说，这份《大元帅遗嘱》是杨宇霆之流违背张学良意愿偷偷炮造出来的。
违背张学良意愿，这可能是事实。因为小张并没有明确主动地表示过他不想继任掌门。但“偷偷”就谈不上了。毕竟事关重大，大帅没来得及留遗嘱这件事在内部知情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如果这份假遗嘱不是得到了与会的大多数人（包括张学良）同意，谁敢再重新捏造一份出来并当众宣读？
就像任何一次颁奖一样，安慰奖总是放在最前面的。
大家都把期待的眼神投向了杨宇霆，等着他宣布那个特等大奖的获得者。
谜底随即揭开，果然是他！
会议主持人随后提出表决，一切毫无悬念，因为赞成的人远远超过半数。
但是人们发现，偏偏这个人没有到场。立刻有未举手的人提出，鉴于被选举人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有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参议不愧是宦场老手，回答从容不迫：本人不在而推举甚多，说明众望归一。
再没有任何异议。
主持人当场宣布：选举结果有效。
此时，张学良的心一定已经悲凉到了极点，但他只能选择被动接受，此外没有其它任何办法。
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就要新鲜出炉了，这个人却不是他。
就在这时，历史的天平又一次发生了惊人的逆转，一个人忽然出现在会场门口，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此人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不像是开会来的，倒像是奔丧来的。
张学良人生中第二个贵人来了！
张作相，时任吉林省督军兼省长，老派代表人物之一，曾担任奉军第二军军长，是张学良的顶头上司。
听名字，你可能会认为他与张作霖有什么亲戚关系。其实不是，两人同姓纯属巧合。尽管不是血缘上的亲戚，但这两人绝对有过命的交情。历史上，张作霖两次结盟，张作相均榜上有名。
张作相之所以能“众望归一”，确实是由于他的声望，说得更直白一点，是因为只有他才是当时各派均能接受的人物。
郭鬼子造反，十万精锐直逼奉天，形势危如累卵，幸亏他和吴俊升两人拼死护主，才转危为安。此事不仅使老张感慨系之，认为关键时候还是几个老兄弟最忠心，而且为他自己在老派中赢得了巨大声名。
郭部兵败，除处决郭愤青外，老张气恼之下，还准备将叛乱将领一律处死。幸亏张作相以平叛功臣之身再三苦谏，才保住了他们的性命。
郭老师闹事，小张学生自然不能免责，用老张的话说，自己儿子“信任郭鬼子已经胜过信任他老子”了。按照老张的性格，死罪虽可免（总要有人接班），活罪却难逃。也是张作相充分发挥好人做到底精神，使尽浑身解数，做工作，说好话，总算让小张得以全身而退。
无论老派还是新派，对张作相只有两个字的评价：厚道，三个字的评价：真厚道。
既有与老帅八拜结交的资历，又有平叛立功的业绩，还不会为难兄弟们，这样的人，不选他，选谁？
在会议召开前，已经有人把总司令军服送到了张作相府上。
但是张作相用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进入会场后，他手捧那套保安总司令的军服，把它放在了张学良面前。
谁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面面相觑。小张本人也手足无措，连忙站起来表示自己太年轻，各方面经验不足，还是敦请老叔（张学良对张作相以叔伯辈相称）统管东三省军政大权为好。
当着众人的面，张作相声泪俱下，动了真感情：老帅在世时，经常要我关照汉卿，我如就任此职，无颜面对九泉之下的老帅。汉卿年轻有为，子承父业名正言顺，大敌当前不能再拖了。
这些话入情入理，真是说到小张心坎里去了，一时间既感动又激动。
对会议的选举结果和任命，张作相表示实难从命，理由是要赶回锦州给母亲办丧事。
一个多星期后，在“讲武系”少壮派的拥护下，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张学良顺利当选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实践出真知，谁说二者不可得兼的。
小张在正式宣布就职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东三省保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没有什么实权，但能把老棍棍们都装进去，基本相当于后来老蒋在台湾搞的战略顾问委员会这样的机构。杨宇霆名列其中。
老杨马上提出辞职。
张大帅手下的老兵，三朝元老，当朝宰相，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能力，招呼不打一声就给免了，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不就是主持会议时没选你，历史上有那么一点意见吗？
人一小诸葛，给你个小字辈当顾问逗着玩，也太不拿人当人看了。
知道老杨是嫌职务不够份量，怎么弄一个够份量的位置让他干干呢。小张很头疼，憋了半天，总算憋出了一个“黑龙江省军务督办”来。
老杨不听犹可，一听气得差点抽风抽过去。当总参议那会，黑龙江省省长都是要向他汇报工作的，现在竟然反过来，要他这个老前辈到下级那里去当公务员，这在最看重等级的官场体系中，不啻于给人老脸一嘴巴子，是一种明明白白的侮辱。
走人，甩袖子不干了。
老杨走了，小张笑了。因为他知道眼前的这个人不是一点点难对付。现在走了正好，全世界都清净了。
毫无疑问，在时年二十七岁的少帅走上红地毯的那一刻，他心里一定充满了对那个被他称为老叔的人的无限感激之情。
大家没有看错，这确实是一个天底下少见的忠实厚道之人。
当东北王的桂冠向他招手时，他毅然选择了放弃，只为了一句承诺：老帅在世时，我答应老帅要关照汉卿！
东北少帅张学良上台后，对外连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与北伐军议和息兵，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另一件是正式发表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
对于田中首相来说，这两件事都不算意外。现在悬在他心头的，是张少帅还会不会做第三件他最担心的事。至于兑现他老子的那些画饼式的协议，则还是其次了。
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东北易帜，主意是南京的老蒋先提出来的。
把奉军赶出关内容易，要跑到关外去解决东三省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事实上，在“皇姑屯事件”爆发，奉军逐步退回东北后，原先共同北伐的四兄弟蒋冯阎李就已经不齐心了。
这四位各有各的算盘，都不是什么善茬。眼看随着平津拿下，全国已大半统一（除了东北），老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集中军权、政权、财权于中央，同时削弱地方实力。而那三兄弟谋算的则是怎样凭借参与北伐之功，在既保持住自己的山头的同时，还能拿到尽可能多的好处。
四兄弟各怀异心，再提进军东北就不那么现实了。更何况在老蒋看来，东三省的问题比其它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因为这中间必然涉及到和苏联、日本的关系。
要论凶狠和不讲理，这两老外哪个都不是好惹的。老毛子先撇开不谈，日本军人的处事风格，老蒋可是在路过济南时就着着实实领教过了，当时连他自己都差点被日机扔下的炸弹给终结掉。
对东北问题，蒋介石准备采取“和平解决”的策略，具体办法就是改旗易帜，使张学良从名义上归附南京政府。
在北伐军拿下平津之前，中国一直南北对峙。北洋政府使用的“国旗”是五色旗，南方国民政府使用的则是另一种，叫做青天白日满地红。
所谓城头变幻霸王旗。旗帜问题很重要。在这之前，新疆已经宣布易帜，正式归附中央，从而标志着关内中国已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如果东北也像新疆那样，只要换个旗，就能取得兵不血刃的效果，又何乐而不为呢？
其实东北的新任少帅张学良也是这样想的。
早在关内时，他就不愿与北伐军硬磕下去了，曾经背着老头子，给老蒋又是送密信又是发电报，要求罢兵息争。
主政东北后，他知道凭东北军一己之力，很难独存，所以也倾向于归附南京政府。
但是东北易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东北军政内部，最有意见的就是跟老张打江山出来的那帮人。坚决不同意。
什么叫合资上市他们不懂，只知道老张带着他们辛辛苦苦办的企业要被别人合并了，这可是他们当年一块砖头一块砖头砌出来的，就这么没了？
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大家嘴上不说，心里没少骂：败家子一个！
以张作相为首的老派人物主张：东北只需保境安民，并且善处东邻（日本），至于关内发生什么事咱们别去管它。
不过这帮老头子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糊弄的，几句话就能把他们给“将死”：你们说不易帜，那试问北伐军来了，谁能出去挡一把？
老头子们面面相觑，都傻眼了，论指挥打仗，还是当胡子时候的那点本事，怎么干得过如狼似虎的北伐联军。
见大家都不动弹，小张缓了口气，接下来便晓之以理：想当年老爷子那么强悍，还不是退到关外来了，现在人家已经打到家门口，我们要是再退，就只能到大海上做渔民去了。
再继续忽悠：所谓易帜嘛，其实只是换个旗，把原来东北的旗，改挂成南京的旗，重新装修个门面，挂个新招牌，看上去是联营了，其实里面经营照旧。
听到原来是换汤不换药，老头们都不吵吵回家了。
接下来的就不那么好骗了。此人就是杨宇霆。
这位仁兄不是已经辞职回家了吗？
答曰：辞职是辞职了，但没回家。
老杨在外面溜了一圈，又回来了。因为他在路上就把事情想清楚想明白了：愣小子这么对待我，其实就是想赶我走。
当初选当家人时，自己好歹还给对方留了个省长的位置，轮到自己，就只能做省长的公务员了。事情做得这么绝，本来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拂袖而去。
但走很容易。问题是东北这份基业怎么办，毕竟自己也没少在上面出力流汗。更何况，老领导生前待自己不薄，作为托孤老臣，把皇子扶上马，再送上一程，也是绝对应该的。
于是老杨就回来了，而且从此打定主意，再也不走了。
不走也有不走的理由，总参议、委员虽然没得干（那个什么黑龙江省军务督办就别提了），但老杨还有一个职务没免，他做总参议那会，还兼任着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因为没人注意，所以到现在这个职务还在那里挂着。
老杨不走，小张就急了。
组织干部处的同志是干什么吃的，怎么不知道发任免通知时把兼职也给一并免掉。现在麻烦了。大家都盯着呢，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以前集体当顾问，来个以年龄划界一刀切，大家都没话可说。事到如今，你要再把老杨的这个督办职务拿掉，那就是针对个人，打击报复、赶尽杀绝的痕迹也太明显了。
小张只好亲自找老杨谈心做工作。
出国旅游吧，考察考察，散散心。请放心，完全公费，不要个人掏一个子的腰包。
这么好的条件，要是落在咱小民头上，没准乐得道都走不动了。公费旅游，还是出国，那是最高福利待遇啊。
打住，这是民国！
如果多关注一下民国史，你就会发现，公费旅游其实是政客们常用的一种招数。大致相当于北宋年间的杯酒释兵权。后来老蒋更是热衷此道，张学良、杨虎城这些人都架不住他的“劝说”，到国外溜了一圈又一圈。
把地盘让出来，把队伍交出来，从“司令”变成平民，代价就是一趟出国旅游，换了你，你干？
杨宇霆不是“司令”，可他也不干。忽悠谁呢？老夫哪里也不去，就抽条板凳坐在这里看你办事，办得好也就罢了，办得不好还得倚老卖老说你两句。
小张头大了，意识到找麻烦的来了。
麻烦果然说来就来。听说张学良可能要搞“东北易帜”，老杨马上就火冒三丈。
恐吓的那一套对他不起作用。
谁能保卫东北？我能！
前面说过，杨宇霆是个军政全能的人。他和奉军悍将郭松龄相比，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相同点是两人在军事指挥和部队训练上都有一套。不同点在于，郭为人过于冲动，最后什么事都没办成，自己死得很惨不算（“枪击，曝尸三日”），还差点连累了张同学和“讲武系”的其他师生。
同样是战绩等身的大将，杨宇霆则表现得能屈能伸，很懂权变之道，这种“讲政治”的风格在张作霖生前是最受欣赏的。
话说当年辫子军领袖张勋邀请奉军将领开会，杨宇霆和郭松龄都去了。会前议程没透风，开着开着张勋却说到搞复辟的那档子事上去了。杨郭都是见过世面的人，留辫子搞复辟对他们来说如同让死人还魂。
但两人临场表现却大相径庭。郭松龄马上起身退出，扬长而去。杨宇霆却坚持留下来，继续听姓张的在上面胡言乱语。因为他认为，听你讲是一嘛事，我是不是要跟着你做，那是另外一码事。彼此都留个面子，以后才好做事。
张作霖对杨宇霆此举颇为赞赏，认为有大局观，而对小郭的表现，只用了四个字形容：书生之见！
杨宇霆不仅是将才，还是帅才。
事实上，对奉军退守关外，杨宇霆一开始就不同意。倒不是他认为一定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也不是跟郭鬼子那样一根筋，非得跟四路北伐联军在关内死磕，而是他很懂战争之外的政治哲学。
老话说得好：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北伐的那所谓四巨头，又不是真的亲兄弟，虽然都声称是为信仰三民主义而战，现实生活中却都是奔着自己利益而来的。
照杨宇霆看来，北伐军看似凶猛，其实是个容易散伙的团队。奉军强悍时，不得不卖点力气，等到眼看着奉军不行了，自己抢地盘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全力以赴来打奉军，说不定哥几个自己闹起来，倒反而要找奉军帮忙呢（后来果然言中了）。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奉军不仅不需退回关外，甚至可以利用矛盾，达到合纵连横、各个击破的目的。
现在奉军不仅全师退守，连东北旗子都要换成南京政府的青天白日了，等于人家还没动手，自己已乖乖缴械。你说老杨能不窝一肚子火吗。
杨宇霆的实际想法是，可以联合南京政府对抗日本。不过他所谓的“联合”并不是指直接“归顺”（在他看来，易帜就是归顺），而是一种有进有退、软硬结合的策略性“联合”。
应该说，杨宇霆的这种想法体现了他一贯的对外策略，其中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他对易帜的反对，则主要是出于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要为老主子守住江山（别忘了老杨还是旧社会秀才出身）。
但这种玩跷跷板式的政治谋略，对张学良来说，技巧性要求太高了，他很难接受和认同。
同一时间，田中内阁也在担惊受怕。
搞完“皇姑屯事件”后，关东军就一边歇着去了，擦屁股还得内阁来。
得知南京方面正在跟张学良秘密接触，田中那是真着急。他很清楚，东北如果真的和南京实现统一，打交道的对象就变成了中央政府，要想再在满蒙攫取特殊的“帝国权益”就真的变成了画饼充饥。
毫无疑问，日本一直是企图阻止张学良“易帜”的最大外部障碍。
关于“东北易帜”，张学良在内心里其实早已和南京政府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世上谁也不比谁傻多少，既然是谈合作，该提的条件一个也不能少。
在所提的各种条件里面，他特别强调两点，即北伐军不得进入东北以及把热河划归自己的辖区。
要谈交易，老蒋的经济头脑也不差，马上提出来：我既不能进入东北，你奉军同样不能再留于关内。
谈妥之后，双方初定易帜日期为7月底。
到了7月底，老蒋一看，东北挂的旗还是五色的。张学良给出的说法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发出了警告，所以易帜得暂缓。
张学良说要暂缓，蒋介石可等不了。他马上派出南京政府驻日公使，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我们自己人挂个旗而已，怪你鸟事。
他声称，如果南京和东北和不了，北伐军铁定出关。
老蒋可不是什么不谙世事的小年青，他有的是手段，立即下令对热河发动进攻。
进攻热河没有什么顾虑。因为日本眼下只能关注一个东北，在热河方面，一时还插不上手。老蒋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做给你张学良看的，要是不赶快给我易帜，热河你也别想要了。
姜到底还是老的辣。小张无奈之下，只好用上了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绝招，致电蒋介石，说你们这么逼我，我左右为难，好象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
既然如此，干脆，辞职了算逑。
这下子轮到老蒋不适应了，第二天就回了电，意思就一个：不准辞职。至于易帜，可以再从长计议。
继续会谈。老蒋停止进攻热河，易帜时间也再次定为8月初。
但是到了8月份，又搞不定了。原因是田中内阁向张学良派出了特使，阻止“东北易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与之相配合的是，关东军也在同一时段举行了大演习。
张学良只好临时决定东三省易帜再缓三个月，并通报蒋介石。
再拖下去，老蒋的胡子估计都要拖白了。他决定去找外援。
这时，随着一北一南两个中国政府合二为一，英美两国对中国的态度也趋于明朗化。他们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对南京政府统一东三省的举动也表示支持。
日本人嫌贫爱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它在亚州可以耻高气扬，但在西洋鬼子面前，甚至比中国人还自卑。
现在，英美做了带头示范，日本人的思想不通也得通了。
其实说白了，大家都是想到中国去摘桃的，现在洋老大走在了前面，眼看不跟着干或者晚干了就会吃亏，所以赶紧改变对华策略才最为要紧。
于是田中内阁开始采取所谓务实主义，即在能保住“满蒙权益”的条件下，可以默认东北易帜。
不仅默认了，田中内阁连态度都软了下来，表示希望能跟南京政府会谈，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
这就是统一的好处。
日本人都不反对了，老蒋认为“东北易帜”已经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这下小张你总不该推托了吧。
约定的三个月期限还没到，他就心急火燎地发了个文件，自说自话地让张学良当上了国民政府委员，而这个任命，事前压根就没和东北方面沟通过。
然后他趁热打铁，给张学良发电报，要他赶快易帜。
时间是两天后，理由是：兄弟，你委员都当上了，再不易帜就太那个了吧。
没想到张学良并不上当。老蒋的“热情提议”被他毫不客气地一口拒绝：说好三个月就是三个月，一天也不能早。
显然，日本干涉已不成问题，问题出在张学良自己身上，而对他而言，要想提高要价，没有比这更好的时候了。
看到新加的条件，老蒋马上来了火。
一条是维持保安司令政治制度，另一条是东三省税款自征自用。
作为中央政府，我既管不了你，又收不到你的钱，这算什么狗屁统一？
接下来又是一番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搞了好几个回合，最后还是以老蒋让步而告终。双方意见达成一致，大喜日子就这样定了下来。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穿起了中山装，对着中山他老人家的相有模有样地宣了把誓。
易职了。
由于对华外交政策的彻底失败，直接导致田中内阁于第二年早早地就垮了台。某种程度上，这一届内阁实在是被爱闯祸的关东军给硬拖下水的。
日本人的脾气，失败以后是一定要秋后算帐的。“皇姑屯事件”的策划班子村冈和河本等人此时又被挖了出来，都受到了转预备役或直接停职的处分。罪名却很是滑稽，说他们没有对“张作霖专车安全”起到保护之责——再尽责，老张估计连尸骨都要找不到了。
其中村冈最亏。日本历史上，凡是当过关东军司令官的，不管能力大小，看在长期留驻国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份上，后来都能被晋升为三星大将，只有村冈再也没有获得过晋升，到死都是一个二星中将。
关东军上下也是一片唉声叹气。东北改旗易帜，这是河本策划“皇姑屯事件”之后，他们所能估计到的最坏结果。费了这么大的劲，却换来了东北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早知如此，还不如不干了。
就整个中国和中华民族而言，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一生中干得比较漂亮的一件事。自此，这个一直陷于分裂和内战的古老国度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基本统一。
北洋政府的最后痕迹正随着五色旗的落下逐渐消失，而奉军，这个曾叱咤风云的军阀私家卫队，则成了国民政府的地方部队，我们从此该把它叫做东北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