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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跟张作霖打交道无数的日籍顾问，土肥原贤二对此深有体会。
提起这个人可不简单，他是日后在中国兴风作浪的所谓“关东军三杰”（又称“三羽乌”）之一。
当时日本培养高级军官有一个固定套路，“三杰”基本遵循了这一套路：先上仙台地方幼年学校，再到东京上中央幼年学校，然后再进陆军士官学校，最后择优考入陆军大学校。
能从陆军大学混出来的，那就是标准牛人了。因为这个学校一年总共也就出那么几十个毕业生，碰到打仗还断档，所以一毕业就被哄抢。
陆大有一个说法，叫做“十年人事”，意思是毕业后十年肯定能升到大佐。土肥原因为有自己的业余爱好，精力分散，所以不得不比别人多花了五年时间才拿到大佐的牌牌。
这个业余爱好就是特工。
东瀛小国虽然自然矿产并不丰富，但两样资源向来不缺——一个叫特工，一个叫浪人。一般而言，这两种职业还是可以互换的，有时特工就是浪人，有时浪人就是特工。
从土肥原爷爷辈开始，日本就开始研究特工技术了，因此算得上是祖传手艺。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就出了一个最有名的特工明石元二郎。按照日本人的说法，这明石是谁也替换不了的张屠户，没了他，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就可能要吃带毛猪了。
明石的公开身份是驻俄武官，业余任务是散银子。日俄战争期间，陆军统共耗用军费三百万（单位：日洋），而这哥们一个人就花掉了一百多万，足足用去了快一半。但是日本人都认为这钱花得值。因为人家搞的那叫隐性战争：给革命党加油，送托洛茨基经费，找士兵玩哗变，反正就是不让沙皇有好日子过。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眼看着前方都快顶不住了，为了给自个看家护院，沙皇老人家始终不敢把欧洲的精锐调到远东来作战。
明石大佐一个人就等于十个师团。战后日本人如是说。
不过明石君再能耐，潜伏再有水平，终究是单枪匹马闯天下。有组织有机构的搞特务工作的，还得从青木宣纯说起。
青木被称为日本“第一个中国通”，此人曾一度混迹于广州和北京，除了会说汉语外，还会说一口广东话。在做浪人兼特工期间，借旅游之名，偷着画地图这类脏事一件都没少干过。
他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是在日俄战争前后搭上了袁世凯（时任直隶总督），并被后者称为“唯一可靠的日本人”。在袁大头的帮助下，清木组建了“特别任务班”，下面拉了一帮马贼，打着“满洲义军”的旗号，整天躲在白俄后面捣乱，为日本斗败俄国佬立下了汗马功劳。
到了后期，日本内阁准备援助孙大炮（孙中山）。清木立即背叛了自己的“老朋友”袁大头，为讨袁运动出谋划策，直到大头称帝不成，一命呜呼。
青木在北京搞特工时，就像模像样地建了特务机关：青木公馆，还带了一个徒弟——辅佐官坂西利八郎。老青木退休后，坂西拍马上阵，继明石、青木成为日本特工界的“第三颗巨星”。
坂西出道时，也是经青木引荐，走的袁大头这条路。袁大头见他对中国问题谈得头头是道，很是欣赏，便聘他为北洋新军的练兵顾问。
从老袁开始，北洋政府头头换了一个又一个，前后车马灯似地更迭了七任总统，坂西都是幕前幕后雷打不动的师爷角色，可谓“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坂西”，故日本人又称其为“七代兴亡的不倒翁”、“首屈一指的中国通”。
就在坂西也快老朽的时候，他向师父学习，如法炮制地在北京王府井建了一个特务机关：坂西公馆，也带了一个辅佐官徒弟，这就是土肥原。
纵观这祖孙三代，出身竟然一样，就像是一个流水线上下来的——都是武士之家，都是集军人、特工、浪人于一体，而且都是“中国通”，最妙的是连风格都基本差不多：表面儒雅，内心狠毒，笑里藏刀，老奸巨滑。
看来，日本在克隆人水平上还真不是一点点牛。
土肥原算得上是“三杰”中最早出来亮相的。
较之清末的青木和北洋政府时代的坂西，土肥原又进一步，相当于前二者的加强版，在善于伪装和阴险毒辣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土肥原平时的标准装束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博古通今的“文化人”，且是“中日友好人士”。他爱说笑，平时大大咧咧，看上去一点心计没有，其实一肚子坏水。北方老百姓送给他一个光荣的称号：土匪源。土匪源，土匪的源头是也，意思是这个小矮子出现在哪里，哪里就准保会出点什么乱子，不是政治骚乱就是武装冲突。
我怀疑以后抗日影片上穿着和服、整天猫在房间里动歪念头的什么佐藤之类家伙，八成都是以他为原型的。
和关东军其它官佐一样，土肥原开始也把培养奴才的想法寄托在老张手上，后来发现不对了，老张压根就不是什么纯正的奴才苗子。
传闻有两件事对土肥原的触动很大。
一件事。后期奉军由于屡次入关作战，内部矛盾意见此起彼伏。经常有像郭鬼子这样犟头犟脑的家伙出来给他捣乱，前面打仗，后院起火，一来二去，老张的那点兵力就不够用了，不得不一再向关东军“伸手”。
关东军乘势狮子大开口，一面答应借兵，一面索要特权。老张满口答应。
由于以前上张作霖的当着实太多，关东军这次长了心眼，口头的不行，非要老张签约才作数。
老张眉头都不皱一下，答应下来了。
关东军这下高兴了。平叛以后，土肥原兴冲冲地来找张作霖，意思是咱们可以践约了。没想到，老张压根就不打算践约，还文皱皱地讲了几句场面话。
大意是：知道你们日本人最讲诚信了（请列位看客千万注意这句，因为下面是有伏笔的）——
不然也不会把当初那件私事托付给你们（这可不是公事呵）。不过现在事情难办了。我本人虽然答应你们的条件，可老百姓不见得肯答应，毕竟东北是属于老百姓的，这是公事。如果我循私枉法，以私事干涉公事，我就触犯法律了（弄不好枪毙都有可能）。所以呢，只好请你们原谅我，这事没法办成了。
之后又虚情假意地说了几句好话，无非是这个人情算是我欠兄弟们的，下次请吃饭，我买单（当然这句也不一定是实话）。
土肥原虽然职业是特务，搞阴谋、说谎话一向是他的专长，但此时也被张大帅“无耻者无畏”的水平给摆划得一愣一愣的。
什么时候签约变成了关东军与老张个人之间的私事了？
要不是名义上一个是老板，一个是雇员，土肥原简直就要跳起来，揪住老张的衣领大声质问了。
看着土肥原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白一阵的表情，老张面不改色，说不急不急，顾问阁下回去再好好研究一下那份协议，将会有更多心得。
土肥原气冲冲地跑回去，翻出协议一看，差点没晕过去。
白纸黑字的协议上一条条倒是写得很清楚，只是最后老张竟然没签名！
可以想见，当时要求签名的时候，老张肯定推托了，说自己文化水平低，明星签名又没练好，字写得不好看云云。
没对方签名的协议顶个屁用，有点法律常识好不好。见此情景，土大佐恨不得把当时负责签约的文书找出来扇两大嘴巴。
但是，文书是懂法律的，他知道一份法律协约，如果没有当事人亲自签名，盖章也是有效的（一般是在当事人目不识丁的情况下），因此他果断要求老张盖章了。
问题就出在这个章上面。原来老张盖的竟然是私章，而不是公章。老张所说的私事，缘出自于此。因为在老张看来，部下作乱，那是家里面孩子自个闹腾，自然是私事。为了摆平这件私事，私下里才跟你们日本人商量，帮点小忙而已。
这也是我个人欠你们的情，理所当然也是私事。
现在那枚张作霖的私章明明白白地就盖在协约上面，咧着嘴朝土肥原笑呢。
其实日本人不是傻瓜，一向又以做事认真细致著称。如果说一份协议不签名，盖的又是私章，而他们又都看不出来，只有鬼才相信。
他们是被老张搞得没脾气了，成天指望着老张能“良心发现”，有一天突然对他们义气一把。谁都知道，老张是东北不折不扣的土皇帝，说话一言九鼎，就跟圣旨差不多。什么“私事不能干涉公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都是睁着眼睛说瞎话，骗骗某些不了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还差不多。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这份协约，老张来一句：人家帮了咱这么大的忙，咱是不是也得表示表示，给人家点甜头不是。
礼尚往来嘛，人情上似乎也说得过去。慈禧老佛爷还不是说过“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吗？哪个屁民又敢当着朝廷的面说过半个不字。
但是这些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想法，是肚皮里的官司，需要心领神会的。放在明面上就说不过去了。
当着大家伙的面，“最讲诚信”（老张前面已经恭维过了）的日本人不得不承认，协议是盖的私章（有关人员是不是因“渎职”而受到处理就不知道了），张作霖作为地方军政最高长官，的确也应该带头执法守法，尊重“父老乡亲”们的意见。
总之，忙是白帮了，算是给老张家义务打工吧，至于那份曾经让人很动感情的协议，如果说还能派上点什么用场的话，就是拿去当手纸用了。
作为一个以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自命的“中国通”，土肥原大佐此时恐怕连死了的心都有。
土肥原君，你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了。
另一件传闻也与老张的签名有关，而且更是传得有鼻子有眼，可以说朝野上下，老少妇孺无人不知。
说土肥原这厮自从上了当以后，总想在老张身上找点茬。一次他又主动邀请老张参加酒会。部下怕日本人放暗箭，劝他谨慎从事。老张一想，枪林弹雨老子都不怕，还怕喝酒。
咱东北人个个都是好酒量，拍拍肚子就去了。
酒席宴前，老张放胆豪饮，酒没少喝，话没少说，可是滴字不漏，说到有关“铁路”啊，“移民”啊，“驻军”啊这些敏感话题，就“今天天气哈哈哈”地绕了过去。
见斗酒占不到什么便宜，土肥原便捉摸开了，都说老张胡子出身，文化不高（连初小都没毕业），签协议时又没见他亲笔写过字，不如趁机将老张一军。于是便提出来让张大帅给赏个字。
本意是想让老张当众出丑，没想到老张不假思索，拿过纸来挥毫就写，一个“虎”字刚健遒劲，尽得文采之风流。
土肥原暗暗吃惊，心说老张土得掉渣的一个人，斗大的字识不得一箩筐，怎么写两字这么牛叉。
要怪，就怪土大佐虽然自诩“中国通”，对中国的很多东西却还浮于表面。老张虽说初小都没念完，但毕竟读过几天私塾，不是一个纯文盲，而中国人最重一手好字，论语不会背不要紧，书法训练那是一定得过关的。
我老家有一远房亲戚，也没念过多少书，但一手字写得着实漂亮（自然是钢笔字）。街坊四邻需要写个家信什么的，大都求此人着笔。与他相比，兄弟虽说也读过很多死书，那一手字就不能看了，基本等同于狗趴式。
以我亲眼所见，书念得少，但字写的好的人确实不在少数。这涉及到书法的另一个门径，俗称“出手”。讲明白一点，其实就是写字时姿态很规范，一笔一划符合书法的要求，平常用的工夫虽然不多，字却也能写好。
老张无疑就是这样“出手不凡”的人。“虎”字写罢，对老张有意见的、没意见的都不由得齐声叫好，鼓起掌来。
怀着一种酸溜溜的心理，土肥原接过了老张的“墨宝”，硬着头皮欣赏起来。这不看犹可，一看之下，土大佐乐了。
原来“虎”字下面，老张还有一落款，赫然写着“张作霖手黑”五个大字。土肥原估计老张是马失前蹄，把字写错了。他本意就是要羞辱老张的，不能一个人偷着乐，于是就故意像猫头鹰一样“咕咕”地笑出了声。
其他几个日本人见大佐无故发笑，不知究竟，也凑上来看，看着看着也笑了。只有老张镇定自若，稳如泰山。
随从沉不住气，上前一看，脸就红了，赶紧回来低声告诉老张：大帅，您怕是真把字写错了，应该是‘张作霖手墨’，墨字掉了一个土，变成‘手黑’了。
老张要的就是这句悄悄话，当下便瞪起眼睛，扯开嗓子吼了一声：妈了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么写？我这是给他们日本人的，怎么能给‘土’？小子，你给我记住了，这就叫做“寸土不让”！
老张刚说完，在场的中国人马上领悟过来，皆鼓掌叫好，而包括土肥原在内的日本人则目瞪口呆，尴尬万分。
见土肥原等人包围不住张作霖，日本政府索性直接施加压力，而老张也拿出了他搏的勇气，依然是寸土不让。
日本驻北京公使芳泽谦吉找老张签密约。老张打死不干，过后还避而不见，隔着房间大骂一通，把这位公使先生搞得灰头土脸。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暗示老张：真不接受的话，日本要“另想办法”。老张火了：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难道又要出兵？我姓张的在这里等着！
说完，起身送客。
此时，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所谓的旧军阀逐渐被新军阀取代，北洋军阀这个末代王朝摇摇欲坠。
国民党领导的南京政府以实现国内统一为号召，向坐镇北京的张作霖发出了宣战书。蒋冯阎李四兄弟联起手来进行二次“北伐”，所谓双拳难敌四手，奉系军队再牛，也架不住人多，遂节节败退。
日本人急了，比老张还急。倒不是为老张着急，而是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着急。
中国要统一了，大事不妙。
张作霖虽说滑头，一直对日本人阳奉阴违，但终究还只是一个北方诸侯，相对而言，在他身上做文章容易。
一旦北伐军统一南北，跟日本打交道的便成了对等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在南方时就天天嚷着要“打倒帝国主义”，等它坐稳天下，所谓的“满洲权益”别说扩大了，能不能保住都得另说。
尽管日本政府单方面制造了“济南惨案”，但仍然挡不住北伐军前进的步伐。见奉军虚弱不堪，败局已定，他们又生起了趁火打劫的念头。
日本公使芳泽再次密访，这回他不由分说就掏出一张纸：光说不练假把使，看看上面这几个条件吧，你有诚心就签一下。
签签签，这次我一定签。
老张一脸真诚状，郑重其事地就把文件收了下来。
看到对方态度发生软化，芳泽总算是松了口气。Yeah，一切搞定。
回去后，他就急不可耐地发电报回国，让那边注意查收，千万不要漏掉张作霖发来的文件。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他。
外交战线，又是跟张作霖这样让人头疼的角色打交道，要想干出点成绩，真的不容易啊。
可是一连几天，无论哪个部门都没有通知他。追过去问，对方也奇怪，哪有你说的那个东西。
什么人啊，又玩我？芳泽平时看上去还颇有点“老实巴交”的样儿，这回也被气得七窍生烟，当下就咬着牙来找老张算帐了。
一见面，没等八格牙鲁骂出口，老张就连拍自个脑袋：你看我这记性，文件早就给你签好了，就忘了叫你来拿，你自己也不过来，你看看，可怎么好。
别废话了，拿过来吧。
老张很乖地把文件恭恭敬敬地交到芳泽手里。
晚就晚几天吧，反正字也签了，可以拿回去交帐。芳泽肚子里的气也因此消了大半，扔下两句诸如下次不能这么调皮啊之类的话，就转怒为喜，乐呵呵地走了。
他不知道自己的悲喜剧并没结束。
回到公使馆里，打开一看，文件上竟然又是签着一个“阅”，连传说中的“某某手黑”都没有。
天哪，你又不是我领导，要你光是“阅”什么“阅”。
芳泽眼前一黑，往椅子上一倒。真是被打败了！
尽管老张的所作所为如此令人寒心，然而从日本政府到军部（在日本陆军中，参谋本部和内阁的陆军省统称为军部），仍然还是拿张作霖一点办法没有，毕竟后者在东北已根深叶茂，一脚踢开的话很难再找到第二个合适的对话人选。
只有驻扎东北的关东军仍然不依不饶。
一个像张作霖这样的人，决不会低眉顺眼甘心于服从我们的调遣。他是大鹏，不是奴才，而我们要的却是奴才。
即使张作霖重返满洲，也只会和从前一样，决不会对日方作出任何实质性让步。
现在是到想一个万全之策的时候了。
办法还是有的，且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张作霖干掉，一方面杀鸡给猴看，另一方面，还有机会重新挑选代理人。
就和打牌一样，如果牌不顺，一个值得尝试的办法就是换副牌改改手气。
说起来，东瀛岛国在近现代战争中的疯狂和倒霉，都与一个外人看起来摸不着头脑的“下克上”现象有很大关联。这个“下克上”，最早就是得名于日本关东军。
在日本俗语中，那些做事我行我素、从不向领导请示汇报的人，叫做“关东军”。
这在国有企业里，我们一般管这类人叫做剌头，属于需要帮教的一类。但在日本国内，这些剌头是谁也不敢惹的，因为他们都是手上拿着枪的军人，是“爱国主义”的代表，弄毛了他们，轻者把你归到“非国民”（相当于中国的汉奸）一类去，重者就要“死拉死拉”的了。
这么无法无天，政府不管？
政府不是不管，是不敢管。
日本在德川柄政时代，是没多少人把天皇当棵葱的，那是言必称幕府将军。等到西方入侵，带动幕府制度随即被取消，天皇才又变成人见人爱的香饽饽。
当然，按照日本宪法，国家大事还是应由政府，也就是内阁来负责，但内阁却没法全盘负责，说难听点，它能负到三分之一责就算不错了。
日本内阁本身，就足以编出一本笑话集。
作为典型的豆腐块做的政府机构，它一不小心被人哄下台的次数和频率可称超纪录。别的国家，政府被迫下台，一般都是反对党或选民的功劳。在日本却不一样，内阁下台，十有八九都是因为犯了军队的冲。
作为陆军的指挥机构，军部可以倒逼内阁，依此类推，关东军也可以不听军部的。
关东军新近得到的消息是：面对北伐军的穷追猛打，张作霖已不得不放弃“中原梦”，即将退出京师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是一切坏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提出：上面不干，我们干。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满洲问题，除了杀死“张巨头”，已经没有别的更好办法了。
立功心切的佐官们顿时个个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北京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势力范围”，关东军要想在北京除掉“张巨头”，就必须借重于驻屯军。
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关东军参谋按照村冈的吩咐，准备动身去找华北驻屯军接洽。
但在出发之前，他被一个人拉住了。
拉住他的人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
河本的第一句话就把小参谋给吓了一大跳：最好不要干没有用的事情！
你相信华北驻屯军吗？反正我是不信。万一把事情弄砸，让上头知道，那就麻烦了。
而且这事怎么能在北京干呢。
到北京去行剌，一则防卫森严，成功的把握性不大，二则太过明显，容易引起其它列强的干涉。
竹下一脸茫然，那你说怎么办。
河本笑着拍了拍竹下的肩膀：这样吧，事情交给我，我来干。
竹下问他，那自己还有无必要再去北京。
当然有必要！河本眯起了眼睛：你可以去当探子嘛。给我盯紧一点，弄清楚张作霖哪一天坐火车出关，然后通知我。
形势比人强，在关内忙活了一年的老张，洗洗回家睡成了他不得不做出的唯一选择，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了回家睡觉的权利。
即将面对的，将是一条一去不回头的死亡之途。
不过，如果你认为老张对未来的危险毫无防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事实上，老张头脑里的那根阶级斗争弦从来就没有松过。
忽悠了日本人这么多次，你以为人家都是傻的，尤其是入关以来，为了“寸土不让”，双方针尖对麦芒地拍过好几次桌子，要想不引起日本人的嫉恨和报复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他也不相信日本人真敢对自己下毒手。
毕竟他还是“东北王”，他手上还有东洋人垂涎三尺的饵。
他没想到的是日本军人如此疯狂，迫不及待地要换副牌打打了。
从北京往奉天，那不是一里两里的路程，不可能靠“11”路公交车走着回去。当时作为交通工具，张作霖有两种选择：汽车或是火车。
两者各有优缺点。如果乘汽车的话，路线是从不引人注意的古北口出关，取道热河返回奉天。优点是轻车简从，行动秘密，安全有保障。缺点是路况不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公路，你也知道是什么样的了），车子颠簸（兴许还会晕车），十分辛苦。
而如果换乘火车的话，路线是沿着京奉铁路走。优点是比较舒适（特别适合老张这样的老同志）。缺点是动静太大，容易引起不测。
对这两种方式，亲信部下、幕僚参谋都各有各的说法。在一时难以取舍的情况下，老张决定拿出他的老招数：赌上一把。
他拿出纸一撒两半，分别写上“汽”（代表汽车）和“火”（代表火车），揉成纸球后开始抓阄。
最后拿出来一看，是个“火”字。他打定了主意。
死亡专列开始启动了。
命运跟老张开了个玩笑：由赌始，由赌终。
选定了火车后，张作霖还留了个心眼。他枪林弹雨见得多了，深知兵不厌诈的道理。
先是一再更改回奉日期，说好6月1日出京，专车都来了，他又临时改变主意，宣布第二天才走。
第二天，专车出发了，但车上只有他的家人，老张还是没有上车。
第三天，老张终于上车了。
上车前，他向部下详细了解了安全保障情况。
从北京到奉天，沿途都有十几万奉军护路。北京至山海关一线由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负责，山海关至奉天这一段则由号称“福将”的吴俊升（因说话口齿不清，人送外号“吴大舌头”）把守，两人都是老张的绝对亲信，也都拍着胸脯打过包票，称安全绝无问题。
张作霖放心了。就算行程泄密，他相信也没人能动得了他。
坐上火车的那一刻，当凭窗再一次凝望北京城，东北大帅的内心里一定充满了伤感。
在这里，他曾经到达过事业辉煌的顶点。一个居无定所的流浪儿，一个声名狼藉的胡子，经过不断努力，终于闻达于诸侯，成了北京城里万人仰望的张大帅。
想想看，身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只手组建北洋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那是何等的风光，何等的意气风发。
闭上眼只听见，岁月如风在心间。
北京，是张作霖人生奋斗史上的最重要一站，是事业顶峰的见证地。然而，才不过一年不到的光景，眼前竟已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凄雨冷风中，连挥挥手告别的兴致都没有了。
窗外有多冷，闭上眼心就疼。
不去看也不去想了，算一算离东北的家还有多远吧。
张作霖的专列共有二十多节，他自己所乘的车厢为第十节。这是一个很有派头的车厢，当年慈禧老佛爷都用过，因外部呈蓝色，被称为蓝钢车。
作为曾经的保安队长，老张的专列在保安方面也下足了功夫。不仅蓝钢车的前后车厢里，配备着全副武装的卫队，而且在专列前还特地设置了一辆压道车，以防路轨上有人做出不轨的举动。
果然一路上太平无事，到了山海关站，吴俊升上了车。他是从奉天赶来的，喘着气就来迎接大帅了。患难最见真情，这让老张非常感动。
吴大舌头再次保证：从山海关到奉天，安全保卫已经做到严丝合缝，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遗憾的是，他说的并不完全对。
有一个地方，他漏掉了。
并不是他办事不认真或是存心欺瞒大帅，而是没有办法不漏。
这个漏点是一位关东军的大佐找出来的。
此人就是河本。河本奔着袭击火车而来，他曾经权衡过：究竟是直接进攻好，还是用炸药炸好。
最后的结论是用炸药。
直接进攻的话，痕迹太明显了，而且还不一定灭得了对方。炸虽然也有失败的风险，但一旦失败，还可以启用“拔刀队”。
对河本来说，要想干掉张作霖，机会仅有一次，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赌。
然而河本很快就发现，他还不一定能够赌得起来。因为经过侦察发现，整个京奉铁路沿线布满了奉军，警戒十分严密，真是像吴俊升说的那样，“连只苍蝇蚊子也休想随便飞进来”。
河本一度相当沮丧，要执行爆破计划，又要不被这些奉军发现，看起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的。
直到他发现了皇姑屯车站不远处的三洞桥（日方资料中称巨流河铁桥）。
三洞桥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交叉点。南满铁路在上，京奉铁路在下。
京奉铁路奉军可以守卫，但南满铁路却是日本控制并经营的，它得由关东军负责看守。
只是一个点，可是也只需要这么一个点。
从棋局上说，即使大部分棋面你都处于优势，但只要有一个地方被人钻了空子，仍然可以致命。
在接到竹下义晴从北京发回的有关张作霖已经启程出发的密电后，河本立即在三洞桥给张作霖挖好了一个死亡陷阱。
我看过一个资料，如果要把一座十几层的楼房掀翻，大概要用上90公斤的炸药。这位老兄为了让别人彻底死翘，在一节十几米的车厢上总共破费炸药120公斤！
这些炸药光光堆起来也好大一摞，又不可能弄辆重型卡车直接运过来，只能分装在三十只麻袋里面，然后偷偷放在桥墩上。
显然，要安置这么多的麻袋，不仅是个苦力活，还是个技术活。为此，河本专门从朝鲜调来工兵，才终于把事情搞定。
从老张的专列离开北京，直至到达皇姑屯，沿途除了有奉军护路外，河本大佐派出的间谍也没少搀合。他们很敬业地向设伏人员报告着列车的启停情况。
车厢里，老张很轻松地和亲信同僚们闲聊、玩麻将。过了皇姑屯，奉天近在咫尺，此刻，家人和文武官员肯定已在车站翘首以盼了。
他没有想到大祸就在眼前。
进入三洞桥，列车开始减速。此时，守候多时的两名日军爆破人员先后按下了电线按钮。
或许是由于紧张过度，第一个按钮竟然没响，第二个随即按响。
只听轰隆隆两声巨响，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一股高达两百多米的黑烟腾空而起。在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中，南满铁路吊桥的钢板下塌，将包括张作霖所乘车厢在内的多节车厢压在了下面。
铁路线上一片火光，乱成了一团。
河本后来回忆：面对猛烈的黑烟和爆炸声，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和害怕，药力实在太大了。
相隔不远的奉天总站也感受到了这股地震般的颤栗，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被震断，比用锋利刀片切割过还要整齐。
拿着望远镜远远观望的河本大佐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就算老张是铁甲人，现在大概也炸得连铁皮都没了，作为临时预案的“拔刀队”自然也用不着了。
河本过于乐观了，因为张作霖还活着。
但也只剩下了一口气。他的咽喉部位受到了致命伤，已经奄奄一息。专门来迎驾的吴俊升则当场被炸身亡。
人们赶紧进行紧急救援。随行人员把满身鲜血的老张扶上一辆敞篷小汽车，十万火急地往帅府送。虽然医护人员紧急抢救，甚至动用了英国大夫，但此时纵有再高的医术也无力回天了。
1928年6月4日上午10点，张作霖恋恋不舍地丢下他一手打下的江山，骑鹤西去。此时离“皇姑屯事件”爆发，专列被炸仅仅相隔四个半小时。
一代枭雄自此谢幕。
老张这一生，说他奸他也奸，说他滑也滑，坏事也着实做过不少。土匪、旧军阀、王八蛋，你怎么骂他都不为过。但有一点始终值得称道，那就是在外寇入侵的艰难时刻，这个人从来没有真正低过头，服过软。
盖棺论定，他是一个硬骨头的东北汉子。
在“皇姑屯事件”中，包括张作霖在内，共计死亡20人，受伤53人。
中外震惊。
爆炸发生后三个小时不到，日本人就贼喊捉贼地跑了出来，声称要与中方共同对事件进行调查。
因为他们事先早就在附近布了一个局。
在日方的带领下，中方调查人员在大桥附近发现有两具男尸。从尸体上搜出两封信笺，上面写着两句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犹须努力。
我不得不认为，这两句名言当时已替代了三字经的地位，就连日本人作假，第一个想到的也是它。
鉴于说这番话的南方领袖早已作古，能够把它认领回去的也只有后起之秀——蒋介石了。
日方据此认定，这是老张的仇敌从南方派来的便衣队。
对这种闭着眼睛张口就来的胡扯，中方人员当然不信。
两个便衣就能掀翻一座火车？你当是两超人！那以后干脆就不用派部队打仗，让便衣们投投手榴弹或发发掌心雷就够了。
也只有日本人具备这种想像天赋。
他们不仅这样想，还天真地准备把这种骗小孩子的把戏继续下去。
日方向中方出具了一份调查报告，想在报告中明告世人：是南方便衣队投掷炸弹，造成了“皇姑屯事件”。
一花独放不是春。他们希望中方能用盖章签字的方式认同这一报告。
有一个人当即拍案而起。
“爆炸如此猛烈，岂是人力所能投掷！”
说这话的人叫关庚泽，时任奉天交涉署日本科科长。
关庚泽的话说得很清楚：如果要得到日方报告中的结论，就算你让列车一动不动地停在那里挨炸弹，估计也得扔上一天。
见遇到了明白人，日方交涉人员立刻露出了流氓嘴脸：“如果你不答应盖章，日本军人将于你不利。”
面对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关庚泽不仅没有退缩，相反勃然大怒，给日本人扔下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当时尚未披露张的死讯），我这样一个小角色又算什么呢，随便吧！
没人配合，这个游戏只好自己玩下去。
两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一个声明，再次重申他们的“南方便衣队所为论”。
但是谎言终究是谎言，纸是永远包不住火的。几天后，有人来到奉天监狱，要求收容保护，并揭露了“南方便衣队”真相。
原来在“皇姑屯事件”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日军便通过日本浪人，将三个中国人骗到吊桥附近杀死。其中一个人见势不妙，拼命逃了出来。他见日本人宣传“南方便衣队投弹事件”，又从死者照片上认出了同伴，便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赶紧跑来寻求保护。
至此，日方哑口无言。
“皇姑屯事件”很快在东京引起了巨大反响。
日本田中内阁虽然又发声明又喊冤的，对外始终一口咬定事件是中国南方政府所为，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都没有关系，但其实对真相还是有点数的。
因为关东军瞒别人可以，瞒不了顶头上司陆军参谋本部。当然不是村冈或者河本打报告上去说的（就是有书面报告也不会自己承认），而是另有原因。
这就要说到一个组织：二叶会。
这个二叶会可不是什么浪人会馆，而是青年军官们自发搞的一个传销组织。传销产品只有一样：军主政从。
所谓军主政从，顾名思义，就是要以军队为主，其它政治经济文化什么的统统靠边站。
历史上把二叶会这帮人弄出来的这个东西叫“巴登巴登密约”。
缘起于几个初出茅庐的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被派到德国考察一战。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冈村宁次。其时都还是日本陆军里的小字辈。
去了德国一看，好家伙，太对胃口了。杀人那叫一个过瘾，见人就杀，不仅军人，平民也跟着倒霉。在战争中，飞机大炮，毒气坦克，能用的都用上了，光一个凡尔登绞肉机，死的人就数不尽数，别提多剌激了。
更让他们惊叹的是德国军人的那股疯狂劲，虽然仗打败了，但没人肯认输，都瘸着腿、红着眼睛在地图上画圈呢，想着法子要把失去的场子给找回来。
巴登巴登是德国著名的温泉城，很合喜欢泡澡的日本人的胃口。这帮小子也去泡了，一边泡，一边感动得哗哗流泪，说这股疯劲好，太好了，跟我们日本的武士道那是一样一样的。咱们得学，不仅自己学，还要带动大家一块学。
就这么泡着聊着励志着，就有了一个学习德国好榜样的“巴登巴登密约”。
回国后，几个狂人为了将这玩意真正宣传发动起来，就成立了二叶会。后来很出名的土肥原、板垣征四郎都是里面的铁杆成员。
这么催人奋进的组织，一贯以愤青形象示人的河本自然不会落下。特别是他对制造“皇姑屯事件”一直自鸣得意，不在二叶会里吹吹简直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吹来吹去，会友们都知道了。事情随后又传到了参谋本部耳朵里：皇姑屯事件原来是关东军弄出来的。
田中首相虽然不是二叶会成员，却是陆军里出来的，还在参谋本部干过，有的二叶会会员就是他曾经的战友。他当然也没有不知道的道理。
偏偏这时候，天皇召见了。
走在路上，田中遇到了元老西园寺公望。四顾无人，他就给西园寺咬了耳朵，说皇姑屯这件事十有八九是日本军人干的。
西园寺的脸马上就扳了起来：要真是这样，你可要严惩不贷啊，否则国家还有什么纲纪可言。
等田中进了宫，裕仁果然没放过“皇姑屯事件”，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政府出面让人干的。
田中赶紧矢口否认：政府哪能那么弱智啊，新人还没挑出来就把旧人给宰了。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的，便把他知道的情况都一五一十地捅给了天皇。
天皇听完汇报也来火了，这不是典型的不把政府当干部吗，这么大的一件事，不请示领导就给办了，以后还怎么得了。
这事一定得处理。
有西园寺支持，田中就当着天皇的面信誓旦旦地做出了保证：“对此等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决不故息，不把那个叫河本的混蛋送上军事法庭，老夫这首相就算白干了。”
但等他到了国会一看，才发现事情远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
政府的反对党不用说，当头一炮，指责政府在“满洲某重大事件”（大家当然心知肚明是什么事件）中充当了谋杀犯的黑后台。
你们也太过分太愚蠢了，这种干法，以后还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
田中汗下来了，他意识到，这些人其实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打“黑”是假，倒阁是真。
军部在听说政府准备在军队中进行事件的调查时，更是大为不满。他们认为，关东军干得没错，本来维护“满洲权益”就是日本的国策，你们政府肚子里不也在打这个主意吗，哦，现在天皇发了话，就想把我们军人踢出来当替罪羊，真是岂有此理。
可怜的田中一时骑虎难下。调查看来是进行不下去了，别说查别人，自己反而还要引火烧身哩。
这下完了。老板那里话也说过，牛也吹过，现在倒把自己逼上了独木桥。
这老头子也真够犯贱，实在不行你就回家装孙子算了。他不，他还跑回皇宫跟天皇纠正：前面我说的全部收回，这事跟我国军人没半点关系，还是中国人他们自己干的。
裕仁当时就愣在那里了。怎么着，把我当猴耍哪，一会这个，一会那个。当着这个老糊涂的面，又不便发作，只好挥了挥手，让他滚蛋了。
不管怎样，日本军政各界对“皇姑屯事件”之后的东北局面还是有所期待的。那就是随着老张这个“大头目”升天后，一定会出现大乱，然后由他们派兵干涉，从中混水摸鱼，实现“大治”。
但事与愿违，满洲风平浪静，奉军严整以待，日方没有任何空子可钻。